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⑧劫后重逢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劫后重逢话沧桑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之前，我曾以为自己是个局外人。虽然与贾植芳、耿庸、王戎等几个人交往比较多，也只认为是一般的朋友。1956年从牢狱出来到文革之前，我都没有同这些朋友有过联系，不愿找麻烦。甚至奉命看批判电影和听报告时碰到耿庸，耿庸约我去他家，我都没有去。
　　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人倒好像变得开朗起来了——应该说是把世事看得更透了。1978年我回到上海，就想知道朋友们的下落，第一个看到的是王元化。他当时在主持《中华文史论丛》，常到我们出版社来。其实他与胡风也只是一般文人间的关系，他在文学观上和胡风也不完全一致，倒是和彭柏山、刘雪苇较为亲近。王元化在被关押期间曾患精神分裂症，这时病已好了。他告诉我，老贾已经放出来了，但我到第二年春天，才知道老贾的一些具体情况。
　　对耿庸，我只知道他被安排在“辞海”。直到3月里的一天，他的儿子南越带了封信给我，才知道他的住处，并应邀去看了他。他住的是一处平民窟，非人指点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他特地在信上画了张地图，我按图索骥，从一个公厕转弯，绕来绕去，然后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旁的一间平房——是一片平房包围中的一间，这就是他的住房。他是1966年初释放的，派到上海辞海编辑所不久，文革一来又被赶进“牛棚”，然后又上干校，做汽车修理工，1978年回机关后还做清洁工，直到1979年年底才进办公室恢复工作。他的妻子王皓，受胡风案牵连被关押后放出来，本已安排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工作，在反右运动中跳黄浦江自杀。在这间平屋里，他和儿子住在一起。
　　耿庸也打听到了老贾的情况：他在1966年释放后，由复旦大学监督劳动，这时刚回中文系，做资料工作。他过去的住房早已被没收，临时住在一座堡垒式的，孤零零的两层楼的二楼，他自己戏称为“炮台”。4月间，我和耿庸去“炮台”看他，他的妻子任敏刚从山西老家来上海，户口还没报上。任敏同样因胡风案被关押，1956年释放出来，分配在上海人民卫生出版社做校对，1958年发往青海去“支边”，情况和我发往宁夏相同。在那里又出了事，被押送回山西原籍。她和老贾伉俪情深，彼此相依为命，局势稍为松动，她就赶来上海了。老贾照样豁达幽默，说些讽世的笑话。但这时风传胡风已死，他追述着以往与胡风的交往，不禁老泪纵横。他还说起他的几个很有前途的学生，如章培恒、施昌东等，也都因他的连累被禁锢了多年。老贾反复说：能活下来看世界就是胜利。
　　1979年6月，鲁黎从天津来。鲁黎是3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胡风案事发前任天津文联主席，我过去并不认识他。他说，同在天津的阿垅已在狱中瘐死；芦甸也在农场劳动中过度劳累而死。他很寂寞，所以到上海来看看朋友。后来我知道，诗人鲁黎有一段伤心史：他的前妻王曼恬（是毛泽东亲戚），在文革中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当过天津“革委”的第一把手。在1955年他入狱后即提出离婚，他坐牢一年多出来就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判给了女方，他成了孤家寡人。
　　鲁黎说到的阿垅，在抗战期间曾同我有过短暂的接触，彼此知道不多。我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中，才知道他是列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想不到在劫难中他竟没有逃出“鬼门关”，魂归“枉死城”。听说他在临死前很想见一见自己惟一的儿子，而那个年轻人陈沛，当时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认为父亲是该死的“反动军官”、“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愿去见他。我在1980年去天津时遇见陈沛，谈起这事，他眼泪夺眶而出，痛恨自己当年太天真、太幼稚，对不起苦难深重的父亲。
　　芦甸的死，更使我十分难受。芦甸是我40年代在成都时的相知朋友。他这人过于热情和细致，他的精神经不住过多的折磨，他在狱中疯了，是文疯，从不扰人。1965年他被释放回家，妻子李嘉陵（也为胡风案坐牢一年多）来接他，他竟不认识，还问：“你贵姓？”回家后，见到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岳母也不认识，好像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处处引起他的怀疑，甚至怀疑李嘉陵是派来监视他的。于是对妻子特别讲礼貌，为她做事，“谢谢”不离口；“你分配的任务”如何如何，什么事都要“汇报”。弄得李嘉陵痛苦万分：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了？他释放回家过了一段时间，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但文革运动中，又把他远送到一个农场去劳动。在农场里，他成为劳动最积极的人，拼死拼活做，想的是弥补自己的“错误”。终于累得病倒了。听说在临死前还没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还一心想恢复组织生活（他一直没正式开除党籍）。1973年离开了人世，没能等到再过组织生活的一天。
　　8月，曾卓从武汉来到上海，也成为我的新朋友。听他说起在北京看到绿原、牛汉和徐放；说起路翎的精神病。路翎的症状又和芦甸两样。他在狱中每天呆坐着，两眼望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有时，会像困兽般的发出凄厉的吼声；有时又会发出长长的叹息。他被释放回家后，也常常不言不语，若痴若呆，也还会忽然跑到门外的石条边，发出令人恐怖的吼叫。去看望的朋友都很心痛，那个才华横溢、生气勃勃的路翎到哪儿去了呢？
　　曾卓还说胡风没有死，人在四川，但不知详情。他带来了传抄的聂绀弩送胡风的诗。我马上写信给绀弩，打听胡风下落。回信说，胡风与梅志在成都，并且已经内定为省政协委员。我估计局势会进一步好转，没事了，便写了封信给成都吴仲的妹妹吴曜林和妹夫王广源，他俩都是成都文化圈内人，一定会了解情况的。很快，他俩就见到了住在成都的胡风和梅志，还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梅志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这事。总之，这个可喜的信息让朋友们得到不少安慰，相信事情总会向好的方面转化的。
　　我还听到关于吕荧的事。吕荧这个人真太不一般了，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当年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都纷纷锒铛入狱了，全国正掀起揭发与批判的热潮，吕荧没有列入逮捕名单，还参加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本来没有他的事，他在会上居然为胡风辩护，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还没等到他说完话，就被拉下去了。从此被软禁在家一年。他的悲剧还在后面。文革中被抄家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把水果刀在削苹果。看到一伙人闯进来，他急问：你们干什么？手里还拿着刀。于是，当场被捕入狱，罪名就是“持刀威胁革命群众”。他是死在劳改中的，没有能看到他为之辩护的胡风终于平反出狱。
　　1979年年底，杭州卢鸿基（浙江省艺术学院教授，也是胡风的朋友）来上海，又知道方然自杀了。方然在狱中关了10年，出狱后住亲戚家。文革爆发，上面要遣送他回安徽老家。这天他径直出去当晚没见回来，第二天在河浜里发现了尸体。
　　这一年，朋友中，包括过去未见过面，仅仅知道名字或通过信的，自杀而死的人除方然、王皓而外，还有郑思（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思华（原泥土出版社负责人）和余鸿模。余鸿模出身于印尼侨商家庭，在抗战初期即回国与祖国共命运，他独自创办了海燕书店，得到进步文艺界的支持，出版了许多好书。他不是普通的书商，在经济上因为有他哥哥的资助，他经营书店和出版事业，是不大计较利润的。他为人正派、温厚，却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在受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就想不通，曾吞下大头针自杀未遂，最后终于逃不过文革的折磨，以自杀了却一生。对这位爱国华侨、兢兢业业从事文学出版事业的杰出的人，我深怀敬意，在他去世3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得到朋友们的信息是够多的了。1980年又知道王戎也从新疆流放归来了。他的遭遇也很曲折艰苦，从1957年就开始在安徽的农场劳动，后被遣送到甘肃修水库，最后流放到新疆，在农场劳动改造18年，几乎饿死在那里。总之，朋友们都有深刻的体会：能活下来就是胜利。我们彼此庆幸这得来不易的胜利，虽然大家都已失去人生的最好年华，开始步入晚景了，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想起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昭雪，没能活到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的朋友们，我们的心情更是十分沉重，十分沉重。

　　胡风案的平反

　　胡风案是他“老人家”亲自定案的，老人家还亲自写了不少按语、批示，在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俨然是如山的铁案。如果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胡风案平反昭雪是不可想像的。但正是这起建国后最早的文字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得人人股栗，否则以后的反右没有那么容易。车轮滚滚滑入文革，胡风案也正是一场预演。拨乱反正，包括要振起知识界的士气，就必须考虑到对这最早的大冤案的平反。
　　然而，政治是复杂的，原先主办此案的人也不是等闲人物，有各种各样的阻力，而且改正错误，有害怕损及威信之类的众多顾虑。如果不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并且有强大的自信力，决定“拨乱反正”要达到某种彻底性，这个板是拍不下来的。
　　这案子从1955年开始，以先定案后取证的方法，由执法机关搜罗罪证，审查核对，费时多年，实在无法成立。因为本来是罗织成罪的冤案，如果不平反，那么所有的案卷俱在，当代人可以瞒过，后代人必将看到档案，又如何向历史交代？因此，依情理说，要平反是必然的。关键取决于当政者有没有伟大的革命家的大智大勇。事实证明，在这件事上新一代领导人不负众望。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是以中共中央批发公、检、法机关关于胡风案的调查报告的形式下达的，结论是：“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次虽把“反革命”的不实之词推倒了；但对胡风和“分子”中的某些人，仍留有政治性的尾巴，所谓“宗派活动”即“小集团”的名目仍然存在；关于文艺思想，仍沿用旧说，归属于唯心主义。后来，经过一些人的申诉，才取消了政治尾巴，否定了“宗派活动”的说法。到1988年，才认为文艺思想是否正确，应该由讨论来决定是非，否定了先扣帽子的做法。到这一步，才算彻底平反了。
　　至于我自己，第一次的平反就没有留下尾巴，“宗派”与我不相干；文艺思想的论争我也没有介入，当时我热衷的是古代文学的研究。所以对我来说，只要平反了“反革命集团”，并且确认了文艺思想可以讨论而不强调舆论一律，就足够了。
　　我是1980年秋天同梅志会晤时，就知道中央对胡风案会有平反的措施，但也知道这事有很多的干扰和周折。一些过去拼命整胡风的人，把不同见解视为异端的人，是不肯轻易撒手的。所以，我和“同案犯”朋友谈起，都认为“前途光明，道路崎岖”，恐怕还要等些日子。但有一天，我为了应李俊老的嘱托，为一位蒙冤的老战友改写出版关于《鉴真和尚东渡记》的书，到辞书出版社去找《大正藏》检阅资料，正巧遇见罗竹凤，罗老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向你道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向我道贺，问他，他笑而不答。几天以后，我就正式得到了下达的平反通知。罗老毕竟是消息灵通人士。
　　1980年年底，来向我宣布平反文件的，就是1955年我在牢狱中审讯时作记录的那位戴眼镜的小青年，这时已经是很有风度的处级干部了。他向我宣读了文件，要点是：经核实，并不存在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你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读完之后，态度相当诚恳地问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我想知道，恢复名誉是怎么个恢复法？”他回答说：“那你不必担心，我们会有具体的措施。请你把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各种社会关系的姓名和地址写出来，我们负责一一为你肃清影响。”
　　当时，我本来想提一个我的想法，但话到口头，还是咽下去了。因为我稍加思索，估计这样的意见不可能办得到，提了也是白费唇舌。这个想提而终于没有提的意见是：根据党历来宣布的政策，在哪一级，在什么范围内搞错的，要在同样的一级，同样的范围内纠正，肃清影响。胡风案无疑是最高一级，在全国范围内搞错的，当时全国的新闻传媒和各机关单位，都大事宣扬和声讨过的，影响极为深广。如今平反了，是否也该在全国范围内肃清不良影响呢？即便不“大张旗鼓”，是否也该“小张”一下才公平、公正呢？
　　当然，后来的几年中，全国的报纸，包括《人民日报》，也曾通过各种方式，通常是侧面报道的方式，发表了平反胡风案的信息，但声气微弱，很多人都还不明白这件事，以至到1986年1月，也就是平反6年之后，我们在北京参加胡风追悼会时，宾馆的汽车司机送我们到八宝山，一见“胡风同志追悼会”的横幅时，还大惊失色，说“怎么？胡风不是反革命么？为什么给他开追悼会？”可见，影响远没有肃清。
　　我只提了一个切身的要求，就是调回我一个女儿。我两个女儿本来都是上海户籍，因为胡风案和以后相关的错案，全家被赶出上海。现在我们夫妇俩落实政策回到上海，已上了年纪，身边没有子女照顾。小女儿在长春成了家，有了工作岗位；大女儿仍在农村当民办教师，希望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并在上海安排工作。那位来下达平反文件的官员立即表示同意，说：“我可以负责地回答你，你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一定满足你。”果然，说话算数，我没有费什么心，第二年大女儿就办回上海，安排在我供职的古籍出版社校对科工作。几年后，按政策，又解决了女儿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问题，女婿也调来上海。我们老俩口，总算在晚年得到一个完整的家。
　　从1955年到1980年，整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我人生的最好的一段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掉，追不回来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但毕竟获得平反，结束了我的耻辱史，在我人生的旅程中，留给我一段可走的坦途，我深深体会到“拨乱反正”的划时代的意义。

　　在病房与胡风晤谈

　　1981年春末夏初，我到上海龙华精神病院去看望了在那里治疗的胡风。这之前，我还没有直接与胡风会面和交谈过。这回他来上海治病的消息，是彭柏山夫人朱微明告诉我的。朱微明和我姐姐晓梅烈士，是抗战时期同在新四军的老战友，我是把她当作大姐来看待的。她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胡风（她的意思是应该去），我觉得理应去看看。我既然因他的名字而罹祸，彼此的命运也联在了一起，看望病人，合情合理，而且，我正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他，但不知他的病情怎样，如果不宜会客谈话，那我就不一定去打扰了。朱大姐转达了我的意思。两天后，胡风的女儿晓风来约，说他父亲病情稳定，可以谈谈话，约我和耿庸一道去医院见面。
　　我要想和胡风先生谈的问题，是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某些问题。因为，前几天我接到了海南岛一个朋友的来信，说明年将在海南岛召开现代文学讨论会，如我同意参加，到时将发给请柬。耿庸同时也收到了来信，我们决定同去。我准备在会上的发言，就以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话题。我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并不全盘认同，他的思想里也有苏联模式的庸俗社会学的杂质，和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思想，有某些不协调的地方；但比起那些攻击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风更接近马恩的文艺观。1980年的平反文件中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所作的论断——唯心主义，那是不很公平的。因此，我打算在讨论会上，就胡风的文艺思想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作一个比较研究。但我对胡风理论的表述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很想有机会听听他本人的“第一手”看法。
　　在医院，看到的胡风比我想像的要苍老些，显得有些龙钟，这当然是20年囚禁折磨的结果。可是眼神和精神还不坏。我们进屋时他正伏在桌子上练习毛笔字，用的是中学生习书法的那种红格练习纸。寒暄后，我径直提出请求，如果不妨碍他的身体，想请教几个问题。大概是晓风预先告诉了他，有了些思想准备，他并没有感到突然，只是笑了笑，微微地摇了摇头，似乎觉得此刻不是谈问题的时候，但也没有拒绝的意思。于是，我和他作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交谈。
　　下面记下的是谈话的大致内容。我是从卢卡契的理论谈起的。因为50年代批判胡风时，曾有人把胡风和卢卡契拉在一起。我自己，读卢卡契的书很少，最早读到的是吕荧译的《叙述与描写》，是关于卢卡契论述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的；以后读到的几种印象都不深，倒是苏联批判卢卡契的文章读得更多些。从那些批判文章中，我才进一步理解了卢卡契的观点。我对胡风说，就我看来，卢卡契是从艺术对象，从艺术家所表现的种种，界定了现实主义应该如何如何；而您，胡先生，则是从创作主体出发，阐述了作家必须如何如何，才能达到现实主义。我认为你们两位对现实主义；都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
　　接着我说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在卢卡契的论文里，几乎从来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胡风的文章里有时会提到这一概念，我是含有对他质疑的意思的。我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缺乏科学性，卢卡契不提它，似乎更合于马恩对现实主义见解的原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称的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指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大文豪的现实主义，似乎是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次一等的概念，就更是荒唐。我说这是“拉普”遗毒。究竟是被贬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或“旧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能留芳百世呢，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作品更有生命力呢？
　　耿庸也插话说，大学课堂的教科书里尽是这样的昏话，误人子弟。他又引述了一些马恩对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补充我的看法，胡风一直静静地听着，不置可否。于是，我又提出一个我所关注的问题——作家的“自我扩张”问题。胡风先生迟疑了好一会，突然问：“你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解释：刚才我提到胡先生是从创作主体阐述，作家应该如何如何才能达到现实主义，这是您理论的核心部分和精彩部分。我认为，创作主体达到现实主义的根本关键，就是“自我扩张”这个机制。可是，这几十年来，对这个命题的曲解、误解最多，不少理论家甚至对这个命题以丑化和嘲笑。我却以为，“自我扩张”是一个庄严的命题，是非常精确的、有丰富内涵的命题。您现在对您提出的这个命题是怎么看的呢？
　　胡风沉吟了一下，说：“自我扩张”这个提法有些含糊，确实容易被人误解。我是有准备而去的，我掏出了小本子，上面抄有他的《逆流的日子》一书中的一段话。我说，您是把“自我扩张”当作“艺术创造的源泉”来表述的。您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篇文章中有这一段话：“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和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
　　他侧耳仔细听着，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我是这样写的。”我说：“这表述得很清楚嘛，有哪一点含糊呢？”他站起来，慢慢踱步，声音很低沉地说：“换一种说法可能好一点，单独提‘自我扩张’，恐怕是会引起误解。”
　　我想，他是被批评得怕了，对自己过去的理论也失去了信心。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和耿庸一道出来的路上，我不由得感叹地说：胡先生怎么了，这么多年受批判，坐20年牢，确是把他整够了啊！耿庸说：要知道，他还是病人呀。
　　我原来是打算就“自我扩张”的命题写一篇讨论会的发言稿的，我觉得越是被曲解和批判的观点，越是值得讨论和澄清。现在只好放弃了这个主意。后来，胡风晚年出版的《评论集》的后记中，仍然说自己“自我扩张”的用语不明确。直到1989年，武汉召开第一届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我才写了篇《论胡风的“自我扩张”》的一万多字的论文，为这一命题畅谈了我的见解，了却我几年来的心愿。

　　胡风之死和追悼会

　　胡风是1985年6月8日逝世的。在这之前10天，我正在北京办事，碰巧王戎专程从上海去探望胡风的病。于是，我决定同去。我俩先去木樨地梅志家。胡风病重，梅志自然精神负担更重，自己的心脏病也正在发作。我们表示慰问之后，询问了病房号码就直奔友谊医院去了。
　　一到医院就感到兆头不好。医生说，病人已从楼下较宽敞的病房搬到了楼上，因为那里贴近医护人员的办公室，便于做紧急处理。这分明是一种危险信号。楼上也是一间单人病房，除病床外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张长沙发。胡风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毫无表情。晓风告诉他来客了，才微微张眼，下颔动了动，示意我们在他身旁坐下，表明神志是清楚的。但魁梧的身躯已很瘦削，比上次我在上海龙华医院见到时，消瘦萎顿得多。脸色暗青，全无一点生气。我们询问病情，都由晓风代答，他不能说话，有好几次好像想说点什么，始终没有说出来。
　　病房里除了晓风陪伴侍候，绀弩、周婆正派了养女吴丹丹来看望。不久，路翎来了，带来一本刚印好的《财主的儿女们》，把书捧到他面前，翻开他所写的序言给他看，这瞬间，他张开了眼，脸上闪过一丝轻微的笑意，这点表现欣慰的表情，倘不注意，是很难察觉的。随后便又闭上眼，不再有表情了。晓风一匙一匙喂他冰淇淋，也只是闭着眼轻轻啜入，好像连口唇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到病人的这种情况，我们都相对黯然。怕坐久了影响他休息，便一同告辞。这时，胡风又微睁了一下眼，轻轻点点头表示送客。这是胡风先生最后留给我的印象。在病房里，晓风为我和他拍了张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合影，也算是难忘的纪念吧。
　　胡风患的是贲门癌，已是晚期的晚期了。我们问了医生，医生的回答很迟疑，生命能维持到三四个月或一两个月，很难说得准。但他说，病人很配合治疗，这是一个有利条件。说，从来没有见过“著名人物”有这样听话的。
　　我们走出医院一同到路翎家。路翎现在算是康复了，比6年前见到他时，神情正常多了，这几年他已伏案写了不少东西。但他仍然沉默时多，很少说话。从医院出来，我见他两眼泪汪汪，却不说什么。他请我们在饭馆里吃了饭。这顿晚餐，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致，连活泼话多的吴丹丹，也沉默不语。显然，大家为不久于人世的胡风，心情十分沉重。
　　但没有想到凶讯来得这么快。我回到上海一周后，胡风就去世了。有关方面原决定举行个遗体告别仪式，了结此事。但所拟的悼词家属不能接受。可见要公平合理评价一个人，阻力有多大。遗体在太平间冷处理了两个来月，问题没有解决，梅志决定不要搞遗体告别或追悼会了，先火化了再说。他通知了朋友们火化的日期，能够抽身去参加的都去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以《一个时代，翻过去了的历史的一页》为题，写了篇追悼胡风的文章（后来收入《虫草文辑》）。我哀悼的不仅是胡风一人，也是向过去那段可悲的历史致哀。
　　胡风逝世的消息，虽然新华社发了电讯，但因悼词问题而不开追悼会，由家属自行火化，这毕竟是不正常的，朋友们不满意，有些当政者也觉得说不过去，甚至惊动了高层负责人，认为不该如此草草了事。于是，有了下一年1月15日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后又有了1988年的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最后一次平反。由此可以看到，历史的道路是多么不平坦；然而历史毕竟是向前发展的，没有人能永远操纵历史，阻碍历史的前进。
　　胡风的追悼会，1986年1月15日在北京召开，出面主持的是胡风生前担任顾问的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除了在北京的有关人士，还邀请了外地曾为胡风案株连的朋友20来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把这些人邀集来参加追悼会，显然是上面经过了考虑的。具体出面负责的黎辛，是艺术研究院的党组负责人。黎辛在反对丁陈的事件中也挨过整，受过委屈，对我们这批人是很友善、很诚恳的。
　　邀集这些人来开会，似乎还有点抚慰、解释和某种意义上的致歉之意。在一次座谈性质的会上，参加的有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的人，他们对胡风案的处理经过作了一些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因案子不能成立而又不好收拾的苦衷。我们能理解，这些单位都是奉命办事，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能面对我们作一些解释，已是很不容易的了，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追悼会由文化部长朱穆之主持。到会的最高级人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事情也真凑巧，当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正是由习仲勋递交给最高当局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大礼堂，估计约有500来人，北京文艺界该来的著名人士几乎都来了，自然也有不来的。气氛庄严肃穆，悼词中肯定了胡风同志革命文艺战士的一生和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使朋友们得到了安慰。但说实话，追悼会主要不是来发抒哀思的，而是一种象征行为。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来参加追悼会的，除了文艺界的人，还有大批年轻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照说，这些人在胡风案发生的时候还未出生，他们怎会来参加追悼的呢？
　　追悼会的第二天，梅志在寓所招待在北京和外地来参加追悼的朋友。这两天虽然这些人都汇集在北京，却都是分头会晤，这回在梅志处才大聚会了。那么多的“分子”，有三分之一是我在1979年以后才认识；另外的三分之一，是这次追悼会上才第一次见面。在胡风死后才认识“同伙”，彼此都有无穷的感慨，也有种相见恨晚的新鲜感。如果不是上面的操办，这些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会有第二次了。在座的除了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陈守梅（阿垅）的儿子陈沛，都是年事已高的人。周海婴当场为我们这个没有了胡风的“胡风集团”拍了一张照。一位朋友说，这张照片标志着“胡风集团”的“解散”；或者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胡风集团的成立和解散”。这话含有多少辛酸和戏剧性啊！

　　我和聂绀弩夫妇

　　我和聂绀弩，虽然年轻时就在桂林认识，直到他晚年也还有些交往。我的一些朋友，如耿庸、王戎、彭燕郊等也都同他相熟，但在我的人生道路中，他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如果不是在他生命的后期和我有一场关乎历史是非的争论，我在叙述往事时就无需提到他。
　　抗战期间，绀弩在桂林《力报》作副刊编辑；我在衡阳《力报》也打过杂，同属于《力报》集团。他这人交朋友广纳百川，而且一碰面就能使人和他没有距离。我在认识绀弩之前，先认识了周颖大姐。那时，周颖在重庆朱学范领导的工会做事。我从成都东行经重庆时，借住在一个商行里，里面有一个河北籍的女职员是周颖的同乡或亲戚，这样就认识周颖了。后来有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一天，我从浮图关下山到两路口，我因为不慎蹩伤了脚，走路一跛一跛的，下山很困难，我住在浮图关的亲戚，硬给我雇了一顶滑竿，也就是两个轿夫抬着走的这玩意儿。我本来很不愿意让人抬着走，那多难为情。但亲戚坚持要我坐，我也心想重庆人地生疏，反正没有熟人看见，便坐着滑竿下山了。不料在山下两浮支路口，就碰上了刚认识不久的周颖。她用手指着我说了句什么，弄得我很羞愧。直到80年代初，我到北京劲松小区去访问绀弩，一进门，周颖就大嚷：“坐滑竿的先生来了！”
　　聂绀弩在桂林，和新中国剧社的一个女演员有一段罗曼史。由于我先认识周颖大姐，因此对绀弩的拈花惹草颇为不满，更不满这位女演员的行为。记得1944年桂林举办“剧展”时，绀弩已去重庆，这位女演员还絮絮叨叨向我大谈绀弩。据新中国剧社的熟人告诉我，这女演员竟出格地给周颖写信，要周颖把绀弩让给她。简直匪夷所思。后来绀弩虽然“改邪归正”了，但似乎解放后他俩在北京还见过面。绀弩有一次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一首“向不示人”的小诗的后两联：“风雨有情我健在，江山无恙子来前。声声何满谁家曲，老落莺花对惘然”。分明是纪重逢的事。由于我是知情人之一，绀弩和周颖对这“第三者”的事都不瞒我。但我是站在周颖这一边的。在和他们夫妇交往中，我觉得和周颖更亲切；在胡风事件上，周颖也更够朋友。
　　解放后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我和绀弩没有见过面。记得在1953年他因去苏北探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事迹真伪，曾经过上海，在复旦大学演讲，大概他从复旦的熟人中得知我的下落，托人带信给我，约我到他下榻的国际饭店见面。我去迟了，他已回北京。直到1979年，我急于要知道胡风在四川的情况，写信和他联系，并从他那里得知了胡风的下落。第二年，他又寄赠了香港出版的旧体诗集《三草》，从此又恢复来往。
　　80年代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他们夫妇。那时绀弩已卧病在床，全身拘挛蜷曲，行动不便，十分寂寞。我去总是在他家呆一整天，和他天南地北地放谈。如有生客来，我就在另一间里同周婆谈天，她照例煮碗面条加上一个煎蛋招待我，向我叙谈当年到北大荒探望绀弩的往事和女儿海燕之死，非常动情。她告诉我舒芜常来找绀弩，可是我问到舒芜的情况，她总是说：不谈他！
　　但终于因舒芜和胡风案的关系问题，我和绀弩爆发了一场脸红筋胀的辩论。这是1983年春天我和黎丁同去看他的一回。话题由绀弩挑起。他不知从哪里读到一篇涉及舒芜和胡风案的文章，我估计可能是在《光明日报》上的，所以一见黎丁就动了感情，还可能怀疑这篇文章是我化名写的。总之一见我们就大发脾气。其实，对于舒芜，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株连入胡风案的朋友们，偶然谈起是有的，事过境迁，谈起来只觉得恶心，谁还高兴去写文章，而且舒芜在这桩公案中起的作用，有识者都心下明白的。我知道绀弩和舒芜往来密切，从“疏不间亲”的道理，我也不愿在这事上插嘴。所以，和绀弩谈天从来没谈起过舒芜。记得一天他谈起将要出一本旧诗集《倾盖集》，里面有舒芜的诗，说舒芜的旧诗写得如何如何好，我也唯唯应之而已。
　　这时，绀弩扫视着我和黎丁，说：有人把胡风事件都推在舒芜头上，认为全是他献出的信造成冤案，把他说成犹大出卖耶稣，这不公平。把舒芜比作犹大就不通，他和胡风怎么会是师徒关系呢？
　　我本来不想争辩，但那天绀弩激昂慷慨、理直气壮的样子，使我很不快。我说：倘若有人把舒芜和胡风比作犹大和耶稣，也不算过分，舒芜自己也承认的。绀弩问：证据何在？我说，舒芜在《材料》后面的按语里，不是说他曾把胡风的信当作指导他的宝贵文献么？旁人以此论定他们的师徒关系，哪能算错呢？
　　绀弩辩说：没有舒芜的这些信，胡风也逃不掉的。冯雪峰没有人拿出信来，不是也照样挨整么？我老聂也没人拿我的信去告发，不是也在劫难逃么？还有萧军、丁玲……就算舒芜是犹大，害耶稣的是总督，怪犹大不怪总督，这公平么？这时黎丁插了一句：情况到底不同，胡风是当作反革命抓起来的，还株连了一大批。
　　其实我懂得绀弩的感慨，追责任应追纵鹰犬咬人的主人。但这是不可能的空谈；倘以此为借口，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出卖他人的无耻之徒开脱，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绀弩自知理屈，便又从胡风身上找遁词。说，老胡是他的老朋友，一向光明磊落，敢做敢当。但在舒芜的《论主观》受批判时，他不敢承担责任，推说自己判断失误，做得不漂亮。老胡既然可以推卸责任，也可以原谅舒芜的行为。他还举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时，鲁迅的承担一切来证明胡风的“不漂亮”。
　　显然，绀弩是强词夺理了。我说：当年两个口号的争论，你也算局中人。当时胡风检讨过没有？有没有自己承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唯心论或反马克思主义？而《论主观》，是作者舒芜自己就先承认是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痛哭流涕地检讨了的，胡风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去承担，去为他辩驳？这和鲁迅的承担责任是两码事。
　　绀弩无辞可对。有点使气地说：“好，好，我收回！”实际上他也是承认了为舒芜辩护的理由站不住脚。这时周婆进来了，她在外面听了我们的大声辩论，她站在我一边，说：“小何说得对，舒芜就不是好东西！”
　　可是，即使绀弩已经诚心认输，“收回”他的看法，也来不及了。因为他给舒芜写过信，表露过他的观点。舒芜本是专门利用旁人的信耍花样的老手，绀弩死后，他把这些对他有利的信，塞进罗孚主编的《聂绀弩诗全编》的“附录”里。其中有些信和聂绀弩的诗是毫无关系的。而他，当然就乐得借这些信为自己洗刷。
　　如果绀弩还在，是有办法挽回的。周颖那天对我说：老聂从30年代起，在文学界搞了五六十年，现在他身体不行，不可能把经历的种种写下来了。建议我帮他一把，由他口授，我作记录编写成书。我表示同意。周颖还取笑说：我们家可不管饭哪，只管中午一顿面；在《团结报》或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找个住处，要我来北京住上几个月。
　　最后一次见到绀弩，是1986年年初去北京参加胡风追悼会的时候。那时绀弩已十分衰弱，不能动弹。朋友们委托我和耿庸去慰问，大家签名写了慰问信由我们带去。他很高兴，赠给了我们《散宜生诗》的注释本，他在书页上签名时，手抖颤得很厉害，字迹歪斜，几乎不能辨认（这本签名书我保留着，算是他的绝笔了）。看到他衰弱到这般地步，我决定当年夏天到北京去，如约合作写他的回忆录。不幸当年3月他就辞世了。
　　1987年夏天，我应邀去天津南开大学讲课，特别抽空去北京看了周颖大姐，商议给老聂写传记的事。我推荐由彭燕郊写。燕郊从抗战起就和绀弩在新四军相识相交，30年代后期起交往不断，相知很深，是写绀弩传的最佳人选。燕郊也义不容辞地同意承担了，我也代为联系好了出版社。可惜人事倥偬，至今未了心愿。这次和周颖大姐的晤见，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周颖大姐，也就是文艺圈内大家亲昵地称之为周婆的，也已在1991年去世。
　　绀弩去世后，我曾作《聂绀弩诔词》，文末系诗曰：

　　公方生世水横流，操戟拟求万户侯。
　　忽疾韩康难卖药，转教定远猛回头。
　　手挥辛辣诙谐笔，身历古今天地愁。
　　可叹胸中一本账，欹床欲吐未能酬。

　　绀弩90冥寿和周颖大姐逝世两周年，我也有一诗悼念（收入《绿色呐喊》），表示点追怀故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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