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④劳动教养.上篇

© 杜高／文

　　一．生存与死亡：两个人的不同命运

　　把我送进北京监狱劳动教养收容所时，我在心理上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整整三年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已经把我折磨得精疲力竭，生气丧尽了。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以为哪怕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流放，也会比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漩涡里受煎熬轻松一些。我那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对人生还充满向往，还希望像一个人那样地活下去，——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损伤一个人的自尊并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过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也曾敏锐地感受着新事物，接受新鲜的思想，并且喜欢毫无顾忌地对现实发表议论，不但自信，还有那种只有青年人才有的自负和自傲。这样的性格不可避免地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产生深刻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即便是离开那个“阶级斗争的漩涡”，也不能幸免。从这部逐年积累的档案材料里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和冲突也贯穿了我的整个劳动教养过程。塞进档案袋里的无非都是些别人为检举揭发我的不满言论而打小报告告密的各种材料，还有我每年写的思想改造汇报、小组评比材料以及我不断重复的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或检讨之类的东西。我的整个青春生命就化成了这厚厚的一堆档案材料，它们单调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直到岁月无情地给他添上白发，直到他的个性彻底泯灭。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适应那个劳改环境，还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某些性格，仍然克制不住地要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看法，因此就不断地吃苦。苦吃多了，年岁一天天大了，原有的锐气也就被一点点磨掉了，我也就一点点地不再是我了。
　　这部分档案一翻开就有一份材料，有人检举我对大跃进不满。其实，这所谓的“不满”，完全不是由于我当时就对大跃进的荒唐有什么认识，只不过是忍不住要把那时自身感受到的“不许睡觉”的苦恼宣泄出来，不过是对人们打着盹儿强撑着干活以表示自己干劲冲天的奇怪现象说两句怀疑的真话而已。当时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报纸上说的形势大好。至于大炼钢铁、高产卫星田、公共食堂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和严重恶果，我都是很多年以后才从各种回忆文字中陆续得知的。
　　但是，我关进劳教收容所后最早遇到的两个文艺界的朋友，他们的不同命运，的确使我有无穷的感慨。他们一个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歌唱家莫桂新，一个是北京舞蹈学校的青年教师孙颖。
　　我和孙颖关在同一间监房里。这里关的大多是流氓小偷、盗墓贼以及寻衅闹事扰乱治安的坏分子。右派分子只有三个，除了我和孙颖，还有一个孙儒。孙儒是北京公安局东城区某派出所所长，燕大毕业生。他这个人同他的名字一样，很儒雅，一身书生气，不像是公安干部。他说他从报纸上早就看过批判我的报道和文章，但他的右派言论有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他是这间监房的小组长，后来我们一同被送往兴凯湖农场。
　　监房的门紧锁着，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便于外面的看守观察里面的动静。房内两排长炕，每人分到大约一尺宽的铺位。最有趣的是我们刚关进来的第二天一大早，看守进来命令起床，人们刷的一声从各自的被子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面：只见一个身高一米七八，额上垂着一绺长发的英姿勃勃的瘦个儿青年，穿着裤衩背心，一条腿直挺挺地站立在炕上，另一条腿猛地向斜上方踢去，摆了个“金鸡独立”的姿势，接着又面朝墙壁，腿向后用力一踢，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恰好稳稳当当地落在看守跟前。看守一下子蒙了，厉声训斥道：“搞什么名堂？你叫什么名字？”那青年一边穿衣，一边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叫孙颖，舞蹈工作者，我每天都要练功。”看守对他又一声吼叫：“以后不准再跳什么舞，只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监房门啪地锁上了。孙颖闷头坐在炕头上，嘴里嘟哝着：“为什么不准我跳舞？我是新中国培养的。”我这才明白，被打成右派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很单纯很可爱的人。孙颖似乎没有感到自己处境的严峻，还在继续做着他的艺术之梦。就这样，孙颖成了我劳教后的第一个朋友。
　　我们关在这间监房里整整一个月，每天听组长孙儒读报，提高思想，知道了外面正在轰轰烈烈地打杀麻雀，消灭“四害”，全民大跃进。这一个月，我们每顿吃的是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菜头。看守就把到楼下抬粥桶和领咸萝卜的任务派给了我和孙颖。有一次在伙房排队时，忽然遇见了中央实验歌剧院合唱队的指挥莫桂新，他也在抬粥。我们打了个招呼，匆匆交谈了几句，大家都焦急地盼望着快一点到农场去劳动。
　　抬粥对我是重体力劳动，粥桶很重，压在肩上，迈步很吃力。上楼时，我走在前面，脚步一颤一歪，好几次把粥洒到地上。孙颖走在后头，重量都压到他的肩上，每次都累得汗流满面。有一次，他忽然要我看另外两个抬粥人。他说，你看他们的姿势多好看，节奏均匀和谐，就像戏曲里抬轿子的舞蹈。我当时真有些惊异了，这是在监狱里啊，他还没忘用一个舞蹈家的眼光看世界哩！
　　一天半夜，一阵嘈杂把我们吵醒了，走了一批人。莫桂新走了，我们还在等。又过了半个多月，突然宣布当晚送我们去兴凯湖农场。监房里骚乱起来，流氓小偷们哭叫着，害怕到那遥远而荒凉的北大荒去。三个右派却非常高兴，从心里觉得自己经受锻炼的时刻开始了。公安人员来检查我们的衣物，轮到打开孙颖的小箱子时，才发现里面只有很少的几件衣服，装的全是厚厚的古籍和有关古代建筑、服饰、舞蹈等方面的资料。公安人员翻着这些看不懂的东西，问：“什么乱七八糟？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年轻的孙颖恭敬地回答：“这是研究我国民族舞蹈的资料，都是些宝贝，是我多年收集起来的。”没想到公安人员把手一挥：“交上来送回家去！”孙颖猛地抱住了那个小箱子，苦苦哀求道：“我没有家，我就一个人，我不能丢下这些书……”
　　孙颖终于带着他的宝贝上了车。我俩关在一列车厢里，三天三夜之后到了东北密山。从密山乘卡车，一辆架着机枪的警车押着我们前往农场。不想走到半路上，又发生了一件使我惊异的事。卡车行驶到一个荒僻的山冈旁，忽然停下来，公安人员命令我们下车大小便。只见孙颖像一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兔子，跳上山冈，双臂直撑在沙地上，两条腿笔直地朝天竖了起来，同时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男高音嘹亮而美妙的歌声。我猛地看见警车上的机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也许他们以为这里要发生暴动吧，我真替孙颖捏了把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惊险的场面哩！
　　孙颖在北大荒度过了二十年劳改生涯。后来我们分开了，但我知道，他在劳动中一贯争先吃苦，善于用灵活的动作去完成笨重的体力活儿，而且劳动一天后还坚持练功，保持体形。晚上躺在窝棚里，常常是别人都睡熟了，他还靠在被子上，借着微弱的灯光阅读古籍。
　　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支撑着孙颖不妥协、不颓丧、不放弃，咬着牙挺过艰难的二十年。后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二十七年以后的1985年10月，我收到一张粉红色请柬，邀请我到北京天桥剧场出席大型民族舞剧《铜雀伎》的首演式。请柬上印着：舞剧编导孙颖。当我在华丽的剧场大厅看到那么多各国舞蹈家围着孙颖交谈时，我怎能不为他的顽强、他的惊人毅力终于获得成果而热泪盈眶呢？

　　我在收容所遇见的另一个朋友莫桂新，则是另一种命运了。莫桂新是有名的歌唱家、声乐教师、合唱指挥。40年代初，他和夫人张权在重庆合演的《秋子》，是我国演出最早的一部新歌剧。张权女士50年代初从美国归来，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是我国最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反右运动中，他们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
　　莫桂新比我早到兴凯湖农场，分在七分场。他那时已四十来岁，在我们当中算是老知识分子了。在大跃进的劳动竞赛中，这位音乐家以忘我的劳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分场推选他举着红旗去向总场报喜。
　　1958年8月13日，莫桂新高举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率领着七分场浩浩荡荡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地走了几十里路来到场部礼堂。那时我从八分场调到总场来办大跃进展览会，我们在礼堂门口相遇，都很高兴。
　　报喜结束后，管教干部来问我刚才和我交谈的是个什么人。我说这是个有名的音乐家，又会唱歌又会指挥。没想到这个管教干部听了很感兴趣，把手一挥，对我说：“你把他的名字写给我，明天就把他调到文教队来教唱歌！”我心里非常高兴，这样他就能尽快脱离沉重的体力劳动了。
　　谁能想到，他们报喜回去后，第二天又掀起了更大的劳动竞赛高潮。这位老知识分子不甘落后，抢重活干，累得筋疲力尽。我听说收工的时候，他在小河沟里擦洗铁锹，忍不住口渴，顺手捧了一口沟里的水喝了。万万想不到，这是一口致命的水，据说上游正在流行霍乱。他当晚就腹痛呕吐，连夜送到场部医院，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他就死去了。
　　他是第一个死亡的右派。他到农场还不到四个月。
　　他的死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死亡已开始威胁这个可怜的群体。在即将来临的艰苦日子里，还会有更多的人付出生命。
　　莫桂新被埋在一个叫做太阳岗的犯人坟场。后来听说他的夫人张权女士到过坟场，在他的墓碑前放了一个很大的花圈，那花圈隔很远很远都能看见。又听说他的遗物都被劳教分子们偷光了，只剩下一枝钢笔，交给了张权女士。
　　莫桂新的名字从此消失了。他死得太早，谁也不记得他了。几十年后，我翻阅各种音乐家辞典、音乐家名录之类的书，也都未再见到他的名字。到了20世纪末，也就是《杜高档案》在北京文物市场上被发现后，又有人发现了一本北京市公安局1963年汇编的一册《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这位歌唱家的名字最后就留在了其中的一张登记表上。

　　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 064
　　姓名　莫桂新　性别　男　年龄40　民族　/
　　家庭出身　资产阶级　籍贯　广东南海县
　　收容前有何疾病　/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
　　家庭住址　无量大人胡同45号
　　收容前职业　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
　　是否保留公职　保留　收容日期　1958年2月15日
　　原政治面目　/　案情性质　历史反革命兼右派
　　教养期限　/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爱人　歌剧院右派分子，有三个孩子依靠其夫工资收入。
　　简历 1944～1949重庆白沙业师音院讲师，北大，天津音院教授，天津伪训音乐讲师，宣传歌咏团团长。1949～1950在家闲居，卖煤，开委托商行。1950.4，入华北军（大）学习。
　　教养理由 1941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进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为了阻止耀光天华中学参加进步活动，关闭校门迫使学生参加，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散布反动言论，反对我党文艺方针，骂民间音乐是18世纪的，骂党团员是“棍子”、“小探子”，整风开始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处理问题，肃反依法进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教养期间表现 该人来场后认罪认错，担任组长，主动搞好文艺生活，教唱歌，劳动尽到主观努力，抬土抬双筐，遵守纪律较好。
　　原劳动教养场所 兴凯湖农场
　　死亡日期 1958.8.15
　　死亡诊断 1.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2.继发性痢疾。
　　通知家属情况 1958年8月16日
　　坟墓标志 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
　　是否办过领外手续 /
　　抚恤或补助 /
　　家属反映 /
　　是否摘帽子 未摘帽子
　　备考 死于医院

　　莫桂新和孙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命运。和我一同劳动教养的右派，只要像孙颖这样熬过苦难，就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又绽放出灿烂的生命之花，奏响华彩乐章。像这样的人，我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比如写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著名记者戴煌，冲破禁区最早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家从维熙，前北大学生、现青岛大学物理系教授谭天荣，前北大学生、现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数学家杨路，电影导演巴鸿，翻译家刘迺元，国徽设计者高庄，画家朱维民……他们的确称得上是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培育的英才。
　　当然，也有更多的像在收容所当组长的孙儒那样的右派，平反改正后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做出了贡献。孙儒回到公安局工作后，深切同情人民疾苦，80年代初，他满腔热忱地帮助不止一个流放边地的右派分子把户口转回北京，使他们得以开始新的人生。
　　然而，又有多少像莫桂新这样的不幸者，永远留在了那片荒野上，再也没有机会展现他们的才华和智慧了……

　　二．两个窝窝头事件

　　在劳教所里，对我们这些犯罪分子的要求是极苛严的。特别是对犯了思想罪的右派分子，哪怕是他们提出个生存方面的最低要求，也会被提升到政治高度来批判。
　　1959年，劳改工厂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放卫星”，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地干活。那时，谁要是说一句想睡觉，或干活时打个瞌睡，人们就要批判你对大跃进抱什么态度，你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1960年，粮食紧张了，定量减少了，谁要是说一句肚子饿，吃不饱，想多吃一个窝窝头，那就是对待“三面红旗”和“暂时困难”的态度问题。这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
　　档案里记录了我在劳教中继续“犯错误”的材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年底发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小组批判会的记录和我写的检查原件，都装进了我的档案袋。
　　今天重看我写的那篇检查和人们对我的愤怒批判，不禁要苦涩一笑。李辉先生以一个青年学者的现代眼光来翻阅这些历史陈迹时，他的感受是“这也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只是这个喜剧浸透了眼泪。
　　那是在1960年底，我被送到北京德胜门外一个劳改工厂改造。这一天轮到我去伙房打饭，每人定量两个窝头。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是工厂的技术员，记不得那天他是有病还是下车间去了，午饭没有回来吃。那时我们已普遍感到粮食供应不足，饥饿感时时袭来，没人吃的那两个窝头，对我确实是有很大的诱惑。我没有立即把它们送回伙房，但又没有胆量偷偷吃掉，思想一直斗争着。大概有人汇报了我的行为，第二天管教干部就来查问这两个窝头的下落。我赶紧把两个已经变硬的窝窝头送回了伙房。
　　然而，在那个年代和那样的环境里，尽管我没吃掉那两个窝窝头，但是有过想吃的念头，这就是罪过。管教干部一追问，我就赶紧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本性，又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我尽力往深里挖，可还是过不了关。管教干部不罢休，决定召开一个小组会，帮助我提高认识，会后还要我继续写书面检讨。
　　两个窝窝头，今天看来实在是小事一桩，那时却翻来覆去，没完没了。今天的人们会觉得，小组会上那些劳教分子们的批判发言很可笑。但在当时，这对他们却是一个可以表现自己思想进步的好机会。而我则没有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权利，除了老老实实接受教育，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狠批自己以外，别无出路。
　　写这篇检讨的时候正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挤睡在炕上的人们不知是不是在思念家人，大都翻来覆去没有入睡。监舍的灯很昏暗，我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工工整整地写了这篇检讨。天亮就是新的一年，谁能料到，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更可怕的大饥饿的年头啊！

　　三．1961年：继续劳教三年

　　我从1958年4月开始劳教，到1961年4月已满三年，按理说应该解除了——因为劳动教养当时是不规定年限的，而是视各人的具体表现而定，有很大的灵活性，一般最长三年。1956年国务院颁布实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整风鸣放时，在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谭惕吾女士曾提出，这种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把一个人抓起来送去劳改的处治方式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她的这一意见不但给她本人带来巨大灾难，也促使劳动教养在更大范围内更加严厉地实施。《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痛斥谭先生的意见是“攻击我们的司法工作”的右派言论，声称“实行劳动教养，是维护国家法纪，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最好的办法”，更是中国的一大创造。于是谭惕吾先生成了大右派，全国各地成千上万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也都成了劳动教养的对象。
　　1961年4月，也就是我劳教已满三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新规定，像给劳改犯判刑期一样，也给劳教人员定年限，按照每个人的表现，分六类进行处理，最短半年，最长三年。
　　我记得那一天刮着大风，全厂劳教人员都集合起来，一个个裹着黑棉衣，蜷缩着身子，蹲在劳改工厂的一块空地上，紧张地听管教干部宣读名单。风很大，呼啦啦地叫着，管教干部对着麦克风扯开嗓子喊叫一般：“今天开的会，是对你们进行政策教育的宽严大会！”然后宣布一些人解除劳教，其余的人分表现好的、较好的、表现坏的、很坏的四类，来定劳教期限。我等了很久才听到念我的名字，因为我被划入“表现很坏”的最末一类——继续劳教三年。我的心一沉，知道自己要到1964年4月才能解除劳教了。
　　我心情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人员，一般都被宣布为继续劳教一年或二年，只有我一个定为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啦！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敢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都是革命的干部！”
　　我低下头，不再申辩。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大概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又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我想起冬季一个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劳教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先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因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那本破破烂烂掉了封面的书，原来他看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被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教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事后这个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只可惜，他并没有因此而缩短自己的劳教期限。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盛行打小报告的环境里，有些人就企图利用诬陷别人的手段来换取自身的好处，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见当年的档案里有那么多检举揭发我的材料，我才更真实地了解到，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畸形，怎样怪异！
　　这之后的一个深夜，李干事忽然来监舍把我叫醒，要我赶快收拾好衣物，然后把我送上了卡车。我便随一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前往茶淀农场继续改造。
　　待我再听到有关李干事的消息，则是在1966年以后了。我因胸膜破裂被送进团河农场二大队职工病房休养，当时正值文革高潮，公安系统内部的运动也如火如荼。我不时从病房窗口看到管教干部们被揪斗的场面，有的戴高帽，有的挂着大牌子游斗，真令人惊心动魄。从病友的闲谈中，我听到李干事被群众用皮带抽打致死的消息，原因是造反派查出他在解放前的天津卫当过警察。他死得很惨。我想，这大概也是一个冤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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