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⑤边疆效力.下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一切为了活命

　　我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算是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浮肿更加厉害了，下肢肿得像块沉重的铅，小腹也肿胀得鼓起，动作不便，睡觉连翻身也困难。这时，我熟识的何大夫已释放出来，回到医院。他来看我时说，我倒下是因为体力消耗太多，而脑供血严重不足，造成休克、假死，倘若在12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那就是真死了。他庆贺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住院期间，家里得到通知，吴仲不在家，是大女儿先来看了我，带来了点吃的东西。邻居唐金花也来看了我。吴仲到星期天回来看我时，我的病室（是专门给犯人住的）有人监视着，只在窗外探视了一下。好在在周院长的关照下，我得到认真的治疗，生命力有所恢复。但浮肿和腹胀如鼓的问题仍不能解决。何大夫说，这是严重缺乏营养的必然结果，恢复还有一段过程。也许是周院长跟公安人员说了，我这人肯定不能劳动了，公安局便以保外就医名义，准予保释。我的邻居唐金花当时是居民小组的组长，愿意给我担保，我便在6月里被释放出来。这时，银川已来人调查“双反”运动的案子，对错抓错判的要纠偏，政治空气稍有缓和，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得到释放的原因吧。
　　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近一年，我出来后看到的世界，又大有变化了。所谓的“自然灾害”达到了高潮，职工的口粮减掉一半，每月食油每人仅4两（老制16两为1斤）。我才知道，我在狱中家里送来的东西，都是家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倒霉的是，家里还被人骗去吃的东西，说是我叫他来拿的，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时的社会群体，人人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吃，做梦也梦见吃。为了能填饱肚子，什么怪事都有。吴仲曾告诉我，她下放劳动的那个村子，有个成分很好的青年农民，有天当着众人的面，发疯似的去砸破人家的玻璃窗，爬进去拿人家的东西，他不跑不逃，就等着人来抓他。为什么？他就是想被抓去坐牢。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说是劳教农场有得吃，他愿意用自由来换取肚子饱。我感慨不已，“围墙”里的人要想出来，理所当然嘛；外面的人要想进“围墙”去，却是大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幸而这时市面上已开始有了高价食品。高价点心就是最引起轰动的一种。这种点心就是类似月饼那样的，用糖和油作馅的饼，中卫人叫“点西”。“点西”有三种价位，最高是6元1斤；其次是4元5角；再次是3元5角。卖“点西”的店铺，整天挤满人群，许多人倾家荡产也要买来过过瘾，填饱肚子。好在只要有钱和粮票就能买到。有的人迫不及待，买来就在店门口大嚼大吃，把1斤“点西”吞下去，说还没尝着是啥味儿呢。有的却不同，手捧着“点西”，细细品尝它的珍奇美味，可是运气不好的就遭抢了。买不起的人，顺手抢夺别人手里的“点西”，也是不跑不逃，当场就把“点西”吞到肚里，不管人家怎么骂他打他，他只管吃，吃完为止，被抢的人也无可奈何。我的大女儿为了挤进人群中去买高价点心，竟被人把身上刚领到的16斤粮票（一个月的口粮）偷去。这真是天大的事故呀！她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家里找出从上海带去的四床蚊帐，托人换得了10多斤粮票，才解决了难题。
　　饥饿，是人间的悲剧；但吃得过饱，也会发生惨祸，这我是亲眼目睹的。从监牢里放出来的人中，我认识的，而且在狱中曾帮助过我的那个南京人，竟在放出的当天就“胀”死了。因为家里人可怜他，尽量让他吃好东西，他一气就吃了一只鸡，两斤馒头，肠胃能受得了吗？还有一个姓马的医生，是吴仲认识的，也是在“双反”运动中抓进去的，也是在放出的当天，吃得太多，当场倒地而死，说是肚肠给胀破了。这种违背常识的悲剧竟发生在医生身上，更是十足的悲剧。
　　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保持沉默，好像没有这回事。咱们中国老百姓，确实本分老实。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饥民造反的，可那时却没听说有造反的，只是治安情况差些。铁路沿线抢钱抢粮票的时常有，还有为了得到10多斤粮票而杀人的，都是小打小闹的个人犯罪行为。
　　我们家也遭了偷盗，损失惨重。我们刚来中卫，就租了间环境较好的大房间，邻居有上海同来的出版社同仁，还有上海移民唐金花一家帮忙照顾，安全不成问题。但我被抓去不久，我大女儿列丽也被停学，弄到什么修配厂附属的修车小店当学徒，小女儿跟妈妈住乡下学校里，家里没人就锁着，每周六大家才回来团聚。不知怎么着，大女儿上级厂的头头看中了我们这间房，要派什么用场，马上就叫搬家，而且在住房主人吴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喊了几个工人就把家搬了，搬到一处十分偏僻的角落。孤零零地只有三间分开独立的房子，品字形排开，周围没有人家。我们这间在上方当中，另两间还没有人来住。我大女儿究竟还不大懂事，就用普通锁自行车的锁把门锁住了事。等周六吴仲走回家来一看，衣柜门大开，里面较为值钱的衣服，如我的呢制服、呢大衣、毛毯等等，都席卷一空。幸存的只有一只皮箱和书橱里的书。当下去报了案，可哪会有什么结果！虽然明知这和搬家的工人有关（这些衣物大家都看见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被强迫安置在这种毫无安全保障的地方，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被释放时，吴仲总算已摘掉右派帽子，调到城里第二中心小学来了。学校就离新的住屋不远。这样，带着小女儿，我们一家才团圆在一起。虽然我虚弱有病，家里又遭盗窃，很不幸，但终于一家人能在一起，每顿能吃上一碗面疙瘩，也就过得去了。这时，自由市场上的东西多起来，土豆、南瓜、卷心菜、葱蒜等，都能买得到（价钱稍贵一些）。宁夏人最可意的“油饼子”，花两三元钱也能买到一个。麦粉掺和草籽的炒面，四元一斤。总之，有了自由市场，问题就好办多了，我家的伙食也大有改善。每天有水煮卷心菜蒸白面馒头，或花样面食，还随时买点高价点心或其他食品，我们已感到十分满意了。当然，光靠吴仲的工资是不够开销的，吴仲就把幸存的皮箱里的衣料、手饰等较值钱的东西卖掉，来换吃的，补充营养，一切为了活命。
　　我的体力逐渐有所恢复，但还是腹胀如鼓。这时，银川政法部门有人来我家，向我说，调查了我在“双反”运动中的案子，是错案。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这次只是口头通知，以后还要发正式文件。“吁——”，我吐了口长气，一场恶梦总算醒来了，虽然在这场恶梦中几乎葬身沙窝。8月份，中卫的公安部门也宣布我解除管制，我又回到“公民”的行列。
　　接着，县里召集了尚未摘帽的右派集中学习，大约有三四十人，上海、北京的占三分之二。我所熟识的胡、何两位大夫都在。他俩劝我，何必在这里苦熬呢？腹胀是腹水的原故，本地的医疗设备很难查出病因，你不如回上海治疗！我接受了这个忠告。何大夫为我开了证明，通情达理的统战部马部长也给予支持，有关部门才批准去外地疗养。吴仲变卖了她母亲留下的最后的遗物——一件狐皮袄，给我作路费。在1961年的10月份，我终于乘上包兰路火车，经北京奔向上海。
　　事前，我曾写信给上海的叶帆、刘哲民和李俊老。叶、刘二人是老朋友了，先联系一下，好为我解决住宿问题；俊老是特别关心我的老领导，我西去宁夏混了3年，理该让他知道一点我的情况，到上海后肯定要去拜见他的。但前途茫茫，一切都是未知数。使我想起解放前到处流浪、毫无把握地闯码头的情景。
　　说巧也巧，列车到达北京站，一出站就碰见了刘哲民，同王冶秋在一起到站送客。刘哲民是因为郑振铎的一批图录，来北京文物出版社商洽出版事宜的。他一见我，说“长胖了”，他不知道是浮肿。王冶秋是国家文物局局长，我是初次见面。刘哲民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肚子饿。他说，那好，我请你吃烤鸭。但那天却是初次见面的王冶秋作的东。这一顿烤鸭真能解决问题。这之前，哪怕肚子吃得胀鼓鼓的，还仍感到饿、馋，没完没了。吃了这顿饭以后，那种馋相就消失了。
　　刘哲民还给我“吃”了颗“定心丸”，说俊老曾向罗竹风（上海出版局局长）提到，上海缺少有水平的古籍编辑，把何满子送出去很可惜。刘哲民和罗竹风私交好，所以我相信他的话。我这般光景回上海，我想俊老会同情我、帮助我的。于是，我带着这点信心回到了上海。

　　从上海治病到孤注一掷

　　我一生的命运，确实与政治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我不是在1961年，而是再过一年才回上海来续上原来的社会关系，我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上海了。1961年10月，我从宁夏中卫回到上海治病，正处在国家经济调整时期，就是贯彻“八字方针”的时候，政治上也较为宽松。开“神仙会”：“白天看戏，晚上出气”，这样的气氛，自然对我有利。我向俊老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另两位领导谈了我的情况后，他们都表示同情与理解。为体现知识分子政策，他们经过商议，决定要帮助我治病，养好身体，给我一定的工作条件，作为安置生活的保障：一是给办公室，同也是刚从外地回来的罗良能一起，为《辞海》写条目，每月送一百元作生活费；二是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每月写一篇活页文选，参加审稿，稿费作医疗费（约有百来元）。这样，我便能在上海生活下去了。
　　首先，当然是治病。当时我的症状，除了浮肿，主要是小腹积水，全身无力，有时气喘，呼吸困难。医生说，首先要查清腹水的病因。这就用上了当时刚引进的一些新科技医疗设备，如放射性同位素、超声波等等。使用这些设备费用都很昂贵，而我，没有公费劳保，全得自己掏钱。幸亏我就诊的瑞金医院是上海“二医大”的附属医院，“二医大”的前身是震旦大学医学院，不少主任医师拉得上是老同事关系，这给了我很多方便和优惠。有的检查就作为医院实验项目，免费或减费。但一个多月检查下来，诊断仍不十分精确，疑为“腹膜炎后遗症”。以后试用了多次小腹矿浴和红外线冶疗，腹水才渐渐消失。前后经过3个月，到1962年春天，才算完全康复。
　　我一直住在叶帆家。叶帆的妻子王琳，也是我在解放前流浪生涯中的老朋友；他俩的母亲两位老太也同住在一起，对我如同亲人；5个女儿1个儿子，都把我当至亲伯伯。我生活在这样一大家人当中，感到十分融洽、惬意。同叶帆更有说不完的话，“欣赏”不尽人间的趣闻轶事。
　　可是我不能不考虑到以后，要在上海留下来，必须把宁夏的关系转回来。我知道这是很复杂、难办的事。但想到当时政治空气比较和缓，也许有希望。果然，俊老和罗竹风局长都支持我，要我打报告，再由他们转给市委批。我相当乐观，以为这事有希望了。1962年秋天，吴仲也带着孩子从宁夏回到南方来了。她是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分担困难，精简退职回来的，落脚地是我的老家——浙江富阳龙门人民公社。在离开中卫前，吴仲处理了全部家当（家具），卖的卖，送的送，除随身行李，就搬回来几大箱书和一台立柜式收放机（收音机、放唱片）。就是说，宁夏那边已经空无所有了。她告诉我，在她去办退职手续时，那边要她把我的组织关系也办退算了。她没有同意。这真是关键的一着棋。如果她代我办了退职，那我就只有落上老家的农村户口，以后再没有文革时被赶回老家、再落实政策回到上海的事了。那我后半生的经历又当改写。我这个艰难的跋涉者，一生的后半部分将是终老在黄土地上了。
　　这里再继续说我想调回上海的美梦。不消说，这美梦很快就破灭了。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一开，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切都完了。而且，一件件不幸的事接连落在我头上。首先是叶帆的死。我的至交朋友叶帆突然猝死，对我打击极大。从此，在友情世界，我失去了最重要的、最可宝贵的支柱。他的猝死，也好像对我即将到来的面临生死厄运，是一种不祥的预示似的。另一件不幸的事是，我不能在上海呆下去了。在这之前，上海出版局决定出一套通俗丛书，俊老让我写一本《节令风俗故事》。我花了两三个月功夫，写成了六七万字的一本小册子。我知道，节令风俗牵涉到历史文化，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康生又早提出了批判厚古薄今的问题。所以，我每写一笔，都小心谨慎，注意“消毒”和批判。在印出3万册之后，市宣传部长张春桥突然一棍子打下来了，说：这不行，是引导工农群众向后看嘛！是谁搞的这玩意儿，要追究责任！本来，俊老是要我接着写另一本书的，现在当然不成了，还要承担“责任”。幸好俊老是仁厚长者，全部给我“顶”了，说这本书是他的主意，与旁人无关。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这时我唯一可走的路，是暂时回到浙江老家。
　　临行前，我去向俊老告别。俊老说：你的关系还在宁夏，你还是暂回宁夏的好，组织关系不能丢。人总是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等到有机会，会设法把你弄回来。俊老还托舒新城（老中华书局的主编、出版界闻人）写封信给齐燕铭，让我带去，经过北京时去见见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因为他又是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负责人。俊老自然是为我考虑，看是否能对我有点帮助。俊老还给了我一笔稿费作路费。俊老始终爱护知识分子的情意使我十分感动。
　　我在老家住了一段时候，挨到12月才出发到北京。我去看我二哥，他不在家。他是革命军人，我不便住他家使他受牵累，便住在刘哲民介绍的文物出版局招待所。去拜访了齐燕铭，他和我谈了约半小时，还让我参观了他的书房。我早明白，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我的问题是绝无可能得到解决的。我继续西行，一路黯然神伤的情景，就不用说了。
　　12月底到达中卫。原来我们那间屋子别人住了，我就去找原来的邻居朱平家。他是同去宁夏的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校对，他的妻子张耀英，在新华书店工作。两位很够朋友，招待我在他们家住下，管吃管喝。我开始奔波解决工作，即吃饭问题。先到原来的单位商业局，对方说，半年病假没来续假，已自动除名了。不理睬我的申请。找了组织部，也不解决问题。一直关心着我的何大夫，还有另两位热心的上海“哥们儿”，陪我一道去找统战部马部长。马部长向来有人情味儿，听了我说明情况，认为我的关系仍在商业局，商业局不能不管。在他的建议下，商业局同意我留下了，但派给我什么工作呢？要我每天推车到黄河北岸去卖杂货，当货郎。没有工资，货物先发给我，卖出后交款，自负盈亏。这种活我怎么能干呢？是赶羊上树呀！我一辈子哪怕再穷极潦倒，也从来没有与交易买卖沾过边，这不等于仍旧不给我饭吃么？我拒绝了。
　　于是，我又乘火车跑到银川找有关部门，想争取得到一个我所能胜任的工作。在银川，有好几个吴仲单位的老同事，这当中有我们特别熟识要好的老邻居薛元凤和何华芳。他们对我热情相待，薛元凤还以她记者的关系，提供我一些可走的门路。可惜，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我成了这世上多余的人，或者可以说：不算人，至多也只是一个没用的废物罢了。
　　此时此刻，我又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去死，我不甘心；逃出边境到国外，我想过。我凭着懂一点法文，拼死去闯天下，觉得也未尝不可，比这样窝囊地死更有诱惑力。但我有家小老母，不做到最后的拼搏，我何能出此下策！在绝望和万般无奈中，我想起了上海的文教书记石西民。解放前两年我在南京作记者时，到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去采访，曾见过石西民。谈起来，他知道我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一些文章，特别是歌曲《冼星海悼歌》；他主编的《群众》也发过我的稿子。在50年代初期，我同南京新闻界朋友毕群通信时，曾告诉他，我写了个《冼星海传》的电影剧本。毕群同当时在南京作市委书记的石西民很熟，一次谈到冼星海，毕群就告诉石西民我写《冼星海传》的事。毕群后来写信给我说：石西民还记得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冼星海悼歌》。还有更重要的是，我知道石西民对知识分子是有感情的。所以孤注一掷，写了封长信给他，坦陈了我的一切遭遇和想法。
　　不到一周，上海的电报来了，要我立即回上海，向出版局报到。这个转机，无异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封电报，加上两天后又收到上海出版局的来信，我在中卫县办调动手续、办户口粮食关系等等，当然就畅通无阻了。这事在当时曾轰动了中卫。后来知道，上海调往青海、宁夏的有三四百人，能调回来的只有我和尚丁两人。在中卫，当然也是破天荒的新闻。我走那天，几乎我所认识的人都到火车站来送我，为我庆幸。我不禁感慨、迷惑，我演的到底是悲剧呢还是喜剧？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