刘迺元：右派分子.下篇

© 刘迺元／文

七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晴天霹雳一样改变了风向。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并没有动员报告，6月8日社论发表以后，社领导并没有公开表态，于是我和同事们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仍旧沉浸在鸣放的美梦里。大家对6月8日社论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文章感到意外，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和一个多月以前动员整风时宽容大度的姿态相距甚远。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党不要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这封信由10个人签名，我也在内。40年后回忆这件事，我不禁为我那时的幼稚感到可笑。然而这并不是我做的第一件幼稚的事，而且幼稚的人不是我一个；其他9个签名者也未必比我懂事。还有组内所有的人，无不热烈支持我们写这封信，应该说都有幼稚病。信发出以后当然没有回音，然而我们并没有白白费事。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我参加的这封信被说成是反党的罪行之一，给我的批判者提供了材料。
　　不久院子里出现了大字报，点了一些人的名，说他们向党进攻。这些人有的我认识，如参编组的陈，我读过他的小字报，觉得他写得很好。如果我的消息灵通一些，我应该知道这首批大字报都是党支部写的。然而消息不灵通的还大有人在，就在大字报贴出以后，整风座谈会还继续进行了几天，然后才展开了对右派的批判。这时我竟然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批判陈，我说他的小字报写得很好，这是个直言的同志，不应当受到伤害。可见我幼稚到了怎样可笑的地步。

八

　　到1957年6月中旬，鸣放完全停止，整风运动改为反右派斗争。报纸上再也不刊载鸣放言论，而代之以连篇累牍的反击右派的文章。新华社大院里形势的变化和全国完全相同。鸣放座谈会不开了，换成了反击右派的座谈会。批判会的规模依右派分子罪行的程度而异：一般罪行的右派在全部干部会上批判，特别严重的则在礼堂开全社大会批判。批判的对象提前一两天得到通知，与此同时组织指定几名党团员准备发言。被批判的错误言论事先从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摘出整理，发给批判者。非党群众也一律参加批判会。
　　整风时，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提的意见愈尖锐愈好”，因此这时要在记录里找出应该批判的东西并不困难。记录员记的都是对党的批评，所以很容易找到“反党言论”。例如参编组的陈写了小字报，主张扩大新闻自由；批判时就说他要求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又如全社大会批判的邹，过去是一家大报的负责人，他说肃反运动使一部分人得以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批判者说他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陈和邹的出身历史都有问题：陈是台湾某政要的外甥，而邹过去为天主教的报纸服务，这些都注定他们的言论要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当然言论也是重要的。我在自己受批判以前参加过不少次批判右派的会，从那些批判发言里可以看出，提意见绝不能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异议；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则是要倒霉的。然而事情有时并不完全这样：我提的几条意见没有一条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扪心自问，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始终没有存过半点怀疑，更谈不上反对。然而批判我的人竟然从我的发言里分析出企图推翻共产党而代之以美帝和蒋介石的专政，这就使我不解了。还是郭沫若高明，他说：“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我这个人本来就应该整，不论说什么都是有罪的。郭老的说法至少适用于我。
　　反右派的批判会从1957年6月开到11月。前面说过，我是11月才被“揪”出来的，那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是因为指标不够被补上的名额；批判我的时候已经是过新年以后了。总之我参加的批判会正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大会开始先由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读他的检查，然后由批判者发言，也可以说是读批判稿。稿子当然写得理直气壮，而朗读的调子也无不义愤填膺，被批判者站在讲台的一边，垂着头面向观众。他的自我批评照例是不行的，因为发言者都是无限忠于党，他们痛恨向党进攻的人，尤其不能容忍对党不老实，而右派分子的自我批评照例是绝对不会老实的。
　　我坐在听众席，觉得这一套程序对我熟悉得很，因为它是七年前我在革大受批评的程序的重复，我在目睹那一套在我面前重现，不过我现时在观众席，还不是被批判者。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即有些批判者尽管感情充沛，批判有力，却免不了自己也接着变成右派。右派分子是不断被“揪”出来的，隔几天揪一批，每批数名，谁也不知道几时会轮到自己。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那些历史复杂或鸣放时发言比较尖锐的人，这时对右派的批判往往特别起劲，他们抱着万一之想，希望借此得以对党表表忠心，避开厄运。可惜的是，这些人大多或早或迟也变成了右派。结果是刚刚起劲地维护了党和社会主义以后不过几天，自己也垂着头站到旁边去了。同样可惜的是，在这些倒霉的战士被批判以后，过不了太久，那些批判者也有的站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去。
　　就这样，我坐在礼堂的一角，名义是参加了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实际上心不在焉，对于那些义愤的发言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也从来不要求发言，因为那些被批判的所谓罪恶言论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批判的东西。我不愿说违心之言，也不想扮演那种过了几天就变换位置的喜剧的角色。
　　我知道自己是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的。果然，1957年11月，党支部找我谈了话。
　　“大多数人是好的，坏人只有5%。”这是毛主席为反右派斗争制定的指导原则。可以理解，这不过是个大略的估计，不是必须确切达到的数字。况且由于对已有的好人和坏人并无精确的统计，所以5%这个比例数定得缺乏依据。然而从中国人口总数看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吓人的：6.5亿人的5%是3250万！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在发出指示之前是否真地找到了那么多坏人，但他的指示是有分量的。许多地方“挖出”的右派达到了这个指标，有些部门甚至“超额完成”了。原因是：第一，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一些领导人的原则是“宁左勿右”，以此表现对党的忠诚；第二，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划右上有意地偏严些，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划右，免得给自己招祸。结果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愈划愈多，远远超出了开始的估计。薄一波1993年发表了回忆录说，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估计全国有4000右派分子，到年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人数达到55万。
　　新华社的情况也是一样。到1957年11月，运动基本结束，共揪出右派分子60多人。在此以后又陆续宣布右派名字，间隔时间较长，每次宣布一两个。据说这是因为已有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就有必要继续审查，继续揪。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种“补充队伍”，但我确实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被批判的。
　　一天我正在工作，一个40多岁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他姓魏，是党支部指定专任“处理刘迺元问题”的。我没有见过他。他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整风期间的发言和写的文章。”他的态度很严厉，尽管尽力友好些，但毫无笑容，以致我怀疑这个人大概根本不会笑。“有些错误观点，并且有的很严重。你参加过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应该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份检查，看你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么样。如果认识得好，就可以宽大处理，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开会，不出大字报。几个月以前如果叫你写检查，你肯定不如现在写得好。现在形势对你非常有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我三天以后把检查交上去。
　　实话说，我一点也看不出形势对我怎样有利，也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一言不发地旁听了不少反右批判会，现在轮到批判自己，再不发言是不行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批判自己。我走投无路了。七年前在革命大学被勒令批判自己，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现在要批判我自己比那时更难，因为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努力想想自己做过哪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检查了自己解放前为共产党的敌人美国人做事的历史，尽量严厉地谴责自己一番。三天以后我把材料交给魏，但我知道毫无通过的希望。
　　果然，他读过材料之后又来找我，这次已经是满脸怒气。他把材料还给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我看倒应该叫做自我表扬！你辜负了领导的希望！我们原以为你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要决定你的前途的！”他提高了声音：“你在整风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因为你一贯坚持反党的政治立场。这一切你自己很清楚。现在要看你是坚持反动立场，还是缴械投降。好好想想，重写你的检查！”
　　这都在我意料之中。从在革大的经验，我还可以预料我第二次检查的反应。果然，第二份检查交上去的次日，部主任陈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部主任的态度比魏更加严厉。他叫我坐下，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小办公桌前写东西，他就是陈，我写大字报为他辩护过的那个右派分子。
　　“你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陈主任说：“你应该怎样做，老魏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正站在交叉路口，有两条道路由你选择。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自取灭亡。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说着他把我交上去的手稿掷还给我以示愤怒。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写空话或者玩弄词句，我们只要求你老实下来。”然后他指着陈向我说：“拿陈作例子吧。他的错误比你严重，但是他缴械投降了，因为他的态度老实。”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找我个别谈话了。“因为你的态度顽固，不适合个别谈，明天要开会帮助你。你必须出席，并且应当明白，这是进一步挽救你”。我走出去时听到他又说了一句：“老实下来，缴械投降，这是惟一的出路！”
　　一切都像旧事重演。我又一次被说成不老实，又一次不知道怎样做才算老实，又一次据说是站在交叉路口，应该选择一条路，而又一次什么路也看不到，并且又一次得到极为善意而又慷慨，但绝对无法接受的帮助。有一件和上次不同的事是要我“缴械投降”，说实在的，如果我真地攻击了党，我就十分愿意投降：如果我真有武器，会立刻呈缴无误！
　　然而看来投降大概是可能的。部主任不是说陈投降了吗！陈太高明了！我多么希望能单独见到陈，请他给我讲讲投降怎么投，这样我也可以投降了。可惜右派分子是不许单独接触的。我需要懂得投降的方法，可没有人教给我！

九

　　第一次批判我的会由部主任陈主持，他宣布“这是帮助刘迺元的辩论会”。“刘迺元在整风期间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我们为了给他一次投降的机会，还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如果他投降，就不戴帽子。一切都由他自己在这次会上的表现来决定。”接着他命我在会上读我最后修改重写的自我检查。
　　可以想见，我的检查只能引起大家愤怒的质问。一开始是质问，不是批判，因为部主任说过这是“辩论会”。他叫我用笔把问题一一记下然后答复。他说：“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解释，以便尽量挽救他。”然而接着发生的却很不像辩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但我刚刚回答就被愤怒的听众打断。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在整风期间说你要‘吐吐苦水’？”我说，在调到新华社以前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因此而苦恼。“你胡说！”提问的人喝道，“你是在吐你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的苦水，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水！”这时听众齐声喊：“叫他说！”
　　另一个问：“你过去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撤走时你不跟他们走？”我回答，因为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效力。听众中一个人说：“你说得多好听啊！你为美国人工作，挣高工资，你不跟他们走，把高工资都放弃了。这是因为你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吗？”我说是的。“果真如此吗？”提问者的口气充满了嘲讽。他问道：“你在新中国八年以后要吐苦水，你会拥护新中国吗？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你究竟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而留在大陆？我们想知道实情。”听众喊：“叫他说实话！”
　　接着有人问：“刘迺元说新中国不民主，说新中国没有法律”，（我插言说：“我没有这样说过。”）“刘迺元说要把高级干部一律撤掉，换成资产阶级专家”，因此“刘迺元想要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刘迺元污蔑青年一代，把他们比做蝈蝈葫芦，并且恶毒地叫嚣‘救救孩子’！”（我想要解释，被制止。）
　　会继续开下去，提问逐渐变成批评，后来索兴变成对我的言论和文章的批判。我的话被断章取义，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加以批判，几个人做了冠冕堂皇的长篇发言来证明我的意见是反动的。一个人说，刘迺元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和1949年以来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证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备、最有效率的民主制度。下一位爱国者提出，“刘迺元硬说中国没有法律”，接着极其耐心而详尽地列举了建国以来制定的各项法律，从《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缕述到《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直到北京市颁布的交通法规，证明我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后来批判的矛头逐渐转到我来到新华社以前的表现。为达到火上浇油的目的，部主任插言指出：“刘迺元刚刚参加革命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比做动物。”（他显然看过我的档案，那里有革命大学时期对我十分不利的记录。）主任的揭发引起了大家对我更加愤怒的谴责，我的批判者一个比一个更为激动和理直气壮，也更加能够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指出我口称自己爱国完全是欺骗。“如果你真的爱国”，他吼道，“你为什么一直为美国人工作，一直到他们被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你说你留在大陆是为国效力，完全是欺骗！”
　　于是批判集中在我做过美国记者，解放时留在大陆是为了什么，我从小就反对共产党，等等。一致的结论是：我趁整风之机向党恶毒进攻，妄图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部主任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同意这个结论，如果不同意便立刻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当然不能同意，于是部主任当场宣布，从此刻开始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着就散会，大家走出去，我一言不发，等到乱哄哄的声音稍稍过去，人们听得到我说话时，我说了一句：“我保留解释的权利。”
　　我留在最后，两个女同志在我前面走出会场，我听到一个说了一句：“他很固执！”我不知道这是褒义还是贬义。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辩论的一方蛮不讲理，另一方不许发言，这是什么辩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非倒霉不可了。部主任散会时还说：“我们尽力帮助了刘迺元，希望通过大家的帮助，他能认真考虑，缴械投降。”这种帮助倒是毫不陌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找到可以上缴的武器和向大家投降的方法。然而对我的“帮助”倒是愈来愈加强了。眨眼之间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逐篇看过去，愈看愈清楚：我完了。有一件事使我不解：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是“美国武装特务”。这是从何说起？直到20年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几天以后又开我的会，这次的级别更高了：参加者有其他各部的干部和副社长，主持会的是社党委委员。他每提到我都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字。
　　“右派分子刘迺元比别的右派更顽固”，主持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听他胡说八道。今天只向他简单地提问，弄清他的态度。”下面是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解放时你为什么不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起逃走？”
　　“因为我要为新中国工作。”
　　“但是解放后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我认为共产党很好。”
　　“那你为什么向党进攻？”
　　“我没有向党进攻。我只是帮助党整风。”
　　“你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
　　“你欺骗！”
　　“我说的是实话。”
　　类似的提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几次都是提问者的怒吼，接着是我的沉默。不久，主持者起立宣布：“由于右派分子刘迺元的态度恶劣，批判会已经对他不适用。我宣布现在会议改为斗争会！”斗争会和批判会不同之处，是斗争会不说理，只喊口号，还可以用暴力。
　　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疯人院里。我怒火上升，拒绝回答问题，只是不停地吸烟，任凭他们歇斯底里地向我吼叫，一概置之不理。忽然一个人举拳喊道：“不许右派分子抽烟！”
　　大家也同样喊起来。主持会的人说：“刘迺元，不要吸烟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下定了决心。
　　“我可以上厕所吗？”我问。
　　“去吧！”主持者停顿了一下说。
　　我把香烟和打火机装好，离开会场走出办公楼，找到我的自行车，飞快地奔回家，把批判者们抛在后面。会上连干部带群众有60人左右。
　　我知道这可闯了大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已经横下一条心，宁死也不受这样的侮辱！
　　次日上午我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去开一个小会。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是姓周的英、法文翻译，他是党员。他们没有重复前一天的那一套。只有周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沉默。周让我坐下。
　　“我们今天不准备批判你”，周板着面孔说，“因为已经证明批判没有用。这是最后一次开你的会。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你说的话对你自己的前途非常重要。”
　　我看出，这是因为昨天的斗争会没有开成，他们现在要我最后表态，以便决定怎样处分我。周问我：
　　“昨天开会以后，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有没有改变？”
　　“没有”，我回答。
　　“考虑好再回答。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周说。
　　“谢谢”，我说，“我不必再考虑”。
　　“现在我们出去，你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我们过三分钟回来。”周说完就带人走了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我独自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屋子里静得很，我的手表的滴嗒声都听得到。整整三分钟以后他们回来了。周叫记录员准备好，然后向我说：“你说吧！”
　　“我保留我的意见。请组织考验我。”我慢慢地说，这时记录员写下我说的话。看得出他十分紧张，惟恐漏掉一个字。我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物。
　　“好吧！我们走！”周对大家说，于是都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我跟着走开，心里很明白：我的命运已经不可挽救了。

十

　　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必须受孤立：如果没有事，谁都不和右派分子说话，交谈也要板着面孔。有时几个人正在谈笑，走进一个右派分子时谈笑立刻停止。“人民的敌人”不能娱乐，所以礼堂放电影右派分子是被拒之门外的。办公室里的内部传达不许右派分子听；每当组长传达时我和邻桌的杜就得离开，在走廊呆十几分钟然后回去。然而人们的态度并不是像官方要求的那样绝对一致。批判会上有的人的发言听得出极为勉强，更有人始终一言不发。我们组内的文和高两个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和我讲话，但我看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我后来得知，文因为批判右派无力受留团察看的处分，而高因文革中不肯贴大字报下放到新疆。后来他自己努力工作，任新疆大学外语系主任。
　　噩运笼罩着我们全家。两位哥哥的遭遇和我相同。大哥乃隆是地质部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在整风中批评领导不懂业务被划为右派。二哥乃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福利科长，因批评党的政策而获罪成右派。他说：“党在有些问题上搞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弟兄三人几乎同时受到同样的迫害，只是我的两位哥哥的态度不像我那样暴烈。每天晚上弟兄们从单位回家以后各自讲讲当天的痛苦的经历，真好像世界到了末日。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太严重了。那年父亲67岁，患严重冠心病，靠经常服药才能维持。八年前他从国外到了香港，由于种种顾虑不敢回大陆。二哥特地到香港，对父亲说明共产党的宽大和英明，打消了他的顾虑，一起回到北京，安享退休的清福。八年来他目睹国家形势很好，证实了二哥的描述，心里很高兴。我们三弟兄的事对父亲真是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他坐在书桌前，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喊：“毛主席！你知道吗？我的儿子都是爱国的。他们冤枉啊！”又说要到天安门去喊。我看着父亲为我们急成这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不久以后，在1957年12月下旬，父亲因心脏病猝死，医生事后诊断为心脏栓塞。
　　父亲去世，三弟兄一败涂地，全家从此失去了欢乐。弟兄们只能尽力安慰母亲，但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十一

　　这时正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新华社的职工轮流去参加义务劳动。1958年1月，春节临近时，通知我随队到十三陵去劳动。这个队由新华社各部门的人组成，有右派在内。但因是打破部门界限重新编组的，同组的人都是新朋友，没有孤立右派的问题，所以气氛很融洽。出发前由党委的一位干部给全队讲话。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右派分子，现在在等待处理。这次劳动是一次考验的机会。大家好好干，干得好可以从轻处理。”
　　这时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右派处理的规定，是在我受到批判以后正式颁布的。处分共分六类，最严重的是第一类，以下递减：
　　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第二类：监督劳动；第三类：撤职；第四类：下放；第五类：降职减薪；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
　　处理办法颁布以后，我便用以衡量自己，看我适合哪一类。结果看不出得到从轻处理的可能。党委的临行讲话具有激动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在昌平县城附近的工地住半个月，每个人都带着铺盖和换洗衣服。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出发，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那天风和日丽，太阳照得暖洋洋的，乘车到郊外透透风，出出这些天的闷气，觉得很痛快。
　　忽然，靠对面车帮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笑得非常友好，这一段时间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笑容了。他看起来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告诉我他姓张，是参编组的。我听到他的东北口音才想起，他就是开我的批判会时说我不是真地想为国效力的那个人。“现在我也变成了右派，咱们是一样的人了”，他说。我们不在一个组，过去不认识，批判会时见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见面，所以他认识我。他说得不多，但态度很诚恳，友好之间带着惭愧和歉疚。其实我并不恨他，我知道我们素无芥蒂，他批判我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而已。受批判以前，我在不少场合见到过类似的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对那受他们责骂和侮辱的人究竟有多少由衷的仇恨，以及这样的表演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现在张的身份变了，他不必继续装模做样，我们就可以推诚相见了。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张一起劳动，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会干农活，比我强得多，在劳动上经常帮助我。
　　我们住在昌平县城外的民房里，离工地10里路，每天步行往返。水库工地是一片人的海洋，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大家干着同样的一种活：向坡上运土运石，目的是筑起一座大坝拦洪蓄水。我们干活处就是将来的人工湖的湖底。由于经济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整个工程大部分依靠人力。手推车和肩挑的土篮是主要工具。人们情绪高涨，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我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这时我干得特别起劲。我推的车比别人装得多，来往飞跑，把别人抛在后面。回到住处洗脚时，发现手脚都打了泡，夜间感到腰酸背痛。但我照旧拼命劳动，毫不松劲。我经常脱掉上衣，赤膊在工地往来奔跑，引起人们的诧异和赞许。我并不是想要通过干活换得什么好处，可怕的前途也并没有叫我紧张起来，实际上我已经把党委那位干部的话忘记了。我只是觉得很久以来闷得要死，今天走出了牢笼透一口气。我被无情的偏见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几个月——不，几年了，今天在这广袤的大自然中舒展了四肢，释放了压得几乎要爆炸的能量。这里工作简单，人也简单。我要运土，力气用到了，土就变换了地方。土懂得我想干什么，我的年轻的肌肉出了力就得到了回应，诚实的劳动在这里换到的是诚实的报答，而不是欺骗和侮辱。这里的世界至少不是颠倒的。
　　半月以后我回到家。我晒得黧黑，饭量大得惊人，性格变得粗犷豪放，满不在乎。母亲说我变了，和劳动之前判若两人。我自己也觉得变了。时间到了，该变了，不管怎么变，变了痛快。

十二

　　1958年的春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晦暗的春天。
　　我在单位继续被“孤立”，后来我看出，这种古怪的关系对“孤立”我的人们也是一种负担。一次我在甬道里迎面遇到两位女同事，她们向我笑着要打招呼，但忽然记起我是右派，赶紧收起笑容快步走掉。我的处境实在古怪极了。在这里我禁不住对这种古怪处境的创造者无限钦佩，钦佩他的才智，竟然想出如此奇特的办法来折磨他的同类。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局面尽快结束。如果灾难必须到来就叫它来吧，死亡的威胁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天上午，两个月以前告诉我“形势对我非常有利”的那个姓魏的到办公室找我。他带我到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叫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对面。他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过。他告诉我：我在十三陵水库干得很好，为此党委考虑从轻处分我。我刚刚有点激动，桌上的电话铃响起，魏立刻拿起耳机。
　　“是的，他在这里。好。”魏说完挂断电话对我说：“党委在等你谈话，你要受表扬了。我们走吧。”于是他带我离开翻译部向干部处大楼走去，他说党委的领导在那里等我。我边走边想，我在工地的表现可能是好的，但那个打到空房间的电话值得注意：好像有人在追踪我，恐怕等待我的不是表扬。
　　到了干部处大楼，他把我带到二楼，指着一扇关着的门叫我进去，他自己走开了。我敲了敲那个门。
　　“进来！”里面的人吼道。我推门进去，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里面。一个穿便装，是新华社保卫处的干部，一个穿警察制服。
　　“姓名？”那警察问。我说了姓名。
　　“你站好！”他吼道，“你因为右派罪行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接着他递给我一张中文打印的文件叫我读。那是由新华社副社长邓岗签发的决定，内容是我是旧国民党政府外交官的儿子，本人解放前做美国记者，“曾做情报工作”，“死心踏地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党整风时期恶毒地向党进攻，并且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我读过之后把文件还给他，他说：“你保留着，那是给你的一份。”接着问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沉默不语。于是他说：“走吧。”这时我的后面有一个警察，我不知道几时进来的。他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拉进甬道尽头的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约20多人排队面壁坐在长凳上，都低垂着头，有几个女的在哭泣。近门处一张桌上放着两块方玻璃，上面涂着黑色油墨。带我进来的警察取出一张文件铺在桌子上，抓起我的左手，把五个手指都在油墨上蘸一下，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指纹按在文件上。接着抓起我的右手照样按了一遍，使用我的手指就像用手戳一样。我偷眼看那个文件，是以我的名义写出打印的自愿申请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我的指印都按在我的名字下面。按完手印，那警察指着桌子角上一块脏布对我说：“擦擦手！”我照办了。但那块布已经被我前面20多个“自愿申请者”用得乌黑，擦过和不擦差不多。
　　我是来得最迟的几个人之一。在我以后又有两三个人履行了同样的法定手续，之后，我们20多人就全部由警察押出干部大楼，上了等在门口的大轿车。每个人必须坐下，不允许站立。车窗一律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保证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前后车门都由一名武装警察守卫。车子开动以后，车上静得像送丧，但比送丧还要压抑百倍。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表明路程不远。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门口，院墙很高，装着电网。我们下车后被带进院子一角的一座四层楼房里，进去以后，后面的铁门立刻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先被押进靠门的一间房，押送的警察命令每人交出腰带、和随身携带的钢笔、小刀、别针等锋利物品。看来这是为了防止自杀。其实我们并没有企图自杀，起码我是没有的，这种保安措施并无必要；然而我们却因此必须提着裤子走进牢房。
　　这里是半步桥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我从中年开始到老年结束的漫长的旅程的第一站。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并且我们是被人用可怕的方式押来的。假如当时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可怕的前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提前使用了进楼时被迫交出的东西。
　　那天是1958年3月8日，我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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