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⑦农村十二年.上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在农村劳动12年，又另有一番况味：无奈的贫穷，难耐的精神饥渴；但有家人的团聚，乡亲们的关照，日子就这么流过去，流过去……

　　家乡的独特风景

　　我在农村整整呆了12年。我必须讲讲我家乡农村的这个特殊环境。因为，我12年的乡居生活和遭遇，都和这个特殊环境有关系。
　　我们那个村子，是浙江富阳南岸聚族而居的大村，有六七千人口。建立人民公社后，一个村就是一个公社。这里的居民大多数姓孙，属孙权的后裔，只有极少数外来人口的杂姓。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宗族意识很强，宗法势力始终有形无形地存在着。解放以前的封建、半封建时代，执政者的控制往往达不到农村，必然要依靠宗法关系来统治。宗法势力和封建政权统治，可说是犬牙交错，既有相互的补充，也有矛盾和抵制。地方宗法势力有时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会以各种方式来抵制政治势力。因为同族同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有一层“薄薄的温情的纱幕”。在这样的“纱幕”掩盖下，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区分有时是淡化了的。
　　这使我想到了西方的“公民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有一个与政权并存的“公民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治秩序下的两个空间。在政权表现极不合理时，留给“公民社会”的空间太狭小，政权把人民压得透不过气来（比如纳粹德国的统治），“公民社会”就会加以抵制和调节，使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我村的宗法组织，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解放前，我家因大哥二哥和姐弟都投奔新四军，参加了革命部队，成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眼中钉，我母亲时常遇到勒索与迫害，都因有宗族农民的保护，得到安全解脱。土改时，我母亲成分划为地主，但她是县里有名的军烈属，加上她为人贤惠，人际关系好，在斗争地主时，很顺利地过关，而且不几年就摘去地主帽子。
　　我回乡后知道，大队支书是大权在握的“土皇帝”，在掌握分粮派款、入党参军、招工招考等方面，往往有生杀予夺之权。在权力网上，有一批人死心塌地跟随。文革初期还保持这样的局面。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绝大多数是学生、青年干部，反对的是“走资派”，与权力对抗；而我们村，还是大队在当家操纵。拿我们大队来说，造反派也主要是大队的基本骨干，加上几个劳动不好却喜欢赶热闹起哄的人。所以“破四旧”时，仍旧按“运动”的老模式办，先揪出四类分子来打。吴仲是摘帽右派，农村里很难找到第二个右派，于是，“摘帽”暂时作废，吴仲也就变成五类分子被揪出来了，还加了顶时髦的帽子——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自然，这与当时大队暗里操纵运动的人有关。吴仲下乡后，为我母亲军烈属的优待权益问题，曾经得罪过大队党支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回乡后，户口落在哪个生产队，看来还经过周折和各队商议才确定的。我家四口都在四队，我想我也总会安排在四队的，结果我却落户到三队。一家人分属两个生产队，开头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各个生产队都劳力爆满，至于你这不能派多大用场的弱劳力，自然是不会受欢迎的了。四队负担了我家四个人，已经吃亏了，只好把我安排在三队，平衡了一下。逐渐我更了解了我村的许多实际情况。
　　我村人口多而“上作田”（即可耕作的田）少，是一大特点。土改前，地主的田地和山林多在外村和邻县。如一个大地主的山林，就在十里外的上官，山上产竹，他家就在上官设造纸作坊。土改后，那些境外的田地和山林，统划给别的公社，我们公社的“上作田”就更少了，大约每人平均不到半亩。所以虽然土质还不错，多数农民也一向勤劳耕作，一年的劳动所得，也实在没多少。特别是合作化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劳动积极性降低，大家吃大锅饭，大家一窝蜂出工收工，看来田间密密麻麻是人，实际上大家磨洋工。到“大跃进”时更不得了，青壮年都赶去烧土高炉炼“钢铁”去了，剩下来的老弱妇残，日夜加班“战斗”在田间。其实在田间轮流睡觉，有专人站岗放哨，干部来了就拿起锄头，干部走了倒头便睡。这也实在不能怪他们，人怎能不睡觉呢！
　　然而在这之前，公社的亩产卫星早已放出去了。据当时的大队会计说，公社也是迫不得已才放“卫星”的。别的公社个个“卫星”上天，你总不能不跟上吧。于是公社逼大队报数字，大队的会计报了两次扩大了的数字都通不过，说是比人家差远了，要他再想想，思想通了再来报。终于这位会计“思想通了”，报上了个天文数字，这才得到认可（别的大队当然也是“思想通了”报上的数字）。如此这般的瞎折腾，在三年困难时期得到什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吴仲比我早下乡了几年，一去就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在这方面比我了解得多。1962年，农村已实行和缓政策，除了自留地，还可以开“十边田”了，就是利用山边、屋边、田边、地边、河边等处的空闲地，种植农副作物，谁种谁收，来调济生活。也可以让农民搞点养鸡、养鸭、养猪等家庭副业了。这样，人们才逐渐缓过气来。我回乡那阵，家家都有自种的番薯和蔬菜，生活大多得到改善，但仍有一些人，在青黄不接时要借粮度日。
　　至于现金收益，那就谈不上了。每个生产队的强劳力，干一个劳动日的活，一般只有三四角钱，较好的队有五六角，差的队只有二三角钱。所以生产队一般人家所挣的工分，只能抵上分配到的口粮钱；劳力特强的人家有一点余额；而弱劳力人家都是欠款户（叫“倒挂户”）。当然这些所谓欠款或盈余，都是记在账面上的。欠款的永远无力去偿还；有盈余的也拿不到现款。只有收获季节挑粮食去卖了，能拿回点现金分配给社员，这就要按劳动工分的多少来分配了，一般只有几元钱好拿。所以，大家都穷，社员一年四季没钱花，连买点生活用品都困难。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家乡的经济状况。
　　我们家乡的宗族遗风，却对我起了保护的作用。这在我的生活中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从我知事和有了点知识开始，我就对宗法社会的一套很反感，即使一般的乡土观念都很淡薄。真没想到，这一生还要依靠封建式的宗族的庇护，这也是形势把我带到这样的境地，不是我个人所能左右的。
　　由于这种关系，我在农村比起在宁夏的光景要好；比起上海的一些同类人，确实又算是比较幸运的了。首先，我并未感到对我有多少歧视和不信任。1967年的夏天，生产队的抽水机坏了，就交托给我到上海去修理。抽水机是生产队的命根子，派我去修理，表示信任我。文革期间，五类分子要早请罪，晚汇报，对我也不太严厉。有时，小队开完会，该汇报、请罪了，队长说：回去睡觉吧。一次斗争会，县里来了工宣队、造反派，各个大队都派来了当政的大队长（这时大队支部书记都靠边了）、治保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像是规模很大的一次批斗会。五类分子早就集中学习了，到时就按大队依次批斗。轮到我了，由贫下中农代表主持，要我交代罪行，我说完了，他朝群众问：交代得好不好？大家说：不好，不彻底！他接着向我说：你交代不彻底，赶快向大家鞠躬，谢罪！然后向大家说：完了，散会！
　　以后，经过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形势更加复杂纷纭。到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四人帮”垮台了，我们一家的处境，也逐步有所改善。1978年年底，我才得到落实政策，从农村回到上海。我好像迷迷糊糊地绕了地球一周，又迷迷糊糊地回到了起跑线上。

　　满目凄凉的家

　　我是1966年9月下旬回到老家的。一走进家门，竟是满目凄凉。吴仲前些天刚被揪斗，头发虽不像城里剃的那种“鸳鸯头”，却也被剪得不成样子。不消说，她的凄惶叫我心碎，两个孩子沉默无语。姊妹俩已经经历过两次家庭大变故，幼小心灵上尚未抹去旧的创伤，这回又加上了新的伤痕。82岁的老母亲，震惊和忧伤的心情，从她颤巍巍的双手和含泪的眼睛可以看出来——这回真是摧毁她晚年生命的致命伤啊！第二年，她老人家就在忧伤中去世了。
　　家被抄了。损失零零星星的物品不去说它，最要命的是，家里的藏书全抄去了。这里面有老家一大立柜藏书，主要是些线装的历代著名的医书，还有吴仲从宁夏搬回家来的几大木箱文、史、哲各类书籍和我的一些文稿。后来只发还了“毛选”和马克思、鲁迅的著作，连恩格斯的书都被当作反动书毁了。
　　吴仲早在1962年就从宁夏精简下放回到家落籍。她是个随地可以生根发芽的本分人。这几年，她陪伴老母亲住在一起，一边在生产队做会计和记工员挣点工分，一边自学中医医书，懂得点针灸术，免费为乡亲们服务，人际关系是很好的。为什么文革一开始，在“破四旧”中首先就被揪出来呢？我说是“在劫难逃”。农村中知识分子少，家里有藏书的更少。我家自然引人瞩目。这不就是文革的天然对象么？加上她是个“摘帽右派”，仍属“另册”的，又加上我的影响。当年我在上海打成右派，是登了报，广而告之的。农村里一般农民当然不知道，可是有点知识的，对这类问题敏感（他自己就是专政对象）的人，就很记得这桩事，而且为了表现自己，向上面提供了“炮弹”。在批斗吴仲的会上，就有人拿着当年的报纸，质问孙承勋为何改名何满子，犯过哪些罪行啦什么的。所以我说“在劫难逃”！
　　但有一点是我估计不足的，吴仲一点不懂农村基层组织权力的厉害。凡是“聪明”务实的人，都会去和大队干部套近乎，赢得大队领导的信任，这样可以得到庇护，办事容易。而吴仲则不仅不搞这一套，还不知天高地厚地摸了下“老虎屁股”，虽不是有心作对，实际上得罪人了。起因是我老母亲的烈军属优待问题。1962年吴仲带着两个孩子到农村落户时，县里学校招考时间已过，为了让大女儿能继续上学读高中，吴仲只得代表母亲去县里民政科要求帮助大女儿入学，因为按章程军烈属家庭是会得到照顾的。结果很快解决了问题，校方还说可以申请免收学费，但吴仲婉拒了。民政科的干部就便问起了我母亲去年应得到的粮食和钱款（即作为军烈属的优待款）是否落实了，如未落实，就反映给民政科帮助解决。吴仲回去一查问，母亲说根本不知有这回事。吴仲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了民政科。很快，民政科就指令公社督办，让大队补发了欠粮，至于若干斤口粮可免费的优待，吴仲也没有再去争取了。就这样，已经大大犯忌，吴仲却毫不察觉。文革“破四旧”时还是大队支书在掌握，吴仲的被揪斗，势必“在劫难逃”！
　　据吴仲的追述，被揪斗的缘由可真叫荒唐可笑。造反派事先掌握的一条，竟说吴仲是李宗仁的秘书。批斗会上要吴仲交代“杀了多少人，放了几次火”。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因吴仲每晚到小队去记工分，有时带去自费订阅的报纸，为社员们读报。一天，读到李宗仁夫妇自美国回国定居的消息，吴仲随口说了句：“郭德洁还这么年轻嘛！”有人问：见过他们吗？回答是：见过。李宗仁竞选总统时曾去采访过他们。就这么着，传到有心人耳里，吴仲就变成了李宗仁的“秘书”，成为活生生的罪行。
　　还有一条批斗的口实，是抄家时抄出的一件海虎绒大衣。这还是吴仲在南京作记者时穿的。那些造反派看到长毛绒质地那么细滑厚实，估计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买得起。于是当场就被判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让大热天穿上那件海虎绒大衣，戴高帽子游街，在大雨中被罚站淋雨，被剪了头发，剪了裤脚……更荒唐可笑的是，抄家时被抄去的许多照片中，有一张我二哥身着人民解放军军官服装、胸前挂满奖章的照片，也许是二哥的长相和军装毕挺的姿式吧，竟被误会为蒋介石的照片，被陈列在吴仲罪证展览会上。另外，抄去的我们当年结婚时宾客签名的一方粉红色软缎，也当做“反革命黑名单”陈列了。
　　总之，说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其实可以不必太在乎的，吴仲却想不开，几乎要陪上一条命，真是何苦哇！好在乐于整人的毕竟是少数，真正的贫下中农群众，倒对我们处处庇护。吴仲挨斗时，有人送慰问食品；有人通风报信，这样就少吃许多亏。我回乡后，每次要斗我之前，也都有人来打招呼，嘱咐我吃饱点，作好思想准备。这无形中对身处逆境的我们，是一种可贵的支持。

　　农村模式的监控

　　回乡之前，我不知道农村对我这样的人管制有多严。想像中，农民文化低，对我的问题肯定更难于理解，更难说得清楚的，日子可能会更加难过。加上我回乡带给家里的不利因素，我真有点忐忑不安。
　　我由上海两个红卫兵押送到龙门公社，当天晚上就被叫到我家所在的大队，有人指着另一个人吩咐说：今后你就归他管了。这个他，很快我就知道了，是大队的治保干部，绰号叫作“三角石头”的。我们乡里人很善于给人起绰号，绰号往往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人的品格和特点。这“三角石头”，我初一听不大懂，经人一解释，原来如此：三角形石头摆不平，摆哪里，哪里不太平，有出格、难弄的意思。我也不大在乎，“曾经沧海难为水”嘛。
　　这时，“三角石头”有两三个造反派作助手，管了十来个地主、地主狗腿子、富农、坏分子、叛徒、反革命等所谓五类分子。据说，在平时，也不过时而训训话，派派义务劳动，不多找你的麻烦；可是在运动中就不同了，“治保”显得特别威风，在五类分子面前呼来吼去的。我成为他的属下之后，一周一次训话，时间一长，改为每月一次，有时忽然心血来潮，也会叫去训一场。随他讲什么，我学大伙儿的样，立正站着就是。好就好在他不管你听进去没有，也从没叫表个态或写什么思想汇报之类，也没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样，叫你相互监视，自相残杀。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阵“毛毛雨”罢了。逢到“五一”、“国庆”这些节日和春节前夕，村里街头巷尾和公共场所要搞清洁大扫除，这照例是五类分子的活，我自然也胜任愉快，没得说的。
　　我挨过两次斗，印象较深。一次是1967年的元宵节，本公社的造反派要做出革命的样子来，开的这次批斗会，特别隆重，还学城里人的样，在我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反右分子”，大概是反革命分子与右派分子的简称吧。被一位有文化的老师看到，我听他嘀咕道：“反右分子倒是革命的喽！”可是他也没去报告更正，径自走了。我就暂时充当了一回“革命的”，想想忍不住要笑。
　　第二次挨斗，可就没有一丝“轻松”可言了。这回我并不是主要斗争对象，而是斗公社、大队“走资派”的，我们五类分子是“陪斗”。虽然精神上没啥过不去的，却严重地触及肉体。要我们这些人都跪在竹筒上。竹筒硬而坚，时间又长，挨到散会，我站都站不起来了，还是城里来的一个青年造反派拉我起来的。
　　这里附带要说一下，这次批斗会，不是由我们公社的造反派“红暴”（红色暴动派）主持，而是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进村后搞的。“红暴”和“联总”是当时浙江的两大造反派，敌对得很厉害，但两边打的旗号，都是“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什么差别。后来才知道，原来两派背后支持的政治势力不同：“联总”是空五军、二十军支持的，也就是以阴谋夺权的林彪为总后台的；“红暴”是保江华的，有省军区支持。两派搞起武斗，势不两立。富阳县是“红暴”的大本营，下面的人民公社造反派却又各有所属，我村属“红暴”派。两派在夺权拉锯战中，“联总”队伍庞大，势力强，富阳被夺了权，于是“联总”浩浩荡荡征服了许多公社，也进驻了我村（经过一场血战，详情以后再说）。他们一来，气势就不同，把五类分子都集中到公社去学习，几天不得回家，三餐还得由家人送去。那场规模特大的批斗会，便是在集训之后的“压轴戏”。
　　这时的农民群众，早已没有运动初期的好奇和“看戏”的兴趣了。经过残酷的武斗，大家吃足了苦头，更把“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之类看穿了。小队里对我这个专政对象，也就更马虎起来，“晚汇报”这类行礼如仪也免了。而且同我走动来往串门的也多起来，我家又成了老农们常来闲坐拉家常的地方，有时还要求我讲故事解解闷。
　　唯一的麻烦，是外调人员来找我。外调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人数众多，所以只要有外调的人来，人们都知道是来找我的。这些人，有的态度比较正常，我也由此知道了些熟人、朋友在什么地方，处境怎么样。我抱定的对话原则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乱说和凭猜想来说。可是这却不对有些外调人员的胃口，他们并不想实事求是地来调查某人如何，而是先定好了调，诸如叛徒啦，反革命啦，走资派啦，三反分子啦，他来问你，是向你取证的，你回答的话不合他的口径，他就很不满意，说你包庇某人。这个时候，陪同外调的治保干部，就抖起威风来了。一次，是来外调河北省工业厅的一个厅级干部吧，我知道此人是去过延安的，但不熟，也多年从没有交往过的，我当然说不出多少情况。这外调人员就大发其火，拍桌子吼叫：你太不老实！叛徒包庇叛徒！陪在一旁的“三角石头”就气势汹汹地揪我的头，要我“老实点”。我呢，也忍不住吼起来：“我就知道这点，难道要我乱说去冤枉人么！我又怎么是叛徒哪？”那人哼了一声，说：“你也去过延安的，从延安跑出来，不就是背叛革命？”原来，逻辑就是如此简单。
　　像这样的外调，当然是两败俱伤的。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也弄得烦恼不堪。但话又说回来。1967年我为小队修理抽水机去过上海一趟，领略了一下上海造反派的斗人风。白杨被剃了光头；吴强被打得爬不起来；工厂里的“牛鬼蛇神”整天在伟人像前低头请罪，每个走过的人都可以侮辱他，踢一脚或打一拳……这些关于文革中出版界和整个知识界受冲击的情况，在当时的造反小报上也是有记载的。相形之下，我在农村里触及肉体所吃的苦头，还算小的，我也就心平了不少。

　　荒唐的武斗

　　文革十年，有人称之为“荒唐岁月”，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文革中涌现的各类荒唐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实在数不胜数，武斗便是其中的一项。
　　运动开始不久，上头就有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我的理解，这是针对当时揪斗斗争对象的手段而言的。就是说，要触及灵魂，而不要搞肉体的惩罚。哪知已经被煽动起来的无法无天的革命行动，很快上升为造反派之间夺权、夺位、夺利的斗争。要“夺”，当然就要斗。于是，在革命名义下纠集起来的造反组织，纷纷拉队伍，占山头，许多大小城市大打派仗，加上当时的“革命旗手”，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更是火上加油，到处打、砸、抢风行，这时的武斗，不仅是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连农村里老实巴脚的农民也卷进去，搞成了一片混乱，还不知到底为什么。
　　前面说过，我们公社的造反派是“红暴”一边的。其实，参加造反组织的是极少数，多数农民哪管你什么红暴绿暴，更不懂“红暴”与“联总”有什么区别。即使参加“红暴”造反派的，也大多不懂这一套。大多数农民想的是，抓好夏种秋收，争取一个好收成。这两年刚刚从可怕的饥饿年代度过来，气还没喘透哩，谁不想肚子吃得再饱一点、好一点。所以，除了奉命开会，农民们对运动是相当冷漠的。
　　可是，村与村之间，因为所属派别的不同，就自然而然引发了相邻村庄历史纠葛中所产生的愤恨情绪：哪年划分公社界限时，哪个村占了我村多少便宜；哪年哪个村斫了我村多少树；哪年为争水灌田发生械斗时我村又吃了多少亏哪，等等等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出来了。我村本来据说是吃过许多亏的，现在倒反而成了邻近村庄攻击的目标。人家同“联总”的十多个村，说是要来联合攻打我们的村了，这就激起了全体社员的反抗激情，不管是不是参加“红暴”造反组织的，都一致行动起来，摩拳擦掌，“保卫村庄”。家家把镰刀、铁锄、菜刀磨得锃亮；青壮年有的是力气，用木杆、铁器制成尖锐的长矛；在退伍军人指导下，自制了土手榴弹。沿进村小路边的房屋，各家墙与墙之间，都打通了一个缺口，是为作战时自己人进出和方便联络用的。真是“像煞有介事”似的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气氛越来越紧张。每天村里都派出“探子”到村外高地去监视敌情，随时回来报告。已经多次传闻“联总”要进村了，并且说，“敌人”进村后说不准要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于是家有少女、年轻媳妇的纷纷逃往外地亲戚家，我家两个女儿也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叶帆家暂避。这时正是晚稻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但为了备战，人们哪里顾得上农活呢！
　　终于有一天“大战”爆发了。“联总”的联合部队进军到距本村仅两三里的有利地势后，就显示了现代武器的威力，步枪、机关枪嗒嗒嗒一阵响。这时我村一片寂静，沿进村小路旁的人家和目标显著的人家，都疏散到村中心区的房屋内了。这里小街纵横曲折，院与院之间多有通道，非本村人走进这“八卦阵”，十有八九是转不出来的，这给“逃难”的人们很大的心理安慰。我村的“武装部队”也早就隐蔽在山边田坎边，而且在有利高处架设了一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机关枪。不久，“前线”传来消息，说要注意隐蔽、分散，敌方有“六零炮”。密集的枪声响了一会儿，果然说是“敌人”进犯到村口大路边了。我方战士十分英勇，手握长矛镰刀各式武器，有的还光着上身，赤膊上阵冲上去。双方在田间、大路上展开了肉搏战。我方的一挺机枪一会儿在这里放几枪，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放几枪，目的是迷惑“敌人”，这倒真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天下来，据说双方都有伤亡。天近晚了，也许是“敌人”感到这攻坚战很难制服对方，而且村内有出了名的“八卦阵”，终于不敢进村，把队伍拉回去了。
　　那天，我村的战士也伤亡惨重，死了3个，受伤好几十人，这给我们贫困的村里造成很大的不幸。那时富阳县还是“红暴”当家，死难者受到县里的表彰，追认为烈士，隆重地安葬，家属享受优待。然而，武斗的形势像万花筒般的变化莫测。以后“联总”打败“红暴”，在富阳当了家，而且大摇大摆地进驻到村里来了。我们村在武斗中死难的人，就被喊成了“反革命”，家属也成了“反属”，一切优待自然也取消了。这以后不多久，县里当权的“联总”又下了台，“红暴”又上台了，又给我们村死难者平了反。
　　如此这般的反复折腾，农民老乡越弄越糊涂，到底在搞些啥名堂啊？只有结局是清楚的：等到这场武斗闹剧收场，田地里的庄稼大都死的死，败的败，收不到粮食了。我们生产队抢着种了点荞麦之类来救救急，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

　　没有贫困线作坐标的贫困

　　社会学家作居民经济收入的调查统计时，设有一条“贫困线”。达不到贫困线的规定数字，就属于贫困线以下的人。贫困线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线”，一个人要靠这点收入，才能活命的。建国以后，社会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废除了，居民收入的调查也从来没有过，但“生命线”，也就是贫困线，却可以从某些规定的数字上看出来。比如60年代上海规定，凡职工家庭成员每月平均收入不足25元的，可以申请工会补助。这25元，实际上就是贫困线的货币标识。我从宁夏调回上海，出版局规定给我每月的生活费，就是按贫困线的25元。
　　过去我对贫困的体验不够，哪怕在解放前的流浪生活中常有短暂的失业，但总能得到朋友和熟人的帮助而度过难关，所以没有真正尝到过贫困的滋味。1964年调回上海，生活在25元的贫困线上，一些朋友和老前辈也常主动给予我资助，如陆澹安老先生，就曾多次50元、100元的给我，他当然不期望我偿还，但我后来落实政策重返上海时，还是还了他的。刘哲民也帮助过我。总之，我还没有经历过真正走投无路的窘境。而1966年文革中我被遣送回乡后，一下子失去了现金收入，在农村那个环境中，我又没有本事挣钱，这下就陷入了没有贫困线坐标的贫困。我这才懂得俗话所说的“一钱逼死英雄汉”的含义，也真体会到黄仲则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真实分量。
　　我的老家农村是个地少人多的地方。我落户农村，等于加重了生产队的负担。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弱劳力的门外汉，队长每天派工都犯愁。不出工没有工分，连口粮钱都挣不到，当然也不行。所以，队里有几样活是照顾我干的。一是管“草子”。这“草子”就是作绿肥的紫云英。这玩意儿在春耕前两三个月长势正茂，不仅是上好的饲料，而且也可以当蔬菜吃，饥荒时还能充当粮食果腹。所以，农村里的贫困户常常到田间偷摘，我就被派去管护，防止偷盗。二是管水。也就是在种下秧苗后的灌溉工作，将水泵打出的水均匀地灌入田里，不使干涸或溢出。在天旱时，便从水塘、井中抽水灌溉，日夜守护着抽水机。三是派到公社的水库工地上去平土。那是公社派到大队，大队又分派到生产队的出工任务。为了应差，各队派出的也多是老弱残兵。这些活当然工分很少，只能顶半个劳动力，有些强壮的妇女也比我多挣几分。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十分工只值三四角钱，最多不出五角。我全年的工分，顶多只能抵上本人的口粮钱。
　　其他的队员，在每年麦收、秋收出售任务粮时，有少量的现金可分；他们的现金收入，主要是靠上山打柴，采集野果、药材卖给合作社的收购站，得点零用钱；农妇们就靠鸡鸭产蛋，卖给合作社换回油盐和火柴之类日用品。饲养一两只肥猪，就算是家庭一大笔收入了。总之，要靠力气，靠本事，多少能变一点现金，而我却毫无办法。
　　母亲去世后，全家四口，大女儿高中毕业后，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但她必竟是妇女，也只能顶半个工。吴仲因要照料饭食，饲养些鸡鸭、长毛兔，也养过猪，加上家务已经够累了，只能争取在农忙时出工挣点工分。小女儿就只能在学校放假期间出工干点活。三个人加起来，工分也不够口粮钱。我们家养的长毛兔，在村子里也算有“名气”了，吴仲每天得拎着篮子到山边地里去拔兔草，辛苦得来的结果，是两三个月拔一次毛，只有三五元的收入。养过一次猪，早晚辛勤地喂养一年，猪光长躯壳，就是不长肉，收购站不肯要，只好卖给专门催肥的饲养户，顶多只捞到肥猪的半价。总之，农村一般人很平常的事，到我们手里就出奇地难办。幸而吴仲的弟妹们，每月轮流寄10元或20元来资助，每天开门七件事才有了点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这钱要交到小队里去偿付不足的口粮钱。队里的欠款，别人家可以不付，我们这样的身份，又有点外来汇款，自然是不能拖欠的。
　　我们同农民的开支情况也不同。比方，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的柴，农民都是自己上山砍来的；而我们却只得买来烧。当地做饭用的土灶，要用大把大把的柴禾才能烧熟菜饭，所以买柴是一大开支。而上山砍柴，对我们来说，是极为困难的。在生长柴禾的地方，根本没有现成的路好走，崎岖的山路，尽是刺人的荆棘和山岩碎石，走一步也不容易。农民上山打柴，有特制的“上山袜”，用粗布好几层密针缝制而成，用来保护下肢；不拿刀的左手，也有同样作防护用的“手袜”，还免不了皮肉受伤。农村里改造了一二十年的地主，对上山砍柴也视为畏途。为了节省点买柴的钱，大女儿主动去尝试这艰辛的劳作，而当地妇女是绝少上山打柴的。
　　我也去砍过几次柴。一次是大队分山。本来平时斫柴都得上不属于公社的高山，国有的造林区，容许砍林间的灌木和野生的杂树，但那是我们万难去砍的。分山是指大队封山培养了一二年的柴山，按生产队的人口划分。我们不愿放弃这份权利，也去弄了些回来。我跌跌碰碰、窝窝囊囊地奋斗了一天，只挑回了30多斤柴禾，还是靠人家帮忙捆扎装担才终于挑回来的。又一次是在“联总”进村“接管”之后，工宣队下令，要五类分子各砍一担柴给“五保户”。指定的山又陡又险，我连站也站不住，更不用说挥刀砍伐。那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被罚顶石头的故事；也想起了一部反纳粹影片中犹太科学家被“党卫军”押着挖地窖的镜头。但那是艺术创作的镜头，现在我的作难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啊。我正愁得走投无路，隔壁山上一个不相识的农民，忽然伸出援助之手，分给了我两捆柴。那老乡说：哪个“五保户”烧你的柴，下辈子还要当孤老！说这损人的话不好听，但他表达的人情味使我很感动。
　　无论我们一家怎么艰苦挣扎，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仍然救不了穷。10多年全家没有添一件衣服，连袜子也没能买上一双，旧衣服、旧袜子破了补，补了破，补丁上加补丁，这点真“改造”得跟老贫农差不多了。直到大女儿出嫁到外村，当了民办教师，她才用自己一点可怜的津贴买了双尼龙袜给我，我收下时多么不是滋味。我已经连累他们受穷，还耽误了她们的前途。小女儿的前途，也明摆着不会比姐姐好。两个孩子有时不免流露出抱怨情绪，这很难怪孩子，可是我又能去抱怨谁呢？
　　直到林彪叛逃丧命以后，政治空气才似乎松缓了些。这以后，上海单位里也派人来查访了。接着，每月发给10元生活补助费；一两年后增为15元；再往后，增加到25元，等于恢复了我个人的“贫困线”上的收入。1974年开始，吴仲又受聘到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除了一年记一定数的工分，每月约有15元工资，不无小补，我们的生活就比较松活了。
　　我原来有胃溃疡的老毛病。在城市里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服药，到了乡下，除了用苏打粉缓解一下别无他法。农民老乡也都是这样的，谁也没钱上医院治病。后来（也还是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我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只花了4角8分钱买了一种药，这种药并不是治胃病的，而是专治痢疾的，名叫“痢特灵”。在过去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药，为什么知道它能治胃溃疡毛病呢？是一个同样潦倒在常州乡下的老朋友写信来告知的。这里面还有段有趣的故事哩。据说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土郎中，常到苏南的一些农村去卖药治病。一天，他走到一个村子，一个为胃痛害苦了的农妇来找他治病，他随手拿起一种药，说这药有奇效，只是贵一点。这农妇考虑了一下，狠了狠心，花了5元钱把这药买下了。这个走方郎中过了一年又转到这个村子来了，看到一年前出大价买了他的药的大嫂急冲冲地来找他，他慌了，他以为他骗过的这人来找他算账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药是不是能治胃病。哪知那位大嫂一奔过来就一个劲儿地谢他，说是这药真灵，她吐酸水、老胃痛的毛病早已好了。这位土郎中也才恍然大悟，这“痢特灵”还能治胃病哩，他是歪打正着了。以后，这药经过一些人的验证，对胃溃疡确有效果，并且总结出“8、6、4、3、2、1”的服药方法，就是说，开头一天要猛攻，以后逐渐减少剂量。第1天服4次，每次服2片；第2天服3次，每次2片；第3天服4次，每次1片；第5天服3次，每次1片；第6天服2次，每次1片；第7天服1片，服完就算一个疗程。常州乡下有好多个农民服一个疗程就好了（有的要再服一个疗程），那个朋友的弟弟就是这样治好胃溃疡的。我也如法炮制，花4角8分钱，买足了一个疗程的药，服完后病真的就好了，至今还从未犯过胃病。真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
　　俗话说：“贱人九条命。”我历经大难不死，又得单方治好顽疾，留下了个至今还算健康的身体，确是“贱人”命大。也还有孔夫子一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