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最小的胡风分子自述②

© 林希／文

　　四．短暂的平静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急风骤雨终于平静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四个主要战场均纷纷传出捷报，胡风集团成员无一幸免，而且扩大战果，连那些胡风同情分子，甚至于读过胡风著作，朗诵过七月派诗人作品的读者都受到了株连，堪称是战果辉煌。而在这几个主战场当中，天津的成绩更为突出，因为胡风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阿垄在天津，所以使得天津的反胡风斗争尤为引人注目，其中由我本人扮演主要角色的反革命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当推独一无二。
　　天津在反胡风斗争时被捕的有阿垄、卢甸、鲁藜、何若，受审查后听候处理的还有十几个人，作协系统中有我和余晓。
　　一天，作协秘书长同我谈话说，周扬同志到天津来了，天津方面向他请示对胡风案涉及人员如何处置，周扬同志指示说，骨干分子由专政机关处理，一般问题可以解脱，确有才能者还可以留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自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很可能属于一般问题，想来能得到解脱，以我的一点小才干，也许还能安排工作。当时我暗自下决心，今后一定紧紧追随革命文艺路线，提高觉悟，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做一名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没过多久，到1956年的4月份，天津开过作家代表大会，决定创办刊物，主编方纪，副主编李霁野，鲍昌同志主持编辑部工作，我和余晓都安排到编辑部做编辑。通知我到编辑部工作时，秘书长说：方纪同志说侯红鹅的事情搞得家喻户晓，在编辑部工作不大方便，问问他改个名字好不好？我想这建议也好，在编辑部工作自然要处理稿件、接待作者，倘革命文艺工作者发现自己的革命文艺作品竟被送交到一个反革命分子手里审处，于心理上、情感上都会不甚舒服。为自己能方便，改个名字也无妨。秘书长问我，改个什么名字呢？我说叫林希吧。我曾在唐山市林西矿工作过，按地名改人名是中国人的习惯，过去的袁项城、段合肥，不都是把地名称为人名了吗？由此，我更名为林希了。
　　到五月份，又传来了好消息，说鲁藜同志被释放了，被安排在南郊区任农业合作化办公室副主任。一天余晓和我正在编辑部看稿，突然有电话找余晓。余晓接电话后只和对方嗯啊地答几句，然后放下电话趁室内无人悄声对我说，鲁藜同志从南郊来的电话，要我去他那里谈谈。过了几天，余晓一个人到南郊去了，回来后情绪很好，总的感觉情况似在好转，还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何况运动中批判的作品、文章，其用来定罪判刑，也不那么容易。我询问阿垄情况，余晓同志估计他短时间未必能获自由，只是听说在里面待遇不错，关在政治犯特殊牢狱里。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1956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变得宽松一些了，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作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观念正在从酝酿走向成熟，编辑部开始收到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经我的手发表了几篇对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稍有微词的短文。但有些意见过于尖锐的文章，我还是退了，不过也只是退掉拉倒，并没有转给他的单位追究政治责任。
　　就在这短暂的平静日子里，我又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利用编辑工作余暇时间，我写了一些诗歌、散文，也写了小说，我以林希笔名重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我们的主编方纪当时去南方旅游，回津后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写了不少作品呀。事后据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方纪同志对我颇赏识，说我是神童。方纪同志说，侯红鹅今后只要不再走弯路，事业上是大有前途的。
　　然而，这“前途”二字，对我，谈何容易。我是一个陷在反革命泥坑还没有拔出来的犯错误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被人联想到政治目的。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作协调来了专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同时调来了党性极强的干部，这些人共同的目的，就是监视几个犯错误的人。
　　1956年下半年，.河北省洪水泛滥，天津文艺界组成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编辑部决定派我参加慰问团去接近工农兵。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是十分高兴的，一路上看到灾区抗灾救灾的动人场景，我还写了几首诗，读给大家听，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灾区生活自然是十分艰苦的，夜里睡在船板上，又没有蚊帐，即使身上裹着毛毯，还是被蚊子狠狠地咬了个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天亮了，我向几位随行的同志谈一夜挨蚊子叮的痛苦，这时另一个人问我，你说什么了？我顺口回答说，我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说罢，大家都笑了。
　　从灾区回来，我极得意，正埋头把在灾区写的诗整理寄出。忽然一天下午秘书长通知我去会议室开会，一看他铁青的面孔我就预感到必是又出了什么事。果不其然，会上宣读一篇揭发材料，新华社记者检举，天津作家下灾区在船上开诉苦会。
　　这个诉苦会，惊动了天津市文艺界的领导，文艺处长亲自坐阵，大会小会开了半个月，不仅我作检查，连参加慰问团的每一个人都要作检查，气氛好不紧张。我作为罪魁祸首，从动机、效果、思想根源、阶级烙印一直检查到学习马列，接近工农兵，阶级情感，方法立场，真是又来了一次脱胎换骨。如果说这次事件对我有什么触动的话，那就是我由此才明白政治生活实在是太可怕了，在这个政治社会中，半句玩笑话就可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甚至会引出一场大祸，难免人们终日一副阶级斗争冷面孔。
　　诉苦会风波使我第二次受到报纸点名批评，据说不如此点名批判，新华社就要发表专稿。那时我真钦佩新华社的精力，全国大面积土地被洪水淹没，他们居然在报道抗灾救灾紧张事件的同时还抓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说的一句微不足道的话大作文章。
　　又一次受到报纸点名批评，我的日子愈发不好过了，机关里的人都疏远我，我终日只是沉默寡言，再不敢过问世事，这时我只是盼望自己能努力写出些好作品来，除此之外别无希望。
　　一天上午，秘书长在会议上说，我们机关里居然有人宣扬不学马列也能写出好作品来。我听后对于持这种观点的这位同志自是持批判态度，我觉得此公一是幼稚二是无知三是放肆。经过反胡风斗争，谁都知道不学好马列主义就不可能走端正的革命道路，不学好马列主义根本就不可能从事文艺创作。倘若真有这种看法，藏在心间埋头创作也许还不为过错，如今公开宣扬这种观点，真是要引来大祸了。
　　正在我对持这种观点的那位同志进行批判的时候，秘书长郑重宣告，这个人就是林希。
　　天哪，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呢？第一我没有那种想法，第二我也没有那份胆量。
　　但，铁证如山，检举人是和我住同屋的一个新调来的编辑。我向秘书长解释，我保证没说过这句话，但秘书长说这位新调来的同志是党员，政治觉悟极高，他的报告能假吗？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我终于想起来了。这位新来的编辑原是个中学政治干事，在外面有一大批朋友，每到晚上他都和那批朋友到外面去喝酒闲逛，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他回屋来了，正看见我在读书，他一面收拾床一面问我在读什么书？我回答说，是一部小说，那人当即拉着长声说，你要多读些马列嘛！我似乎没有十分认真，便回答说，搞创作要多读文艺作品，不能光读马列呀，第二天早晨，小报告打上去，作家协会又发生了一桩政治事件。
　　公开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已经构成严重政治问题了，我自然又要检查。在会上，秘书长板着面孔申斥我：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看得太轻松了。言外之意，胡风案的帐还没有算完。
　　我已经完全心灰意懒了，如此恶劣的环境，已经使人无法生活。你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错误，每一个人都想在你的身上立功，每一天都要从你身上寻找点活跃政治气氛的新刺激。这时，我只是想着早一天从这个虎口逃出去，逃到一个荒岛上去开荒，我盼着能找到个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糊口的地方。
　　历史到底不愧是公正的，五十年代那位以监视我起家的政治骨干，后来文革中很是折腾了我们可爱的秘书长一阵子，险些儿没有把他打死。文革后此公又摇身变为受害者，随后又靠写黄色小说发了横财，最后他因拐骗罪案发几乎就要被捕时，又在入狱前死于癌症。你看，这类孽障在五十年代不也是堂而皇之的正人君子吗？

　　五．长达十六小时的斗争会

　　已经是临近新年了，作协机关的年轻人在布置小会议室，准备在新年之夜举行舞会。我自然更是热心分子，早早地送了几十张舞曲唱片，准备大家跳舞时伴奏。不料正在我梦想过一个愉快的新年之夜的时候，一个突然事件发生了，作协秘书长郑重通知我，我已被定为胡风分子，但因属一般同情错误，只调出作家协会机关去工厂工作，并要我立即到机床厂报到。
　　1956年的12月30日，我匆匆赶到机床厂。这是一个生产机床的中型工厂，厂子不大，一千多人，有五、六个车间，机器大多是苏联造的，很笨，效率也不高。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他自然早接到了通知，所以对于我的调入并不觉意外，但他又对让一个编辑、作家改为工厂职工一事不甚了了，便疑惑地问我：“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就说自己被定为胡风同情分子了，但问题远没有如此严重。人事科长点点头，又安慰我说，那就好好在工厂干吧，你年轻，还有前途。
　　在机床厂，我被安置在金工车间给一位生产调度员做助手，帮助他抄写表格、测算各类数字，这位调度员是位精明强干的好干部，他不用翻帐本能说出几百种零件的生产情况，真让人为之瞠目。在他的引导下我到各机床上去拜见师傅，大家一律以好奇的目光望着我，似在动物园里观赏什么稀有动物一般，好多人在我的背后指手画脚，我听见有人在悄声议论：“这就是报上说的那个侯红鹅。”
　　从文学工作岗位上被清洗出来，我变成了一个普通市民，我深知文学工作岗位是党的宣传阵地，我早已不再适于留在那里工作。从此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倒也生活得安静。倒是我的祖父担心我承受不了这种突然变化，下班后他看到我一副劳累相，便婉言劝告我要随遇而安，他劝我在新的环境中培养新的生活情趣，人生在世，未必所干的会是自己感兴趣的事。
　　不干又有什么办法呢？通知我离开作协时，秘书长板着面孔对我说，不服从安排，你就回家自谋生路吧。言外之意，不是不存在开除公职的可能，无可奈何，我只有靠自己劳力谋生了。在工厂每日上班下班，生活倒也轻松了许多，这里的人不大关心我的思想动态，倒是因为我读的书多，大家还对我多几分尊重。我自己自然也不参与职工间的纠纷，每日业余时间还读些文学书籍，也总算不肯就此放弃事业上的追求。
　　1957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停地举行会议，各种各样的意见已见诸极端，消息不断传来，说北大成立了恩格斯黑格尔学派，说许多学说公开传播，政治气氛极是活跃。正在这时，我也有幸听到了毛泽东在中央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给人以极轻松的印象。我最关心毛泽东对胡风派说了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但似乎也说到，如果胡风不是反革命问题，也应包括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范围中。
　　谢天谢地，没有人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我更没有向报刊投书去参加鸣放，我依然拥护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我本人的处理，绝对没有对党产生不满的言行。这倒不是我本人比别人高明多少，这主要是我早被淘汰了，发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第一个层次中，还不包括如我这个类型的人。
　　没过多久，反右斗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中国大地；我每日上班、下班路途必经的海河两岸，不时地又打捞上了溺水者的尸体，报纸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又在一个一个揭发又一批人的丑恶灵魂，而其中文学界的大多数同志都一一被点了名，我们编辑部的主任鲍昌也被打成了右派，主编方纪多年来没有识破鲍昌的右派面目，还是在劫难逃。七月份的一天，我的那位要好的记者朋友已被报社当作右派分子斗争，他因不堪忍受那种侮辱和折磨，偷偷喝了瓶煤油想自杀，看管他的人发现他身上一股呛人的煤油味，立即将他送往医院，经医生简单处理后，又被送回报社继续挨斗。报社的人知道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便来电话要我去安慰他几句。我闻讯慌忙去看他，说了些宽心的话，劝他不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也似是表示再不发疯自杀了，我才向他告辞离去。
　　记者朋友的自杀未遂，对我更是个不吉利的征兆，顺藤摸爪，是揪右派的一个绝妙手法，而且一摸准能摸出一大串来。你的好友是右派，他素日必对你说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你听后没有及时向领导汇报，他的反动思想就变成了你的反动思想，你能否认自己也是右派分子吗？论据有力，逻辑严密，令人折服。
　　没过多久，工厂里就对我拉开了战线，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开始了，先是有人画出漫画，将我画成一条毒蛇，而工人阶级又正大步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我吐着长舌头妄图狠咬一口，恰好被革命人民发觉，一铁锨切断了我长长的蛇身，连蛇脑袋上的眼镜都掉在了草里。对于如此恶毒的人身侮辱，我不能表示反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对群众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继而，大字报出来了，铺天盖地，把我的反革命面目揭发得淋漓尽致。其一，我为胡风反革命案件翻案，初到工厂时对人事科长说问题没那么严重。其二，宣扬不学马列也能搞文学创作，检举材料已转到工厂，其三，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勾结向党进攻。
　　凭这三条罪行，足够把我打成右派分子了，于是我接到通知隔离反省，我又第二次遭到了非官方的拘禁。
　　白天写检查，晚上要接受群众斗争。工厂是自然知道，要想把我斗倒似也不那么容易，于是由工厂党委书记亲自挂帅，集结了几位文职干部，挑选了理论水平最高，表达能力最强又是阶级立场最坚定的精英之士，对我组成了一个战斗队。
　　斗争会的会场气氛肃穆，四面墙壁上挂着醒目标语，一部份标语显示革命战士们的斗争勇气，一部份标语敦促我弃暗投明，措词自然都是平常得很，和全社会的通用词汇完全一样。会场内座位摆得颇富立体感，作为革命群众一方的座椅几十把呈放射形摆成月牙状，面对着革命群众放一只没有靠背的小小圆凳，自然是我的位置。
　　“打倒！”“打倒！”“打倒！”斗争会没有开始，自然先是一阵口号，据说一般敌对分子没有点什么胆量，只这十几分钟的怒吼，就早被吓破了胆，只等着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了。
　　我虽只有二十一岁，但还算豁得出去，众人喊口号，我就冷冷地观察众人的面孔，我发现这些喊口号的人都避开我的目光，他们的面色铁青，双目呆滞，目光中没有一点兴奋，口号声只从他们的嘴巴里爆发出来，语音中没有情感，完全是在背诵什么课文。面对着这样麻木与冷漠，我为之不寒而栗。
　　也有人表现得精明非凡，他们以自己全部的智慧企图在对他人的政治陷害中寻找晋升的机会，有些人的发言真是精彩，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论义愤填膺，有时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自然这类人总是一面慷慨阵词，一面观察党委书记的脸色，每当党委书记的脸上稍显赏识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兴奋。
　　“站起来！”有人狠狠地拍着椅子扶手对我喊叫。我自然不肯站起来，便和他怒目对视。终归五十年代的斗争会还没有创造出触及皮肉的艺术，相持不下，众人站起来喊一通口号，算是给那个愤怒的革命战士助了威，自然也是向我作艺术性屈服。
　　最长的一次斗争会由早晨八点钟开始，声讨、批判、揭发、口号，整整四个小时，十二点午饭，我被带回反省室吃了个馒头，下午二点继续斗争。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换了，想必他们都已精疲力竭，只有党委书记和骨干分子们在座，喊口号的人换了一堂好嗓子，果然气氛不劣于上午。急风骤雨又是四个小时，晚上六点斗争会结束，我原以为可以休息了，不料战斗小组又把我叫去开会。这时上午斗争过我的人已养精蓄锐归来，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又开始了。
　　口号声更加激昂了，发言的人站起来，站在距离我只有两步远的对面。挥着拳头向我吼叫：“今天，你休想蒙混过关，不老实低头认罪，就只有死路一条。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赖不掉的，你对于共产、亡国是不甘心的，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发言人的唾沫溅在我的脸上，我只是疲惫得麻木。
　　我早已被折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我只觉对面的人出来一批出去一批，忽而这个吼儿声忽而那个讲一阵，一个拳头举起来似要砸碎我的脑袋，但只兜起一阵风落下，却又把一只攥得咯咯响的拳头凑到我的鼻子前面。我知道这叫“熬鹰”，这是一种残酷的体罚，它摧残人的自尊，摧残人的意志和精神，这是整治罪犯最成功的体罚手段，只要熬一次鹰，就能把一个人活活整得彻底垮掉。
　　直到第二天天明，斗争会才结束，看看表已经是清晨八点，斗争会整整开了十六个小时，我没有听清会议主持人对我说了什么，我只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向反省隔离室走去。走回隔离室，我已没有力气再爬到小木板床上，身子一阵发飘，我瘫软地坐在地面上。
　　这时，我只觉似有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在我的胸上，我的呼吸变得短促而又艰难，立时全身冷汗濡湿了我的衣裤，我的视野呈现出混乱的图像，随后便是一片安宁与黑暗。
　　我不能死，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我的脑际，使出全部的力量我挣扎着站起来，双手抚着胸膛，我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这时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只是激励自己活下去，活下去能期待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必须活下去。
　　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

　　六．吃饱了肚子不想家

　　淀南饲养场位于天津市北郊区，距离市区不过只十几里地，乘郊区长途汽车到最后一站，再步行八里地走下公路，穿过一个警戒森严的部队农场，背靠着一条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河，就到了淀南饲养场的办公室。
　　这个农场隶属于河北区委和公安局，其中有管理干部、下放干部、右派分子和被公安局收留又不够判刑条件的短期罪犯。机床厂送我来这个农场，并没有宣布什么处分，一不是判刑、二不是劳动教养，反正定为右派分子就要往农场送，以示又一次完成了整肃和清洗。而我又是以胡风分子加右派分子的双重身份送到农场来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申报逮捕的，但研究再三实在找不出逮捕、判刑的罪过，最后只是硬把人送给公安局，由公安局“代管”，农场乐不得收个不付报酬的劳动力，这种人保证干活时卖力气，而且比那些社会渣滓小刑事犯们要好管教。
　　单独接待我的是一位姓马的副场长，此人仪态极是威严，他反背着双手围着我绕了四、五个大圈子，最后才令人毛骨悚然地说：“你这号人，应该枪毙，现在不杀你，留你当个劳动力，你要好好干活。”
　　受到马场长的单独接见后，我到办公室去办理了许多手续，填表，编组，我被编入大田组。
　　随后便被送到班组宿舍去找铺位。
　　穿过一片空旷地，眼前出现了几排低矮的棚铺，似是库房，但比库房简陋。棚铺的四个墙角是砖砌的，墙基之间堆垒着半截土坯，土坯上面拉起苇帘墙，屋顶是盘条编的，上面铺着泥草，盖着油毡。见到班长之后，我被领进宿舍，宿舍中间有一条窄窄的人行道，人行道上积着污黑的淤泥，人行道两旁两块砖头垒起两道长沿，似马路上的边道，在这两层砖头上铺着湿漉漉的稻草，稻草上每一个蚊帐里有一套被褥，每一个人只占着不足二尺宽的地方。
　　“来人了。”班长吆喝一声领我在泥泞的人行道上走着，我觉得两侧蚊帐里似有人在蠕动，但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走到棚铺深处，班长指着一块空地方对我说：“拉蚊帐吧。”
　　我应声放下行李，噗通一声，一只青蛙从稻草下面跳出来，一双圆圆的眼睛带着几分挖苦的神情望望我，然后端着一副绅士架子蹦蹦地扬长而去了。我没有哭、没有笑，更没有恼怒就近找到拴蚊帐的地方，不需多时拉好蚊帐，铺开被褥，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家。
　　宿舍里一片恶臭，每一个蚊帐里都往外冒臭气，有几个人从蚊帐里钻出来，黑得出奇，脏得出奇，丑得出奇；和这些人形成强烈对比，我的白皮肤，书生面孔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羞耻。
　　“老右。”班长见我已经安顿停当，便双脚站在泥泞里和我说话，“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地方不能来，来了就别白来。我原来是卖豆浆早点铺的经理，豆浆铺遍地是水，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穿半高筒胶鞋，我常把卖豆浆收的零钱顺手扔在鞋筒里，有时忘了倒出来就带回家去了。有一天遇见麻烦，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个干部当场脱下我一双胶鞋往外倒，一只鞋筒里倒出来两、三元钱，都是‘硬蹦’呀。他们按一天两元钱平均数计算，算我贪污了三年，就送到这儿给你们当班长来了，明白吗？”
　　“明白。”我点点头回答。
　　“既然到了这地方，以前的事就别琢磨了，今晚上睡好觉，明早出工干活。”最后，班长还向我交待了这里的规矩、一、凡是被送来这里的，都是学员，彼此之间互称同学，不允许称同志。二、对管教干部一律称为队长，不蒙队长召见，不许去队部。去队部要先在门外立正，大声喊报告，里面没人应声不许推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三、农场内允许自由行动，但不许跨越场界。四、有通信自由，但不允许约人来农场会面，亲朋主动来农场要先去场部登记申请。
　　听到这些规矩，我已暗自明白，虽然我未被判刑，未受劳动教养，但实际上，我已经成了一个囚犯。
　　淀南饲养场的土地是各乡划出来不要的盐碱地，地面板结得比石板还坚实，即使是下雨天，人走在地面上也不会踩出脚印。大田组的任务就是翻耕这片不毛之地，每个班组一套木犁，班长扶犁督阵，学员每人肩上一个绳套拉犁，犁头“吃”在地面下似被牢牢钉住的一棵铁桩，十个人喊着号子，双脚在板结的地面上蹬出两个深坑，身子向前倾斜低于45°，绳套早已勒得肩头渗出了血丝，但木犁还是一动不动。
　　“×你们妈妈，还想不想吃饭了！”班长在后面吼叫着，他提醒大家，每天不完成当日的劳动定额就不许收工，中午不完成上午的定额不许回场吃饭。“使劲，都给我使劲！谁不使劲拉出来‘劝劝’他。”这个“劝”，我一时没有理解，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学员之间把害群之马拉出来，在队长们看不见的地方狠狠地教训一顿，被教训的人自然不敢声张，而且“劝”人的技巧极高，看不出一点外伤。
　　“啊呀个嘿哟！”不知是怎样的一阵吼叫，木犁终于被拉动了，我的身子向前倾着，眼睛只看见自己的鞋子，一步一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全部生命的力量。汗水早从脸颊上滚了下来，眼看着一滴一滴落在地面上，真是汗珠落地摔八瓣，地面上湿湿的好大一片汗渍，汗渍的四周溅出放射状的黑纹，看着地面上的汗渍，使我想起儿时学习书法时落在宣纸上的水滴，也是如此缓缓地渗濡着。
　　好宽阔的地界，犁一道沟翻一道土最快也要一个小时，一个上午往返四次，中间只能有十分钟的休息。刚刚第一道犁沟还没有拉到头，我的肩头已疼得不堪忍受，那条绳索似钢刀一般杀进我的肌肤，莫说是前进一步，就是稍稍有一点晃动，立时就疼得全身打冷战。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听着众人的号子向前迈步，这时我的身躯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觉得我的魂魄早已脱离我的躯壳而飘向不知去处的远方，我变成了一头牲畜，全身每一个部位都绷紧了肌肉，艰难地前进着，前进着。
　　最可怕的是犁头突然被埋在地里的石头绊住，或者是突然扎到更深的地层下面，那时这一组学员就要突然被绳索从背后拉住，身子猛然从向前倾斜到几乎向后仰翻，肩上似猛地被“钢刀”砍了一下，大家同声惨叫一声，那种凄惨的吼叫该是比鬼哭还要瘆人。
　　“×你妈妈！”这时，全组学员会立即返身向班长怒骂，更有人随手拾起石块狠狠地向班长抛去，班长知道是自己失误伤了大家，便一声不吭地双臂抱住脑袋任众人打骂，一阵石块抛砸之后，班长从双臂间探出脑袋，极是抱歉地连连向学员点头哈腰，“换一换，我去拉绊儿。”
　　没有人代替他扶犁，因为扶犁比拉绊儿还累，整个身子似绑在刑具上，一双胳膊架着笨重的木犁，不需多久，便麻木得会失去知觉。
　　最初的劳动日子就这样过来了。我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我也没有偷懒，更没有调皮捣蛋。下工后我拖着疲软软的身子走在最后，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可怕的是回到住处换衣服，拉一天绳绊儿，衣服早粘住了肩膀上的血渍，脱衣服比从身上往下撕皮肤还要疼痛难忍。这时我就用一盆水泼在身上，把衣服上的汗渍稍稍冲掉，然后再一点一点缓缓把衣服脱下来。待我把衣服换好，其他学员有的已吃完晚饭回来了，人们提醒我快去买饭，这时我才想起开饭时间只有半小时，迟到者必须有队长们的条子才能买饭。匆匆跑到饭堂。果然，卖饭窗口的小木板已经关上了。
　　我不敢破坏农场的规矩，但不吃饭又实在不会熬过这个长夜，鼓足了胆量敲敲窗口的小木板，窗口里自然无人理睬，该也是我天生的运气，偏巧这时一位胖胖的老队长从饭堂走出来，他见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饭堂处发呆，犹豫了一会儿向我走了过来。
　　“新来的？”这位队长上下打量着我问。
　　我点点头。
　　“跟我来。”
　　真是遇见了菩萨，这位队长回身领着我向饭堂走去，走到饭堂门口，他从我腋下把饭盆拿走，不多时从饭堂里端出一盆粥，两个窝头，还有一盆菜。
　　我双手颤抖着捧过饭菜，来不及道谢一声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又累又饿，心中不知是股什么滋味，泪水只是不止地往粥盆里流。
　　这位胖队长一直站在我对面，不知我身上的什么气质使他发生兴趣，也许是我这份还没有退尽的斯文相使他看出我不是小流氓小坏蛋，也许他也知道最近送到农场来的人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政治犯，反正他就是痴痴地呆望着我，像看着一只小猫小狗在舔食食物。
　　狼吞虎咽了好一阵才驱散了无法忍受的饥饿感，这时我才想起要向这位好人表示感谢。我抬起头来看看他，脸上掠过我自以为是最富感情、最美丽的微笑，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却悄声地向我说道：
　　“吃吧，吃饱了肚子不想家。”
　　我低下头，呜咽得几乎哭出了声音。
　　这位老队长姓杨，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几位最好的人之一。他该已不在人世了，我坚信他的灵魂在天堂里，决不会和给别人制造了无限磨难的人的魂灵在一个地方。

　　七．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怀着赤诚的心到农场来的，因为我犯了错误，尽管我还不知道我的错误严重到何等程度，我也不知道我的错误如何危害了国家和人民；但至少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在我们美好的社会里，人人都听党的话，跟党走，热爱领袖，献身真理与理想，为造福人民解放全人类无私地贡献出个人的一切；而我，却把个人志趣看得高于一切，竟然立志要当作家，这明明是个人主义在作怪，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立场，就是资产阶级观点，它必然导致一个人犯错误，直到踏上反革命的歧途而不能自拔。
　　唯一的出路是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而脱胎换骨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体验劳动创造一切的伟大学说，在劳动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劳动中净化心灵净化情感消除一切私心杂念，只要好好劳动我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尽管农场不是天堂，但它却是将我的灵魂能最终送上天堂的必经的炼狱。
　　感谢农场的精心安排，为促使犯有政治错误的右派分子加速思想改造，国庆节前农场将召开一个大会，由犯有政治性错误的人各自宣读自己的思想改造规划，向党和人民悔罪。
　　为此我甚至感到有几分得意，因为只有犯政治错误的人才有权利参加这个会议，那些小偷小摸小流氓小贪污分子们是刑事问题，他们是无权享受这种殊荣的。看着我极是严肃认真地构思自己的改造规划，连我们的班长都有些妒嫉，看他在一旁高攀不上的一副落魄相，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英雄。
　　按照队长的布置，个人改造规划要写成大字报，一份一份于会前贴在会场的墙壁上。我争先去领来大张白纸，领来笔和墨汁，象圣徒抄写经文一般把白纸平铺在褥子上，工工整整地书写个人的思想改造规划。我自然对自己的改造规划十分满意，其中订了许多非常具体的条文，比如劳动中如何如何，学习上如何如何，生活上如何如何之类，条件之苛刻之非凡人所能做到。最后我以惊人之笔表示，从今之后自己一定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没错，就是这三句话，一百年之后我也不会忘记我的改造规划的结尾，就是这三句响亮、正确、辉煌的话。
　　和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一样，开会之前，我找到一处醒目的位置，把大字报贴在墙上。
　　等待开会的时刻，我的心境是不平静的，我设想场长和队长们走进会场，我设想他们一席语重心长的讲话，我设想场长和队长们一一审视我们的改造规划，我设想自己按顺序站起来宣读自己的改造规划，我设想场长和队长对我的鼓励，我设想……
　　开会的时刻到了，小小一间土坯房里，席地坐着四五十个犯政治错误的人，人人双手抚着膝盖，人人挺直胸膛，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吸烟喝茶，气氛压抑而又紧张。
　　等了约莫有半个小时，两位队长走了进来，他们反背着手，目光平视，从门口走到作为讲台的正面墙壁下面，举目望望席地而坐的众人，一句话不说，然后围着众人绕了一个圈圈。这动作好奇妙，不知道为什么反背着手要围着众人绕一圈，在他们两人漫步绕圈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威严袭上了自己的心头。
　　这不是无意的漫步绕圈，这是在显示力量，显示差别，四五十人席地而坐，队长傲慢地漫步绕圈，它突然间勾勒出了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不可沟通的差别。果然，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会场里静得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人咳嗽，没有人大声喘气，人们都纹丝不动地坐着，这时就是有一只马蜂在螫你，你也决不会有胆量挥手把它赶开。
　　终于，两位队长停住了脚步，我悄悄抬起眼脸，目光越过眼镜框架偷偷睨视，此时队长已背向众人，正面对墙壁一一审视满墙的大字报。一下子，我的心沉了下来，我预感到今晚的会议必会制造出一件爆炸性事件，因为从一开始会场的气氛就不轻松，二位队长板着面孔进来，又漫步绕圈先制造一种威慑力量，这明明是不怀善意“找碴儿”来的。
　　我正在默默祈求平安，忽然一位队长用力地咳了一声，被这一声咳嗽吓醒，所有的人一起打了一个冷战，活似听见了一声霹雳。
　　“哪个叫林希？”
　　说来也怪，我虽然没受过专门培训，但我立时就极自觉地乖乖站了起来。
　　两个队长同时转回身来上下打量我。
　　“你也拥护党，热爱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队长指着墙壁上我的改造规划，酸溜溜地问我，目光中带着凶光。突然他狠狠地向我吐了一口口水，大声地吼叫起来，“你有什么资格拥护党？你有什么资格热爱毛主席？你有什么资格走社会主义道路？说！”
　　我看见席地而坐的四五十人同时低垂下了目光，有人在微微颤抖，我一时似是吓懵了，只觉得连头发都竖了起来。
　　“我，我，我……”结结巴巴地我似是想为自己申辩，不拥护共产党，我拥护哪个党？不热爱毛主席，我热爱哪个主席？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又能走哪个道路？
　　“你是什么东西？”另一个队长冷冷地问。
　　什么东西？第一次听见人们如此对我提出询问。我，我能是什么东西呢？我不是个人吗？
　　“说！你是什么东西？”两位队长同时在吼叫，两张凶恶的面孔直冲着我，四只眼睛同时向我喷射出火焰。
　　“我、我、我是一个、一个右派。”嗫嗫嚅嚅地我把声音含在喉咙间回答。
　　“大声报告，你是什么东西！”一个队长向前迈了一步，似是我再不服从命令，他就要显示专政力量了。
　　“我，我是右派分子。”终于我回答的声音能让对方听见了。
　　“呸！”队长的吼声更凶了，他几乎把拳头挥起来要砸我的脑袋，“问你是什么东西，要你一个字一个字大声回答，说。”
　　“我、我……”我心慌了，暗自握紧的拳头渗出了冷汗，我的双腿在打颤。
　　“别加废字，说！”
　　“右派分子，林希。”也是我心有灵犀。我终于揣测出能够让对方满意的回答。
　　“说全了。”队长仍不满意。
　　“右派分子、胡风分子，林希。”热泪终于涌出了我的眼眶，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
　　嘶的一声，队长从墙上扯下了我的那张大字报，用力地揉成一个大纸团，高高举起来，狠狠地向我砸了过来，因为距离太近，纸团正砸在我的脸上，一团星光升起在我的视网膜上，我几乎失去了知觉。
　　麻木中，我听见队长的吼叫：“一个右派分子、胡风分子，你也配拥护党，热爱毛主席，还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该先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是敌人，我们代表人民对你实行专政，你只有老老实实服罪认罪，你只能悔罪赎罪，出来，站出来！”
　　按照队长的命令，我从席地而坐的人群中走出来，他指定我面壁站在一个墙角里，然后才向众人宣布开会。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就如此站着，一动不动地面向墙壁站着。
　　从此我知道了如何使用政治词汇，从此我知道了如何回答队长的问话。在有人问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该用什么姿势、用什么语调、用怎样的音量，用些什么名词、代名词做出适合于自己这个东西身份的回答。
　　这时我真恨不能抡起胳膊来狠狠地劈打一通，不是打队长，不是打别人，是打我自己，打我这个连自己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败类！我枉披了一张人皮，我枉吃了二十年人饭，我枉识了字枉读了诗书，到最后我连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啊！
　　“说，你是什么东西！”
　　我在心中暗自对自己吼叫：你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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