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小学视导员.下篇

文化   2024-11-26 00:01   北京  

〇 守护民间记忆
历劫不悔

小学视导员
下篇

© 刘迺元/文

  我们教育科的人下乡,所到之处都是住在小学校里。好在村村有小学,而且全县教师都认识教育科的人,山里虽然荒僻辽阔,我们却到处可以得到亲热的接待。按照计划,我第一站到五区区公所板城村,在板城完小住一夜,次日一早动身到准备采访的第一个村棋盘口。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村子座落在方方正正的一块地上,“棋盘口”的名称由此而来。棋盘口在山村中真是比较偏僻的,只有十几个学生。教师是一个刚过20岁的快乐的小伙子,谈起学生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看得出很爱他的学生,而学生们也很爱他。学校的校舍是村里出工出料特地盖的三间房,两间是通长的作教室,头上一间是教师的住房。用的都是上好的石料和木料,通体刷得雪白,既宽敞又漂亮。我和那老师坐在他的房间里正谈着,一个孩子推门而入,抱着一棵大白菜,放在一个缸盖上,说:“我爸说,送给老师的。”说完鞠了一个躬走了。我看那白菜足有十几斤,便对老师说:“够你吃几天了。”他说:“家长们送的东西可多了。我来了两年,没有买过菜,粮食都吃不完。”说着他搬开那棵白菜,掀开缸盖给我看,里面是满满的一缸白面,有七八十斤。这都是学生送的。正说着,又走进一个男孩,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说:“我妈说了,老师晚饭甭做了。”说完鞠了躬走出去。老师解释说,这是学生家长请他吃晚饭。他说几乎每天都有家长请他吃晚饭,加上送这送那,他每月的伙食开支几乎没有,而且吃得很好。我喜欢老师和学生之间这样的关系,也更喜欢那种朴素可爱的邀请方式。这里我看到山区老百姓的热情和慷慨,也懂得了何以很多教师能够长期地安心在山区工作。但是后来听区教育助理说,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享受这样的礼遇。也是在这个棋盘口,前任教师不仅课教得不好,而且作风不大正派,学生有反应,家长们告到村支部,意见提到区里,立刻撤换了那个教师。“老百姓是懂得好歹的”,教育助理告诉我。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从中看到我们人民的可爱,他们爱憎分明,对好人无比热情,对坏人则不肯容忍,“懂得好歹”这是高尚的品质。由此我也懂得了,何以在抗日战争中涞水县出了那么多英雄人物。

  小学教师大都是本村人,一般是到外村或者县里读过完小,毕业以后回村来教书的,所以他们对本村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我对棋盘口的这位教师提出,区里告诉我这里有一位扫盲的模范,我是特地来看他的。教师果然很了解情况,说这位老模范原来是村里最贫苦的农民,靠扛活为生,主要是放羊。土改后开展扫盲运动,他积极带头,当选为学习模范,现在已经是村干部了。教师和村教委与我一起去这位老模范家,他现在50多岁,身体很硬朗,是一位村支委,家里果然摆着报纸、有关农作物和果树的书,这在别的农家是很少见的。我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我想拍几张照片来表明当年扫盲时他是怎样学文化的。老模范很高兴,他到县里受过奖,见过世面,对于表扬并不过分谦虚,很愿意和我合作。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拍一张放羊看报的镜头。他当了干部,早就不放羊了。次日特地在村里借了一群羊,赶到山坡上,老模范头扎毛巾,身披羊皮袄,坐在山石上看报,羊团团围着他吃草。这张照片拍得很成功,后来经过放大,画面上的《人民日报》四个字都清清楚楚。
  按照计划,我接着走访了几个学习模范,因为扫盲运动早已过去,要拍摄他们的事迹,只能照棋盘口的样子,请他们像演员一样重演旧事。好在模范们都是成年人,并且有了经验,对于办展览的事都很热情支持,因此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我前后走了七八个村,拍了几十张“旧戏重演”的照片,除放羊老人外,还拍了一位妇女主任,是一位小脚老太太,拍的是她当年在猪圈里起粪的空间学习识字的照片,也很逼真。除类似艰苦学习的镜头外,我还拍了不少民校的照片。民校是农民自己办的学校,教师记工分或按月由村里支付十几元到20元工资,教育对象主要是成年人,有点像现在的成人夜校,在扫盲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民校在我访问时还在办,不必特地重新表演,只选几所办得比较好的去现场拍摄就行了。我拍的几所民校真是热火朝天,他们大多借用小学的教室晚间上课,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比白天小学生的人数多几倍,许多人自带板凳来上课。教室里点着雪亮的汽灯,一片中年和老年人在灯下专注地听年轻的民校教师讲课。教室里挤得一点空隙都没有,却非常安静,除教师讲话和汽灯的声音外,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没有闪光灯,那时的照相机也比较落后,只好利用汽灯的灯光用慢镜头拍摄。感谢教师和学生们的合作,我打开快门一两秒,大家都不动,结果拍了好几张照片,成功地记录了这动人的场景。涞水平原区一般已经没有民校,山区的民校对平原区的人还是很新鲜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出贫困地区群众对文化的迫切要求和学习的热情。
  除民校和扫盲模范外,我也没有忽视山区的小学教师。在平原区和涞水县城的人们心目中,到山区教书被看成是苦事,叫城里人进山去教书甚至长期坚持是不可想象的。上面讲过,山区的教师大多是本村人,但即便如此也有的教不好,有的不安心,更多的人则向往着脱离山区到外面去挣得多些,活得舒适些。这就使得能够坚持山区教学工作的更显得宝贵,而教育领导部门——教育科就更有必要大力表扬他们的事迹,才能起到褒奖先进的作用。我的采访路线恰好是各区挑选出来的偏僻贫困的村子,有的村在县城里连名字都无人知晓。我在拍摄英模人物的同时也抓机会拍摄了当村的小学教师工作的镜头。除上课的照片外,我还拍了教师夜间孜孜不倦地备课、改作业和做教具的照片。煤油灯是仅有的光源,照理是不够拍照条件的。然而我大胆试验用两秒的慢曝光,竟拍好了10来张。有一张照片上教师在灯下专注地做一个模型,油灯照出写字台上的闹钟指着11点多钟,是很动人的一张照片。
  我旧历腊月初进山,月底回家,历时一个月,按照先五区,后六区,最后四区的顺序,走过了20多个村子,拍摄照片11卷共172张。回县以后经过筛选和共同商讨,把其中的80张放大成每张8寸的大幅照片,附上文字说明成为展品。涞水县从来没有来过摄影记者,更没有通过照片展览过哪一方面的成绩,所以这次的照片是空前的展览品。照片在农村本来是新鲜事物,而我拍的题材又是当地群众关心或熟知的事情或人物,就更加吸引观众。县里特地为这些照片做了10来个玻璃展箱,占了文化馆展厅2/3的面积,另外1/3是小学生和教师方面的展品。小学生和教师的成绩是很精彩的,这方面历届的展览很受群众欢迎,并且在促进教育事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次关于扫盲和山区教育的图片展览却引起了空前的轰动。看照片的观众明显地多于其他展品,展期原订10天,应观众要求两次延长,直到一个月才结束,结束后还有不少远道的观众为没看到而表示遗憾。现在我离开涞水已经40多年,相信这批照片还在保留,已经是一批历史文献了。想起自己能为涞水的教育事业做一点事,心里感到安慰。

  一个人单独进山确实另有一番滋味,令人永远不会忘记。山路比平原的路长,这是众所周知的。奇峰岭上下20里,走了四个小时,足以说明这一点。这是上下坡,当然慢些;沿着平坦的山沟走竟然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从一个村到偏道子村,我不认路,只能随时打听遇到的人。山区的人很热情,问路总会得到指引。可惜人太少,走上个把小时或许碰上一个放羊的。我听说偏道子距离我启程的村20里路;下午动身,走到四五点钟,遇到一个老乡。问他到偏道子怎么走,回答是:“你走得对。”问他还有多少路,他说:“不远了,还有20里地。”我觉得奇怪:一共20里,走了两个小时,怎么还有20里?好在没有走错,就加快些走下去。到天黑时又幸运地碰到老乡,问他偏道子还有多远?“不远啦!再有10来里就到啦!”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还有10来里!一直走到腿酸脚痛,高兴地望见山庄(山区四五户人家一起叫山庄,有的村由几个山庄组成)的灯光,问了问,是偏道子。看时间已经是9点了。20里地走了6个小时!这种事经历几次以后,使我感到山区的人可爱,而山区的地方很神秘,甚至有些可怕。
  神秘和可怕,这种感觉在单独走山路时往往比较明显。我从六区到四区,有一天也是下午起程,走在一条山沟里。山势特别险恶,两边陡峭的山崖,山沟时宽时窄,不是“一线天”也够疼人的。这里封了山,树木苍郁,已经不是秃岭了。由于阳光照不到,一片片的积雪经过半个多月也不化,山沟的中间却淙淙地流着一条小溪。溪水湿处覆盖着一片片的青苔,和白雪相映成趣,那景色在北京我从未见过。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淙淙不断的流水声,我被这景色和清静的气氛迷住了,便摘下背包放在山石上坐下休息。也不知过了多久,听到远处狼嗥,我猛然惊觉,看看表已是5点了。抬头望去,两边的山黑魆魆的,好像忽然又高大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的渺小。我是第一次置身于大自然中,我觉得除了山和我,别的什么都没有。我想起这几年自己命运的坎坷,平时总是耿耿于怀,今天看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渺小,我的幸与不幸实际上也是细微的琐事,不值得牵肠挂肚的。想到这里,才悟到怪不得历代的大诗人都爱名山大川,那里能够净化灵魂,开阔胸怀。
  我沉醉在山景里,赶到四区区公所龙王庙村已经是晚8点了。四区的教育助理看到我来得这么晚,问起我的来路,说我的胆子够大。这条路狼很多,他警告我以后在山区——特别是四区不要走黑路。我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冒了一次险。在龙王庙歇了一夜,次日便动身到斋堂村,过了岭便看到了丰沙铁路,搭了两站火车便到西直门回了家。从龙王庙到家,就是在一夜之间离开蛮荒走回现代文明之中。对于经常旅行的人,这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我过去走的路虽不多,也绝不是足不出户的书生。但这次的山区之行对我的震动却超出往常,当时不过感觉如此,说不清是为什么。事后想起,这是和我那两年特殊的心理变化分不开的。简单地说,在极不情愿而且怀着委屈的沉重情绪到涞水以后,我却发现自己在做着愿意为之献身的事情,这种心情宕荡起伏,其猛烈的程度和猛然往返于深山和闹市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

  我在涞水的两年间,这里农业合作化的程度是不高的。平原区少数农户参加了初级社,另外是互助组,大多数是单干户。山区居住分散,办合作社很困难,所以多数农户还在单干。农业产量很低,平原区大多是一茬小麦一茬玉米或白薯,小麦产量低得可怜,每亩不到100斤,低的只有三四十斤。我见过的麦子都不到二尺高,长得稀稀落落,像是长了秃疮的头发。山区除果树外主要是种玉米。山上大多是梯田,多少块才够一亩地,但山泉浇灌及时,加上羊粪多地肥,玉米长得很好,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可惜山区无霜期短,只能种一茬。不论平原还是山区,农业都不发达,农民依靠这点收成,生活是比较苦的。
  土改过去5年了。农业合作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合作社的成立强调自愿,所以进展是比较慢的。这一年毛泽东批评了农业主管部门,说走得太慢,像小脚女人,因为“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领袖的号令谁敢违抗,各地纷纷报道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5年冬,我在涞水县城参加了一次全县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规划会议。那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它标志着浮夸风的开始,甚至可以从中看到两年以后“大跃进”的脉络。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很深。尽管我作为教育部门的人只是列席参加,却至今对会议的情况记忆犹新。
  这是1955年底县委召开的全县干部大会,地点在县城里惟一的剧场。剧场是铁皮顶子,不能隔音隔热,惟一的优点是比较大,容得下数百人。长椅是可以移动的,观众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前后挪动一下,今天的大会议题是下一年即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和农业生产计划。与会者是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和负责农业生产的干部。县政府各部门的干部都要出席旁听,我们教育科的人在内,因此我列席听了这次激动人心的会。今天开会的约200人,剧场后面空着一半多,天花板上挂的煤气灯发出青白色的光,照得人们喷吐的烟雾一片迷蒙。午台上摆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县委王书记和另外几位领导干部。桌上放着一部军用电话和一个麦克风,都是电池供电。
  会议开始由王书记作动员报告。他讲了两点:第一,毛主席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农村展开,包括保定专区在内。涞水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落在专区各县的后面,参加合作化的农户的百分比至今很低。第二,涞水县的农业生产也很落后,粮食亩产量是专区各县最低的,这也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合作化要以发展生产为基础的原则。王书记说:“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落后了。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农业合作化进展缓慢的现象,说那些主张慢慢建立合作社的人是小脚女人。”说到这里王书记提高了声音:“我们应该怎么办?同志们,放开手脚大踏步前进,还是仍旧像小脚女人,摇摇摆摆地在后面磨蹭?我们大家连我在内,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就确定了会议的议程:加速农业合作化和提高农业生产。
  县委书记的号召照例引起下面的热烈反应。二区区委书记首先起立发言:“二区保证在1956年年底以前把农业合作化的农户提高到30%!”二区是全县发展最快的区,当时全县合作化平均比率只有10%,二区是比较高的。“好”,县委书记说,“二区表态了。其他各区怎么样?”
  “五区要把合作化提到35%。”这是五区区委书记的声音。五区是三个山区中最发达的区。
  “好啊!”县委书记喝彩了。全场静了一下,接着一区书记说:“一区保证达到35%。”县委书记说:“好。”
  这时桌上的军用电话铃响了,王书记拿起了耳机。是专区书记从保定打来的,我才明白专区党委书记在办公室现场领导着会议的进程。“是我,张书记”,王书记说,“二区合作化计划达到30%,一区和五区达到35%,其他各区还没有报。”他听了对方讲了一会儿,脸上显出惊诧的神色,然后挂断了电话。
  “同志们”,他对大家说,“整个专区各县都在开会,张书记(指专区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刚才我在电话里汇报了咱们的计划数字。你们听着:涞源县计划明年年底合作化达到50%,满城县达到60%!咱们又落在后面挨了批评!”我听说过,涞源也是贫瘠的山区,经济状况和涞水不相上下;满城是平原县,比较发达些。
  王书记的信息使全场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各区的干部纷纷站起来向各自的区领导围拢过去,剧场里响起一片低声商讨的嗡嗡声。几分钟以后语声渐息,王书记叫大家安静,人们各自回到了座位,重新点燃了烟。现在的时间是晚上9点,大会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铁皮屋顶的剧场里没有火,在汽灯的惨白灯光之下特别显得冷,和人们火一般高涨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时一个人站起来郑重发言。他的声调特别高,每说几个字就顿一顿,显得格外激昂:“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按照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四区全体同志有决心,有信心,在明年一年之内,组织全区60%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话立刻使全场活跃起来:一年之内把合作化的比率提高五倍!任何人在农村工作过一两年都会懂得,农业合作化工作的面前存在多么大的阻力。农民不看到具体的利益是不肯改变现状的。毛泽东本人就强调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增产是站不住脚的。他在1953年讲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比率应该有控制数字,有指标,不能搞命令主义。涞水现有的10%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大多是鳏寡孤独或长期有病,或由于其他原因缺乏劳动力的人家,他们入社可以得到帮助。其他农户则分了田地以后愿意自由耕种,不愿参加合作社。那10%合作化的比率从1951年直到1955年从未改变,现在四区竟要在一年之内把它提高五倍!
  “很好!”县委书记热烈赞许,“大家都清楚,四区条件比较差,人口分散,搞合作化比较困难。从10%(在你们区实际上不到10%)提到60%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我们已经做了计划!”四区的书记刚刚和自己的下属们现场拟定了行动计划,正准备宣布。“首先,全体干部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第二,派干部挨门挨户访问农民的大多数即贫农和下中农,同他们谈心,叫他们了解参加合作社的好处。第三,动员全区的党团员带头参加合作社,作出榜样。”
  “很好!”县委书记说:“这完全符合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好,现在四区已经把他们的计划告诉我们了。你们其他各区怎么样?”
  王书记的话虽然不多,实际上等于又一次动员报告,引起了迅速而热烈的反应。二区区委书记立刻表态,他首先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听了四区的发言很受感动,四区的土地比我们少得多,但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干劲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使我们感到害臊!”这时他提高了声调:“现在我代表二区区委向王书记保证:我们二区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并通过具体措施,在新的一年里把全区农业合作化提高到65%!”
  县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对二区表示赞许,其他各区一起站起来表态,大家互不相让,一个比一个声音高,弄得谁的声音也听不见。最后大会主席只好指定发言者:“一区先说!”一区书记发言,也是保证提到65%。下面发言的是五区、三区和六区,三个区一个比一个更坚决,更忠于社会主义,制订的措施更详尽,更具体,最后六区提出的指标是70%!这又一次引起爆发性的连锁反应。还没有等县委书记肯定六区的精神,其他各区立刻跟上,最后全县一致决定,1956年底以前70%的农户参加合作社!
  会议是成功的,大家都很激动,王书记也很激动。他拿起电话,摇摇手柄接通了保定,带着自豪的激情向专区领导报捷。不料王书记的胜利立刻变成了失败。他报捷的数字受到专区书记的赞许,但专区书记告诉他:整个专区各县的农业合作化指标,一年之内都要达到90%!涞水县又落后了。但看来专区党委书记并没有批评涞水。王书记放下电话以后告诉大家:“张书记很谅解我们,说我们干得不错,70%已经很好了。但是他说,这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往往无法控制,能够创造奇迹。”
  于是大家继续开会,设法追上群众运动的奇迹。很奇怪,两个小时以前从10%提高到35%费了很大的努力,现在情况变了。全县的合作化指标很快就提到90%。然而还有人不满足。
  “咱们可不可以再努一把力——只需要再努一把力,把指标提到100%呢?咱们不能总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对不对?”说话的又是群众运动的先锋——四区区委书记。
  “好啊!好啊!”麦克风里响起王书记的声音。四区又一次成了燎原的火种。会议一致赞同四区的动议,于是做出决定:今后一年之内,涞水县所有农户一律参加合作社!从60%提到100%用了不到15分钟,提高的速度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决议通过以后剧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时有人振臂高喊:“庆祝涞水县提前进入社会主义!”这个口号立刻得到全体的附和。
  王书记兴高采烈,刚刚准备打电话向保定报捷,电话铃响了,是保定专区张书记打来的。他告诉王书记最新消息:整个专区已经决定明年把农业合作化的指标提到100%,涞水县又迟了一步。但是张书记对涞水做出同样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涞水虽然是专区最不发达的县,但在今天的会议上表现了巨大的进步,这表明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同时表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高潮的教导如何正确!
  会议的前一半到此结束,下一个议题是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这时是夜间11:30,气温降到摄氏零下15度,风力加大了,像是在迎接新的一年。剧场里的人们洋溢着社会主义热情。谁都没有觉得时间太晚;只是事先没有准备会开得这样长,许多人的香烟抽光了。这时买烟已经不可能,只能向抽烟叶的人要些卷着抽,勉强度过时光。

  “要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关键问题是搞好生产。按照中央的指示,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现在既然全县都要实现合作化了,农业生产可以大踏步前进了。”
  大会休息几分钟以后重新开会,准备讨论明年生产指标,以便具体下达生产任务。上面就是王书记的开场白。他接着说:“剩下的事就是好好检查我们自己,看看还有没有残留的资产阶级保守思想,然后把它彻底清除掉。”
  经过前半夜的锻炼,全体人员已经充满了战斗意志,王书记的几句话足可抵得上又一次动员报告了。各区立刻接二连三地提高了农业计划产量,不久平原区亩产量已经达到4000斤,山区达到2000斤,一下子把过去五年未变的年产量提高两倍。县委书记为大家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立刻摇电话向保定报捷;却不料挂断电话时完全泄了气。原来此时专区各县的平均计划产量已经达到去年的五倍,而专区去年的平均产量比涞水已经多了一倍!
  王书记神态沮丧地告诉大家:“地委张书记问我:你们在干什么?干革命还是学小脚女人走路?”
  刚才高涨的革命热情一下子变成了小脚女人!王书记说得对:我们还需要清除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地委书记的责难立刻生效:有专区各县的榜样在,消除了害怕冒进的顾虑。剧场里再次涌现了你争我抢的热浪;随着革命情绪的高涨,生产指标一个一个被突破。新的指标提出来了,向保定报捷的电话打通了,却每次都被专区的最新指标甩在后面。接着生产指标再提高,再被专区突破,这个过程不断重复。到凌晨4点钟,人们的疲劳程度和革命精神都达到了顶点,没有几个人嗓子不哑,也没有几个人口袋里还有烟叶(王书记的眼睛里已经布满血丝),这时涞水的粮食计划产量已经是社会主义高涨以前的10倍,终于跟上了专区的最新指标。王书记宣布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是大家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跟着全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结果。他叮嘱各区干部,回去以后要抓紧工作,要实现会上保证的数字,“不要开空头支票!”

十一

  干部们打着胜利的呵欠从剧场走上大街时,东方已经现出曙光。我们教育科的人本来坐在最后,现在是最先出来的,走出来我才觉得双脚已经冻得麻木了,刚才坐在我旁边的张科员和刘国也有同感。大家走回教育科,等着吃早饭,每人冲一杯茶,围炉闲谈。刘国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好家伙!专区各县同时开着同样的会,专区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再听听那些指标,真了不起!”
  “谁都没参加过这样的会”,张科员总是显出水平比对方高得多,“农业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中国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就是做史无前例的事。”
  刘国说:“今天的会(其实应该说昨天的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高潮,我算亲身经历了!我还看到了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真了不起:平均亩产量等于去年的10倍。”
  张科员说:“没有群众运动这就做不到,同样地,没有群众运动就不可能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我没有说话,但是想起这不寻常的一夜间,区县干部们的不寻常的行动,心里很不平静。我感到那些人都不十分清醒,而现在我的两位同事也并不比他们清醒些。我忍不住问道:“你们真地相信粮食产量一下子能提高10倍吗?”这个问题看来出乎他们意料,因为谁也没有立刻回答。张科员只看着我,这时刘国说:“那当然,你不相信?这是专区一级决定的呀!”
  “不管哪一级决定的,那数字令人无法相信。”我说。
  张科员向前望着,吸了一口烟斗,喷着烟沉思地说:“别忘了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会一泻千里,不可阻挡。咱们不能采取怀疑态度,不能成为运动的障碍。”
  “我相信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刘国满怀忠诚地说。
  张科员的话意味深长:“问题不在相信不相信,问题在于你说些什么。”
  我沉默了。如果昨夜的会对我是个新鲜事物,那么我和两位同事的谈话令我想起五年以前的经历,那经历牵涉到我对新鲜事物的态度。这里不是革命大学,我也不是批评的对象,但是我却感到不知何故,我的思路和那时一样,张科员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党员,习惯了教育别人。刘国比较不那么老练,但是显然在竭尽全力学会这种“信不信——说不说”的处世哲学,而且我看学得有成绩。我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愚笨无能的,因此我不再说话,谈论就此打住。我终于学会了少说话。我为自己的进步而高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我的进步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大。
  1957年4月,即这次会议之后过了一年又四个月,我离开了涞水县,前后在那里工作两年多一点。按照县委的指示,我们教育科的人每年80%的时间要在乡下,因此我对农村的发展比较熟悉。会议以后农村情况如下:
  第一,到1956年年中,涞水县内除少数交通不便的山村外,几乎全部农户参加了合作社;
  第二,1956年小麦收成较好,平均亩产60斤,山区玉米平均亩产仍旧是1000斤。
  第三,由于合作化,已经计划修建几处大型水利工程,都要在我离开以后开工。

  本文选自《历劫不悔》,刘迺元/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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