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牢狱五年话沧桑①运动开始了

© 董竹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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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14日我接上海刘忠海（其父即为“锦江”物色名厨师的刘青云）的来信说：“运动开始了，我替您看守的这幢房子，如果群众有意见就麻烦了，怎么办？”我意识到这次运动不平凡，顿时决定买车票南下，决心把上海复兴西路一四七号三楼公寓房子退掉，免受批评。于是，按常例打电话给政协总务科，请代购车票。接电话的人说：“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又在电话上回答：“大家要学习，没有人给你去买。”“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说话态度反常，更使我对这次运动的不平常有所领会，遂立刻自己买票，17日离京赴沪。
　　18日到了上海，我去复兴西路一四七号租住处。一进屋，小刘见到我，异常高兴地说：“老师，你说要来上海已好久好久了，现在真的来了。”但又紧张地告诉我：“居民群众在讲话了，说：‘房子空关着，叫人看守。’意思是老百姓还没有房住呢！”“群众说的对，我也想到了这点，所以接你信就立刻来上海退房来了。”我说。
　　抵沪的次晨，我去武康路一〇六弄八号探望陈同生同志，当时他是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是我的老友，也是领导。我看见他一身病痛，只和他谈了半小时，告诉了他我来沪退房事，就告辞了。他要去华东医院看病，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平时陈同生同志细白的脸上常带着笑容，讲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声音清脆，思路敏捷，说话风趣，话匣子一开，古今中外就说不完地说。他待人诚恳、和蔼可亲、最关心人，总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今天见他，除病容外，神态异常忧郁。为什么呢？我有些担心。啊！谁能料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他消瘦的病容和忧郁的神情，至今犹在眼前。
　　下午，我又去看望了老战友田云樵。第三天上午，就去市委找曹荻秋市长。因他正急于准备当晚去北京开会，吩咐秘书和我谈。我对秘书说：“从我迁居北京后，承市委关心我身体不好，来上海住锦江饭店不安静，坚决留下复兴西路一四七号房子并代我付房租，我很感谢党对我的照顾。但现在运动起来了，群众若提意见于公于私都不好，希望退掉，换一间给看房人刘忠海四口人住。”秘书同意我的意见，即指示房管局照我的建议处理。约一个月时间，换到武康路三九八号一大间，给小刘一家居住；淮海西路一五二八号二楼一间一套的公寓，给我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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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8月23日，当我从复兴西路准备搬去淮海西路前两天的中午，我正在吃午饭，妇产科女医生、老友郑素因面红耳赤、颇带酒意地闯进屋来，大声说：“啊呀，你还在吃饭，你不出外看看，市面上各街道、各商店，连路牌都是一片红色了。还有人围着男女青年们剪小裤脚、剪长发。”我问：“什么事？”她回答：“谁知道，你快去外边看看！”我搁下碗筷，急急忙忙梳洗了一下，拿了车钱，下楼叫了一部双人三轮车，要车夫东、南、西、北地跑了一圈。在回家的路上，确实看见好几处在剪裤脚、剪头发。就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我自己突然也被人群叫停了车，被包围着。上来一男一女抓着我的脚，气冲冲地叫喊：“你们看，这不是尖头皮鞋吗？”说着，便勒令我立刻脱下。“这哪里是尖头皮鞋呢？你们仔细看看！”我笑嘻嘻地对群众说。正在彼此争辩间，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些的男子，把检查我的一男一女拉开，看了我的鞋，说：“不太像。”又冲车夫说了声“走！”就放我走了。这时天近黄昏，我也不想回家了，直到女友徐淑君夫妇家（我称他俩王公公、王婆婆）。她家人正在楼梯半腰的窗口挤看外面的热闹，我也挤进去眺望。这窗户对面的马路就是上海长宁区区委办事处。我们看见群众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有些人唱着歌，有的人叫喊口号，队伍整齐地向区委办事处一批批地鱼贯而入。马路上，一群群的人围观着剪发、剪小裤脚的现场，人越来越多，吵吵嚷嚷，当时大家目瞪口呆，莫名其妙。但我却凭着纯朴的革命信念，对这种景象产生了一种兴奋，而又带着几分迷茫的激情。

3

　　晚上回来就准备搬家，决定次日迁入新居。忽接国瑛女从北京打到上海的长途电话，她在电话里颇为激动地说：“妈妈，家里已被红卫兵抄了，打破、砸烂、烧毁了好些东西，还抢走了一卡车物品，搞得一塌糊涂！”我答道：“好，很好。这样，今后免得再为保管它们操心了！”国瑛女又说：“妈妈，你现在不要回来。回来时要把头发剪短！”女儿再三叮咛。次日上午，复兴西路住房邻居来探望，我把国瑛女在电话里说的和我怎样回答的告诉了她，她惊讶地说我真乐观。第二天晚上11时左右，我和堂妹董国祯（小名根娣）刚刚入睡，忽然有人“咚咚”乱敲门，大声叫“开门！开门！”从紧张的声音中听上去不止一人。我和堂妹急忙起床、穿衣，我俩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急步前去开门，只见来势汹汹，进来男女六七个人，除一人年纪较大外，其余看上去都是些初、高中学生。他们恶狠狠地说：“怎么慢吞吞地不快开门？！”并且齐声说：“我们是红卫兵，来清四旧。”我看清每人左臂上都扎上一块红布，上写“红卫兵”。那几个青年红卫兵，手执大木棍，翻橱倒柜，问我：“有无‘四旧’？快说！”“没有。”我答道。一个拿着大斧头的红卫兵厉声说：“这不是‘四旧’嘛！”顿时将一把精致的、全部雕花的乌木靠椅砸成几块（这把椅子工艺精美、古雅，足以进博物馆展出）。还有些人，从壁橱内拿出徐淑君、王震寰夫妇俩托我带回北京给他大儿子王培德保存的几幅有名国画和王家的两本家人照相本，连同我的几幅名贵国画及衣物用品。这一下，他们立刻勒令我和堂妹低头，不许动，责问我“你说没有‘四旧’，这些是什么？”要我把照相本上的人逐一说明是谁？是何关系？以及几张画的来源。堂妹机灵诡谲，这时候她反而指责我：“你说没有‘四旧’，不老实。”这一来，红卫兵便叫她“走”！把她放了。转身又继续逼我交代。我不愿连累物主双老，就回答说：“画是家藏，照相本上的人都是家人和亲友。”红卫兵继续盘问，我也顺势给他们胡乱解说一通。正在这时候，有人突然翻出一本书，随即捶打我的肩膀，大声骂道：“你从北京来上海，不带《毛主席语录》，却带这本反动的《燕山夜话》，居心何在？快说！”他们如获至宝似的，纠缠不休起来。我辩解道：“这本书在北京，是当作反面教材用的，北京新华书店排队挤买，我未买到，来上海临行前朋友送给我路上翻看批判学习，没有别的意思。”“你胡说，不坦白！”红卫兵一窝蜂似的叫嚷起来。“要坦白交代，坦白交代！”又有人叫：“后果要你自己负责！”于是一个女红卫兵顺手“嚓、嚓”一下子撕毁了两张国画。准备再撕第三张时候，那位年龄较大的红卫兵说：“好了，行了，带回去再说，我们还要赶去别处呢！”大概这人是这批学生中的头头吧，对方很听话，把已经撕破了的画和尚未撕扯的字画，连同照相本、衣物、杂物用我的红、黑方格子布面提包和同样质料的一口箱子装好。这时，又有一个穿着便装的人，态度较好，翻着手中的地址本，把本内的姓名逐一向我追问。忽然又有人插问一句：“你这次到上海来干什么？”帮腔人同样又问了一遍，并说：“我们已去过复兴西路，你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东西到哪里去了？”我回答道：“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已搬去北京。你们要查‘四旧’，到我北京家去。我来上海是为退房子的事。”“你真会说，你嘴好凶，复兴西路看房子的是谁？”“是锦江饭店老职工刘青云的儿子刘忠海。”“你为什么要他看房子不叫别人？”“他父亲嘱咐我照顾他儿子，我们感情好，像家人一样。”“他现住何处？”“住武康路三九八号，刚搬进去。”“走！你带我们去！”说着把我押在他们中间走。一路上连骂带踢，嫌我走慢了。有位女红卫兵把他们叫开，由她督促我走，小声对我说：“走得快点。”
　　我们走到刘忠海家，只见门锁着。他们用脚死劲地踢门。小刘的邻居出来说：“他们全家都去岳父家，今晚不会回来了。”这一来，这批年轻人气坏了，有几个主张把我关进厕所，殊不知厕所门也锁着。问邻居要钥匙，邻居女同志说，钥匙被值夜班的邻居带走了。气得这批红卫兵大发雷霆，叫我“滚！走！走！”又把我押回到我的住处，沿途对我又骂又嚷。回到住处时，天已将晓，几个男女红卫兵厉声说：“为什么你要带本《燕山夜话》？好好写份检讨！写不好，不放你过关，知不知道？下午再来。”说完，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
　　房门离床不到三米，天热，门是半开着，我整夜未睡，写完检讨很累，穿上大花布做的又宽又长的夏衣躺床上歇口气。
　　这是中午的时候，一个约十七八岁的男红卫兵走近床边，我未及起床，他把大木棍一摇一晃，指着我痛骂：“看你这一身，洋不洋，中不中，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检讨写完了吗？”我答：“写完了。”他说一会儿来看，就走了。下午4点，这些人准时来到，看了检讨，气势更凶。“呸！这是什么检讨？不行，重写！明早8点来拿，再不行就和你不客气了。”有的插嘴说：“快写！”其他人也都跟着嚷了一通。红卫兵走了，我正坐下歇气，小刘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刘，他闷坐着。接着郑素因医生又是酒喝得脸通红，醉醺醺、气冲冲，进门就急叫：“不得了，把我房里的红木家具、椅子、台子连床都搬到门口屋檐下了，用什么？今晚睡什么？你快去给我想想办法。”我和小刘俩面面相觑，无话可说。郑医生见我不表态，她生气地说：“你不同情我，算了。”转身就走。
　　次晨8点，还是这批学生，进门就查看我写的检讨，看完，更加严厉苛刻了。“你这人不老实，不肯坦白交代。”说着一把拖住我，命令“走！”不容我反驳。跟着他们下了楼。我心想：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到底是为什么？殊不知到大门口，就叫我站在台阶上，面对路人，叫我九十度低头，不许说话。带头的红卫兵似乎唯恐嗓子不会嘶哑，死劲放声大喊：“革命群众们，你们看，这是锦江饭店大老板，资本家，反革命！我们叫她检讨，她不坦白交代。她是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她要上北京去，我们把她这案子移交全国政协处理。革命群众同不同意？”马路上行人群众齐声回答：“同意！”然而，从声音中知道，回答的只是寥寥数人。
　　我趁带头的红卫兵学生和马路上群众讲话的时候，偷偷地抬头向前窥视，见到路上行人已经围满，像浪潮般地越来越多。公共汽车、自行车停驶，交通阻塞，行人拥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在嚷，有些人在议论，有些人不做声，张口呆着像看西洋把戏似的。事后我想：这许多路人的心里一定是很复杂的。
　　马路上群众回答“同意”后，红卫兵叫我上楼。我回到室内，百思不得其解。这一天是1966年8月24日。
　　得到自由的次日起，我连续出外探望为我着急的亲友们。我先去曾帮助过我家务的孙韵梅处，她见我后很兴奋。我为了不要惊动年老怕事的王公公家人，请她告诉王公公夫妇，约好同他们在襄阳公园门口见面。次日上午，我在公园门口等候，见他俩从西面跌跌撞撞走来。王婆婆首先看到我，老远就合掌不停作揖，我体会到：她在感谢我未向红卫兵说出国画和照相本的物主是他们。白发双老走近时，王婆婆满面愁容，紧张地说：“啊呀！董先生，真急死人嘞！万分感激你没有说出东西是我们托你带京去的，否则，也来我家抄查，还得了吗！会把我吓死！”王公公说：“这些画是明朝文徵明、唐伯虎的真迹，我保存它几十年了。照相本，尤其是孩子们的一本，孩子从幼时开始，每年每人拍一张贴上，花了一番心血，原想留给孩子们做纪念的。”两老你一句我一句，神经始终没有松弛下来。
　　此后，因国瑛嘱咐暂勿回京，我连日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上尽是某某人被斗，某某人自杀的消息，据说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也畏“罪”自杀了……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几乎贴满了整个上海市主要的街头巷尾。看大字报的人，争先恐后，男女老少到处都一堆堆注意地看，彼此传着会意的眼神，细微的声音在议论纷纷。我也去过统战部、市政协，想进去找人谈谈，只见门口人群拥挤，闹哄哄的不知为什么。看到苗头不对，便转身回来。路上边走边想：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些什么呢？心神不定，决定北返。
　　我买到了9月17日的车票，在临回京的前两天，整理行李。由于连日的劳累，精神、身体都感觉疲乏，中午躺在床上歇一口气，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为了让空气流通，我的房门半掩着。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又出了新的麻烦，猛然进来一批人，约七八个，听口音是北方的红卫兵。不吵不闹，其中一人约二十三四岁，面对我坐下，态度还和蔼，开口说：“有点事打扰你。”我说：“什么事？请讲！”“你认识章荣初吗？”“认识。”我回答。“你有没有送过钱给他？”“有，前几天送过三十元。因为我托从前看房子的小刘去探望他，小刘回报，章家已抄家，现金全抄走了，目前一家几口人连伙食钱都没有。我想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民革的成员，不是反动分子，全家断炊会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送这笔钱去的。”他听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怎么知他不是反动分子？希望你老实些，把知道他的事情告诉我们。”
　　“你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解放前在杨虎家认识了王寄一。1952年由王寄一介绍认识了王裔孝，由王裔孝介绍认识了章荣初的。”我答。
　　“这两个姓王的是什么人？”
　　“王寄一是农工民主党中委。王寄一为了掩护自己才做杨虎的策反工作，在形式上做了杨虎的学生。王裔孝是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曾任张治中所属部队的少将参议。1948年农工民主党要求参加竞选，任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参议员等职位。当时学生反饥饿、反压迫、反蒋家王朝时，学生们都住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编、参议员卢冀野家时候，王裔孝夫妇俩买了二十担大米、四吨煤球，接济他们。1949年国民党特务毛森逮捕爱国人士时，要抓王寄一，王裔孝夫妇俩以参议员身份掩护了王寄一全家住在自己家中。1949年还利用他的身份，每天给王寄一、陆大公（吴克坚领导的）提供在上海国民党警察局的消息。1950年，由刘子文介绍给华东统战部部长桂参林（笔名杜宪），桂部长派王裔孝去香港，担任统战工作。在抗战时期，为了掩护自己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中统局外围组织，但无行动。为此，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捕入狱，三个多月交保释放。后在街道居委会工作。我知道一些，并看过他的材料所以晓得。
　　“1953年第一次选举时，工作队李蓬和我向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反映了王裔孝工作的情况。经统战部调查清楚后，给王裔孝每月生活费四十元。他于1956年参加了民革，为民革成员。有关王裔孝事，上海统战部有档案可查。王裔孝在协助中共地下党工作时，经济上全靠他的爱人周佩珍（国棉五厂工人）的积蓄全部资助。她在目前的生活上是有困难的。”
　　红卫兵又问：“王裔孝为什么要介绍你和章荣初认识呢？”
　　“事情是这样的，王裔孝是直爽热心人，见我在1953年后和国琼、国璋女连同孩子，一家七口人，生活上经常卖东西贴补开支。有天，他突然对我说：‘你们的经济情况不好，我认识一人，是湖州人章荣初先生，他是民革成员，在湖州办有丝厂，还开有大典当铺，很有钱。章先生本性善良豪放，乐于助人，经常施舍。有次他竟吩咐下属，通知所有典押的人，凭押票取回押物，不收分文。因此，湖州人都知其名，他也知道你。我若告诉他，说你们的经济困难，他一定慷慨乐助。’过几天王裔孝果然送来人民币二千元，要我收下，不无小补，以后有钱还他便是。有次国瑛女需钱，一只手表不易脱手。章荣初知情后就买下了。我去过他家两次，时过几年，这笔欠债未还，心甚不安。这次来上海，把我最喜欢的一件西伯利亚产品灰鼠皮大衣带来了。日前，嘱咐刘忠海送给他的夫人，借以了件心事，并吩咐刘绝勿收款。不几天闻他家被抄了。红卫兵未留分文，全家十几口人的伙食顿时停火。我当即吩咐刘忠海送去人民币三十元。章荣初当时对刘说：‘那天你送灰鼠大衣来时，我叫你带给董先生一千元，你怎么也不收。不然，现在她可以分给我一些救急，多么好。’我记得的便是这些。其他事情确实不知道。”
　　他板脸瞪眼说：“好吧！你不肯说，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再来问你：“听说，你就要回北京？”我点点头说：“是。”他忽地把两手往腰间一叉，很严肃地命令道：“不准走，等我们通知你才许走。不许出去，等着！”我说：“车票买好了，北京有事。”他又把脸一板：“退票。”厉声一句，起身就走。其余的红卫兵也一窝蜂似的都走了。于是我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红卫兵允许北返的命令。我在室内踱来踱去苦思，这些红卫兵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总也想不通。
　　还是那句老话，“既来之，则安之”。我于次日开始安静下来，不外出。一日三餐均麻烦看守大门的王金喜老大爷，请他清晨外出买菜时带些给我。善心的邻居刘广桢（后来才知道他的姓名的）亦隔日偷偷地送给食物。终日吃、洗、睡、看报，倒也够忙的。独自一人也还安静。对外有事找人，亦是刘广桢帮助联系。
　　有天晚上，丁济南医生来看我，说傅雷夫妇接到红卫兵的信，要向他清算稿费账。傅雷惊吓过度，决心自杀，问丁医生有何良方致命，又不太痛苦的药品。我立刻请丁医生快去劝阻他夫妇俩，告诉他们不要怕，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次日晚上，丁医生又来告诉我，傅雷夫妇俩在昨晚深夜开煤气自尽了。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不甘屈辱而死，闻此，不禁黯然神伤。
　　丁医生再来时，我对他说，红卫兵不让我回北京了。看门人告知，三楼有“眼睛”监视，要小心。我急忙叫他走。“保重！保重！”他回头看我一眼点点头，快步下楼走了。我的心情异常难过。第三天表弟李金坤来了，我照样告诉他一遍，并请他通知其他亲友不要再来。直到1976年因唐山地震，去上海避难时才和丁医生及其他亲友再次重聚。转眼十年恍如隔世，不胜感慨。
　　以后，外面不断地锣鼓喧天，不知什么事。我起床到凉台眺望，见彩色公共汽车驰过，灯光灿烂，青年男女红卫兵伸头车窗外，不停地叫，唱革命歌，喊革命口号。彩车一辆辆不断来往行驶，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日夜。
　　这样不平静而又似乎安闲的生活，度过了好多天，心情烦乱起来。回京的事毫无消息，等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这样等不行，要想办法。于是我写了一封信，通过刘广桢同志带给小刘，嘱小刘送交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小刘在夜间像小偷似的溜进屋，轻声告诉我：“信已送到华东医院了，陈部长有病躺在床上，他看完信没说一句话。旁边有一位，好像是他的秘书吧！看情况，陈部长对此人有顾虑。”（后来明白，当时陈同生也已经被监视了。）我又按照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吩咐，让女儿国瑛把我为党工作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向上海市委报告。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反动分子。我照做了，但亦是消息杳然。我束手无策，奈何！只有再忍耐，等待红卫兵的指示。终日除生活琐事外，就是看报，学习邻居给我的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
　　外面似乎平静些。我每天都想到凉台眺望，看看外面情况，但又不敢。唯恐亲友们为我担忧而在马路对面朝窗探望，一旦看见我，定会哭哭啼啼，如给三楼那两只“眼睛”发现，惹出祸事，非同小可。这样的日子又度过好几天。忽闻外面闹哄哄的一片嘈杂声，凭窗眺望，是马路左边斜对面，搭了二米多的高台，男、女三四人低头跪在台上，红卫兵手执皮鞭、木棍边斗边骂这几个人。斗些什么，骂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清楚。有些路人围观，有些则怕惹事上身，迈步快走。我像患神经麻痹症一样，乖乖地等候红卫兵允许回京的指示。有时还自言自语：“群众革命运动嘛，就得忍耐些。”
　　苦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依然音信全无。我内心波动很大，焦急万分。有一天清晨，看门的王金喜大爷给我带菜来，把菜篮搁下，问我：“董先生，你不是说已买了回京的票子，怎么这么久还不走，也不出去？”我告诉他要等红卫兵的指示，才能动身。他问：“哪批红卫兵？”“第二批。”“啊！第二批来的红卫兵是北方来的，好凶狠！他们和上海的红卫兵意见不一致，早已被赶回北京了。三楼两只‘眼睛’也已经撤掉，你还等什么？”“原来如此，白等这么久。”我这才恍然大悟。此时已是10月14日，我就赶紧去成宝处，托她去请王公公夫妇来商谈。彼此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托成宝帮我买15日火车票北上。买到票后，嘱成宝在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门口公共汽车站等我，直接送我上火车。我们就这样商妥。回到临时住所的当晚，小刘得悉情况来看我，并向我痛苦告别。接着二婶母也来了，根娣妹以为三楼的“眼睛”还在监视，未敢上楼来，站在对面马路上。只是二婶母独自进屋。我俩都怀着紧张而又悲伤的心情，彼此的话语都是未经思索脱口而出，不知所云。二婶母慌忙地帮我整理行李，边做边细声地说：“我平常一直说，我死了不愿火葬，要你给我买口棺木，现在我不要了，随便你们给我怎么安葬都行。我看穿了，有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用各种刑具整人啊，几棍子就可打死一个人。人被打死，无人敢收尸，家属也不敢上前收埋。听说北京还要厉害，打死后，一个个装在卡车上拖去城外，混成一堆地埋葬了。人死了连猪狗都不如，还要什么棺木呢？所以你不必替我准备了。”说完叹口气，热泪夺眶而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老人家。我只说：“别说这些了，给你这些穿用东西，请你快拿走，回去休息吧。根娣妹在下面久等要着急。后会有期，彼此保重吧！”我情不自禁地抱住她，紧紧亲吻，眼泪强自咽下，彼此依依惜别。她走后，我心想：倒也好，打破了对棺木的迷信，二婶母受到刺激后，不久得病，终日无语。1981年夏，逝世于上海。我实无勇气回忆我和她老人家在沪的别情！

4

　　次日拂晓，天色朦胧，好心的邻居刘同志偷偷过来送我。刘同志代我拿些不被人注意的东西。我俩细声轻步下楼，看门王大爷问我：“你上哪里去？”“去医院看病。”“这么早？”“要排队挂号的。”我说。他又问刘同志说：“你今天这么早就去上班了？”“有事要早点去。”刘回答。我们一出大门如鸟出笼，似鱼得水，我俩加快步伐小跑，到了上海妇女联合会斜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彼此喘了口气。其实，看门王大爷已告诉我，北京的红卫兵早已回北京，还怕什么！但我们还是心惊肉跳。深深地谢过刘同志后，我从这里乘车到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等候成宝，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她到来。正在焦急怕误车点的时候，忽然多年不见的徐静龙（曾受我搭救过的洗衣店老板的长子）迎面而来。他惊诧地问我：“董先生，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吗？”“我在等成宝送我去北站回北京。”我说。他立刻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去。”遂叫好一部双人三轮车。沿路上，他问我答，把这次在上海遇到的事，简单地向他叙述了一番。他说：“早知道，你住在我家就没事了。”意思是：他家是工人家庭。
　　到了北站，也不见成宝。后来知道她听错了。幸好有徐静龙帮忙，否则真无法上车站。车站人群拥挤、混乱、嘈杂。整个车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车站和难民还要乱。未上车头就昏了。我挤在乱七八糟的人群里，坐在别人的行李上，徐静龙给我买了蛋糕，护我挤入，检票进站，进了车厢。我在窗内，他在站台上，互相挥手告别。他的一片热忱令我感动。他没有辜负他父亲的遗嘱——不要忘记董先生，不要忘记在蒋政权面临崩溃、滥发金圆券的时期，董先生搭救我们全家的恩情。
　　车厢内秩序混乱，肮脏，臭味熏人，随便吐痰，屑片废纸丢得满地。好些乘客低头接耳在偷偷地议论着文化大革命，你一句，我一言，轻声交谈，不知说些什么。坐在我对面靠窗的一位女青年，突然大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唱了其他革命歌曲，人们唱起来，我也跟着唱。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但当时的气氛却使人感到应该同声和唱，不唱不行。有位解放军走近这位女青年身边，称赞她，认为她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女青年则得意洋洋。广播里也不停播出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车厢里乱哄哄，有的乘客睡不好、休息不好，表露出不耐烦的神态，但也无可奈何。
　　恩人刘广桢，因在当时形势下彼此的处境无时不在紧张的状态中，故彼此只知姓名、不知身份。他对我亦复如此。从那天清晨他冒风险送我上公共汽车分手后，已二十五年，一直不知他在何处？惦念他的康乐。突然于1991年5月前后，好心的绿衣邮使送来了消息，我收到他的两封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他曾在国内搞了四十年的技术工作，担任工程师，总经理职位。于1989年去美国洛杉矶探望病危的大姐，大姐病故，被亲友留下，现任美国雀士顿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兼中国总代表。他在信中告诉我有关他的家谱：他的表哥是李赣骝、李赣驹，叔叔叫刘永叶，叔公是刘崇佑（已故），姑父是李烈钧，舅舅是邹韬奋、舅妈是沈粹缜，曾祖父刘攻芸（是林则徐的大女婿），祖父是刘瀛，父亲刘含章。据他信中所谈都是曾任过国家要职。原来刘广桢出于将门之子，致有侠义风格助人为乐。刘广桢对我的冒险义助，我与家人永铭五中！
　　我在此亦谢谢叶尚志同志，将我北京的住址告诉了他，使我在二十五年后又能与这位有着侠义心肠的将门后代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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