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康：知青生活.下篇

© 王其康／文

　　梦想改变人生

　　不知不觉插队有四个年头了，从开始诸多的不习惯，熬不了饿，沉不住气，吃不了苦，到后来逐渐适应，安下心来，肩头手掌都磨出了老茧，脸也晒黑了，身穿自己补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脚踩一双草鞋，头顶个大凉帽，操一口如东话，外表上看，我与当地农民没多大区别。
　　1972年10月份开始了冬季征兵宣传，好多知青都跃跃欲试。我的个人履历表中，有“父亲在肃反中畏罪自杀”的记录，政审肯定过不了关，所以就没动过这个念头，也没向生产队打报告，而是老老实实去如皋林梓的河工工地，想不到在工地当了回“说书”人，讲故事还能换来了工分，这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故事。
　　1972年12月份，南通地区组织如皋、如东、海安三县的十多万民工，拓宽疏浚通扬大运河，这是个声势浩大的工程，凌民公社民工被安排在如皋林梓。这儿的土质与海滩完全不同，表土往下二十公分全是黄沙土，含水少，铁锹挖了成不了方块，所以工程进度不快。而过了黄沙土再往下，因为泥土干燥、土壤板结坚硬如石，挖起来又格外费劲，许多人手掌都磨出了泡。
　　我还是老样子，只挑担不挖土，双肩磨得又红又肿，比前两年皮糙肉厚多了。一天晚上，我累了正想睡觉，队长打来一盆热水，让我泡脚，说这样小腿肌肉容易恢复疲劳。我连声说感谢。队长笑着说：“你怎么谢？”我想了想说，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工棚顿时掌声不断，有说讲三国，有说讲水浒，有说讲西游记。我说：最近正在重读《水浒》，就讲这个吧。队长第一个赞同说：“你每天讲半小时，给记你一分工，大家说好不好？”一致鼓掌通过。这是由衷的，不是强迫的。从那个晚上开始，吃过晚饭，我一边享受着泡脚，一边给民工讲水浒，除了逼着自己再读一遍《水浒传》外，还可以拿到一分工，心中简直有了占到便宜的窃喜。
　　转眼工程进入挖河底阶段，这是关键时刻，容不得有任何松懈。可是劳动工具却原始得可怜，除了一个人，一把铁锹，一根扁担，一对装土的箩筐，再无其它工具。全部靠一锹一锹挖出来，再一担又一担挑走，确有点“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精神。可怜我读书人也是一位现代愚公呀，就在这节骨眼上，来了件急事。八大队67届的王进生同学，通过了服兵役层层审查，成为凌民公社南通知青中唯一的入伍者，这是他的天大喜事，同样也是我们知青的喜事儿。十五大队67届何建成同学，下午骑自车行到工地找到我，约我去马塘镇欢送王同学。徐队长真是大度之人，立马批假，让我速去速回。
　　初冬的午后，阳光懒洋洋地洒满乡村大地，也不见有人干活，处处荒芜，偶见池塘旁有成群的鸡鸭鹅，还有大片枯萎芦草“摇头晃脑”哗哗作响。我们无心看这些诗情画意，只顾赶路。80多里路程两人换着踏车。何同学从老乡那儿借来的这辆老爷自行车，除铃不响哪儿都响，俩人体重少说也有240多斤吧，有力使不上，也不敢过分用力，万一蹬坏了链条，赔钱不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直至夜幕降临，我们才到了马塘镇，疲惫不堪。我俩身上都没多少钱，先找个小店喝了一碗粥，后转了几家招待所，还是舍不得花几块钱住宿，袋里的一点小钱还要留作第二天欢送活动中用。最后走到马塘建筑站，那个门堂有六七平方大小，三面挡风，我俩在附近人家偷拿了几梱稻草，一部分垫在地上，一部分盖在身上。可能是太累了，聊了没几句话俩人倒头都睡着了。

1973年欢送王进生插友参军。前右起：作者，王进生，周汉华。后右起：程均，何建成，张慎言

　　第二天上午我俩与其他几位知青会合，和王同学在马塘镇最好的照相馆合影，还美餐了一顿，忙到中午才结束。何同学袋里钱已全花光，我还剩几毛钱，掏光买了一本蓝塑面日记本，亲笔题了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诗句，送给王进生同学留作纪念，而后又匆匆赶回如皋林梓的工地。路上我一直在寻思，我们都是同一天从南通出发来到凌民公社的知青，出发前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信心满满，在决心书写上了“扎根农村闹一辈子革命”誓言，盖血印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余音还在，墨迹未干，怎么没几年，就开始变化了呢？有人托关系当工人，有人跳槽当老师，有人谈对象回市郊，今天王同学又去当兵入伍了，我何时能改变现状，或学习，或读书，不再干这又苦又累的农活儿呢？
　　抬头看天空，一群大雁人字排开往南飞。鸟类为了生存，也能受尽苦难，迁徙万里，何况人类？说实话，我已感觉到，在几年艰苦的磨炼中，开始与不少人一样，对那段关于知青“最高指示”的目的性产生了怀疑，不再是一个“扎根农村”的虔诚者了。常常扪心自问，何时如他们一样，离开这又苦又累，“学以无用”的农活儿，展翅高飞，追求更高更远的人生目标。

　　进县文化馆写作

　　王同学入伍，对我产生了强烈刺激，心中始终憋着口气，更加勤奋地看书写作。那一段时间，已经不满足手中仅有的几本经典文学读物，那本《毛泽东选集》也早已翻烂了。书籍来源成了最大困惑，有时为了向知青借阅一本书，不惜跑十多里路那是常有的事。
　　邻近凌河公社有位南京回乡张姓知青，其父母是南京某高校的教授，留给他不少书。因为书，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时常到他那里借书、谈书，不止一次深夜摸十多里路返回，第二天一早还要上工挣工分。我们七大队7队有位苏州钱姓知青，手中有《复活》《莫伯桑小说集》等，他见我喜爱，干脆送给了我，这份情谊至今仍未忘忽。还有一次偶然路过邻队一农户家门口，有位小朋将几本线装书撕了玩，上前一看，竟是民初版的四册《世说新语》，第四册已撕烂，面目全非，我心痛不已，却身无分文，即向主人乞讨，主人竟慷慨赠送予我，到手后如获至宝，回去用塘瓷缸杯装了开水作熨斗，一页一页细心熨平整。这三本书至今仍被我珍藏，可惜几十年中再也没有觅到同版第四册。

1972年摄于凌民公社礼堂门前。右起：陆剑沫，王述明，作者

　　对书的酷爱是其一，更主要是我读书之后喜欢写作。在煤油灯下，我不知写了多少，文章有长有短，体裁有诗歌、散文、新闻等。《新华日报》曾发表我一篇知青题材的散文“养猪记”；马塘区文化站陈国栋站长，邀三初中67届同学王信（插队在潮埠公社），与我共同创作反映知青生活的独幕话剧；南通地区知青办来凌民公社做采访，同班的陆剑沫同学与我，受公社办公室的邀请，参与了对67届王述明同学“刻苦钻研的知青赤脚医生”的专题报道，并在公社大门口留下了珍贵合影。
　　这些短期业余创作活动，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在老师及笔友的帮助下，受益匪浅。更意想不到的是，1973年春季，我在公社民兵河水利工程的工地，突然接到如东县文化馆的邀请，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接到这个通知，我真是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夙夜劳作，半饥不饱，坚持多年在煤油灯下业余写作的我，终于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创作学习机会；惶恐的是，作为创作队伍中新人，能否跟得上学习班的进程，走向真正的创作之路？
　　学习班的班主任季茂之老师是位南通下放干部，我的父辈之人，解放后一直主管南通市文化工作。他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对于写作指导十分认真仔细，有丰富经验。第一堂课，季老安排我们谈自己的创作历程和感悟。
　　文学创作学习班学员中各有所长，有擅长诗歌、擅长小说、散文、戏剧的。有了大致了解后，季老为每位学员交待了不同的任务，并宣布完稿后互相批改。这是个新颖的学习方式，团队之间能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并且很有针对性，颇有因材施教的意味。
　　我的任务是写一篇散文。接到任务后，我辗转反侧思考这学习班的第一篇作业。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就写自己在凌民公社九队首次背纤的故事，题目就叫《背纤记》。从构思上说，故事并无波澜起伏，只是叙述了“背纤”中人与事的真实过程。“背纤”事情梗概是这样的——
　　当时县知青办下达了给我建知青房的书面通知，需要去45里外袁庄砖瓦厂运回砖瓦，九队徐队长安排了一艘水泥船，让我与徐姓俩兄弟同行。队长临行前将我们三人叫到队部交待：“这次你们三人，你是组长（指我），你俩（指同行两人）要老老实实的，不得偷懒，保护好公共财富，也要保护好知青。他第一次背纤，不能弄伤了！”说着将提货单交到了我手中。那徐姓哥俩都是富农，是队长的堂哥。当年徐队长囿于“阶级斗争”观念束缚，颇有“大义灭亲”的气势，土改中将他俩人定性后，一直严厉对待沾亲带故的这哥俩。
　　从九队到袁庄，水路酷似U字型，先向南行10里路到马塘镇，再向西行15里路到岔河镇，最后向北行20里路，就到袁庄了。
　　出发的那天，不巧刮起了西北风。当时我与徐老大先背纤，徐老二负责在船上掌舵。可别小看了掌舵，坐在那儿，不说西风呼呼透心的冷，就说扶着舵把左右扳动，看似不费大力，但绝对是个技术活儿。船不像车子有刹车可以踩，二十米宽河面上，来往船只多，如何避让全靠掌舵的预判。若是不小心撞坏了船，公共财产受损，富农回队里轻则被批斗，重则会坐牢，后果很严重。相比之下，背纤的责任就小了很多。
　　我只管跟着徐老大走就行了。南行的10里路，有西北风助推，还算轻松，中午前就到了马塘镇。停好船，兄弟俩招呼我吃饭。他们自带的馒头干和暖水瓶，开水一泡，挟点咸菜将就对付了。下午开始向西风力渐大，背纤格外吃力。一条水泥船少说三四吨，纤板压在前胸，身子前倾呈45度，使劲蹬着两腿，越往后越费劲。好在徐老大一直在前面背，承担了四分之三的重量，也算是对我这个知青的照顾吧。他不仅要用更多力气，还要观察避让对面和后面赶上来的船只。若沿途遇上高树和房屋，须及时将纤绳跳开，否则船就会撞上了岸。徐老大不爱讲话，一般也不使唤我，但遇到紧急情况，也会对我说“快点”、“用点力”。
　　船行到岔河，已是傍晚。夜间看不见路，只能就地休息。他们早有准备，带了两捆稻草，铺在船仓，还有两条被子，一垫一盖合睡。而我什么没带，兄弟俩见状就招呼我一起睡船舱。我看着那个直径不到四十公分的舱盖问他俩：“舱盖盖上吗？”徐老大回我：“那不能盖，要闷死的。”我说：“怎么办？”徐老大回：“用棍子撑起来透气。”我无语，万一半夜里棍子意外倒下，哪不就缺氧窒息？我感到害怕，于是自作主张在岸上找了个桥洞准备单独睡那边。徐老大看了看，尽管那桥洞避开了西北风，若就这么睡一晚，肯定感冒受寒。于是，徐家兄弟将船上遮物的塑料布拿来，用绳子吊着给我围了个小帐棚，还分了一梱稻草一条被褥给我。那个晚上我虽然又冷又饿，听着北风呼呼地吹，心想，幸亏徐家兄弟帮了我，否则还不冻了个半死不活！
　　第二天，天寒地冻，河面竟结起薄冰。纤绳拎起，扯起来是一串冰碴。接下来的20里路，迎面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身子也不停地打哆嗦。背纤十分艰难，船上掌舵的更冷得吃不消，用棉被裹着。我掌舵是外行，只能背纤。他们兄弟俩一小时换一下。他们对我说：“你吃不消就躲到船舱里歇会儿，队长交待你不能冻病了。”我心生感激，没有躲在船仓，还是一起背到了目的地，中午过后到达袁庄，在厂里提到了砖瓦，趁着北风返航，一路顺利……
　　这个故事无甚波澜，了无所谓的文学技巧。但我清楚，描述人与人在艰难困苦中所表现出来相互照应的善良，是人性的闪光点，也是这篇习作的题趣。很快便完稿拿到学习班上，同大家交流。

1974年如东文化馆合影。前排左起：陈老爹（传达员）、顾洛、×××、管海琴、×××、陈美及女儿，中排左起：汤燮华、吴功伟、丁××、季茂之、×××、康平、李××、×××、严清、赵志达，后排左起：冯新民、×××、陈有清、×××、叶光华、肖正德、×××、林启祯、×××、作者、徐忠人。（感谢肖正德兄提供，×××为想不起来了）

　　不料，习作竟引起了争执。如何写富农？这在1973年是文学创作的敏感问题。写实？写虚？虚实结合？大家各抒己见。季老是建国后的文化界老人，阅历丰富，各个政治运动都经历过。他指导我说：“当前文艺创作，要坚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人物必须贯彻这个‘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关于“三突出原则”，我的确在报纸上看到过，但我笔下的人物事件，来源于生活，如何提高写成英雄人物？我无从下手。在季老及学员们帮助下，我准备改稿。可怎么改？将富农写坏，坏在哪里？要将我写好，好在哪儿？兄弟两人除了富农的身份外，背纤中不仅吃苦耐劳，沿途还对我照顾有加，将他们塑造成反面形象那是胡编乱造，更重要是自己“以怨报德”，于心不忍。我苦苦挣扎，日思夜想，也编不出来。一面我不忍浪费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另一面又不知如何将真实经历，用“三突出”方法，处理成那个时代能通过的作品。眼看其他学员的诗歌，散文，戏剧都陆续收工，我却仍只是半成品，心中一直焦灼难安，有违良心瞎编，我实在做不到，首篇作业“背纤记”搁浅。
　　在县文化馆数月的学习，我结识了许多知青笔友，其中多位后来成为了南通文教界名人：有书画家沈启鹏、余曾善，地方史专家肖正德，诗人冯新民，教育专家严青，文学杂志编辑林启祯，剧作家张乃文等等。然而，我之后没有与他们同在文学艺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是机缘巧合，1974年改行学了医。在县文化馆的学习工作时间虽不长，但积累的写作经验却受益终生。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医学道路上，我先后能出版了两本、总计百万余字医学著作，与此是分不开的，这是后话。

　　弃文学医

　　弃文从医，进入如东县卫校学习，完全是机缘巧合。我在文化馆创作学习班上，因突患窦性心动过速回南通治疗。母亲忧心忡忡找亲戚商量，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三姑父顾尔镡反对我从事文学创作，他说：我搞了一辈子文学，现在还要接受批判，我说你不要搞文学了吧。而大姑父华季臣是老医生了，他建议我改行学医。
　　大姑父的话勾起了我许多回忆：幼小时患“休息痢”是姚医生救了我；中学时患“重症伤寒”是季医生救了我；插队时“食物中毒”是张医生救了我。自小长大还经历过不少亲友因病离开我——祖父因肺结核去世；外公因中风去世；亲如手足的王健同学因感冒恶化而英年早逝等等。如果自己学医的话，将来可用医术去救治病人，当守护生命的使者，而写作可作为一生爱好，当守护灵魂的使者，两者并不矛盾。再说，岁月倏忽，青春易逝，曾经的年少已荡然无存，有限的年华再也不能白白虚掷。这个认知，或许与文革早期受到南通医学院那些大学生的影响不无关系。彼时非常钦慕医学院学生身穿白大褂干净利落的“酷劲”，崇拜被誉为“白衣天使”的这个职业，对医生有着别样的敬畏感。
　　我暗自对自个说，如今已24岁，应该作出自己今后职业的抉择。社会不容许我不长大，生活不容许我不长大。成长的代价就是逐渐脱离母亲的保护，而自己也应该慢慢学会保护母亲和家人了。就这样，因为一次“窦性心动过速”，在长辈们的点拨下，我离开了如东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团队。
　　1974年弃文学医后，我先在如东卫校读书，后在饮泉公社医院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得到了诸多好老师的带教，业务水平快速提高，尤其是通医附院的下放医生陈守然老师，医术精湛，人品极好，对我严格要求，

1974年如东卫校合影。第二排右起第四为陈守然医生，第三排左一为作者

　　在饮泉医院期间，我曾治疗好转一位心脏病老人，她恰巧是凌民公社新任副书记葛政芳的婆婆。葛书记除了感谢我的付出外，还与我推心置腹谈了许久，对我未来发展表达了她的意见：“你外婆年事已高，母亲也体弱多病。你若想以后能以知青身份回南通照顾她们，就要放弃在饮泉公社医院的工作，回到户籍所在地凌民公社，这样才有机会获得凌民公社的推荐评定。在回城前，至于你的医学专长，我会与公社党委其他领导协商，实事求是的解决。”
　　说实话，自从1973年春离开凌民公社，先去文化馆后又学医，不觉三年多过去，目前就一门心思，日以继夜地刻苦钻研医术。我在不长的时间里，外科方面能单独做些小手术，内科方面亦能单独用中西药处理常见病，由于对医生工作全身心投入，居然将回城置之脑后。葛书记一番话，让我如梦初醒，又勾起了我欲回南通的念想。在葛书记牵头下，1976年春夏之交我回到凌民公社，被安排在砖瓦厂卫生所，负责砖瓦厂、棉纺织厂、农机站约1000名职工的医疗保健工作。
　　砖瓦厂为我专设的卫生所，约有40平方米，外面是工作室，里面是宿舍。由于周边三家工厂都是三班制，所以我要24小时待诊。这样的工作环境看似轻松，平时只是处理一些常见病，如感冒、肠炎、皮炎、小工伤等，其实有时真会突然来个急诊。
　　一个夏夜的晚上，砖瓦厂的陈支书突然昏迷。我根据他长期有高血压病，当天晚饭时喝了约半斤酒、又是在高温季节时发病这几个特点，迅速判断是脑出血，而非脑梗塞（因为处置方法完全相反，出血是用止血剂，而梗塞是用溶栓剂），首先予以止血、氧气袋吸氧，又电话请公社医院派人带器材药物增援，在与公社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抢救了一夜，陈支书终因出血量过大未能救活。再有一次，附近农机站工人的大腿，不慎被输送带割开12×3cm的伤口，送至我处鲜血直流，我立即做了清创处理。这类急症虽不多，但锻炼了我的单独处理能力。
　　在卫生所工作，除了学有所用外，还意外地初恋了。
　　罗桂连是三初中67届知青，安排在凌民公社四大队，与我班吉班长陆同学吕同学同在一个生产队。虽说是同校同公社的南通知青，由于她在公社的最西端，而我在最东端，相距足有二十多里路，平素少有来往。加之我在1973年就离开了凌民公社多年，所以互不认识。与她相识，是缘于她在农机站当电工，一次她来我卫生所就诊。
　　罗桂连的双膝关节，早在下乡前就由通医附院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X线显示病情较重。著名的骨科大夫程达人断言，她不能下乡插队务农。然而南通市“三初中”当时的领导，为了完成上级指标，全然不顾她的实际病情，派汪梅仙老师每天上门做动员，甚至还到罗母所在的南通制药厂，联合厂方共同施压。制药厂软硬兼施，还主动让木工定制了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作为下乡的赠品，就这样硬生生将一个病员逼到凌民公社（与王健同学父母一样遭遇）。真不知汪梅仙老师等人，若你们的孩子是这样状况，还会强制让她下乡吗？

1971年摄于凌民公社四大队知青房前。前排右起：周淑如，罗桂连，马月梅。后排右起：吉松，陆剑沫，吕德康，吉雄

　　那天罗桂连来就诊，是因为风湿病又犯了。初看她的病，了解了既往病史，加上发热38度，双膝红肿，诊断不难，难的是如何治疗？我考虑后将治疗分为两步。第一步先给服抗风湿宁等药物控制炎症，一周后体温正常。我准备实施第二步，在她的“膝眼”穴局部注射药物（强的松龙加普鲁卡因），以期达到长期疗效，这是较大胆的想法。想法是好的，真正实施前我还是犹豫不决。“膝眼”穴位于膝关节腔，是无菌空间，若消毒不严，或药物毒性损伤，都可能引起膝关节腔内继发感染，轻则发热疼痛，重则会导致膝关节坏死而截肢。但若任由这慢性炎症一直迁延，膝关节也会逐渐失去功能，总有一天不能正常行走。
　　我与她对这两种状况做了深入交流，征得她的理解和信任后，决定实施第二步方案。我将器械先严格高温消毒，分两次完成治疗，结果收到了奇效。半年后经X线检查，困扰她十多年的双膝关节炎病症明显好转，后来程达人大夫看了X光复查的片子，也觉得不可思议。由此，我与罗桂连开始有所接触。我们俩人上班地点相距不远，她在农机站担任值班电工，下班后常来与我聊天。在异乡说上南通话，那种亲近感油然而生，加上她聪明机敏，思维缜密，勤俭朴素，所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双方的感情升温，源于唐山大地震后的防震，当时全国一片紧张气氛，南通地区按上级要求，城乡居民不能住在家中。我外婆、母亲在南通无力自建防震棚，而弟弟虽已回南通，但被抽调在工厂值班不能回家，姐姐刚生次子不久，于是我将二老接到凌民来避难。
　　南通开往丰利的轮船，停靠在公社。当年无码头，就用一条约一米宽的跳板上下旅客。我母亲50多岁还能凑合走跳板，而外婆70多岁，一双小脚就不行了。砖瓦厂专派了一条机器水泥船，还有两名工人，他们将外婆从轮船上抱了下来，直接上了水泥船，从公社驶到砖瓦厂约五六里路，一会儿就到了厂里。
　　砖瓦厂的防震棚搭在空旷的晒坯场，听说我外婆与母亲要来了，厂里热心地专为我家三口搭了一个大的棚子，顶及四周是防雨布，里面能容两张床，外加一张方桌，虽简陋，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已够奢侈了。
　　我自1968年底下乡，转眼8个年头，与二老聚少离多。多少个梦里都常想起她们，她们对我的养育、教诲、宽容都不曾忘记，却又不能尽孝照顾她们。这一次，国难家难来了，我不孝谁孝？
　　夏天的防震棚里，很是闷热，那个年代是没有电风扇的，我只好找了两把蒲扇，让二老驱热。防震棚无法烧饭，二老的三餐，全部在食堂解决。那年份农村能吃上的品种不多，无非是鸡、鱼、虾、猪肉、螃蟹、文蛤，但全是很新鲜的。蔬菜更是水灵灵，砖瓦厂有专人种植，四季不断，自产自给。我请了采购的王师傅，每天换花样，又请了烧菜师傅精心加工，每天在食堂开小灶。二老不用做任何事，早晨起来溜跶一下，太阳出来后，母亲在防震棚看看书报，外婆有白内障，只能闭眼养神，听听收音机。偶尔母亲也踱步到卫生所看我工作。记得有一天，正巧有一个工人外伤，我在做清创缝合术，为了能早点让伤口愈合，我没给病人打麻醉，缝合时工人痛了直叫，母亲吓了走开。之后她说我：“看你平时很善良，怎么工作时那么残忍。”我笑笑做了解释。晚上农村蚊虫多，母亲从南通带来的蚊香不管用，我用农民的方法，点稻草薰烟，可二老都有肺气肿，咳了不行。最终还是问厂里师傅借了两顶旧蚊帐解决了问题。生活用水是我从井里挑来盛在一个缸里，供洗漱和洗衣用，热水是食堂供应的，洗澡没澡盆，学如东人就用面盆端水擦洗。较麻烦是大小便。厕所离防震棚较远，外婆双眼重度白内障看不见，平地跑路尚有困难，别说砖瓦厂坑坑洼洼了。所以，我买了大痰盂，让二老在防震棚内解决，而后我去厕所倒掉。白天我要上班，女友罗桂连常值通霄夜班，白天也不休息，有空就来陪二老聊天，有时也主动帮我干些家务，还去厕所倒大小便。
　　姐姐不放心二老，怀抱小儿子，手搀大儿子，从南通来看望。那几天，防震棚内真热闹，其乐融融，别有趣味。最开心要数大外甥，在砖瓦厂满处跑，还一溜烟上了窑顶，那里有许多加煤的洞眼，他看工人们加煤好玩，拣了煤块往下扔，弄了手上脸上乌黑，成了大花脸。我怕出事，跟他累了全身是汗。记得姐姐一家来的第二天，公社发了紧急通知，说晚上可能有地震，让大家警醒，我怕吓了她们没声张。临睡前暗地里在地上放个破搪瓷脸盆，里面再倒竖个空油瓶子，万一地震，瓶子一倒，脸盆就响，可以爬起来就跑。半夜还真的“咚”一声响了，我吓了叫醒她们，仔细一看，原来是老鼠偷吃瓶子漏出来的油，碰倒了油瓶。唉，这过的什么日子，一只老鼠都可以让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过了没多久，防震抗震解除警报，二老决定回南通了。临行前，母亲认真地与我作了一次谈话：“你是否非罗桂连不娶？”我回道：“是的”。母亲说：“如果不能回南通，正式工作没有解决，你准备怎么办？”我回道：“不结婚。”母亲认同了这个未来的媳妇，也认同了我的打算。重回凌民公社，心境与之前完全不同。有了称心的工作，又有了心仪的女友，所以我整个人的状态是亢奋的。古人有语：年少轻狂负青春，老成持重方觉醒。诚哉斯言！
　　正当我一路顺风顺水踌躇满志时，头脑发热铸成大错，干了一件蠢事，至今想来仍悔恨交加之事……

　　干了一件蠢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根据公社统一布署，砖瓦厂发出通知，在治丧期间，取消一切娱乐活动，安排工人夜间巡逻值班。厂部每夜有行政干部带班，若有紧急事件，要立即处置，并向公社值班人汇报。
　　一天晚上，厂部带班轮到团支部书记王德珍与我。大约凌晨三点许，有巡逻工人来报告，发现有一个男工进了女工宿舍，许久未出来。这件事若发生平时，至多也就是农村司空见惯的男欢女爱之事而已，没啥好管的。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那就不是小事了。王德珍找我商量，她认为不处理我们就是失职。于是我俩由巡逻工人引路，来到女工宿舍门口敲门。不一会真相大白：男职工高某是有妇之夫，公社高部长的儿子，而女职工韩某仅18岁，这天宿舍其他女工都下班回家了，俩人约好偷情，不料被抓了正着。
　　王德珍与我分工，她审问女工韩某，我审问男工高某。到了天亮时分俩职工都审完，分别写了检讨书。我们请示了公社总值班，他们认为这是“政治事件”，指令先将俩人放回家，停工反省，听候公社进一步处理。我俩不加思索地执行了公社的指示。
　　想当年，一名农民的子女，能进入社办厂工作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为了求此机会，家长会使上全身解数的。而这一份检查，一个“政治事件”，不仅足以断送韩某的前程，重回生产队劳动，更是在18岁就背负一生“偷情”的坏名声，而且她的父母也将为此招惹别人的闲言碎语而无地自容。韩某内心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而我当时对执行公社指令的后果却浑然不知，毫无意识到这一愚蠢行为将会招之大祸降临。
　　女工韩某回家后，父母见其神色不安问道：“你今天应该是白天班，怎么回来了？”韩谎称：“昨晚为别人顶了一个夜班，今天休息。”顶班是工人之间常事，父母放心了说：“难怪你脸色不好，赶快睡吧，我们要下地干活了。”等到父母中午回家，发现女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旁边有农药瓶，知道是喝药自杀了，迅即将女儿送到公社医院抢救。医院及时通知了我。当我赶到医院时，护士已经在为她洗胃，我看了她的状况，瞳孔如针尖小，深度昏迷，血压也测不到，后果极为严重。早知道她性子这么刚烈，我干嘛同意当众抓她，让她无脸面而寻死呢？为什么要盲目听从公社的意见，当时就直接放她回家呢？即使放她回家，也应通知她父母，就不会没人看管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细小的疏忽，导致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令我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韩某的母亲悲痛欲绝，哭天叫地，拉住女儿的衣角：“你为什么这么傻呀？你才十八岁呀。”护士将她劝走，关上了抢救室的门。王德珍也赶来了，韩母一把揪住她的衣领，挥手就要打，边哭边说：“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逼我女儿？你为什么不通知家人？”我在抢救室，听到外面一片嚎哭声，而且人声越来越多。不一会来了几位公社领导，还带来了武装民兵，将所有人带到会议室，抢救室一下子安静下来。韩某的血压下降很快，呼吸心跳逐渐都停了。面对韩某遗体，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当医生也有年头了，病死的人也见过一些，面对死亡，从未有过这般愣神和心疼，任由眼泪流了下来。
　　我到了会议室，公社领导在大声训话：“现在是吊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特殊时期，韩某违反纪律，与高某通奸，本身就性质严重，事发后不仅不在家里反省，还服毒自杀，这就更加严重，是重大政治事件。现在我警告你们家里人，不许哭闹，回去简办丧事，这对你们已很客气了。”有人在低声议论：“高某是公社干部的儿子，他惹了祸没事，姑娘家倒霉了。”还有人不服气说：“官官相护呗。”韩母吓了不敢再哭，与家人将韩某尸体拉了回去处理后事。
　　此场景虽已过了四十多年，不知为什么，每每想起心里就堵得慌，像块巨石压着。在毛泽东逝世治丧期间，一对男女私情，为何就上升成“政治事件”的高度？十八岁少女在偷情被揭发后，脆弱的心为什么没人理解？若考虑稍加细心，对她再多些宽容，或提早告诉她的父母，让他们多加看护，这样的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我在这悲剧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我的仁慈何在？我的良心何在？韩某再有错，也错不至死，一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我是有责任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
　　虽然没有任何人来指责我，包括韩某的家人，但我一直没能放下。直至某天看到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忏悔之后，相信自己诚心所愿的悔改，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并请求上帝在生活中带领自己不再犯罪。我醍醐灌顶，得到释然，并以我心承诺：今后要善待一切生命，敬畏生命，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考量自己的仁义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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