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②抗战时期.上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在抗日烽火中，我开始了流亡生活。在武汉、延安、成都、衡阳、桂林等处，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开阔了视野，尝过了酸甜苦辣，开始形成事业的梦想，但在畸形的社会中，梦想不能成真。

　　融人神圣抗战的洪流

　　如果时世太平，我是绝不会在十七八岁刚跨入青年时期就踏进社会的。然而时代命运注定了，抗战爆发，一切打破常规，人的精神和生活都进入另一种状态。如今的人可能很难想像，当年抗日救亡的气氛是多么的炽烈，大批大批的青年学生是那么热诚无私的投入——当我看到文革时代的红卫兵，曾作过比较：文革的狂热，主要是政治操作，投身于其中的人，大多数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和迫切的参与愿望的，可以说是随大流的盲目行动。而抗战的凝聚力，是面对敌人的入侵，关系全民族生死存亡的自卫与奋发，它是神圣的、真诚的，没有丝毫人为的矫饰。
　　抗战一开始，我就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这和我的胞姐、革命烈士孙晓梅有关。她在杭州教书时，有一个同事叫钱韵玲，是著名学者钱亦石的女儿，后来成了冼星海的夫人，我也认识她的。“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钱亦石在上海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担任团长，钱韵玲也在上海。我姐要我到上海去找她，然后我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带我参加战地服务团的还有另一个朋友，就是孟洁。这时她已是救国会会员，认识“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也为我入团做了介绍人。
　　在参加战地服务团期间，我印象特深的，是我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与乱七八糟。
　　当时，这个战地服务团的一个大队配属张发奎部，大队驻在嘉兴，下面还有分队和小分队。我和孟洁这个小分队，被派在浦东南汇县周浦镇开展工作。每天慰劳伤兵，分发慰问品，搞宣传活动，非常忙碌，一天要投入10多小时，但我们干得很起劲。
　　周浦镇驻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师的司令部。我们的工作要同部队行动取得协调，所以部队政训处（即后来的政治部）有个姓陈的常来同我们联系。此人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同他还算谈得来。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情况。
　　一是他们的部队驻扎在沿海地带，任务是保卫上海市。而他们的很多军官，晚上都要乘上南路小火车到上海市区去嫖妓。在国难当头，海防如此紧张的时候，当军官的居然还做出这种事，怎能不叫人气愤！还有一件是敌人飞机坠落的事，同样叫我十分反感。有一天，在川沙境内，突然有架日本飞机因发生故障自行坠落下来。国民党军队曾有过命令，打下敌人一架飞机可发奖金几万元。于是驻地部队就冒功欺骗，用自己的枪朝坠落的飞机上打几个枪眼，就报上去说是部队打落的，可笑不可笑！
　　那年11月9日，日本鬼子在金山卫登陆，情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可驻守的国民党军队却一弹不发，偷偷逃跑了，连我们战地服务团也不通知，真是混蛋透顶。第二天，一位当地中学的陈老师（是孟洁的同学）跑来告诉我们，这才赶快撤走。我们慌忙随着逃难民众，沿着松江、青浦、昆山、苏州一路逃去。沿路国民党的败兵、散兵大肆抢劫，残害老百姓，却把自己的枪支、子弹，甚至整箱的子弹都扔掉，扔得满地都是。这哪里像受过军事训练的部队啊，简直是土匪、强盗！把武器留给敌人，更是明摆着的汉奸行为嘛。我非常悲观失望，这种军队如何能打仗，我们又怎能靠这样的军队去抵御敌人的进攻？
　　在混乱、惶恐和失望中，我们只得随流亡大军一路奔逃，而后面，日本鬼子在猛追。我们昏天黑地跑路，吃饭睡觉也顾不上，真是狼狈极了，最后到了湖州。这时，比我年长的孟洁，因得知她母亲得了重病，绕道回杭州去了。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以后我到武汉稍有喘息的机会，也曾去信杭州，没有回音。再后来从我姐的来信中，知道她家的住房被炸毁了，却仍不知人的下落。
　　就这样，我成了孤身一人，又失去了家庭联系。究竟是继续奔逃还是设法回到杭州？这是我进入社会后面临的一次困难的选择，终于决定去电话与杭州的亲戚联系。哪知对方说，杭州也很紧张，有办法的都在想法逃了，你还是跟上大伙儿走吧。于是，我又继续走上抗战时期的艰难旅程。

　　流浪到远方——延安

　　撤退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的小分队瓦解了。同我们一同撤出的陈老师，带了两个学生一直跟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沿途在苏州、湖州都有人分开，各走各的路，也有回上海的。12月中旬到达南昌，只剩下陈老师师生3个，加上我和一位小分队成员共5人了。这时南昌所有公共场所都挤满了流亡学生，我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住到一个天主教堂去。不久，杭州失守，更断了退路。陈老师在当地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位置，便同我们分开了。
　　南昌市面很乱，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散兵经常闹事，我就亲眼看到一起：有几个当兵的把苍蝇放在盒子里，跑到当铺里假意去当东西，结果可想而知，遭到拒绝，这就引起了一场骚乱。到处都少不了这些不打鬼子兵、专门骚扰老百姓的“刮民党”兵。
　　此地当然不能久留。但不幸一到南昌我就病了，打摆子，一天一次，后来一天两次，打针吃药后才稍好。说到走，到哪儿去呢？我首先考虑的是武汉。武汉是国内的政治中心，《新华日报》也在那里出版。于是我同另外三人一起离开南昌，乘上南浔铁路火车到九江，然后乘船到武汉。
　　到武汉后，糊里糊涂地住进了流亡学生招待所。这里管吃管住，暂时安下身来。招待所流动性很大，我们住大教室，天天一批人来，一批人去。有的找到自己的学校走了，有的被国民党军校、战干团或什么部队招收去了。我不愿受军训，更不愿受军队的约束，都拒绝参加。这使招待所的教导员仇良驯很不满，因而对我很不客气。我也满不在乎，仍旧我行我素，天天找安静的地方，读我辛辛苦苦带出来的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逃亡奔波，根本无法读书，现在正是“补课”的好机会。所以不管人家满不满意，我只埋头读书，读它个死不抬头。
　　大白天还好办，不难找到清静的地方；到晚上，大教室内只有两盏半明不暗的小灯，看书就很困难。于是我就打游击，看到哪儿有灯光就到哪儿去。有一次，我就着灯光看书的地方，正巧是那位仇教导员的屋外。他先看到了我，走过来翻了翻我的书。“哦，黎烈文翻译的《邂逅草》！”他像是很感兴趣。
　　从此，他似乎换了个人似的，对我另眼看待，不再讨厌我了。逐渐我们熟起来，可以谈谈天了。他说，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介绍你去教育厅做事吧。我不知哪来的这股顶牛劲儿，机关衙门之类绝不愿去。也算这位先生好脾气，由我任性待着。终于我的机会来了，他把我介绍给武汉《大汉晚报》的一个编辑朋友，那边愿意要我，但不能如我所愿当副刊编辑，而是要我去国际版作助编。这时，我真要感谢少年时我在杭州认识的凌强先生，是他带我走进新闻王国。他不把我当孩子对待，认认真真领我去参观他们报社《杭州日报》的各部门，又不厌其详地告诉我报是怎么编出来的，于是我才懂了点编报的窍门，加上平时注意报纸的编排技术，现在居然能派上用场了。
　　《大汉晚报》给我月薪40元，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而且觉得干新闻工作也不错，除了半天编报，其余时间都可用在读书写作上。《新华日报》是我经常投稿的报纸。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由于给《新华日报》写稿，我见过报社的负责人潘梓年和吴克坚先生；以后一直保持关系；在重庆，又和编辑主任石西民有所接触。若干年之后，我在宁夏遭遇惊涛骇浪、险些翻船丧生的时候，正是石西民救了我。否则就没有新时期得到解放的我，更没有今天在这里叨叨述说往事的八十老翁的我了。
　　这时的武汉，是各方精英人物集汇之地，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火热，我也参与其中，重新鼓起抗战的热情和信心。印象最深的是，由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厅长）组织的庆祝台儿庄大捷的万人大合唱，冼星海指挥，真是叫人激情满怀，热血沸腾。
　　但我在《大汉晚报》干了不到五个月，报纸停刊了。原因是印刷所同伤兵发生了冲突。当时那些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气头很大，“谁惹了老子，老子就不客气”。于是印刷厂遭砸，报纸也就办不成了。
　　这时，九江已失守，武汉危急。我既已失业，也就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我决定去延安。为什么？我刚读过斯诺新出版的《西行漫记》的中译本，读后很是激动。过去在杭州读过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深深地在我脑子里留下印象。我很想去看看延安，是怎样把共产主义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我想，那边一定和国民党统治的天下两样。
　　事不宜迟，我马上找到《新华日报》，请报社的人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接待的人说：可以，但要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出介绍信。我想起不多日之前偶然见到的沙千里，便去找他。沙先生很爽快，马上为我写了介绍信，还给了一张名片。八路军办事处也很快批准。等到会齐同去延安的几个青年，就一同动身出发了。经郑州、西安，一路顺风到达了延安。到延安这天是1938年的9月1日，正好是陕北公学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也是我进入“陕公”值得纪念的日子。
　　初到延安，的确很有新鲜、兴奋的感觉。满街都是青年学生，到处都有歌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宽松。我们刚去的人所带的国统区法币，都要换成边币（法币在边区如同外币一样的，是“硬通货”），我看到有些人还有些犹豫，被动员几次才去换，我却无需动员自动把所有的钱都换了。因为，我认为这里应该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当年12月份，原来的“陕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学员归并到栒邑县的看花宫分校，办了高级研究班，这里就成了校本部；另外一部分则是普通班学员，被动员到晋察冀边区和晋东南前线去了。经过考核，我分配到高级研究班。我们一百多人随着成仿吾校长从延安步行去看花宫，走了四五天才到。看花宫属关中分区，那里离国统区的织田镇只有三里路。那织田镇约有两三千人口，老百姓把苏区讹读成“熟区”，相对就把国统区叫“生区”。一对比，“生区”、“熟区”差别很大。苏区这边的人生活勤劳朴素，而国统区那边，烟馆赌场娼妓什么都有，看不到一丝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正在进行神圣抗战的气氛。真是像鲁迅所引用的爱伦堡的话“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看花宫高级班共有三、四、五、六四个队，我分配在六队。讲课的人有何干之、李凡夫等。队里有位干事叫司东初，见到我写在墙报上的文章，很欣赏器重我。还动员我入党。我谢了他的好意，但我告诉他，我是野惯了的人，克服不了自由主义，还是等锻炼一阵再说。其实，我是早就立志不参加任何党派和任何社团的，后来我在国统区的军政机关混饭吃，也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这是许多人很难相信的。至今我的名字除领工资的单位列入花名册，连工会也不参加。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感到不满足的是图书馆书太少。我这人从小是大口“吃书”吃惯了的，那点书不能解我的饥渴。还有一些不顺心、不高兴的事：比如，上课前要“拉歌”，对这种群体性的起哄娱乐，开始还无所谓，回回如此，就觉得无聊，不习惯；再有就是吃了小米老拉不出大便；顶使我恼火的是，队里有个专门打小报告的人，我们一些学员叫他“李CC”，什么屁大的事都要反映上去。那时每月要发给学员一元钱生活补助费，发了后又动员上交。对这种做法我发了点牢骚，说：要就不发，何必多此一举呢？马上被反映上去。在队里，我和黄桦（湖北大学工科学生）最谈得来。我俩身边都有点钱，有时“嘴里要淡出鸟来”了，两人便上合作社（馆子）去吃一顿。李CC有时也来“打游击”（吃白食），但他却仍然打我们的小报告。我和黄桦晚上不想早睡要看书，也去报告。结果我俩被政治部叫去谈话，自然是吃批评喽。
　　这些并不算太严重的事，却使我又不安于现状了。我这人真是野惯了，收不了心。另外，还有一件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在武汉我参加救亡活动时，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学生，叫郭维琼。她是上海南汇县人。因我们是江南大同乡，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在一起搞救亡活动，接触交往也较多，她常到我的报馆里来。后来当地的“民先”、“青救”、“蚁社”三个进步救亡团体被国民党取缔，武汉又面临战争威胁，我决定去延安，她也愿意同去。而且也是我请沙千里先生介绍的。到延安，她与我同在“陕公”学习。后来在学校甄别考核学习程度的考试中，她没能通过进高级研究班。所以，我去了看花宫，而她就到安吴堡青训班去了。但我们一直保持亲密的通信联系。我们也从不隐瞒，大家也公认了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哪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她在最后一封来信中，说要到冀察晋边区前线去了，而且是同一位老干部一起走的。“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
　　这对我打击很大，感到再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黄桦也早有离开的想法。于是我俩一同打了报告，要求离开。学校里的干部再三说服，但我们还是决定要走，便只得同意，给我们开了路条。有这个路条，可以证明身份；在苏区，沿途吃住还可免费。当时在延安，进出自由安全有保障这一点，我确是亲身体会到了。对延安严肃的工作与学习，各方热血青年汇集一起的勃勃朝气，我是深深印刻在心里的。但也隐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气氛，不适宜于我自由自在的习惯，觉得离开也非憾事。

　　不幸在西安被扣
　　
　　我和黄桦是1939年的5月离开延安的。一走出苏区，我们才知道，与延安可自由进出的情况相反，这时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来对付从延安出来的人了。苏区周围到处有国民党特务在检查扣留人。我们为了安全，不走公路，从老乡处打听到走小路可绕道到西安，我们便这么办了。三四天的路程，我们走了一个星期，但是仍然逃不过恶运，走到咸阳城外过渭河桥时，就被宪警稽查站截住了。
　　我和黄桦事先曾对好口径，说是流亡到西安，准备去彬州（即原邠州）找熟人解决工作问题的，去后熟人已离开，便又回到西安。如此这般扯了一通。看来稽查站是十足的老狐狸，根本不信我们这一套，说：不要胡编，跟我走罢！马上就把我们带到城里稽查所，然后又被带到西安青年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表面看来同武汉的流亡学生招待所差不多，只是不让你自由。两天后，黄桦被他哥（在陕西建设厅工作）接走。他本说要来接我的，却食言了，没有来。
　　我正想不出法子离开这里时，“战干团”来招学员了。这与武汉那次“战干团”的招学员不同，我不去就不去。这回只是名义上叫“招收”，不由得你不去，是强制性的。我和一批人被送到了设在咸阳打包公司大厂内的战干四团特训总队。这些人中，有被认为是从延安或山西“民族革大”来的；也有各地送来的所谓危险分子；有一部分是自愿参加的失业者。每天要上课，目的自然是“洗脑子”啰。
　　有一天上课时，我忽然听到介绍教官的名字叫程仲文，而且介绍他是洛阳《阵中日报》的主编。我在武汉时曾给《阵中日报》写过稿，还同程仲文通过信，只是没见过面。为了证实这位教官是不是那位程仲文，课后我就喊了声：“报告教官！”（这是这里的规矩，说话前要先喊报告）果然，这个程仲文就是和我通过信的人。他将我上下一打量，露出惊讶的样子，说：“你居然还是小青年嘛！”接着，他把我请到他的宿舍里去谈话。我编了一套从什么地方来找什么亲戚的假话，他不信。说：你是从延安来的，对不对？不要怕，这里的总队长萧作霖，是一位“儒将”，很是尊重读书人，他不会把你怎么的。他喜欢办办文化刊物，结识文化人。我一定向他推荐你，去编编刊物，就不必在这里当学员了。
　　果然，不久萧作霖就要我去见他，马上拍板让我去编他所办的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叫《古今月刊》，编发内容大致是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当年10月，战干四团特训总队改组为西北青年劳动营，萧作霖担任教育长，营主任则为胡宗南。这时办起了《青年劳动》半月刊，由程仲文任主编，他把我和另一位曾在山西“民族革大”呆过的李北流调去，协助他编刊物，名义上是上尉助编，月薪50元。
　　我这个“上尉”军衔是怎么来的呢？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要先入军籍，要立点什么功才上升为军官。就因为这里属部队所管，凡是在这里吃饭拿工薪的，都要列入某项军衔才好向上边领经费。所以，我这个“上尉”并没有什么军衔证，正如以后我在成都《黄埔日报》编副刊，我领工资的级别是“少校军官”，而我本人却并没有当过一天兵，也不是国民党员。那时候，正处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虽一心想抑制共产党，暗恨一切进步人士，而整个形势却不能全由头头们掌握，下面马虎松散的情况常常有。有的出于智商不高；有的出于自身的偏好而重私谊，也就常常顾不上那么多政治了。萧作霖、程仲文就属于后一类。萧作霖后来当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至少属中将之类吧，在解放战争中是随程潜起义的将官。程仲文作为萧作霖的智囊之一，据说后来跟笪移今、储安平等在一起，参与了反对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斗争。
　　编《青年劳动》这种刊物，自然非我所愿，国民党那套教条令我生厌和反感，幸而刚办了两期就宣告停刊了。因为这是萧作霖办起来的，年底萧作霖要调到平秦师管区去做司令，也就不管这一摊了。我也就凑这个机会离开了青年劳动营。
　　李北流也同我一道离开了青年劳动营。开始两人同住在程仲文介绍的纸厂仓库里，很不方便，便搬到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去，这里只要交钱就可住宿。想不到在这里我认识了若干年后的“同案犯”、诗人陈守梅（阿垅）。原来他也住这里，每天在食堂吃饭，彼此都面熟了。他住在我后面的屋子，走进走出要经过我的房间。一天，他送一位女客走出来，我一看，竟是认识的，姓周，是延安卫生学校的学员，那时她在西安红十字会工作。
　　由此，我和阿垅就算正式认识了。我读过他在《七月》上发表的文章和诗作，自然很快就熟起来。记得他从我这里借去一本傅雷译的《米开朗琪罗传》。以后我在成都准备办刊物时，曾向他约过稿，而我们却再也没见过面。

　　难忘的成都之旅
　　
　　离开西安后，何去何从我又面临新的选择。我先随李北流到宝鸡，在他叔叔家住了一两月，然后决定去成都。在西安时，程仲文曾对我说，萧作霖准备在重庆办一张报（那里有萧开的商号）。如我愿意，可同去办报，吃住是不成问题的。我不想加入他们那一伙，便未置可否。而萧作霖在离去之前，曾写信把我介绍给成都《黄埔日报》的总编曹耿光，我斟酌后，宁愿到成都去闯一闯。
　　1940年初夏，我同李北流一起到了成都，暂住在中华书店的一个堆栈里。为及时解决生活问题，我立即去找了曹耿光。曹带我去见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黄埔日报》即属该校所管），讲了我是萧作霖介绍来的。看来邓与萧关系不错，我很快就得到安排。按那里的制度，报社经费都是军校拨给，员工都以军校的名额支薪。曹耿光是以上校政治教官名义派去做总编的，我是顶了一个少校速记员的名额，派到报社作编辑，月工资是80元。这样，就解决了我的吃和住，也可供给李北流失业期间的生活费了，他已失业好几个月了。
　　初到《黄埔日报》，仍让我编国际版，觉得不大顺心，我喜欢编副刊。那时副刊《血花》是一个叫林适存的在编。此人曾是鲁迅先生骂过的“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成员。也是他自己太不争气吧，我去后约半个月，他就出事了，好像是强奸女演员这类事，被人告到警备司令部，又转到军校，后来被撤职离去了。此人后来去了台湾。80年代初，还在报纸上看到他在台湾的消息。他出事后，我就顶了他的职，接手编副刊《血花》了。
　　这是我接办的第一个文艺副刊，我很有信心搞好它。可是我刚接手，人地生疏，自发来稿大多不行，我只好自己每天写一篇，用平凡、于先等化名发表；开设了一个杂文、随笔类的专栏《忽然想到》，用“深渊”署名。这个名字，以后在成都的新闻、文化界，就正式成了我的称呼。后来曹耿光介绍了一个写稿人，说通过此人可联系上成都的大批作者。这个人就是我以后在成都的密友芦甸。
　　芦甸是军校十四期步兵科毕业生，当时他本想去抗日前线，只因他成绩优良突出，为教育长留下来作中队指导员。我俩第一次约见，颇有点戏剧性。那天我约他在少城公园荷花池边的茶馆见面，我等了许久未见人来。原来这天他穿的是便服，我专门注意穿军装的，便疏忽了；他当然也不认识我，像是接头出了差错。等到茶馆的人都走散，只剩下我俩，才通名报姓，接上了头。他笑着说：没想到编辑是这般小青年模样，我哪敢认嘛！
　　以后我同芦甸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陆续认识了当时活跃在成都文坛上的一批青年作者，如岳军、寒茄、杜谷、白堤、王远夷、任耕、洪钟等，都成了朋友，经常往来。这一段时光，我工作顺利，日子过得舒心。《血花》本来的面目不怎么可爱，是可想而知的，谁喜欢党军味十足而缺少文化气的东西呢？我接手之后，得到一批进步文化青年的支持，《血花》逐渐变得与读者亲近了，发表文章的内容也有朝气，我感到信心十足，有使不完的劲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芦甸决心要搞一点属于自己的事业，办一个真正有文化品位的刊物，刊名也取好了，叫《文载》。我们在一起商量过多次，如何来解决经费和登记两大问题。经费从何而来呢？有这么个渠道：我所负责的副刊，每千字文章有两元钱稿费，每月本来是一位专职会计来发的，而这位会计是官太太，嫌这么一笔笔稿费要算要寄太麻烦，要编辑来代办，由编辑每个月总算领钱去分发，这样，每月就有约300元的稿费掌握在我手里。如果我们同朋友谈好，自己写稿不取稿酬，不就把钱省下来一大半吗？另外，再想法弄点钱，办一张32开小型张刊物是不成问题的。当时，任耕的父亲在江油县当县长，有个商人想到江油办什么事，需要有人去通通关节，走个门路，说是事成之后可酬谢1000元给我们办刊物。任耕倒很认真去办好了这事，我们认为经费已不成问题，把《文载》的牌子也做好了。哪知昧心的商人竟言而无信，赖掉了1000元，我们也无可奈何。
　　这时，登记刊物的事也碰了壁。国统区规定，凡办报刊都要到省党部去申请批准，过这一关要找个关系。军校有个政治教官叫屈凤梧，兼任四川省党部的科长，经常同曹耿光一道来我们报社闲聊，大家说说笑话解闷。有一次，一个同事问他：“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凤梧？”他说生他之前，他妈梦见一只凤凰飞到梧桐树上，所以叫凤梧。当场那位同事就开玩笑说：幸好是一只凤凰飞到梧桐上，如果是只鸡飞到芭蕉叶上，岂不就叫“鸡巴”么？大家笑成一团。可见彼此的关系已很熟了，我认为机会已到，请他帮帮忙搞刊物登记。但出乎意料，他推辞不干。
　　我和芦甸都很失望，还想再争取争取看。芦甸知道屈凤梧在青羊宫乡间租了间小屋，经常去那里与一个女人幽会。芦甸便去门口候着他，还有那个女人。芦甸示意说：够朋友的，彼此帮帮忙吧。他才答应了。但事终于没办成。加上经费又出了岔，办刊物的事也就吹了。我已约了不少稿，其中包括阿垅的稿子。这些稿都先后安排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后来听说阿垅很不满意。
　　虽然办刊无望，我仍生活得很愉快。这时通过常来投稿的朋友卢经钰，认识了以后成为我终生伴侣的吴仲华。经过不长时间的接触，我们相爱了。我正处于热恋中，照理说，我不会匆忙间又作奔波他处的打算的。可是，事与愿违，我不得不卷起行李离开了仅呆了一年半的成都。
　　原因是我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也许是我办的副刊实际上为左派朋友提供了园地，引起猜疑；另外，自己写文章也欠考虑。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桂林都传说黄源、丘东平等一批左派文人，都遭难牺牲了。黄源战前在上海编的《译文》，我是经常读的，我曾写过一篇《悼黄源》的小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曹耿光就找我谈话。他本来对刊物的把关是比较宽松的，尚有一种“仁厚长者”的味道。这回他有点火了，说：“你公然在军校的机关报上追悼共产党，这还得了！”告诫我千万要注意。
　　不久，我从几个方面得到危险的信号。一是芦甸。因为芦甸曾邀我去他们中队上过课，事后上面就查下来，说此人有赤化嫌疑。查到大队指导员，这人是芦甸的朋友，便把这事告诉了芦甸。二是富阳人王馨，是我的小同乡。他年轻时在富阳县药房里做事，是我六叔带出去考入黄埔军校的，是个老资格黄埔生。这时在成都行辕当上校参谋。我同他见面时，他提醒要我注意，不要多和人交往，也不要去找他，要我及早离开成都。显然他也听到风声了。三是洪钟。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他，他也要我注意安危，要我作某些思想准备。（后来知道，洪钟那时已是中共地下党成员。）
　　还有一个紧迫的情况：曹耿光要离开《黄埔日报》到《中国的空军》杂志去做主编了。这位“仁厚长者”交代我以后好好注意自己，意思是再没有他给我担待了。果然，新来的总编姓王，曾是驻苏使馆的副武官，一来就管得很紧，特别对我盯得紧。曹耿光可能出于好心吧，自作主张，介绍我到空军政治部去，那边已同意，并且报请重庆的航委会委任了下来，我表示不愿去，航委政治部主任简朴又来劝，我还是不愿介入这种环境。这下对方火了，要追查我，究竟是哪方鬼神？芦甸了解这些情况，便劝我走，走得远远的。他知道，国民党的追查就这么回事，避开了，就可说安全了。
　　我一直与我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姐姐保持着联系。她是在1938年就舍弃家庭投奔革命的。我将我的处境告诉了她，她来信要我到她那儿去，并告知可走的路线有两条：一是先去安徽屯溪找到某瓷器行；二是通过封锁线到上海三娘姨家，无论哪条途径，都能同她联系上。即使不去她那里，从上海转道香港回内地也是可行的。而这时，程仲文又来邀我去重庆，同他一道到湖北恩施的九战区《阵中日报》去。我最后决定，还是走湖南、江西上饶再转屯溪这条路，去同我姐姐相聚。
　　我实在不愿离开成都。我对这城市有感情，何况我热恋的人在这所城市。可是，我深知国民党特务迫害的厉害，不得不忍痛离开。当时蒋介石已掀起反共高潮，他们是宁可错杀一百，不肯放过一个的，而且任何不顺眼的人都可上黑名单。如果我被抓去，据王馨的暗示，可能还要连累和我来往的一大批人。反复考虑，我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1941年12月，我终于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成都。

　　跋涉在渝黔路上

　　我离家已三四年，既然决意回江南，自然巴不得早些到达目的地。我姐信中还要我经贵阳时去看看我的堂妹孙雅芳。所以不打算在重庆久留。哪知12月20号到达重庆后，日本已向英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对我非常不利。晓梅姐不是为我设计了不能去解放区也可转道香港再回内地的一条路吗？英美卷入战争，上海租界将为日本鬼子占领，香港也可能燃起战火，我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现在我面前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然是去苏北解放区，与我姐会面。我姐知道我怕吃苦，早有言在先，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对吃苦问题我是想过的。同延安比，我想苏北不会吃黄米，苦不到哪儿去。江南水乡自然条件也胜过延安。所以几经选择我还是首先选择了这条路。第二条路是留在重庆。我在重庆是住在一个叫陈羲伯的熟人所经营的公司里。陈是福建人，侨商，也是曾在西安战干团当过教官的。在“战干团”改成“西北青年劳动营”时，他就离开了，到重庆去办公司（萧作霖也有股份）。他有意留我在他那里做点事，等到萧作霖筹办的《大道报》办起来，就可转过去搞报纸（事实是，《大道报》直到胜利后才在南京创刊）。大概是为萧作霖储备人才的意思。第三条路就是程仲文曾提供的，跟他到恩施九战区去办《阵中日报》。
　　还有一条路，对我是一大诱惑。陈羲伯愿意为我提供学费（那时他很有钱），让我到乐山乌尤寺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去读书。马一浮与我的父叔辈相识，倒是一个好去处。更使我心动的是，我非常需要一个较安定的环境读我想读的书。我在成都时，曾认识清史专家萧一山。知道他是当年的史学奇才，二十多岁就写出两大卷《清史大纲》，我非常佩服。那时还认识四川大学蒙文通教授，也是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做学问的人，始终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我自少年知事起，对历史学开始感兴趣，在十四五岁，就通读过《资治通鉴》和《前四史》。在西安、成都时，一有空也常往图书馆跑。自己有过心愿，要赶快把《二十四史》读完。可惜这两年总为生活而奔波，无法如愿。现在有机会师从马一浮，可不是如鱼得水，能办到心想事成了么？
　　但我不能不多加考虑：萧作霖、陈羲伯这一伙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我搞不清。他们对我是很不错，似乎很看重我；我为了吃饭，接受他们提供的工作是可以的，而要白拿他们的钱去读书，那就陷进去很深了，将来如何拔脚出来呢？我喜欢读书，但我更爱自由，不愿陷入任何团伙中去。经过反复掂量，我终于决定远离诱惑，舍弃眼前还算安逸的两条路子，还是走上前途未卜的崎岖之路——去苏北找我姐姐。这时已是1942年的年初了。
　　当时出川，交通困难的情况是如今的人很难想像的。重庆到贵阳没有火车，而买长途汽车票又十分困难。一般要先登记，什么时候拿到票可说不准，听说有时要等个把月，这怎么行呢！我就跑到七星岗抗战文协去找梅林。他是文协管具体会务的秘书。1940年他曾来过成都，我还向他约过稿，所以认识。在梅林处，我又认识了他的朋友朱凤竹。朱凤竹在成都南虹艺专当过音乐教师，他也要离开重庆到广西去。梅林在公路局有熟人，马上替我们联系买票的事，两天后就拿到了汽车票，这样我和朱风竹就成了同路人。
　　车子一路抛锚，进程缓慢。一次抛锚在重庆、贵阳间的钩丝岩七十二调处，这里地势险恶，常出车祸。我们竟在这山道边耽搁十天之久，天知道怎么度过这道难关的。虽然很苦，但也有趣。同路人很快成为熟人，谈天说地，也并不寂寞。
　　在闲谈中，我听到一个关于四川袍哥的故事，至今还记得：有一对夫妻，双方家庭都是袍哥大爷。那男的总是欺负女的，女的忍无可忍，便上吊自杀了。由此引起一场两边袍哥龙头的评理斗法，最后按他们袍哥的行规，判那男的虽并非死罪，却也等同于缓慢执行的死刑。办法是这样：把那男子绑在竹排上，竹排上插有一面帮会的旗子，让竹排顺水流去。如果运气好的，也许会遇救，但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因为人人都知道帮会的厉害，谁惹了帮会，是性命攸关的事。这条带着罪犯的竹排，后来漂流到了下游的万县，一条渔船上的渔夫看到了。竹排上的人还活着，苦苦哀求这渔夫救他。渔夫说：不敢救，救了你，我命难保。这么吧，救你半条命——把船靠过去，将插在竹排上的旗子拔掉。最后不知那罪犯命运如何，只知没有帮会的标识，那人也就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获救了。
　　这次车抛锚，我还有个不小的获益。那位同行的朱凤竹是搞音乐的。他随身带了把小提琴，等车无奈中，听他拉琴是一种享受。他是在南虹艺专教音乐史的，这方面很内行，给我讲了许多音乐故事，使我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也许这就是我以后读书的范围又扩大到音乐方面的起因吧。而且自己也学着作曲配词闹着玩，终于又因这玩意儿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抓起来。这是后话，这里就不说了。
　　从重庆到贵阳，足足走了半个多月。在贵阳找到了我的堂妹孙雅芳，才知道她已和所爱的人结婚，已经怀有身孕。她的丈夫孙清根在浙大念书，学校就迁在遵义。因清根是她的远房堂叔，按家规，我五婶（雅芳母亲）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她俩私自离家出走，家里很是放心不下，所以五婶要我姐姐来管这件事。现在事已至此，我也只能传达她母亲的关切之情，要他们好自为之了。
　　我在贵阳等了几天车，才又搭上了一辆黄鱼车，继续向广西进发。这辆车烧的是木炭，走得慢，还走不动，走不到几里路就要下来推，而它的钞票比公路汽车还贵。走到河池，车再也走不动了，只得背着行李走二三十里路，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金城江，搭上去桂林的火车，然后又转车湘桂路，到达衡阳已是旧历年底了。朱凤竹是在桂林下车的，自此就没有再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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