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⑤边疆效力.上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到宁夏拉板车

　　宁夏，对一般上海人来说，的确太遥远，但我这样的人，经过抗战时的到处流浪，跋涉山川，四海为家的人，并不感到远去贺兰山下的边疆有多可怕。解放后，上海也不断有移民，或遣送无业游民到青海、宁夏这些地方的，但1958年遣送出去的，是大批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新鲜事儿。当然在文革中有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那是另一码事了。上海是个特大城市，经济、文化各行各业的兴举，是不会嫌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这次遣送大批知识分子去边疆，名义上是“支边”。当然，这也有理，直到现在，上海也在不断支边呢。然而1958年遣送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却有它的特殊的历史背景的。
　　1958年年初就听说了，柯庆施（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要把上海搞成一个“净市”，即扫除各种社会垃圾和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叫上海成为干干净净的城市。果然，8月初，单位里（当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已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传达文件，号召支边。第一批是去宁夏。当然是循章办事，自动报名喽。我去问戚铭渠，我要不要报名，他说：是考虑在内的。我明白了，早已内定。既如此，何不干脆利落一点，敬酒不吃吃罚酒呢？我很快报了名，令头头们吃惊而满意。我自己，确实也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离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好，也许可以少沾惹些文学啦、政治啦这些东西；再者，单位里虽让我照常工作，“管制分子”的身份却不好受。到新的生活环境中去，也许精神会宽松一点。何况，不去也由不得你，乐得爽快点。主动地走，比被强迫着赶走要好。
　　这时，吴仲却不在家。她作为上海第一批下放干部，在近郊县的人民公社与贫下中农共同生活、劳动，星期六才回家。我批下来去宁夏不两天，她被单位召回，告知我的情况，要她考虑是不是要报名。这是明摆着的，要她报名。吴仲所考虑的是，一家人分在两地，倒不如吃苦在一块儿。所以没有和我商量就报了名。他们单位批下来去宁夏的，也有一批人。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打击。
　　我原本想，我一个人去，上海可以保存这个家。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刚上初中，小的一个还在幼儿园。吴仲在电台里作编辑工作，一向受到重视，如果没有我的牵累，她不会遭到更多的不幸，可以让孩子正常地成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嘛，自己多吃点苦就是，何必让一家人陪着！我想想很苦闷，当晚我去看了李俊老，请教有没有法子让家属不要离开上海。俊老当时兼管三个出版社。他回答我说，现在他只抓编辑业务，其他的事他不便管，让我暂时克服困难，过几年形势有变化，一定想法把我调回来。这当然是安慰我的话。不过，我不是白来的，我也是存心来向我所尊敬的俊老告别的。
　　从俊老家出来，我又到叶帆家，向他们夫妇俩告别。叶帆是从来很少喝酒，更从未喝醉过的人。那天晚上，我俩上馆子喝酒，他感慨无穷，心情不好，喝了个烂醉。还是我扶他回家的。这一别，我们都不能预料，要到哪年哪月才能见面，或者就根本不用想再见面了。
　　更糟糕的是，临走前几天，吴仲也被补戴了右派帽子。这真大出我意外。吴仲自然更加伤心，说：想不到，上午编辑部开了个小规模的批判会就定案了，批判的也主要是她在反右期间“向党交心”的材料。我无话可说。这种戴帽仪式，比起我们那个时候来，显得太匆忙、太简单，说它是运动的“尾声”也不对，据说叫“补划”。以后才知道，右派名额有个预定的“指标”，哪个单位划右派的比例不够，就要补划。少经世面的吴仲被补划上右派，顿然感觉到世界末日到来了。我想，这可能又是受我的连累的。
　　我们一家就这样在无比沉重的心情中离开上海。上海新闻出版界，大约有八九十人同行，这里面有各单位带队的。我们没有卧铺，白天黑夜都坐在拥挤的车厢里，眼看着列车远离江南，经兰州，转乘上新建成通车的包兰路，一片茫茫的黄土高原就在眼前。一路上，我们的心情也是茫茫然的，不知前途和命运如何。列车穿过腾格里大沙漠之后，大约在9月底到达了宁夏的首府银川。到达的当天，老天爷就大显神威，天气骤然大变，大风大雪猛地袭来，我们身上只穿着秋装，而行李衣物都还在行李车上。在组织安排住下之后，我们赶快上街去买了几件厚实的衣服穿上。
　　在银川住了几天等待分配。我们一家分配到了中卫县。这虽是个小县，但地处黄河河套区，是个旱涝保收的较为富裕的地方，出产相当丰富，东西也很便宜，一个鸡蛋只要五六分钱。在饭店里能吃到肥大而又价廉的大鲤鱼。然而找到住房安下家来后，我们一家却分成三处。我被分配在县商业局运输车队，带着小女儿住在城里；吴仲分配到离城十多里的柔远堡小学教书；大女儿在本地中学上学，住宿在学校。我去商业局报到这天，就吃了局长大人的下马威。在交代我去储运股车队拉板车时，他冷嘲热讽地对大家说：人家是教授呢，现在就叫他文武全才吧！从此，那些拉车的伙伴就“教授”“教授”地叫我。
　　家庭无主妇，家也不像家了。我在单位吃饭，家里的小女儿就交给邻居唐金花，她是早两年从上海来的移民，小女儿吃饭就在她家搭伙。现在最要紧的是，我必须熟习我的新行当。我拉车的任务，是到火车站把商业局的商品拉到仓库；再把商品分发到各商店，包括农村的供销社。若商品不多，别的东西（如煤炭什么的）也拉。时间没有定规，有货来就得去拉，有时要干到晚上。当然，干这些活我是外行喽，得仰仗拉车伙伴们的帮助。车队有11人，只有两个本地人，其他都是从上海来的移民，有做过小贩的，有卖过旧货的，有的是无业游民。因为大家是从上海来的，讲上海话，我就容易被接受一点，加上这些人又没啥政治观念，对我的来历也不感兴趣，所以说不上歧视。看到我有困难，还肯热心相帮，真还是头脑简单的劳动人民好。
　　拉板车要掌握窍门，一车拉七八百斤重的货物，也还不太难，我经过用心学习算能勉强过关。我感到最难的有三种活：一是装车难。把货物装上车，要装得平稳扎实，再用麻绳扎紧。如果装得前轻后重了，拉不动，反过来前重后轻了，又抬不起车杠。这活要靠本事，有点技术性，我不行，每次都要人帮；二是上坡难，要人推一把才上得去。大家就轮着来帮，先把自己的车拉上去，再下来帮我推；三是车子每天要擦油换弹子，这活我也是门外汉。所以处处要麻烦人家，天天要人家帮忙。我到中卫后，原来的生活补贴费没有了，每月只拿45元工资，我也不可能拿出钱来酬劳大家，只能分分香烟来表表谢意。这些人也真够哥们儿的，不计较报酬。有时，有人要求讲点故事给他们听，这我还能对付。
　　这期间，我虽感到拉车的许多难处和辛劳，但觉得精神上解放了，不开会，不听训话，不受歧视。更有一个好处，晚上的时间是我的，可以读书。我们搬家把上海的藏书都搬来了，不愁没有读的。首先，我又重读了一遍《鲁迅全集》。绿原曾经讲过一句话：英国人每年要读一遍莎士比亚；中国人每年要读一遍鲁迅。是的，每读一遍鲁迅，都使我有新的启发和感受，我当然要一年年读下去。可是很遗憾，我读的这套《鲁迅全集》，我没有能保住它。一次，中卫县文化馆，有一笔拨款专门买书的，却买不到多少好书。知道我家有藏书，就跑来东看看西看看，最后提出要我转让一部分书给他们，这当中就有《鲁迅全集》，我当然很舍不得，很不愿意，但对方是代表“公家”来的，我能说不吗？为了少惹麻烦，就让他们随便作个价，把一批选中的书搬走了。
　　可以说，这样的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我从没有要求过更多的东西。但我仍没有能管住我多年来要读要写的习惯，因而又为自己找了些麻烦。我家里订了份《人民日报》，一天，看到报上关于美学问题的争论文章，有蔡仪、朱光潜、吕荧各一篇。在吕荧的文章前有编者按语，大意是说，吕荧曾受过胡风思想影响，但不是有组织关系的，欢迎他参加讨论。吕荧我知道。1956年我出狱后，听说1955年在北京文联开会声讨胡风时，他曾出来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当场被拉下台，觉得这人很有骨气。现在看到他的文章很高兴，以为他已经平反了。看到这类文章，我又手痒了，也写了篇题为《美学上的唯心与唯物主义》，用“迟曼荷”署名寄到《人民日报》去。真可以说是“忘其所以”“胆大包天”！也足以证明，“人还在，心不死”真是一条至理明言啊。
　　当然，结果我遭到了“报应”。大约一个多月后，县组织部的部长找我训话了，手里拿着的正是我的文稿，当然是按邮戳的地址追查下来了。说：“这是你写的吧，不老实！在服刑期间还敢违法写文章……”看样子，是要批判、处理的了。这时候，在旁边的统战部马部长说话了：“文化人嘛，写惯了手痒，忘了自己的身份也是有的，就让他检讨检讨算了吧！”这位马部长算是帮了我大忙喽。他这人待人宽厚诚恳，有人情味儿，在中卫的右派同伙都是知道的。看来，这也是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种体现吧。

　　“二进宫”的故事及其他

　　刚去中卫，生活不习惯，劳动也很吃力。但自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桥。我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当时每月的口粮有42斤，我是吃不完的。口粮里规定有20斤黄米，我就用黄米同车队的人交换大米，两斤换一斤，这样对我这个吃不惯黄米的人有利，对食量大、嫌口粮不够的人也有利，皆大欢喜。虽然有人看不惯，也曾引起过一些麻烦，但只是小风波，翻不起大波。
　　当时，聚集在中卫的右派大约有50多人，上海去的就有20多个，除了新闻出版系统的，还有中小学教员，医务人员。其他的右派，都是北京、河北、陕西、山西等地遣送去的。县里对右派的管制还不算太严，大约每半年由组织部、统战部召集学习一次。在会上我认识了不少人，经常有人来找我，我尽量避免接触，我经常交往的只有两位医生。两位医生一位姓胡，一位姓何。何大夫有个女儿叫满子，姓名与我相同，曾经闹过笑话：一次吴仲去买口粮，递上购粮簿，店员一看名字，脸拉长了，申斥道：你刚才买过嘛，又来搅混干啥！吴仲再三说明，那店员仔细翻了翻购粮簿，确实没购粮纪录和盖章，才相信中卫有两个何满子。顺便提一句，那位何满子后来在华中理工学院工作，至今还不时来信联系。
　　另一位胡大夫，那可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他是当时县里医术最高明的医生。过去他在河北医学院毕业后，曾来上海医学院进修过。我也在“上医大”教过书，彼此有共同的熟人，所以就更谈得拢。他虽是右派，却因为医生这一行很吃香，他仍分配在当地医院工作。我去宁夏的第二年，市场商品供应就开始紧张了。我喜欢喝酒，酒买不到就很难受。只有药店里还能买到人参酒、虎骨酒这类药酒，但要凭医生开条子才能买。胡医生就经常给我开条子。这还是生活小事上给我的帮助；后来我陷落在“地狱”，人已到半死不活的时候，也是胡大夫救了我；最后，我只差半步就到阎王跟前报到了，又是胡大夫给抢救回到了人间。胡大夫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
　　就这样，我想，能过上几年不动脑子、单纯干体力活也不错。人到了这种境地都会这么想，延续生命总是第一位的。我还不知道，命运之神即将把我推向濒临死亡的深渊。而在这场暴风雨来临之前，却又让我参加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闹剧，等于奉命脱离劳动三个月，使我的体力得到些调整。然而，走向“地狱”和深渊的日子也逼近了。
　　1960年的夏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周年，银川将举行纪念大会，各地区都要出节目参加文艺汇演。就在这一年的年初，浙江省有一批移民迁去中卫县，是由本地一位副县长去带的队。这位副县长向有关头头们说，浙江青年可以出一个现代越剧节目。头头说，好呀！但剧本谁来写呢？不知怎么着，就来找到了我。商业局长吩咐我说：暂时不要去拉车了，去写个越剧剧本出来！我说，我在服刑期间不能写东西呀，违法的，上回不是有教训吗？局长大人说：嗨，叫你写，你就写，不提你的名字不就“中”啦。我还想说清楚，上回也不用我的名字，不也……我话还没说完就给顶回来，说：这是任务！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的。总之，铁定要我写了。我又老实交代：我从来没写过越剧，怎么个写法也不懂。——局长大人以为知识分子什么都会写的，要不，怎叫知识分子呢？后来总算通情达理，说给我找个助手，又叫拿来了越剧本子作参考。找来的助手是上海来的右派教师，曾经在越剧团拉过胡琴的。我只好领下“任务”，花了四五天功夫写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剧本。上头一看，却说“很好”，马上就张罗找演员，准备排戏，导演也指定由我来担任。想想也真好笑，我这个浙江人，是从不爱看越剧的，现在却充当起越剧编导来了，这叫哪壶不开叫提哪壶，我只好服从。
　　我写的这个故事，是说浙江一对支边的青年男女，男的思想较落后，不愿远离家乡去支边；那女的思想先进，一个劲儿动员爱人来支边，结果，当然是先进说服了落后，一同来支边了。分配好角色，让演员记好台词后，开始排演了。哪知这事引起了当地秦腔剧团的不满。对这个戏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戏里浙江人锄地用锄头，我们这里不用锄头的，这戏不能演，还带人来捣乱。其实是看到领导重视越剧，吃醋了；自然也有点排外的动机。浙江小青年也不买账，同他们顶，还照常排练。一天，那边来了三四十人，气势汹汹，声称来抓反动分子，他们指的就是我和那个小学教师。两边争执不下，起了冲突。幸而这时那位去浙江带移民来的副县长经过这里，批评了秦腔剧团，排解了纠纷。过几天，越剧排演中又起了内讧。女主角的丈夫突然不同意妻子与男演员配戏了，而这位女演员算是角儿里演得比较好的。只好又停下来处理。结果，我只好把那个男演员换成一个女的，女扮男妆来演男主角。这样才又继续排练下去。
　　这时，宁夏已经开始搞起“双反”运动了。这是中央批判彭德怀后，各地掀起的连锁反应的政治运动，在宁夏就叫“双反运动”，大概是指反右倾、反坏人坏事吧。我不管这些，还是天天上班去排戏。
　　10月里的一天，我和小女儿在家吃了中饭去上班，忽然叫我去开会。我一看这会场，戒备森严，有警察站岗、巡视，心里纳闷，知道又有什么大事要来了。宣布开会后，主持会议的官员疾颜厉色地大声说：我县有坏人到处捣乱，趁国家有困难的时候搞破坏。接着念了一些人的名字，我的名字赫然列在里头，真是五雷轰顶！我又捣了什么乱啊？接着，听到我的罪行有三条：1．偷东西；2．捣乱市场；3．散布反动言论。第一条指的是商业局仓库里丢了东西。我也听到过有这事，肯定有人偷窃了，现在便认定是我偷的。这真是“天方夜谭”，“偷东西”竟和我的名字连在一起！第二条是指我平时常买“高价”东西，也就是常买些鸡蛋、鸡、鱼这些个东西，还有药酒，这倒是事实，可这能说是“捣乱市场”么？第三条，据说是在给拉板车的同伙讲故事时，捎带了反动言论，比方说，讲林冲发配沧州的故事，就是影射我发配到中卫。宣布完毕，就上来几个大汉，拿着粗绳把我五花大绑起来。其他一些念过名字的，也同样被绑，带出去送到公安局。这次商业局就抓了10多个。有一个车队里的，是上海人，我知道他曾经为食堂克扣他的菜饭同厨房吵过架的。我像落在虎口里的羊（可怜，我正是属羊的！），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申述了。
　　此时此刻，我顾不上我的屈辱，我的痛苦，使我最揪心的是八岁的小女儿。一个人在家，晚上爸爸不回来，她怎么办呢？当她知道爸爸又出事了，幼小的她会伤心得什么模样呢？可怜的孩子……若干年之后，她妈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当天的情景，这里摘录一段，补充我当时无法得知的情况：

　　那天下午，学校开“双反”学习会。气氛已不同于上次，火药味极浓。我当然是内定的斗争对象了。……
　　会开得很长，早过了晚饭时间。当我从办公室（即会议室）走出来，忽然看到墙脚下蹲着一个小女孩，那不是我的小女儿列音么？我赶紧搂住她奔到宿舍，急问她为何一个人跑到这里。她流淌着泪水，抽泣着告诉我：“爸爸给抓走了。”“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的？”“下午。我在街上看到的，被绑着……”
　　我的天！一个8岁孩子在承受着多么沉重的精神打击啊！家里再没有人来照顾她，成了一只孤小雁，所以独自步行一二十里找到我的学校，得亏没有迷路。不知她已等在门外墙脚下多少时候了，又乏又饿又惊恐，我的心碎了。她爸的情况更令我万分沉重和担忧，我又一次感到世界末日般的惶恐和悲哀。
　　一位好心的老师帮我从厨房带来了我的一份晚餐，好歹让我的小妞吃了睡下。看到她熟睡多时小嘴角还在抽动，长睫毛不时颤动着，像涌动着泪珠……

　　每次想到这些情节，我都觉得欠孩子的债太沉重了。现在，我再继续来说说我“二进宫”的故事吧。我是有过被抓坐牢的经验的，以为到处同上海一样，是要按章程办事的，诸如出示逮捕证啦，办登记啦，编号啦，没收东西啦什么的。这里却诸事从简，没有办什么手续就送拘留所。一间小屋关十多人，睡水泥地，满屋那个臭气，直薰得我要吐，加上精神的重压，晚饭也吃不进，送给了人家。晚上臭虫横行——水泥地会有臭虫，我百思而不得其解。别人呼呼大睡，我却不能合眼。这究竟是我遭遇另一种人生体验的第一回嘛。
　　两天不洗脸，不刷牙。第三天家里送来了牙刷、衣服等日用品，想必是个星期天，吴仲从乡下回家来了。唉——，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她和孩子能想像我落到这般境地么？当然，我也绝没有想到的是，在县城读高中一年级的大女儿列丽，在我被抓后不久，也叫学校给赶了出来，落到一个修理板车、自行车的小店去当学徒工了，一直到1962年我们全家离开中卫为止。
　　家里送来的衣物中有梳子一把，被退回去，说：“男人还梳头呀！”眼镜也被退了回去，说：“坐牢还要漂亮？”原来人家以为戴眼镜是为了漂亮，这也十分有趣。
　　送来东西的当天，公安局便把这次拘捕的一百多人发送到劳改农场去。这时我看到好几个熟人，胡大夫也在里面。一溜串人走了公路走小路，约摸30多里地，走到黄昏才到劳改农场。说是农场，其实是块荒滩，就是有几间房子，没有围墙。点名（这里不作兴叫编号，就叫名字）后，队长说：“你们要好好劳动，不劳动，不给饭吃。你想逃哇——”他转身从看守士兵手里拿过枪来，朝天放了一枪，大声吼道：“子弹是不认人的！”倒也干脆利落。
　　20多人一间屋，睡一个大炕。劳动活是造围墙。这种墙是不用设计的，宁夏的老百姓都会弄。造墙的材料不用砖头，而是用“墼子”，这是就地取材的土材料：把泥土用铁锹一块一块撬起来，弄成整齐的长方形，晒干就是牢固的建筑材料了。我们这些外地人不会弄这个，就叫那些本地人干。犯人中本地人约占三分之一，里面二流子、小偷、流氓，什么都有。我们外地人就背“墼子”，背去造围墙。劳动是简单的，可就是吃不饱，干不动这重活。而且这里的人很复杂，我好像进入了一个魔鬼世界，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景。

　　体验“死去活来”

　　1960年，饥饿已在全国扩展开来。从新抓进来的各地流民知道，外面同样缺吃的，饿死人是常事。劳改犯人当然就更苦了。开头一顿有一二两粮食，还有点胡萝卜、卷心菜，后来菜没有了，稀粥里加野菜。背“墼子”我实在背不动了，幸好遇到一位监督劳动的公安士兵，他知道我的名字后，“噢”了一声，问道：“你是写《聊斋故事》的？好啦，好啦，你去挖野菜吧！”
　　这活是专给老弱犯人干的，一共有10人，有5个人分配去捡粪疙瘩——就是干的羊粪、驴粪、骆驼粪，用来当燃料的；其余5人就派去挖野菜。挖野菜的要监视，不让挖的人偷吃。当然也有松懈的时候，这些人就见缝插针，偷吃一点野菜，我也偷吃过农民剩在地里的生洋山芋，回想起当时感觉的那种鲜美滋味，哪怕是现今市面上最正宗的“红富士”也赶不上的。一天，我在村旁的野地找寻野菜，看到一只鸡在近旁，一个挖野菜的犯人趁监视的士兵不在，就一把把鸡抓住，手脚麻利地把鸡活活扼死，然后一边褪毛，一边抓起就往嘴里送，连血带肉带毛大口大口吃进去，比“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还野蛮，真叫我口瞪目呆，半晌回不过神来。当我若干年之后，看到有作家写当年劳改生活时，居然还有男女情欲的描写，不能不说是“乱弹琴”，一个人处在饥饿的状态，还能产生情欲性欲么？卓别林的影片《淘金记》中，有个流浪汉饥饿时幻想得到食物，竟把人看成了一只鸡，追着去扑杀。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呢。
　　我还看到啃死人骨头的。挖野菜要挖出坟堆里的死人骨头，算是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炕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但我却没敢去尝试一下。只有一样我一直想争取一下的，是到沙窝里去背粪疙瘩，背回一趟，可得到一只糠饼的奖赏。我要求去，是那个读过我《聊斋故事》的看守士兵批准的。可这时，我已因严重缺乏营养而极度干瘦，腿部却异样地肿胀，走路像踩棉花般的无力。随着同伙勉强走到五六里外的沙漠边缘，已经疲累不堪。看到干粪疙瘩确实不少，也就捡了半麻袋往回走，一步一挨，实在背不动就倒掉些，待到挨回劳改场，袋子里已所剩无几了。那位善待我的士兵不在，换了个凶巴巴的，我可就惨啦，不但没得到我相思已久的那个糠饼，还挨了一场训。
　　这时，我确实已是奄奄一息了。看到有倒下死了的，被拉出—去往沙窝里一扔就完了。我想我的结局也大抵如此，倒也简单省事。可以说，我已没有了多大的精神负担，连自我悲哀也已没有力气了。
　　然而事情又有了转机。劳改农场有两条驴，是用来运东西的。据说有条驴受伤了，就叫看管人员杀来吃了，胡大夫也分到一块驴肉。胡大夫在这里仍旧作医生，所以生活上有优待。这事发生在当时，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要是死了个人呢，没啥问题；死了条驴，上面就来人查问了。正巧与我同室的一个南京人（原是县人民银行的职员），认识那个来调查的人，他就如实反映了劳改场缺粮，人浮肿、死亡的情况。从此上头实施了两大德政：1．浮肿严重、无力劳动的，经过医生证明，可以不出工。胡大夫照顾我，我就不出工了。2．允许家里人送东西来调济生活。那个南京人家里先送来了锅盔，他慷慨地分给了我半个，我的大女儿也送来一袋炒黄豆，两个饼。我像捧着宝贝似的省着吃，当天把饼吃完了，将一袋炒黄豆枕在头下。夜里不知怎么一来，这袋东西就被人偷了。偷的人，毫不在乎地当场大吃起来。我气愤得要死，却没劲儿去抢，还是那个南京人见义勇为，帮我去夺了回来，已经被吃去大半了，真叫人痛心不已。
　　在这之前，本地犯人家里已开始送来东西，有炒面（实际上只是草籽掺和一点面粉）、糠饼、土烟丝这些东西。室内犯人早就搞起了交易——不等价交换。如一把牙刷换一撮烟丝；一件毛衣换一个糠饼；一条新毛巾换一根香烟或一小撮炒面。外地人身上穿的用的都比较好一点，所以偷窃衣物的事经常发生。我的衬衣、棉毛衫都换了吃的，只剩下一条好点的毛裤了，睡觉我把它放在枕头下，一下子就被人抢去。经过交涉、争执，我给了他一手把炒黄豆，才把毛裤还我。真是强盗世界，魔鬼世界！但就在这丑恶的群体中，还是有人的温情在：那个南京人就是一个。另一个宁波人，用他的手表换来了4个饼，马上就分半个给我，无偿的。后来这个人死在劳改农场，我十分难过。
　　这回劳改农场恶劣的状态汇报上去之后，伙食上也有所改善，有点面疙瘩吃了。春节三天晚上吃到了白花花的大米稀饭。我有两三个月不出工劳动，家里送来的东西和白米稀饭一吃，我大大恢复了原气。正月底，劳改场宣布处理了，我同另外5人定为劳教，要离开劳改场送到别处劳教场去。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他们早已听说劳教农场有饱饭吃。
　　这天，一高一矮两个警察押送我们上路。高个的较和气，矮个的很凶。乘上火车，下午三点多就到了贺兰县的劳教农场。不多时就开饭。嗨呀，果然名不虚传，伙食太棒了：两个面粉和高粱粉混合的干馍，一碗青菜豆腐，上面还飘着油花！据说这些都是他们自种自制出来的，所以能吃饱。我们6个好开心，能来到这样的好地方。饭后管事的人出来，先收下了4个人，剩下我和另一个，他上上下下看了一通，像买牲口时仔细观察牲口一样。末了，摇摇头，说不要。还轻蔑地说：这种人能劳动么？高个的警察耐心同他们磨，要求收下算了。可磨到天快黑了，还是不成。只好连夜把我们两个赶到银川。我们走不动，走得慢，矮个的一路吼骂：“驴球日的！”近午夜才到银川公安厅。当夜就睡在看守所。
　　第二天，押送人领到公文，又改送平罗县劳教农场。那个脾气凶的矮个回中卫去了，单由高个的押送。这人还算能体谅人，半路上拦住一辆卡车，让我们搭上便车去平罗县，然后走到郊区劳教农场。又正好开晚饭，吃的是“搅团”（是用荞麦面粉搅成的糊糊）。结果，人家在我们两人中选了一个留下，我又给撇下了。高个的只好带我乘火车到另一个处——石嘴山。摸夜路走了两三里才到劳教农场。高个的说这回总可交差了。哪知人家又是看牲口那样把我看了一通，仍旧看不中，打回票。
　　唉！只因我“卖相”太差，害得押送的人交不了差，还冤枉花了路费。这样日夜兼程跑了三个县城，我仍旧被押送回到中卫县拘留所。那天，我记得是阴历二月初二，是西北地区民俗称为“龙抬头”的日子，所以，改善伙食吃面条。另外，值得说一说的是，在回到中卫的街上，碰见了大女儿同学的父亲高德福。他原是上海的小业主，跟我们一道去宁夏的。他知道我在县里的拘留所，特为我送来两包香烟。那时买香烟要烟票，两包香烟是大人情喽。我铭记在心，1963年我从上海再度去中卫时，带了点“邵万生”的食品送给他，表达我的谢意。
　　在拘留所呆了两个月，又送到本县的劳改农场。这时，原来和我同在劳改农场的那批人，有的也来到了这里。胡大夫也来了，他照样还当医生。这里劳动负担重，管得严，不能稍稍休息，更不能磨洋工，真是实打实的劳动改造。我终于因体力不支、劳动负荷过重而倒下了。
　　这天，背“墼子”，背了两个钟头，眼看要吃饭了，我便坐下来想休息一下。看管的人跑来吼骂，说我“调皮”，背“墼子”本来每次一块已够重了，现在罚我，加两块。我勉强挣扎着背起来，开步走，汗水立刻淌了下来，我身上着的棉衣像火烧火烤似地贴在身上。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挨，每走一步，头昏目眩，全身发颤。一下子突然眼前漆黑一片，自知不好了，还没等到我喊出声来，就倒下不省人事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忽而觉得摇晃着，忽而又墨黑一片，深深地昏沉过去。我幼小时曾听大人说，人死之前，会把一生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这完全是瞎扯，我死过去时没有这种感觉。
　　第三天（后来听人说是第三天），我才清醒过来，首先是听觉的恢复。我似乎听见公安人员在跟人说话，说不要用贵药什么的，我才知道自己躺在医院里。但身子还一动不能动，好像身体各部分都不听脑子使唤。又过了好几天，才慢慢能动了，脑子也清晰起来，才知道，我倒下后，是胡大夫送到医院来的，这家医院的周院长，是吴仲在学校里教书的同事的伯父，原来就彼此知道的。胡大夫把我重托给他，所以能得到认真负责的治疗：每个小时打一次针，直到苏醒。
　　这回，我真正到地狱里去兜了个圈，到“阎王爷”跟前去报过到。是否“阎王爷”也嫌我“卖相”太差而不要我呢？——不，是人间尚有温情在，是胡大夫和周院长同“阎王爷”搏斗，硬把我给拉回人间的。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