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牢狱五年话沧桑⑥悲喜交集

© 董竹君／文

1

　　1971年10月中旬，从小窗外望，正是秋高气爽。某天下午，集体“放风”，圆厅里所贴的标语、毛主席语录全都不见了。次晨，林彪的再版前言也不背诵了，并嘱咐在语录上把这页撕去，查出不撕毁者要受处分。平时严督认真背诵，突然又要取消，大家奇怪。这一来，犯人的思想情绪大波动。有人猜测说：“这回也许出大事了。”有人插话：“林彪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党章已规定。”另一人气冲冲地说：“这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退回到封建传统去了。”又有一人说：“过去坐牢的犯人反抗性很强。列宁曾说过：‘监狱是革命的学校’，确实是对的，那时的一些犯人是因对敌人斗争而坐牢的，而现在被关押进狱的人，除了刑事犯外，皆曾参加过革命工作，为何反而被捕呢？什么民主、法制？”大家各执己见，议论纷纷。我则觉得外面形势是在经历一场大变动，脑海沉浸在沉思中，一言不发。
　　集体学习、集体劳动，这样的日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一天轮到洗澡，我走了几十步，右腿竟然难开步了，同号子的人扶着我进了澡堂，不能入大池子，在池边淋浴，洗完后，腿已不能站立了。好心肠的同号子两位难友搀扶着我，跛跛颠颠地回到号子。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见我着急，便说：“不要急，你知道，你已关押快五年了，这是自然现象，不会瘫痪的。”回到号子，她们告诉队长，要求叫医生。此后，总算有医生每天给我吃药、诊治了。号里老犯人说：“你快放走了，不然不会给你医治的。”
　　有一天，下午2时左右，队长叫我跟她走。到了圆厅，见到原来带我进来的审讯员。他对我说：“随我去！”到了一间照相室，见一些人在拍照、打手印。见状，我顿时怒火冲天，这是惩罚犯人的，我有何罪受此侮辱？又想：大丈夫能屈能伸，照吧！印吧！照完相，打完手印，在回来的路上，心里异常悲痛。万料不到自己落到如此境地！

2

　　1972年10月13日午饭前，队长神秘地对我说：“你跟我走。”到了圆厅，比较和气的审讯员手一指说：“走！”我跟在他后面，转了几个弯，到了另外一院。那里是刚刚刷新维修过的平房，他带我进了客厅。脑神经已麻木的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东张西望，颇为新奇。但也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到这里来。审讯员指着沙发对我说：“坐！”我呆坐着，胡思乱想，摸不清他们要干什么，突然进来五六个穿军装的人坐在沙发对面。约半小时多，另外一个审讯员看看表，突然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万分的消息：“今天让你接见家人，等一会儿就来。”我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依然是将信将疑地等待着。刹那间，国瑛女、杭贯嘉儿媳、严维德、外孙女小琪，特从四川重庆赶来的大明儿，他们喜笑颜开，一哄而进，争先恐后地拥抱我，吻着我。国瑛女首先说：“妈妈呀！五年来一直不知你在何处。”我们在高兴的心情中彼此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分别五年的健康和学习情况。在谈话间，我们不时眼扫监视员们的神色，他们似乎对我们的谈话颇为满意。当时百感交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彼此感触万千，但在监狱严格监视的压力下，大家都忍着眼泪，吞着苦水，装着笑容。约一小时后，管理员吩咐回号子，临走，彼此含泪带笑依恋分手。大明儿在厅门口大声叫道：“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再见！”……声音越来越小。我笔至此不禁辛酸含泪！回到号子，难友们抢着问：“叫你出去干什么？”“见到了家人。”一人听而不语，另外二人高兴地说：“你真的快出去了，恭喜你。”我笑笑，盘腿坐下，沉思刚才的情景，是做梦呢？还是大家演了一场讽刺性的滑稽戏？这难道说是人世间应有的事吗？

3

　　就在见到家人后的第十天午饭前，“克啷”一声，铁门打开了，队长脸上不见凶相，吩咐我把行李收拾好等着。一会儿叫走出号子，到了对面胡同第一间，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她叫我把行李放下，指着椅子说：“坐下！”我感觉很蹊跷，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摆，颇为自得其乐。大约两个小时后，姓邓的审讯员进来，叫我拿着行李跟他走。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了一阵，他开口说：“你回家了。”我几乎愣住了，突然而来的这句话，使我心弦跳动，惊喜交加。接着他又吩咐：“出去后，千万不要把在狱里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否则，对你不利。记着！”“晓得。”我回答。到大门院内，吉普车停在那里。他转身叫我进传达室，拿回了进来时所有存放的东西，以及家里送来而队长未交给我的衣物、照片等等。姓邓的和原来的审讯员一起出传达室，我向比较善良的丁队长握手告别，即使那个满脸横肉、凶险的队长，我也和她握手道别，她脸红了，没作声，只轻声问我一句：“东西都拿齐了吗？”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们不过是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而已！何必与之计较。
　　三人上车，车上有围布，回家路上看不到已五年不见的社会新景象。车开到我家胡同的南口，曾到狱里探望的亲人早在胡同口等候，见我下车，皆怀着欢乐而忧伤的心情拥上来，“妈妈！妈妈！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我们已等候你好久。”刚进胡同几步，胡同邻居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加快脚步迎面上来，握着我的双手，张大眼睛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我问道，“你是小琪的外婆吗？”“是的，老太太，你好！”我问。“啊呀，你怎么啦？老了二十年了，天呀！”
　　我们进大门入客堂，我见墙上有毛主席像便行了三鞠躬礼。两个审讯员此时很客气地吩咐我好好休息半年，先给生活费五十元，医药费照样供给。又问家人：“有问题可以提出。”国瑛提出要将大明从四川重庆调回家，以便协助家务，照顾母亲。他们答应考虑去办（结果无消息）。他们走后，当晚家人烧很多菜。黄鱼头原知不可吃的，经过狱中生活，深觉弃之可惜，殊不知吃后腹痛，又吐、又泻，立刻送进协和医院急诊。卧床半月，经急诊主治医生邵孝供治愈。在病中，由杭贯嘉儿媳的同学张蓓蓓护理侍候我大、小便，整整十二夜。在此回忆之时，向她致以衷心感激！
　　啊！五年！五年！一场噩梦初醒，重见光明。回家后，家人告诉：前几年，小琪才十岁，差点受里弄泥瓦工的侮辱，故随舅舅去了四川重庆，也到过上海外婆家避难。又讲述无数老干部的惨痛遭遇，以及李承清如何受牵连事。

4

　　在十年浩劫高潮时期，国瑛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工作，她曾遭受过罄竹难书的批斗、折磨、侮辱、审查。儿媳杭贯嘉在北京石油部工作，亦遭审查，并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我则被关押狱中。家中仅有十一岁的外孙女小琪和余鸿英阿姨及儿子彬彬共三人。小琪在我家胡同口的报房胡同小学念书。小琪经常用手指擦学校的窗玻璃，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要用手指擦呢，不痛吗？”“家人的情况这样，我只好忍受些。”小琪回答。文革中，为备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处挖防空洞，当时报房胡同街道也挖防空洞，余阿姨每次去参加这项工程时，因家无人照顾两孩，总是带着小琪、彬彬同去。有天，两孩和其他孩子去防空洞玩耍，彬彬和其他孩子先出洞，余阿姨见小琪不出来，便和群众一起叫喊“小琪、小琪呀！”小琪出洞，余阿姨见小琪满身灰尘，带她回家，给她洗澡时，小琪告诉她说：“那个姓李的瓦工是坏蛋，对我动手动脚，还要脱我的衣裤，我拼命打他。把我吓死了。他听到你们在叫我，才放我出洞的。还吓唬我说，不许告诉人，不然要我的命。”余阿姨听了很是后怕。事后，余阿姨向居民委员会和房管所报告了，他们对这瓦工坏蛋进行了批判，停止了他瓦工的工作。
　　1968年大明儿工作的农机学院按林彪的一号战备令，迁往四川重庆。大明参加建盖学院校舍的劳动。同时，要他交代我的资料，亦被批斗。1970年大明儿首次回家探亲时，余阿姨告诉他小琪几乎受辱的经过后，大明为安置小琪有个安全住处每天奔走，超过假期一个多月。他单位特派人来京，押大明回重庆。大明不放心小琪，带孩子同回重庆了。大明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不认为大明儿超假是为了保护外甥女，而认为他无纪律、无组织。遂被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劳动改造。大明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批判、重体力劳动改造三年。于1980年10月28日，中共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委员会，予以彻底平反。
　　经过小琪的遭遇，联想起国瑛的大女小昭幸好在1962年由她母亲忍痛托姨母国琼带出国了。国瑛生小昭时正忙于创建“八一”厂，她再忙每天总要抽出时间抱着小昭在窗下日晒片刻，每天给孩子亲自洗澡等。孩子日常需要的一切，总是在早晚按书上说的想好安排妥当，叮嘱保姆昭花（名字）照顾孩子，我见她那时工作、弄孩子真是够辛苦的。光阴似箭，现在小昭已在美国大学毕业并亦有了可爱的男孩了。
　　1973年接大明电告病重，我和国瑛女着急，立刻买机票。当国瑛女飞抵重庆时已是黄昏，雇车难，她设法以一桌酒席酬劳，雇到一辆卡车。赶到山地农学院时，见大明惨卧宿舍病床，国瑛女转身直奔二楼，党委正在开会，她向党委请假，党委说：“等等。”国瑛女见天已黑，机警地将大明连同行李拖上卡车。到城当即买机票，大明安然回京就医。这是第二次国瑛女协助大明儿脱险。
　　关于我们和余阿姨的情况：小琪现在美国，她每次回国探亲，必去探望她，送些礼物表示心意。她的儿子彬彬结婚，我也赠了礼物。大明儿为她的大外孙介绍了他们认为很满意的工作（汽车驾驶员）。不幸余阿姨已于1991年秋末去世，哀矣！当余阿姨去世时，她的女儿们来报信，我当即帮助二百元安葬费用，次年清明节出资请其女儿代买鲜花为余阿姨祭坟。
　　李承清是浙江宁波人，生长在上海，是我儿媳杭贯嘉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同学，因小时候比较胖，大家叫她“胖胖”，日后便成了她的代名字了。文革期间她任中央民族学院生化系化学教研室主任。李承清为人善良、正直，待人热情诚恳，聪明勤学，明事理、重情义，工作认真负责，做事绝不苟且的一个女性。我和孩子们都很喜爱她、尊重她，她亦很了解我们，高兴与我家交往，对我特别尊重。1967年5月，杭贯嘉与我儿大明结婚后，她经常来探望我，日久如家人。1967年10月，我被政协红卫兵抓走时，她正住宿我家，因此，她也难免遭受一场灾难。
　　1972年10月，李承清闻我释放回家，高兴得不敢相信，即时来家看我，久别重逢彼此双手紧握，她激动地对我说：“董妈妈呀！您老人家真的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呢？您老人家脸色苍白，消瘦得皮包骨头，同以前相比俨然两人了！”她泪汪汪地环顾四周，见空荡荡的客厅，便叹口气说：“这客厅过去是那么雅致、温暖，富有艺术感，如今却是空荡凄凉。原先北墙上挂有周总理和您握手的大照片不见了，郭（沫若）老亲笔书写的沁园春词也不见了，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也不知去向。”那天晚上就我们俩在一张长餐桌上吃晚饭，她朝南坐，我朝北坐，我们俩边吃边谈。我说：“胖胖，听说你为我也受了牵连。”说至此，她带着不悦的神色，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如下一段经历：“伯母被揪后，因我与您家的关系，也被单位军宣队隔离审查半年，对我进行了逼、供、信，迫我交代如何参与伯母的反革命活动，并勒令我按一个王某某揭发伯母是大特务、老反革命的诬陷材料为依据，并出示王某某的诬告材料，也要写一份同样材料作旁证。我怎么能按她瞎说的材料照抄一份呢？于是威胁我说：‘现在还是阳春三月，你说了还不算晚；到了寒冬腊月可容不得你说啦！’”李承清又说：“更有甚者，是在一次批判我的大会上，竟有人要我老实交代与王任重吃吃喝喝的黑关系。想通过我与王任重联系起来构成一条黑线。一时之际，我愕然；怎么也想不到会蹦出个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来。在百思不解中，我突然想起了，于是我说：‘想起了，想起了。’主席台上顿时如获珍宝似的满面笑容。我说：‘董竹君的儿子叫大明，他有个同学是上海人，常去他们家吃饭、聊天，我也在；叫王仁中大家叫他小王。我和他就这样认识的，别无其他往来。’于是一场严肃的批判大会，主审员满以为可以钓出一条大鱼，现在大家面面相觑。”自此之后，叫她干最重最累的活，进行“劳动改造”，她因此得了腰肌劳损病，至今经常腰酸，不能干弯腰的活。
　　听完她一番叙述，我十分难过，只是由于认得我，常来我家走走，就要受此牵连，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胖胖，万分抱歉。谢谢你为我保存了四本回忆录（初稿的一部分），想你一定是费尽心血才保留住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就不信老是风雪刺骨的寒冬，风和日暖的春天一定会重新来到人世间的。好好保重身体。”
　　此后，我们的情谊更如家人，往来更是密切频繁。近几年来，因我女儿多在美国，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与她爱人、孩子每星期六必来探望我，或协助办事，或聊天助兴，节假日更是如此。使我备感深情厚谊之可贵。
　　后来，聪明、善良、乐于助人的李承清，竟于1989年10月患肺癌，于次年7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岁。我全家悲伤！经常悲思想念！挽联：

　　聪明热情音容常伴友好
　　正直善良倩影永留人间

5

　　1973年5月10日，政协造反派和公安部的人来家，宣布我被“释放”，恢复原职（全国政协委员）、原薪，并补发五年工资。“四人帮”被打倒后，凡受迫害者陆续给予平反，我在1979年3月29日平反，书面正式结论。牢狱五年幸得此一纸，感慨万分！

　　关于对董竹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79）公审发字第77号
　　董竹君，女，现年七十九岁，全国政协委员。因特务嫌疑问题，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经全国政协群众扭送被拘留审查，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监外就医，一九七三年五月十日宣布释放。
　　经复查核实，怀疑董竹君同志的特务嫌疑问题，查无实据，予以否定。董竹君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对革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审查，实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由全国政协安置，恢复原工资待遇，补发在押期间的工资。受株连的亲属由有关单位消除影响。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份平反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影响尚未消除下做出的。

6

　　5月10日，全国政协来人告知：（1）恢复原职；（2）补发五年工资；（3）暂时按月贴补生活费五十元。并告5月15日，政协直属组开始恢复学习，问我参加否？我一口答应“参加”。
　　过去的学习都是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有益学习。现在的学习是批判这，批判那，还要加上学习什么三十三条等等。今天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明天批判林彪……批判了活人、批判死人。一会儿要学习已死千年的法家王安石，一会儿要批判公元前的儒家老祖宗孔子、孟子。今天是法家、明天是儒家，折腾了活人、折腾死人，这是全国通学的，真有意思，不过也增加些知识。
　　当时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先是规定一周两次，后改三次。我年逾古稀，出狱后健康一直未恢复正常，但不论风雨雪落，挤乘公共汽车，每次都按时参加。学习时发言积极，又怕再扣帽子，故经常写发言稿到深夜。记得国瑛女常在夜里轻轻敲窗说：“妈妈呀！现在快3点了，您还不睡吗？”
　　直属组的学员们男多女少，每次学习除有人病假外，不论气候如何，几乎全到，学习认真，讨论发言积极。我的座位对面是梁漱溟老，他从不缺席但不发言，一本正经地低着头打瞌睡，偶尔有人提他名请他谈时，他很简单地说两三句，说完再打瞌睡。在批孔时他是我组被批斗的唯一对象，大家想方设法，放大嗓门批他，要他回答问题，要他看看专为他写的几张大字报，他竟然一概不理睬，照样低着头打瞌睡。当时，组长王芸生老指定程思远和我批判梁漱溟认为中国未经过奴隶社会一事。散会后，程思远站在会议室门口谦虚地对我说：“董大姐，我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清楚，还是请你起草吧。”次日，我凭稿子批判了梁老。梁老仍然无所表态，真有意思。于是政协直属组及各党派学习组成员，专为批判梁漱溟，组织了联组会，会场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听众有两三百人。我的座位在过道的中排左边第一位，梁漱溟在右边后我一排第一座，我俩恰成斜角线。一位一位上台批斗他，我不时回头，见他依然照例打瞌睡，直至散会。
　　有次，我笑问溥仪：“您幼时当宣统皇帝时，把人当马骑，您还记得吗？”他笑着摇摇手说：“别提了，别提了。”
　　一件严肃有意义而又动人的回忆事情，从未向政府有关方面汇报过。我往往主动地做过的事，没有习惯向上报告，这也许是我组织观念薄弱之故。但我教导别人却要重视它。
　　美国有位著名人物，被人称为和平战士：斯蒂芬·爱伦（Steve Allen），他是戏剧家、作曲家、乐队指挥和独唱家。他创编了“今夜节目”、“斯蒂芬·爱伦节目”和四千多首歌曲；他是作家，著书二十一部；同时，他又是著名的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工作者和制片人，并获得过多种奖励。美国有名电视公司CBS的首创节目人之一。
　　斯蒂芬·爱伦先生是无党派人士、社会活动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越南战争时，是自由主义者。他和夫人珍尼·墨朵（Jayne，Meadow）并老岳母都是反对朝鲜、越南战争的积极反战者。他的夫人告诉我女国瑛说：当时美国全国大中城市的人民每到星期六早晨，都出来参加反战游行示威，他夫妇和母亲也加入游行，连续多年。又说：“九十三岁的母亲很勇敢，每次都是自己主动排在队伍最前面。”斯蒂芬·爱伦当时到处活动反战，故被社会人士称为和平战士。
　　斯蒂芬·爱伦先生一直重视、研究中国的政治情况变化。他搜集了很多有关中国情况的书籍。
　　1975年春，他和夫人珍尼·墨朵来北京以经商名义取得签证随国琇女来华观光，住北京饭店。当时，除美国驻华联络处布什（即前任的美国总统）招待他夫妇吃饭，我和国琇女做陪客外，中国方面无人理睬他。住北京饭店无聊，每天在饭店过道里踱来踱去。有一天，忽然被一位知道他身份的美国人发现了，就请他同去听中国国际旅行社主办的一批美国人介绍中国近况的学习组（在北京饭店下面小厅内）。两人到门口被主持学习组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查问，带他去的美国人吓坏了，不敢作声，于是斯蒂芬·爱伦被轰走了。这使他大怒，一气之下返回房间，把大衣往床上一扔，对夫人说：“立刻买票滚蛋！明天就走，永不再来！”当时，国琇女正住在他们房间对门，当晚，国琇女来电话，焦急地将以上情况告诉了我，并说他们买了明天下午4点的机票。我和国瑛女都着急，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位美国著名人物呢？真糟糕！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我想以我的政治身份，又是国琇女的母亲也许可以挽回，急中生计：先打电话和中国旅行社社长萧明取得联系，另外叫国瑛去中国国际旅行社报告这件事。旅行社决定在他们夫妇离京前特邀他们再来中国旅行观光。同时我又打电话给国琇女，要她去邀请他俩，明天下午两点在北京饭店我以茶点形式亲自送行。放下电话，我立刻给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去电话，说明情节要张画，李老慷慨应诺，不多时孝顺能干的李燕（李苦禅儿子）送来了。内容是一幅一窝小鸟向太阳光明飞去。上款是爱伦先生及夫人，下款是李苦禅、董竹君赠。我又找出友人从峨嵋山带来送给我的一根刻龙头拐杖，一块手织台布（外国人重视手工品）。将这三件礼物准备好了，次日午饭后，我和国瑛、外孙女小琪去北京饭店。
　　在茶点室门口等候，片刻间，由国琇女陪同他夫妇俩进来，他夫人见我，就哈哈笑着说：“国琇，你的妈妈真像我的妈妈，模样也一样，我妈妈九十岁了还参加游行。”听上去他俩很爱这位老妈妈，我原意是想把拐杖赠送斯蒂芬·爱伦的，遂一转念，说：“这根拐杖送给你老妈妈做个纪念吧！这方台布是手工织的，送给夫人，这幅名画送给您二位留个纪念。”他们要我解释画的内容，我随机应变，说：“苦禅二字是贫苦和尚。李老在解放前，曾摆过地摊卖画，拉过黄包车度日。解放后，他的画受重视，生活也好转。正如小鸟向太阳光明飞去。表示新旧社会对比。上款爱伦二字是和平战士热爱人类、大家庭的意思。”他夫人听了，感动得放声大哭，爱伦先生也泪下，我立刻劝他们入座。
　　在茶话间，爱伦先生问我：“您希望我回美国去替中国做些什么？”“你是著名的和平战士，希望多做些中美人民友好工作及为世界和平事业多多出力。”“当然！当然！”又谈了一阵告别，我吩咐国瑛母女俩送他夫妇去飞机场。国瑛女回来告诉我，爱伦先生在机场感动地说：“听了您妈妈的一番话，深觉昨夜不该因小事生气，我错了。回美国后，一定要为新中国宣传！我们会再来。”
　　他们走后第三天，萧明同志来电话询问情况如何？国瑛女将经过告诉了他，萧明知道已如此圆满解决非常高兴。并说别看你妈妈年纪大，实际她脑子清楚得很。
　　爱伦先生真的在同年（1975年）7月又来北京，做第二次访问。为了替中国写书特带长子同来的。这次中国旅行社发给他们能去许多城市的签证。父子俩参观回京后，我和大明儿请他们在晋阳餐馆以海参酒席招待，席间和平战士见海参形状、颜色害怕，不敢动筷，大家笑了。我抱歉了几句。
　　1979年2月又与妻子同来北京。这位著名人物毫无架子，这次来京在临走前，深夜亲自送来好多食品、礼物。当时，我已入睡，他嘱保姆转告我。次日清晨飞回美国，我在次晨5点去电话，致歉、道谢！
　　爱伦先生从中国回去后，就忙于进行宣传中国的工作。曾经在电视台上演讲，宣传中国情况三个月，听众达八百多万人。又写了很厚的一本书，书名Explaining China（《认识中国》）。
　　1981年1月，我赴美探亲，特去访问他夫妇，他俩亲切地以家宴招待我们。席后，在三楼他的工作室放了他自编自导的电视片给我们看。
　　多才多艺的斯蒂芬·爱伦先生，主持正义，思想进步，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斯蒂芬·爱伦先生极受公众尊重和敬佩。
　　斯蒂芬·爱伦夫人，是一位著名的极有才华的电影、电视演员，她的为人也颇受人们赞许。
　　据在美国家人来信告之，爱伦先生患癌症开了刀，目前身体尚可，遥祝爱伦先生暨夫人珍尼阖府健康长寿！
　　通过这件事我和家人对李苦禅老的尊敬、友谊更加深了。惜老人已辞世，哀矣！喜者，李老毕生伟大艺术创作皆由儿子李燕努力整理完成，示范后人，可谓孝子也！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