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④劳动教养.下篇

© 杜高／文

　　四．在大饥馑的年月里

　　给我追加的这三年劳教，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大饥馑年月。
　　从1961年夏天开始，整个劳改农场就笼罩在一片愈来愈可怕的大饥饿的恐慌、凄惨和混乱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饥饿能摧垮人的理性，把人逼疯；饥饿能剥掉人的自尊，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只有在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动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战栗。
　　我们的口粮由每顿两个窝窝头减到每天两个窝窝头，副食只剩下一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最初我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靠拼命喝水来胀饱肚子。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两条腿浮肿得抬不起来，寻找食物便成为我们生存的惟一追求了。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渝，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才生，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谢自渝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苏联批判铁托的时候，他认为铁托的理论有道理，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校方注意。这个天真的学子还写了一封支持铁托观点的信，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掏出信，就被人抓住送回学校。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时，他的手提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就是三大本《资本论》。他才二十几岁，还做着罗曼蒂克的梦，准备一边用强体力劳动来磨炼意志，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著作。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矮矮墩墩的青年劳动时还拼命创高效，挖土方的时候还硬挺着，涨红着腮帮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筐。在饥饿的年月，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着自己，绝不像我这样露出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但是想不到，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瞪圆两眼扑了上去，一把扭住那条蛇，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蛇头，三嚼两嚼吞进肚里。就这样，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那情景真叫人惊骇。
　　我虽没有他这么大的勇气和本领，但也是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寻觅食物，真是除了吃，什么都不顾了。这份档案里还保留了我的一些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堕落”。可是检讨归检讨，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我曾用仅有的一双新布鞋和一件毛背心，在出工路上和蹲在路边的农民换了两个糠窝窝头充饥。我还在地里寻觅野菜，有时能找到一些马齿苋和胡萝卜缨子，晚上就躲在厕所后面监管队长看不见的墙旮旯儿里，用两块砖架起脸盆，烧些柴草煮熟了吃。
　　没过多久，天气渐渐凉了，野菜挖不到了，饥饿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挖到十多个大白菜根，真是高兴极了。收工后，我照旧端着脸盆，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但是这一天点火的人太多，天又黑得早，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长条火龙，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我正跪在地上烧火，忽然听到有人喊：“队长来啦！快跑！”人们急忙把火踏灭，端起脸盆就跑。我也跟着跑，慌乱中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和枯叶遮盖着的尿坑，可我还是紧紧地抱住脸盆，不让煮熟的菜根洒掉。浸湿的棉裤很沉，我费力地把腿从尿坑里拔出来，艰难地回到监舍，什么也不顾地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肚子，然后才脱下棉裤到火炕口去烤干。
　　又有一天，我被派到场院去干水稻脱粒的活儿。这活儿虽然很累，但大伙儿都乐意干，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队长在场院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翻过来检查，但人们仍常常趁他不备，抓起一把稻谷塞进棉衣兜里，然后假装大小便，躲到稻草堆后面，用鞋底搓掉谷壳，把生米塞进嘴里。吃了几次生米，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队长发现生稻谷也有人吃，就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儿，不再派我们去场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白茫茫一片冬雾，天气阴冷，我们每人怀里揣着一个准备中午吃的窝窝头，到很远的大田里去拾稻穗。拾稻穗每人一行，从这头儿到那头儿足有一里多地，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遗落在地里的稻穗早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我捡不到几穗，但这一天我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霜降，蝗虫飞不动了，一只又一只落到我的脚前。我顺手抓住它们藏进棉衣里，收工回来后掏出来一数，竟有二十多只。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点燃一张报纸，烤焦的蚂蚱香味扑鼻，真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美食！
　　入冬以后，电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可怕的肝炎在这里迅速蔓延，病号一天天增多，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呻吟。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抬走死人的声音。我已经麻木了，周围的死亡不再使我感到丝毫震惊。我的腿浮肿着，走路十分吃力。我开始咯血，身体越来越虚弱，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
　　这时人们借以活命的食物，就是每天晚饭发的那两个小小的白薯面做的窝窝头。那可真是人世间最最珍贵的宝物！可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事隔三十多年以后，我的难友从维熙，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劳改生涯的书《走向混沌》中，真切地描述了这个小插曲。读到这段文字，我至今还想落泪——

　　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地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这年年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忽然来了命令，把各分场的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农场西荒地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场里。我们到了那里，伙食也有了一点改善，晚餐的两个白薯面窝头改为一大舀子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这一舀子大米粥竟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它太好吃了，以至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就盼望着天快些黑。粥是用大木桶盛着来分给每一个人的，队长站在粥桶旁监督着，我们端着饭盆排着队，领自己那一舀子。
　　这时冒出来一个人物，名叫高健，大高个子，东北人，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他真聪明，在出工的路上捡了一只破鞋，他把鞋的胶底修剪成一个刮片，洗得干干净净藏在怀里。每天收工后，他总是抢先去排队，头一两个领到自己那一舀子粥，蹲在粥桶边很快喝完，然后，等最后一个人领完粥，他突然扑向粥桶，把桶推倒，一头钻进桶里，用他的刮片把粘在桶壁上的粥汁刮下来，竟刮满一饭盆！这情景使监管队长也目瞪口呆。他披着军大衣叼着烟，鄙夷地望着这个大个子，狠狠地吐出一句：“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以后，我从被子里坐起来，忽然胸背剧烈疼痛，胳膊也抬不起来，穿不上衣服，只得坐在炕上喘息。队长已经开始点名，班长跑回来拽我下炕。我挣扎着跟着队伍到了工地，靠在冰冻的土坡上不能动弹。这时队长走过来，厉声训斥我：“不要装病，快起来干活儿去！”无论我怎样哀求，他都不相信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只好咬牙站起来，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去干活。到现在我都很难想像，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我这条卑贱的生命是靠什么熬过那个饥饿的冬天的。
　　严冬终于过去，1962年春天来了。北京市公安局决定把分散在各农场劳教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改造。我又爬上一辆卡车，随着一群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们，被从西荒地分场拖回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三余庄。第二天早上，一个监管我们的高姓队长来查房。我躺在炕上，他看见我枕边放着一个吐满了血的罐头盒，不禁皱了眉，沉思一下，说：“你到病号组去，不要出工了。”一句话，让我几乎落泪。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用如此和蔼的语调对我说话的监管队长。

　　五．一张死亡名单

　　我要抄录一张死亡名单，以慰藉那些死于1961年冬天的不安的灵魂。我的良心告诫我，不要忘记他们，只要我还活在人间！
　　我是幸存者。所有到了团河农场的右派也都是幸存者。虽然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孔却都肿得圆圆的，虽然我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还是呼吸到了春天的空气。我们终于熬过了1961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多么凄怆、多么可怕的冬天啊！
　　那是死亡的冬天。饥饿使人全身浮肿，而后夺走人的生命。在那么大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谁也不会去关注那每天夜里被匆匆抬走的死者叫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
　　灾难最先降临到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的头上。我所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像戴着胡风分子帽子由电影局送去劳改的老演员黄若海，戴着“历反”帽子由北京人艺送去劳改的老演员戴涯，还有我在儿童时代就认识的桂林新中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姚平，也都戴着右派帽子在农场劳教，他们都在这个冬天静悄悄地死去了。
　　但是，更压迫着我的心灵，使我悲哀和痛惜不已的，是一群如花年华，本应享有美丽人生的年轻学子，竟一个个在饥饿中痛苦地结束了生命。为了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再有他们的悲惨遭遇，我有责任把我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当年公安局内部登记的死亡名单抄录下来，留给未来。

　　一、郭道宏 25岁 四川隆昌人 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1953年考入）
　　右派罪行：他辱骂领袖，说“人都是自私的，毛主席也不例外”，“党员有党性，没有个性”。他说，“党不能领导一切，党要退出科学艺术部门”，“现在的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统治一样，有圣经、等级制度统治，是黑暗的”。
　　61年12月12日，他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即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二、姚有余 21岁 浙江吴兴人 北京工业学院学生
　　右派罪行：整风中他说：“党天下是客观存在，胡风问题、肃反运动在法律面前是说不通的。”1958年1月9日中午，同学在饭厅广播他上述右派言论，他大怒，当即摔了两个碗遂往外跑，同学们阻挡他，被他打了二人，用脚踢了一人。态度顽抗，坚决不低头认罪，定为极右分子。
　　突因腹痛死于清河农场，埋葬在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三、谢继先 23岁 河南灵宝人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
　　1960年12月31日8时半体弱死亡，埋584西公墓13排4号。
　　四、黄恩孝 23岁 江苏江浦人 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物理系气象专业
　　右派罪行：整风时说，“阴毒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民主自由看不顺眼，一方面不报道民主运动的情况，一方面有意识消灭民主运动。”
　　1961年2月11日重度消瘦死亡，埋584公墓166号。
　　五、张行陶 24岁 江苏海门人 清华大学学生
　　右派罪行：贴大字报要公审肃反干部，“组织法庭公审犯有逼死同学罪行的直接负责者”。鸣放会上书面发言“党员是踏着别人脑袋做垫脚在向上爬”。煽动群众鸣放取消班上党团领导。
　　1960年11月29日晚心脏病死，埋福田村南盐场地公墓。
　　六、朱祖勋 22岁浙江人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
　　右派罪行：诬蔑党是特权阶级宗派集团。1961年3月15日晚7时腹痛死亡，葬584西公墓17排9号。
　　七、李国光 26岁 上海人 外国语学院学生，下放第三通用机械厂劳动
　　1960年10月5日12时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葬于家岭公墓4排6号。
　　八、蔡季 25岁 山东梁山县人1953年10月入清华大学
　　右派罪行：1958年送城子矿监督劳动，在矿上公开扬言：我是大学生，我不是右派。1959年12月将一个价值30元的地滚铜套偷走，卖得人民币一元多，被抓获，送劳动教养。
　　1960年12月14日体衰，死于胃病。
　　九、董恭裕 29岁 浙江衢州人 解放军第三坦克学校政治系教员
　　右派罪行：鸣放时期说“肃反后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肃反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诬蔑政治主任是“缺乏起码人道主义精神，变相的国民党作风”。
　　（解放后考入清华大学，1951年7月参军）
　　1960年7月29日晨6时心力衰竭，死亡。葬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十、许雨铭 27岁 福建同安人 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到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
　　右派罪行：对党怀有刻骨仇恨，听到同学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时，要把歌词改为“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学习会上说：“现在生活这么苦，劳动这样紧张，真正体会到了苦战的苦，原以为苦战三年后可松口气，现在指标修改就拖长了。”
　　消瘦浮肿，1961年1月27日晚死亡。
　　（清河三分场，埋于北砖窑63号）
　　……

　　我只想说一句，这些表格上登记的都是他们死亡时的年龄。如果往前推算一下，人们就会叹息，他们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多么年轻，有的还是孩子啊！

　　六．劳教无限期延长

　　集中到团河农场的二百多个右派，两年中有一多半陆续解除了劳教，送到留场就业的职工队里干活去了，他们的劳教期限都在三年以下。后来，从各劳改单位又送来一些新人，仍然有一百多个右派集中在这里改造。到了1964年5月，也就是我“继续教养三年”期满的时候，却没有宣布对我解除劳教。更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从这以后，解除右派劳教的程序，忽然又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和我同命运的共有七十二人，都是1961年5月被宣布定期劳教三年的，后来这些人自嘲为“七十二贤人”。所以1964年5月，自然是这七十二个人最热切盼望的日子。三年来，我们忍受各种困苦，努力劳动，不就是为了争取如期解除劳教吗？——尽管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对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恢复过去的工作职务和政治身份，我们知道，那是不可奢望的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这之前，劳教定期在三年以下的右派，虽然都陆续如期解除了劳教，但摘掉帽子后仍被叫做“摘帽右派”，成为公民中的“另类”，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接受监督，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职工”。但他们毕竟获得了有限的自由，那也是富有诱惑力的——他们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还可以进城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宿舍外面没有铁丝网，劳动的时候也不再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监视。这是我们多么羡慕的呀！
　　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对于人身自由的向往和美美地吃一顿饱饭的生理需求，对于我们也都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
　　5月的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对我们解除劳教的消息。焦虑不安的情绪渐渐在右派队中蔓延，不时有人忍不住问带队出工的队长：为什么到期不宣布解除？队长也面有难色，甚至透露说，农场把你们的表现材料早已上报公安局了，批准的权力不在队里。那么，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又变了？三年前的规定又不作数了？对右派又要有新的处置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在右派队里传播开来。
　　敏感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政局的动态，特别关注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理论指导下报刊上开展的新一轮批判运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
　　为了稳定这“七十二贤人”的情绪，农场场长特地到右派队来讲了一次话。他说：“谁说党的政策变了？谁说政府说话不作数了？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党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政府说话是作数的。谁改造好了就摘掉谁的帽子；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摘掉帽子。现在一个都没有解除也是对你们的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信任政府，安心改造……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里，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光明前途……”
　　就这么一番话，又一次决定了我们继续延期劳教的命运。如果说1961年宣布我延期三年还是由于我“表现很坏”，那么这次无期限延期，就连理由也不说了。我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次的无限期延长，组成了我劳动教养的三部曲。我的青春和生命也就在这曲中的每一个节拍里消逝着……
　　场长讲话以后，我们都莫可奈何地沉静下来。悲观消沉的情绪笼罩着全队，人们失望了。直至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右派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个人表现，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自己能做的只是保住生命，活一天是一天。但我也确实看到，一些青年学生虽然被某些人视为党的敌人，却仍然对共产党一片赤诚，真心信任。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肖其中，很为他的不幸难过。
　　肖其中是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农家子弟。父兄对他寄予厚望，他不敢把自己当了右派的事告诉家里。而他思乡心切，深信场长所说只要积极劳动表现好就可以早日解除劳教回家乡去。他努力争取，从不懈怠。我那时在队里做宣传员，每天写黑板报，肖其中是最热情的投稿人。他喜欢写诗，用美丽的辞藻歌颂劳动，歌颂党。他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工后，他总端着饭盆站在黑板报前，一边啃窝窝头一边看劳动简报，凡发现受表扬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便会悄悄地流露出欣喜之色。他非常重视这种表扬，希望政府了解他的改造成绩，让他早一天成为自由的公民。
　　1965年麦收时节，他每天下地割麦，每天都是从清晨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中午都不休息。而他在1961年大饥饿的日子里患过肝炎，此时常感胃部疼痛，却全不在意，自信年轻力壮，不吃药也不请假。一天在麦田里，他忽然捂着肚子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喜：“我今天割麦又创了高效！”我看他强忍着疼痛，额头上渗出一颗颗汗珠，便劝他要求队长带他去场部医院检查一下。他笑笑说：“我没什么。我还就怕像你这样得了肺病，不能干活儿就糟啦！”
　　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来争取宽大的青年学生，却没能唤起一丝一毫的怜惜。更大的悲哀是，他的创高效又常常是对其他人的威胁，他越积极就越孤立，常常遭到讥笑：“上了黑板报又能捞到什么？”几乎没有人同情他的病痛。
　　第二年秋天，我在一次劳动中胸膜破裂，被抬到农场职工病房休养。一天，从劳教队又来了一辆板车，车上躺着肖其中，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的腹部胀满了水，已是肝硬化晚期。
　　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病房里传来一阵骚动，有人急促地说：“快给教养队打电话，天亮前把人送去烧了！”
　　肖其中死了。他终于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这个农家子弟的青春生命，就在这个静夜里熄灭了……
　　我却活着，继续等待劳教结束。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现在我从档案里看到，每年劳教队的确都为我填写了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但“处、分局意见”一栏里永远都是空白。队长说的是真话，“上面没有批”。我翻看着这一张张表格，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那上面有关我的基本情况如罪行等项，一年年照抄下来，一字未变，像复印似的，惟一变动的是我的年龄，每填一张，便增加一岁。一直到1969年4月，军管会才批准解除我的劳教，这年我已经三十九岁了。这一决定又拖到国庆节才正式宣布，11月，我被遣送回原籍。
　　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以来，像我这样劳教近十二个年头的，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例吧！

　　七．文革风暴

　　《杜高档案》中，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一些我周围的人向监管队长写的对我的检举、揭发、汇报外，大都是我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也从原先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现在看来，这些不过是一堆上纲上线的空话套话，但当时的确是我以虔诚之心写下的。这些材料很实在地反映了身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我的思想状况，尽管一个劳教右派并不在风暴的中心。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幸运地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带队出工的队长向我们透露，红卫兵组织几次要来冲击这个右派劳教队，都被公安局挡回去了，说有命令：“不准冲击监狱和专政单位！”我们听了都很害怕，如果真的让红卫兵冲进来，那我们只有等着被他们打死。我们被封锁起来，与世隔绝，反而得救了。
　　但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还是猛烈地震撼着我的灵魂。那年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我每时每刻都被文革的种种信息震撼着，被农场里演出的一幕幕斗争场面惊骇着。我躺在病床上，但我的神经无时无刻不是紧张的。文革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首当其冲的又是文艺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密切关注、猜测和思考。我虽然被禁闭在劳改农场，但仍敏锐地感受着现实社会的变化，紧张地注视着国家的政治动向，因为这首先关系着我个人的命运。
　　坦白地说，每当我听到文艺界的人一批批地被打倒，被揪斗，被定为最凶恶、最危险的人民敌人，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就正是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凶狠地斗争过我，猛烈地批判过我，直到把我送进监狱和劳改所的人时，我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我并不理解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但我禁不住要发出几声慨叹。
　　在我的档案里还有一份汇报材料，标题叫《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写这份报告的刘佛生也是个病号，队长让他负责队里的学习和宣传，我常和他一起编写墙报，他把我信口而出的一些言论都向监管领导报告了。刘佛生是北京工学院的青年助教，他很积极，热烈地拥护毛主席。他很真诚地请求批准，把自己的名字“佛生”改为“复生”，以表明脱胎换骨的决心。他写的这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活思想和有感而发的三言两语，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也没有给我妄加罪名，可以当做一份历史资料来读，这在当时就算难得的了。
　　档案里的另一份材料却让我吓了一跳——有人揭发我散布“美国之音”的消息。好在当时的监管领导并没有对我进行追查。
　　其实这是很富戏剧性的一种现象。劳教人员是不允许自带收音机的，谁也没有收音机。但早晨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野里干活时，这些人中却常常传播着一些惊人的外面世界的新消息，如彭真市长被揪斗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反党分子，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织了一个反党司令部等等，据说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是谁收听到的？是谁第一个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各种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后来才听说，右派队里有能人，有的人找来几个小零件就可以攒出一个很简陋的收音机，也许就是用它在半夜或清晨偶尔收听到了“美国之音”。
　　这个现象表明，被囚禁被隔离的人们是多么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而人们又总是用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智慧来冲破禁锢。毕竟是现代社会，绝对的封锁看来是不可能的。
　　然而，真正让我心灵震动，真正让我感受文革的威力，真正让我认识这场“革命”的本质，深印在我记忆里使我永难忘却的一幕悲剧，并不是那些叫我心惊胆战的斗争会，也不是那些打手们的粗暴残忍，甚至不是那些“反改造分子”被鞭打的惨不忍睹，而是一个文质彬彬、待人很有礼貌、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出身于大知识分子家庭的青年科技人员的“革命行动”。他叫毛振璞，原先是黑色冶金设计院的技术员，身材魁梧，才貌出众。他一贯遵守纪律，努力劳动，洁身自好，劳教队里甚至很少有像他这样注重衣着整洁的人。
　　1965年5月中旬，一个晴朗温暖的日子，阳光洒进我们的院子，静悄悄的。人们出工去了，只剩下值班员和我两人，我站在大墙边写墙报。一辆小轿车缓缓驶来，停在靠近铁丝网的院门外，从车上先走下一个青年，然后他扶着一个老年人下车。老年人个子高，穿着一件灰色夹大衣，花白头发，一看就是和蔼慈善的学者。他是毛振璞的父亲毛启爽教授，我国著名的电机学专家。他从上海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或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回沪前特来看望正在劳教的儿子。我是最先迎接他们的，等值班员把那个年轻人带到院子后面去找队长时，毛先生就走到我身边，和我交谈起来。他那慈蔼的语调和亲切的眼神，一下子就使我在情感上靠近了他。他问了我过去的工作岗位、我的年龄、我的家和我的病。他显然有些怜悯地看着我，禁不住叹了口气，轻轻说了一句：“你还年轻，有前途的，身体最要紧，最要紧……”这时值班员和队长都过来了。队长恭恭敬敬地把这位知名人士请到队部去，又命令值班员跑步去工地，把毛振璞叫回来。
　　傍近中午，毛振璞和他父亲依依不舍地从队部走到门外轿车旁，老人还在叮嘱着什么，儿子低着头。突然，我看见毛振璞一把抱住了父亲，不想放他走，哭了起来。我就站在铁丝网后面，老教授的脸正对着我，此刻，他的脸比刚才显得苍老了许多。他没有推开儿子，我看见他的眼眶里闪着泪光。老人看见我，好像想说什么，但只向我扬了扬手，然后低头进了车。这时我多么羡慕毛振璞，他有一个这样爱他的爸爸。
　　一年以后，也就是1966年炎夏的一天，还是那位队长，命令值班员跑步到工地，把毛振璞赶快叫回来——上海来了信，毛启爽教授在被学生们批斗后自杀了。我看见毛振璞跑进了队部。我为他难过，担心他会受不了这个打击，会悲伤，会痛哭，会控制不了自己。然而我绝没想到，他走出队部时，竟像变了个人。只见他挺起胸膛，一张青筋怒涨的脸，一双瞪得圆圆的愤怒的眼睛，站在队部门前的石级上，一手举着信，一手把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紧贴在胸前，高声呼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毛启爽！毛启爽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万万岁！……”然后他扛起铁锹，昂着头，大步向田野走去。他变成了一个“革命者”。
　　我惊呆了，靠在墙角上，好久好久，像失掉了知觉。一年前父子相拥的场景还是那样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令我感动不已；一年后父亲悲惨死去，儿子却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革命”。毛振璞绝不是在表演给人看，这样惨烈的人生遭际是表演不出来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甚至是真诚的。什么力量才能把人变成这样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毛振璞受到了表扬。队长说他这几年的改造很有收获，在关键问题上经受住了考验，能够大义灭亲，划清界线，右派立场转变过来了。毛振璞的表现也使我深深折服了。在这场“革命”面前，我只有低下头来，彻底否弃自己。
　　文革带给我们的，是对右派的看管更严厉了，伙食标准也更低了，似乎是“革命”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吃苦。1967年，我们这个队被迁移到团河农场囚禁刑事犯的分场里，那里的围墙上布了电网。1968年，我们又被送回茶淀清河农场三分场。这样，解除劳教的事也就再没有人提起了。

　　档案材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人写的汇报，检举我对现实不满的言论。这些汇报绝对是不准确的，写这些材料的人各怀动机，恐怕多数是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改造有进步，于是抓住我的只言片语加以夸大或上纲上线，这些材料实在不能反映我真实的思想状态。
　　1969年是我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已极度衰弱，而且因为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整个精神世界已濒临崩溃，我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1969年初秋，因浸泡在水渠里劳动患了急性肺炎，我又开始咯血。长期的缺乏营养和半饥饿状态，使我感到自己再也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尽管在当时的处境中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恐怖，但求生的本能还是使我渴望尽早解除劳教，恢复自由。到了这时候，我只有不断地悔罪，发誓永远按照毛主席的理论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语录来说话，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想法，只求给我一条生路。
　　1967年12月，《人民日报》又用整版篇幅发表长文，再次批判“二流堂”、“小家族”，称其为以夏衍为头目的“裴多菲俱乐部”，后台老板竟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我的罪行便也再次升级，越来越重。我更感到处境危难。此时，我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反应，更没有勇气发表什么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了。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