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②抗战时期.下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在衡阳的幸遇

　　我初到衡阳时是很不幸的。一是得知日本鬼子已经打过来了，萍乡、高安一带烧起了战火，我前进的道路又被阻了。二是我带在身边的命根子钱500元忽然不翼而飞了，只剩下外衣口袋里一点零碎钱。一下子变成真正的穷光蛋，连吃饭也大成问题了（幸而这时我早已住在旅馆里），真是祸从天降！我还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绝境，心里不免发慌。
　　这时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便是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零钱给浙江家里拍了个求援的电报。我自离家远走后，就很不愿意向家里要钱，这回真是万不得已才开口的，心里很是不安。但想不到的是，事情很快有了转机。人说天无绝人之路，果然是真。这天我在街上胡乱踱步，竟然碰到了当年同在延安的同学程嘉哲。我们同在“陕公”3个月，朝夕相处。他是“陕公”并校时离开延安的，回到家乡衡阳后又继续在广西大学读书，此刻正在衡阳度寒假。他听到我的遭遇，马上邀请我住到他家去。说来也巧，这时又碰到另一位曾去过延安的邓剑秋（是个军医），同样是个仗义的朋友，他二话不说，就去结清了我在旅馆的欠款。
　　程嘉哲又马上为我去奔波，解决我的饭碗问题。当地有家《通俗日报》，最早是共产党元老何叔衡所办，这时已归属湖南省教育厅。（这教育厅设在耒阳，就是（三国演义）上张飞审庞统的地方。）程嘉哲的哥哥程嘉朔认识《通俗日报》的副社长，他带去我在成都所写的一些文章，对方当即表示满意，聘我去做编辑部主任。《通俗日报》为4开张。编辑部除我这个“主任”兼编第一版和编写副刊文章外，另有编辑2人分编其他版面。还有校对2人，资料员1人，编务1人。此外，报社有经理1人，厨师兼工友1人，广告科职员2人，发行科职员1人，传达室工友1人，全报社员工共13人。当时就有朋友开玩笑说：13，不吉利啊，你们这家报纸说不定哪天就要完蛋！
　　果然，不幸而言中。我在2月份进的报社，5月底报纸就打烊关门。原因是经费枯竭，在营销上，不能与其他有钱老板作后台的大报竞争。这样，说散就散了。这种情况，从旧时代过来的老报人都知道，实属普通寻常事，不足为奇的。这也就是在旧社会工作流动性大，人才的流动性也大的一个原因吧。
　　结束《通俗日报》，我又有了种种遭遇，使我能在衡阳呆上近两年。对我来说，这段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我结交了最相知的朋友叶帆。可以说，在我的一生，没有别的朋友能像叶帆那样，在精神上和我达到那么的融合和默契；也没有别的人给我的影响有那么深厚。以至他在1963年初猝死后，我竟觉得我的半个生命都被他带走了。
　　我们是怎么相识的，值得说一说。我在《通俗日报》时，编辑部担任资料员的曹明，有一天向我提到在衡阳《力报》编副刊的叶帆，说是这人如何如何了不起。我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叫黄蕃文的那个叶帆？他说：就是的。他很奇怪我怎会知道黄蕃文。
　　这又牵涉到我在成都编副刊的那段日子了。我经常到资料室去，目的无非是了解一下各地报纸副刊的情况和文坛动态，一次在《广西日报》的副刊上，发现了一篇《曹禺开始回到了曹禺》的文章，署名叶帆。这题目就很有吸引力，内容更是精辟新颖。大致说，曹禺的《雷雨》《原野》等剧作，明显地可看得出受易卜生、奥尼尔的影响，《原野》简直就像是奥尼尔《啊，荒原）的临摹。这回的《蜕变》，才真正是曹禺自己……。这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知道，当时《广西日报》的副刊编辑是蒋海澄（即艾青），我在武汉时曾与他有过接触。我便给艾青去信，打听叶帆的通信处，想约他写稿。艾青回信说，叶帆本名黄蕃文，他住在广东曲江某地。我写信去诚恳约稿，却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他已离开了曲江。没想到我心仪已久的人就在眼前。
　　我们真是一见如故，事事投契。叶帆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记忆力之强，悟性之高，在我的朋友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看电影，如果是一部好片子，他看后不但能原原本本复述情节，而且能把全片的主要镜头，如远景、近景、特写、淡出、淡入、黑格、白格等艺术处理，一一地说出来。开头我不大相信，一次他看了刘别谦导演，加利·古柏和克朗黛·考尔白合演的《第八夫人》，他说很好，就把所有情节和镜头转换说给我听。第二天我去看了，证明他几乎没有什么错失。我真服了。他听音乐，听两三遍后就能把全曲旋律记住。一次在桂林，我同歌唱家姚牧说起，姚牧说：“开玩笑！绝不可能。”我就把叶帆带去，姚牧放了一张唱片，好像是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叶帆说，这我很熟，当场就哼唱了开头部分的旋律。姚牧又换了一张平常较少听到的理查·斯特劳斯的小品《嘉年华会》。放毕，叶帆要求再放一次，说有几处没听清楚。再放一遍之后，叶帆就从头至尾哼唱复述出来。姚牧睁大了眼，半天说不出话来，叹口气道：“你是妖怪！”事后他说笑话：叶帆这人要短命的。这样的人上帝也不容他长寿。他这话竟然成了谶语，叶帆40岁就离世了。
　　叶帆性格的旷达和超脱，也是少有的。得失不放心间，从来没有想不开的事。我认识他不到半个月，他就被《力报》辞退了，但我没有看到他有一点丢掉饭碗的不安，照样嘻笑如常。后来湘桂大撤退时，他在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住，误以为他是汉奸，绑起来险些就弄去枪毙了。幸好碰到在衡阳认识的一个军官，为他证明，才放了他。脱险后他向妻子王琳叙述这段经历，竟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还带着自我调侃的风趣。
　　叶帆人缘很好，各种社会角色都能相处得来，表面上是好好先生，什么都随遇而安，但在原则问题上，又绝不妥协。可以举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当时他已离开《力报》，失了业，就住在我所供职的报社里，帮我编编新闻，写点社论什么的，分明是报馆的客人。可是，一天他去印刷厂，看初拼好的版，发现广告栏里有一条广告，是推销一种医治妇女痛经的药，那药品叫做“妇女救星蔡特金”。叶帆对我说：这条广告要撤！莫名其妙的药物，竟然用伟大的妇女运动领袖蔡特金的名字来做招牌，可恶已极。我也反感这种亵渎神圣的作法，同意把这条广告撤去。然而广告部主任来阻挠，说：报馆没钱，全靠广告收入，而且别家报纸也登，不肯撤。我是编辑部主任，报社没有总编，事实上要我来决定。由于广告主任的坚持，我感到两难。这时叶帆朝我看了一眼走了。那一眼的力量使我无法抗拒。我终于以自己的去留为条件，把那条广告撤了。
　　我和叶帆之所以莫逆于心，更因为我们在人生态度上有共同的取向。这可归纳为“三不主义”，就是一不做官，二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三不随人俯仰而坚持独立判断。我们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是独立和高度的内心自由。做官必然要受某种政治势力的羁绊，甚至必须耍权术，玩手腕，目的无非谋权谋势，我们不稀罕这个。要参加哪怕是进步的组织，也要受到约束，自己不同意的事也不能抗拒。因此连“文协”、“青记”这类并不坏的群众性组织，我们也拒绝参加，叶帆更加彻底。我有时还愿意在呼吁进步、正义的宣言上签个名，他决不随声附和。他特别讨厌“出风头”“抢镜头”。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他总拉我到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样绝顶聪明、才能出众的人，竟这样淡于名利、甘于平凡，也许不合时尚，但不能不说，这是叶帆最不平凡的性格特征。
　　我读书也算得上勤勉的了，叶帆却远远超过我。以他那样的超凡记忆力，读书时却还要认真做笔记。他的读书笔记，大都且叙且评，是论文一样的东西；对好书和经典著作，更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原作，他说，这样，书就化成自己的东西了。我真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
　　叶帆的致命缺点是太矜持，太要求至善至美了。我常常催促他写文章去发表，他却老是说，再成熟一点才写。没想到“上帝”真不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他的满腹学问和非凡的见解，就这么随他的早逝而丧失了，直到今天我想起来还觉得遗憾。
　　在我们初结交时，他写过一篇《论报告文学的蒙太奇手法》，全文约两万字，是他读基希、西龙、爱伦堡等几位报告文学大师的心得和评述。他本不想发表，是我硬拿来分期登在《通俗日报》上的。这篇文章登完，《通俗日报》就停刊了，可说是报纸的“天鹅之歌”。1946年冬天，我在南京《前线日报》遇见曹聚仁，他抗战时期曾在江西发表《文艺新闻论》，很有影响，我向他提起这篇文章。他却说，当年在衡阳，有一张小报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的蒙太奇手法》，那才写得好。原来，曹聚仁也很欣赏这篇东西，可见天下自有知音。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叶帆，他却冷冷地说：“难道我是为了人家称赞一声才写东西的吗？”他真有点矜持得太过分了。
　　我们之间相互影响的事例很多。他本来不愿多读中国古书。在我的劝说和影响下，也为了彼此多一些共同语言，后来他读了不少古代文史书籍。在他的影响下，我容易冲动和浮躁的性格多少有所抑制，当然远不能达到他那样的淡泊沉着。我们俩从二十多岁结交，十几年间的相知和多次生活、工作在一起，彼此洞见肺腑。不用说话，一个眼色，一个动作，彼此就能理解对方的心理活动。所以1955年胡风案我被株连时，唯有他告慰吴仲（叶帆和其他一些熟朋友都是这么称呼吴仲华的），说我绝不会参加什么集团，可以放心，没有事情的。
　　回忆在1962年我从宁夏回上海时，他作为市里的优秀教师，由总工会组织上黄山休养，那时他的身体、精神都极好，跑山路脚步矫健，人家还以为他是体育教员。可就在几个月之后，突然无疾而终（经医院解剖也未查出病源），这叫我和他的家人实在不能接受。

　　蒋光燕其人

　　蒋光燕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在衡阳近两年间，我和叶帆还有许多朋友都和他“搭界”，而且长时间在他的供养下生活，却一直弄不明白。这可说是我早年的经历中遭遇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
　　必须从《通俗日报》说起。当时《通俗日报》设在衡阳市区的“太平大厦”。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栋三层的公寓房子。报社在二楼，印刷厂在底层，蒋光燕是住在三楼的邻居。他租下三楼的三套房，一套有三间，相当阔气。晚上他常到编辑部来，“参观”我们编报发稿，也同我们聊天。就这样，大家混得很熟了。他知道我们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照样同我们交朋友。报纸一停办，他忽然宣称：大家不要走散，这些人我包了，我要办报。
　　这位寓公要办报，倒把我们惊奇得一愣一愣的。果然，这位蒋寓公很快就加租了房子，好像真打定了主意要用我们这批人似的。但我们对此人却毫不了解。只知道他身边有个女秘书——实际上是情妇。还有一位专职管他的财务的，我们叫他胡子老张，解放前在南京《大刚报》，我同他又一度共事，成为很熟的朋友。后来又知道，蒋老板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有两部卡车贩运物资，贩运些能赚钱的东西，如湖南省缺盐，他就把贵州的盐运到湖南，还运一些走私洋货啦什么的，其实说不上是很正规的私人企业。据说他还在什么企业集团担任经理。那都是些从沦陷地区搬到内地的工厂小企业，不知怎么和他挂上了钩。他又曾自称在国民党军队杜聿明属下当过军法处长，是否吹牛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同当地的官方关系倒似乎不错，好像路路通的样子。
　　蒋光燕宣称要办张《衡阳晚报》，也确实在搞登记、搞印刷厂等方面进行了准备。编辑部就交给我去“组阁”。这是我和叶帆求之不得的事。我们真想豁出力气来办一张像样的报纸。我被聘为总编，叶帆为编采主任，我们又把黄立文（叶帆的哥哥）、郭鸥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邀了来。住房不够用，我们就打地铺。大家兴致勃勃，要办好这张同人报。
　　哪知蒋光燕这人并不真想把这张报办起来。他只是急急乎做好《衡阳晚报》的牌子，在太平大厦挂起来，印好有社长衔的名片，然后他到长沙、曲江、桂林、柳州各处乱跑一通，似乎在干筹办报纸的准备工作，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些人就这么干等着。当然，饭是有得吃的，那就等着吧。各人自找乐趣，我和叶帆就以读书自娱，也颇为闲散有趣。
　　最后，我们看出来，蒋光燕只是想利用《衡阳晚报》这块牌子，便于开展他的活动，根本不想办什么报。但我们这些人，他照样养起来，回报是给他作作“枪手”，写点文章到报上发表。我们面临这样的喜剧场面，真是哭笑不得。但想想，不过是帮人写点文章嘛，换来的却是吃和住，还有零花钱，这笔交易也还不算很坏。于是我们适当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有时随便写点什么，署上蒋光燕的名，由我们交给报社。好在衡阳新闻界我们都很熟，由我们拿去的稿子，大都能刊用。就这样，蒋老板又成了文化人。而我们却扮演着幕后“捉刀人”的角色。我们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生活上相当自由，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和控制。
　　就这样的合伙，继续了一年多。蒋老板又设计出新的花样来了——他要办个酒精厂，还要搞个“文艺中国社”。好吧，我们又当起酒精厂的职员来。蒋光燕自任厂长，还把我们的朋友、学化学专业的程嘉哲请来当工程师；把另一个朋友李夕帆请来当科长，看来真有点办厂的样子了，实际上仍旧是个空架子。这厂根本就没有开工过，烟囱从不冒烟，只是买人家的酒精再倒卖出去罢了。我们把这个酒精厂戏称为“无烟酒精厂”。倒是“文艺中国社”还办了点事，真正领了营业执照，出版了丛刊《美》。我的一本诗集《衡岳放歌》，王晨牧的一本诗集，就是在这里出版的。
　　当年秋天，蒋光燕搬出太平大厦，也为我们在辖神渡买了三间木屋。这地方是我和叶帆看中的。因为附近有所船山中学，学校图书馆藏书很丰富。长沙大火之后，湖南省图书馆的部分图书也存放在这里。我们在辖神渡，倒真是生活在自由的空间。许多失业朋友都来住过，睡地板，吃大锅饭。这时，叶帆的妻子、广东有点名气的歌唱家王琳，也从广东老家来了，做了这个“大家庭”的管家婆。我们的生活费是有限的。虽然可以到蒋光燕处去报销点，我们也找些临时性工作挣点钱，但仍经不住许多人吃饭的负担。王琳很有办法：今天吃饭的人多了，煮饭时就多加水；有钱时吃鱼吃肉，没钱了就吃白饭。有时还开玩笑，把河里的小石头洗净放在锅里用油盐炒炒当菜——当然是吮了吮就吐掉的。
　　我们同几个演剧队关系很好。长沙的九队，柳州的四队，曲江的七队经常到衡阳来演出。因上面（军委）拨款有限，生活也非常艰苦。我和叶帆常写文章为他们作宣传。演剧队的朋友常到辖神渡来玩，我们之间关系亲密，无话不谈。
　　这时，各方文化人集汇在桂林、衡阳的很多，报纸的竞争相当激烈。衡阳《力报》请了刘思慕来作总主笔，衡阳《大刚报》就邀请俞颂华作总编。大家办报都非常认真。尤其是《力报》，虽是民营报纸，销路也能达到五千多份，敢与有实力背景的《大刚报》抗衡，为宣传抗日救国起了不少作用。我认识刘思慕、冯英子也就是在这段时候。这年秋冬之际，我还以《力报》记者的名义，到湘西前线采访了两个月，写了些战地报道。
　　在辖神渡生活的这段时间，我收获最大的便是读书。我和叶帆只要在家，每天都要跑到船山中学的图书馆去看书。我在那里读完了《南北史》《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周书》和《隋书》，我要离开衡阳时正在读两《唐书》。还读了许多关于音乐、戏剧等方面的艺术类书籍。我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是和遭遇蒋光燕这个人物有关的。我和叶帆常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蒋光燕究竟是哪方尊神？他究竟算是好人还是坏人？最终我们肯定：此人是冒险家，但他的底子始终是个谜。不过叶帆还认为：此人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会整人害人，基本上可算是好人，只是属于乞乞可夫型的，买空卖空的营利者罢了。叶帆是个精细聪明人，他的推断大体上没错。

　　做了一个“事业梦”

　　在衡阳生活期间，我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之前，我追求的知识有两大板块：一是古代文史，二是新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衡阳这两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勤奋的日子，每天读书十多个小时。晚上我和叶帆对坐在书桌前写日记，写笔记，把读书所获所感都写进去，乐此不疲，常搞到深夜。这时我的知识面扩大了，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有关音乐、戏剧、电影等艺术知识的板块。
　　前面说过，认识朱凤竹，使我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在衡阳，又认识了姚牧、王琳以及其他一些演剧队的歌唱家，更促使我要多懂得一点音乐知识。于是我系统地读了曲式、和声、作曲、配器、西方音乐史等音乐专业书。“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我很相信这句话。那时，马思聪在衡阳、桂林演出，我都得心应手地写了评论文章，并引起马思聪先生的注意，认为我是可以同他谈谈音乐的人。1944年，我去成都经过贵阳时去拜访他（他正在贵州任省艺术馆馆长），他向夫人王慕理介绍我，竟说我是西南很懂音乐的行家，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一位在重庆音专授课的应尚能教授，也问过我：你是哪个音乐学校毕业的。对这类评价我有点飘飘然；更重要的是，证实了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音乐知识上我既然入了门，为何不自己作曲呢？我这人就喜欢什么都尝试一下。在衡阳，我就试着写过歌曲和小型的器乐曲。1943年风闻我所敬仰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逝世，我怀着激情写了悼词，并配曲成为一首悼歌，效果不错，曾在朋友中传唱。歌词是——

　　一颗巨大的心停止了跃动，
　　千万个不幸者失去了光。
　　你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战斗的真勇主义者，
　　受大苦难而得到大欢喜的天才！
　　你永在着，永在着，
　　我们把头息在你的胸前，
　　吸食你刚强慈爱的乳流。
　　你的最伟大最神圣的坟墓，
　　是在我们的心头。

　　后来证实罗曼·罗兰还活着（他是1944年在瑞士逝世的），这首悼歌就成了笑柄。不过，我宁愿如此。以后我作曲的兴致一直不减，多为自娱，直到1945年在成都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作曲闯祸为止。
　　我对戏剧、电影艺术感兴趣，主要是结交了一批演剧队的朋友，要为他们的演出写文章，做宣传。做这样的工作，不懂行是不行的。你不能摆花架子，讲空话。于是，我只有大口大口吞食戏剧理论、舞台艺术方面的知识。当时演剧队中的杰出人物如吕复、赵明、查强林（夏淳）、瞿白音等，都把我当戏剧评论的行家，我的努力也没有白费。电影和戏剧艺术有很多共同点，我在学戏剧知识时，也读了些电影艺术的书，有些体会，所以同时我又开始写影评。1944年我在桂林短期停留期间，就几乎每天写影评。这些可说是构成了我的知识板块中的第三板块。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蒋光燕要办杂志、我竭力促使办个《美》这样的刊物，因为它可以包容各种艺术评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刊物。
　　我和叶帆常为这样的问题而苦恼：作为活生生的人，我们要吃饭，这就不能太挑剔工作，只要无伤于大节，无伤于大雅的，什么都得干；然而同我们的理想是两码事。我们想认认真真干点想干的事，又一再受挫，干不成。年纪已到二十三四，是该干事业的时候了。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确是一大难题。我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比较早，始终认为（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研究人类社会的经典理论，还没有超过马克思的。我们也很关注人民革命的实践，但我们太爱自由松散的生活，更缺少下刀山火海献身的大勇精神，像我姐姐那样。我们又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没落，社会的黑暗与动荡，所以不愿依附统治者的势力来生活，想走自己的路。然而却又摆不脱现实社会的种种制约，命运似乎掌握在别人手里。这两年跟蒋光燕混在一起，始终干不成什么事就是证明。而且在战争期间，时局的动荡，使我们感受的压力就更大。
　　我们考虑了许多时候，得到一个结论：要想干我们想干的事业，就得摆脱对人的依附，首先得自己解决经济问题。于是我们想办一个农场。这可能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派、平民教育的思想有些关联的吧——当然，他们有雄心壮志，有直接的救国救民的政治目的，而我们却没有。只是想，办个小型农场是可行的，弄得好，可以赚点钱，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资金。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那么，办农场的土地、资金又从哪里来？我们的朋友许行，家里是曲江的大户人家，叶帆说可以说动他家里投资；报界朋友周沙尘广有人缘，愿意去募捐集资；蒋光燕也表示，可以卖掉一部运输汽车来投资。人员更不成问题。程嘉哲兄弟、黄立文、郑丘林、胡子老张等一批朋友都愿参加。我还想把在成都的芦甸夫妇和吴仲都动员来。演剧队的郑桦、林岚也很感兴趣。雷迅和胡子老张已去广东曲江看过场地了，大家都热切地期盼着农场能办成功，但抗战形势使我们的美梦迅即破灭。
　　1942年起，时局一天天紧张起来。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鬼子加紧着力打通粤汉线，使已被占的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联成一线。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情势有多么紧迫，但刘思慕却看得很清楚。他在1943年就说过：日本鬼子肯定要打通粤汉线，国民党军队是经不住打的，到明年，衡阳、桂林就不是我们的了。他在当年年底就离开了衡阳。真是料事如神，1944年夏，湘桂大撤退，我们许多朋友都吃足了苦头，狼狈不堪。
　　我的情况是：1944年的1月份，桂林在筹备第一届剧展，由广西艺术馆主办。当时的馆长是欧阳予倩。这次剧展，演剧队的七九四队、新中国剧社、西南各地的演剧组织和湘剧、桂剧等剧种都将参加，规模相当可观。筹备剧展作资料组组长的许秉铎，原是演剧九队的，后在新中国剧社，和我很熟。他特地来衡阳找我，要我去帮忙。衡阳（力报》也愿意给我特派记者的名义去参加，但不发经费。我到蒋光燕处要了1000元，打算去桂林后就不再返回衡阳了。
　　这里我不能不说说我姐姐孙晓梅的事。我自1943年上半年便和她失去联系。这很令我不安。我和晓梅姐向来感情很好。我幼年少年期间狂放顽皮不守规矩，在学校读书不安心，爱往外跑，家里人唯独她支持我。在我脑子里她不像个女性。因为那个时候，总认为女人都是温温柔柔的“弱者”——不是有句话“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而我姐一直是敢说敢作的强人。她伴随在母亲身边，在我们老家乡下，她是个有名的“怪女子”，也是不为保守的宗法势力所能容忍的。她投身到抗战烽火激烈的革命队伍中去，可说真是如鱼得水了。从她的来信中，知道她很艰苦，但很快活、有信心。由于信中只能隐讳地写几句，我对她的工作、生活一直不清楚。只要有信来了，就知道她是安全的。现在长时间不来信了，我试着按她交代的地址写信去，也毫无回音，我预感到凶多吉少。直到解放后，我母亲收到新四军颁发的烈属证，才知她确在1943年5月光荣牺牲。她是在苏南作地下交通员，护送一批重要干部进入解放区的回程中，被日寇抓住的，在威胁和劝诱下都不屈服，被日寇残忍地割去乳房而枪杀。她的事迹登载在1984年出版的浙江《革命英烈传》第二集上；她的遗墨也于1984年在家乡富阳出版。另外，吴仲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写了一篇题为《梅香依旧》的缅怀晓梅姐的文章（刊载于1995年《黄河文学》第6期），也寄托了我的哀思。

　　重返“第二故乡”——成都

　　成都，一直是我感情所系的地方。当年仓促间离开是迫不得已的。所以这次离开衡阳、桂林，我姐又无消息，东行无望，我首选的去处就是回到成都。我在桂林总共呆了不到两个月，之所以急急乎离开，除了时局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恋爱问题面临抉择。
　　1941年，我在成都与吴仲相恋而又不得不离开时，曾发生过一件尴尬事：我在动身前几天，在芦甸家里认识了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学生。她知道我要经重庆转道东去，便说她要与我同路到重庆。她坦白告我，她在家里与继母相处不好（虽然父亲很爱她）。特别是她同一位男教师相好过，曾打过胎，后来她继母从医院打听到这事，就更歧视她。她想去重庆找她所爱的人。既如此，我便同意她同路走。她变卖了自行车买了车票，要求此事保密，以免遭家里阻挠，我便遵约没有告诉他人。连吴仲我也未说明。我想，事情很快就会证明我同她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无所谓。殊不知到重庆第二天，她便哭丧着脸来向我说，那个她要找的人欺骗了她，已同人结婚了。她表示要跟我走。这时我住在陈羲伯家里，那天正好住在重庆的晓梅姐的前夫季诚性来看我，我当着他们的面回绝了她。一是我不能这么做，吴仲又是很纯情很纯洁的女孩；而她，说得不好听，是苍蝇叮过的；二则我哪来这么多旅费供两个人用？因此，第三天她就回成都去了。不知她回去说了些什么，朋友们对我有误解了，吴仲也一度与我断交。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达成谅解。这是我急于去成都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情况是，我在衡阳期间，遇上演剧队的一个女高音小唐，她非常想同我好，时常来找我。我对她也有好感，因为我喜欢音乐。我常说，一个不太漂亮的女人，站在台上唱起歌来也很美。何况小唐长得不错，又那么倾心于我，我自然也觉动心。但是比起吴仲来，她绝没有那种纯真美，而是混迹于社会多年的女性，这样的人不大可靠。所以我总避着她。想不到我后来去了桂林，她也随演剧队到桂林来参加剧展，我很为难。叶帆说：该决断了，你快走吧！
　　就这样，1944年5月我就去了成都。我走后不久，战火迫近。在夏天开始了抗战史上的又一次大惨败——湘桂大撤退。我因早走一步，避免了许多朋友都遭过的大灾难。
　　我到成都后，先住在一家小旅馆，第二天吴仲就让我搬到她家去。显然，她母亲已认可我们的关系，我放心了。她的家庭是世代书香，祖父吴光耀，前清时曾为慈禧太后所赏识，做过官，但更重要的一面，他是个著名的学人。他的一些著作，现在北京图书馆还有专目。所以家里藏书很多。祖父已去世多年，书籍多为她父亲保存。她的母亲也是书香人家出身，还上过旧制中学。在那个封闭时代，女子能够到新式学堂读书的不多。所以她外公家可说是个新派的老式家庭。吴仲从小就跟着母亲天天回娘家，跟舅家关系很亲，同我少年时代有共同点。这时，吴仲一家所住的房子就是她外公家的，舅父在外地工作，他那间约50平方米的房间就成了我的临时住屋。我给朋友写信吹牛说：我住的房间一连人也住得下。
　　虽说吴仲的母亲很开明、和蔼，但估计经济不太宽裕。吴仲刚读完金陵大学先修班，还想升学，她大弟又在武汉大学读书，家里还有个小妹妹，父亲又失业在家。我绝不能让她家增加负担。到成都后我就努力去找工作。我曾事先与原来《黄埔日报》的副总编曹砚琴和原来的老关系曹耿光联系过，总以为解决工作问题不会太难，哪知直到两三个月后，人家才帮忙找到了一个职位：空军通信学校宣传科印刷股干事，管印刷厂的事。这当然又是我不乐意的，感到很委屈。但为了吃饭，只得干，无可奈何。这段时间，我同朋友们很少往来。芦甸和其他过去的朋友多已分散在外地，很难得见面。湘桂大撤退后，原来同在衡阳生活在一起的朋友郑丘林（郑彝元），也跋涉到了成都，以后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他是泰国华侨。若干年之后，他回到泰国，成了一名研究佛学的专家。
　　这年10月我们结婚了。我们完全采取自主的形式来办婚礼，即以我俩的名义邀请父母及至亲好友，在一家西餐馆聚餐，在用餐前自行宣布结婚，完全破除世俗的“主婚人”“证婚人”和披婚纱等老格式。来宾们留下的惟一纪念，就是进入餐厅前的签名。这用来签名的一块粉红色缎料，是好友卢经钰所送。当中是我俩的签名，来宾签名就签在周围。这种当时可说是全新的婚礼形式，颇为朋友们欣赏。不料在20多年后的文革期间，吴仲竟为此大吃苦头，造反派抄家抄到这个东西，就被当作反革命名单来追查。想想是很好笑的。
　　婚后，我仍住在离城10多里的工作单位，每周六回家享受家庭温馨，日子过得平静而有规律，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其间，却又发生了件麻烦事，确切地说是撞了祸。
　　1945年的秋天，在全民一致要求战后实现和平的呼吁声中，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和谈会议。毛泽东亲自来到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是全国、全世界关注的大事。当时在重庆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我看这首词气势磅礴，显示了革命道路的广阔前景，也许是引发了我的“延安情结”吧，我即兴将这首词谱写成歌曲，并且就着管印刷厂之便，托人印刷出来，大约有四五百张吧，除留下少数给自己和送朋友，其余都送交祠堂街的新知书店，代为销售。当然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这些单页歌片能值多少钱？也就是想，在这种值得纪念的瞬间，留下一点值得纪念的痕迹吧。
　　想不到，这首歌很快在朋友间传唱开来，书店代售的也很快卖光。是在前年吧，我看到广州一家报纸的一篇追忆这桩往事的文章，是我当时在印刷股的同事刘先生写的。这篇文章把我说成一个神秘人物，还滋生出一些神秘情节，如说这歌单一下子由地下飞遍全城，“万人传唱《沁园春·雪》”，而且看到孙某人如何在深夜哼唱谱写曲子，他又如何帮助设计封面等等。其实，那张歌单是单页，也没啥可设计的封面。但是要说中国谁先谱毛泽东的诗词，我想我也许是头一个吧。
　　我在歌单上署的是别名，不知为什么有人查出是我写的。这张歌单就被送到我单位的政治部主任那里。为共产党作宣传，这还了得！这时，有一位好人站出来为我开脱，他就是印刷股的王股长，他官儿虽小，后台却很硬，他是空军司令部副司令王叔铭的侄儿。他说，印刷厂的这些年轻人嘛，喜欢唱歌，拿到什么歌词都谱上曲，其实是无意的。另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让我逃脱了这场灾难，这与吴仲的大弟弟吴曜曦有关。他本在武汉大学就读，那年他因病或是经济困难的原因吧，请假在家，我介绍他去空军通信学校打过工，以便赚点钱来复学。他的英语很好，正巧机关政治部主任杜敬伦想学英语要找个老师，他就被调去教杜敬伦英语，自然彼此间的关系就不同了。我谱曲的问题出来后，曜曦就掌握时机，从中做了消解工作。以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当时我有些紧张，总算没有出大事。而那位姓刘的仁兄，却说我因此而得罪当局，立即逃命去了。我确是在打算“挈妇将雏”离开成都回江南老家，但那是1946年夏天的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当时的狂欢可以想像，不用我多说。我对今后的考虑，首先就是赶快回家，结束我的流亡生活。可是当时交通非常困难，车辆、飞机都为有钱有势的人占去了。我只有等待机会，依靠空军通信学校的关系来解决。我打了要求调离成都的报告，还是那位王股长帮忙，不久就批下来，调职的单位在沈阳。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接受调令再说。接着，空军通信学校有批学员奉调到外地，我领了路费，一家三口就同他们一道乘汽车，经川陕公路到西安，然后在西安等到一架飞往南京的军用飞机，让我们一起搭乘上去，顺利地到达我设计的目的地——南京。从此，我的生活道路又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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