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③反右运动.上篇

© 杜高／文

　　一．风暴前夜

　　1956年春节过后，肃反运动的高潮似乎过去了，我仍被隔离在49号院的小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已经不大来找我，除了偶尔写一两份外调材料之外，我的任务就剩下等待审查结论了。
　　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份刊物上，我不断读到一些信息。我从自己这一年来经受的折磨和痛苦的处境，从个人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辞犀利的文章，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感情上引起强烈共鸣。
　　这时，又接连发生了美国无产阶级作家法斯特公开声明退党和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的自杀事件，这些都在我心里引起了强烈震撼。
　　我记起周扬在一次报告中曾说到，苏联揭露出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露出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把胡风和一大批作家打成反革命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是向苏联学习，是仿照苏联的方式。记得他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
　　但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政治局势显然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我的朋友们得以先后恢复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至少共青团员小李不再步步跟随着我了。9月中旬，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
　　我恢复了自由。那些不久前还在怒目厉声辱骂我的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了。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你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啰，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了感动，感到了温暖。
　　这时已是1957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出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还有我，我们三人同年生。1942年我们十二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小伙伴，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孟超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十分同情并关心我，便要我到出版社工作，还特意安排我和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后来的大风暴中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在我的朋友当中，我是最后一个再次见到吴祖光的。我到他家时，他和凤霞依然是那样热诚地接待我。他觉得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了一年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安慰我，鼓励我，劝我不要垂头丧气。
　　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同住在49号院里当时兼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向他坦诚地诉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就是反党，就要受处分？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理解。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思索、倾诉，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通通都写了下来，写了足足有一万多字的申诉，还引证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所说，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然而，这封信的命运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什么“引蛇出洞”和“阳谋”之类，就都不是我这个小小青年人所能预料的了。

　　二．吴祖光突然成了戏剧界最大的右派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那被费孝通教授天真地呼作“知识分子的春天”的1957年上半年的几个月，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瞬。当时，共产党进行整风，是那样诚心诚意地、热烈地动员党外人士提意见，是那样急切地盼望听到群众的批评，谁会想到这是在“引蛇出洞”呢？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和各种场合说了那么多使知识界欣喜雀跃的话，鼓励“百家争鸣”，号召“大鸣大放”，谁又知道这是一场“阳谋”呢？
　　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几件事。这几件事后来都算做我的右派罪行予以申讨，也都载入了我的档案。
　　第一件：交给贾克的那封给陆定一的信；第二件：和唐湜联名写的一张大字报；第三件：发表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第四件：看望了路翎的夫人。
　　我是很偶然地见到路翎夫人的。
　　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之后，路翎早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的境况比他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总算没有被划为“胡风分子”，只是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宿舍。大概是195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6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住在这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我会来见她，因为她和过去所有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一个红门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他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匆匆交谈几句，我便告辞。天虽然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还是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但这件小事后来竟成了一件“大事”，反右时，批斗我灵魂深处同情“反革命”，反动立场顽固，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这孤苦的母女四人。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苦的二十五年，直到80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我很怀念那天邀我到他家喝酒，后来很悲惨地死去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思想很敏锐，敢于抨击社会的黑暗面。1956年他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脱不了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1957年6月间，我又见到了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的好朋友王正，他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年轻剧作家。他很动感情地向我讲述了整风中群众写大字报揭露出来的一件事，我也被触动，便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批评官僚主义。肖里看后觉得好，提笔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7月号上。反右开始后，这篇小品文被当做毒草遭到严厉批判，它的摘要放进了我的档案里，作为我的右派罪证之一。一篇批判文章说，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叫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供给我素材的王正当然被划为右派，肖里的命运就更悲惨，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黑龙江，家庭破裂。几年后的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位英年早逝的友人，想起这一代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王正凭着坚强的意志，挺起肩膀扛过了二十二年屈辱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他激情勃发，才华展露，创作了许多好作品，是著名话剧《报童》的作者之一。
　　这些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我和唐湜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讽刺剧协领导赵寻。这张大字报也当做我的一个右派罪证放进了档案。
　　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觉得他们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狂热，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还标明了谈话时间“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讯问者。
　　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1957年，赵寻根据苏联童话《小苍蝇变成大象》改编成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认为是自己给自己颁奖，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像，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进攻时，才得以猛烈反击我们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不但都被划为右派，而且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最严厉的处分。赵寻是反右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当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被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政治上飞黄腾达。反右运动结束不久，他下放武汉，第二年发生的反右倾运动，烈火便烧到他的头上，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公开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被当做叛徒、变节分子，列为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从牛棚到干校，饱尝了极左政治的苦头。这都是反右运动过去十年以后的事了。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吴祖光被打成右派。5月31日，吴祖光被文联领导人周扬和阳翰笙请去出席一个整风座谈会，他们再三动员他对文艺领导工作提批评意见。吴祖光怀着一颗艺术家真诚的心，希望党按照艺术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不料，到了6月，他的这篇发言被《戏剧报》和《文艺报》同时刊出，还被恶意地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一片热忱变成了对党的攻击，吴祖光就这样被打成了戏剧界最大的右派。
　　如果我们重读一遍吴祖光的这篇发言，就会看到他不但态度诚恳，意见中肯，而且措辞也很温和。后来，有人说这个标题是田汉加上去的，因为他是戏剧家协会的负责人，又是《戏剧报》的主编，批判吴祖光的大会多数由他主持，他还用笔名“陈瑜”写了不止一篇批判吴祖光的长文。也有知道内情的人说，《戏剧报》是奉了上面的指示，是统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几个领导人要这么做的。
　　这以后对吴祖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小家族”的几个青年头上。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又把“小家族”划为吴祖光的小集团“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时为把“小家族”挂到胡风那里而准备的现成材料，现在都变成了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弹。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愤怒地批判：吴祖光抗战时期在重庆，和唐瑜、黄苗子、丁聪等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准备同共产党进行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肃反运动中未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地被定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右派小集团。肃反运动没有做成的事，反右运动做成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实质上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

　　三．致陆定一的信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那封申诉信，交到贾克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后来反倒成了我“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小集团翻案”的最大罪证。
　　信的原件早已毁弃，信的内容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四十多年后，竟从这部档案里发现了它的内容摘要。多亏它的出现，可以使人们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历史的真实，听到一点历史的原声。我那时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第一次挨整，憋了一肚子冤屈，还真诚地盼望上级会来主持公道啊！
　　尽管这封信已被摘录得支离破碎、语句不通，还附加了一些气势汹汹的评语，但毕竟不能把一个人的思想撕得粉碎。
　　我想表达的思想是什么呢？我请求党宽待青年人。青年人有弱点有错误，要帮助他爱护他，不要动不动就把他们当敌人看；对一个青年心灵的伤害，往往会产生难以愈合的影响。这是我就自己的切身体会说的真话。青年人希望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青年人充满梦想，青年人纯洁热情，虽然由于幼稚会有一些狂放的表现，但请不要压抑他，不要打击他，更不要过重地惩罚他！
　　我还说了这样的意思：生活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确也还存在着……一些非政治的内容和性质的结合”，不要把一切人间现象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我甚至说：“一般社会学公式不能反映出这种种不同性质的复杂性。”
　　我的这些大胆而幼稚的言论本身，就表明了我当时是一个多么单纯而无知的青年人。但是最犯禁忌、最使人不能容忍的，还是我引用了苏联揭发斯大林以肃反名义制造的暴行和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不幸事件，并建议从中吸取教训，纠正肃反偏差。我哪里知道这是触动了一根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呢？
　　贾克大概已经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鸣放使毛泽东发怒了，他适时地拿出了我交给他的这份报告，只此一条，我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为肃反对象鸣冤。他这时亲手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规定，凡是“攻击肃反斗争的”，一律划为右派。在肃反问题上他决不让步。现在看来，大概是因为赫鲁晓夫正是从肃反扩大化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敏感。
　　贾克这时已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这篇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风云突变，整风变为反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而批判的一个重点就是罗隆基。
　　7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登出来了，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5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而现在，文联大楼里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篇篇愤怒声讨右派的檄文。人人争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
　　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或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此时都紧张起来；而前一段忍气吞声听取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摩拳擦掌准备反击。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我俩就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我们要发言》。
　　这张大字报，实在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政治风暴来临之前急于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成了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事例，也被当做我们的右派丑行编进了我的这份政治档案。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