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③解放前后.下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新时代的事业梦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新中国是我所向往的。我想至少我可以结束跋涉多年的万般无奈，可以安身立命了。也就是说，至少我能找到一份职业和事业统一起来的工作吧。还有一个较高层次的愿望，便是能得到一个安定的环境，多读点书，做点学术研究，能做出点成绩来。除此之外，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做官与发财的道路，我是向来反感的。
　　我自少年时代开始接触新文学，一直非常崇敬鲁迅。但开头几年我还只是零零星星地读鲁迅的作品；到1944年2月，我到桂林参加“剧展”工作时，我才读到了《鲁迅三十年集》——那时《全集》虽已在上海出版，但在后方，这是鲁迅文集中最完整的了。我之所以能得到读这部书的机会，主要是靠当时在乐群影院工作的熟人邱力生的帮助。我因为要为“剧展”找些资料，邱力生就设法让我住进了省图书馆的职工宿舍楼。我就是在这个图书馆读完这部书的。从此，我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鲁迅，了解他伟大的人格和他的文化批判的深度。鲁迅先生真是理解中国的千古一人。这对我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也不能不时常记起傅斯年先生对我的启迪和指导。傅斯年是我四叔早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他们学的专业虽然不同，但曾同住一个宿舍有四年之久。抗战结束我回到江南，一次在杭州见到了我四叔（孙向西），他很高兴。因为他从年轻时就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在北洋军阀执政时期，他还远去罗马和加拿大当外交官，所以很少回家乡看到家里人。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是由我母亲抚育成人的。我这次看到他，他正在英士大学任教，是经过杭州到学校去的。他知道我在南京工作，便写了封信，介绍我去拜望傅斯年，也是让我得到求教学问方面的帮助吧。因此，在南京我就经常去傅斯年先生处，他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很高兴认识我这个年轻的世侄。他同我谈到他正在研究人口问题，说：人口和粮食问题关系密切，而中国问题的关键是粮食问题。他举了不少史例，证明粮食决定国家的治乱。这道理并不深奥。后来蒋政权垮台，美国艾奇逊之流大肆宣传“共产党将被中国六亿人的肚子压垮”，我想可能是根据傅斯年的理论，所以我印象特深。
　　傅先生坦率地对我说：当记者，只能混饭吃，没多大出息的；你不是对历史有兴趣吗？你就专门搞历史研究吧。他讲了从一个小题目可以做出世界性水平的成果的道理，我表示对民俗学特别有兴趣，想从这方面打开一条出路。他就给我介绍了一系列有关的书。在闲暇时，我就尽量找书读。读佛经、读研究观音菩萨的书，便是从这时开始的，10年中还做了几千张卡片，保存了些图片，写了约10多万字的文稿。可惜都在文革中失去了。在这方面终没有能走上正规研究的道路，是我一生中的遗憾。
　　1949年的初夏，我得到了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原《自由论坛晚报》的同事马博良，认识一个叫张旗的人，说是他主持的大众书店要成立编辑部，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马博良就推荐了我。双方一谈即妥，张旗委托我全权组阁，我很快就把叶帆、许行、杨华、陶今也、章正炜、李卉、钦鸿等一批朋友邀了来，组成了大众书店的编辑部。大家都想把它当事业来干。我们从7月份开展业务，半年来就编辑出版了《苏联知识小丛书》十多本；还有贾植芳翻译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陈落翻译的《飞跃中的苏联》，以及其他文学、历史、教育等方面有水平的书。当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刮目相看的。
　　可是后来发现了一个情况，使我和叶帆引起了警觉。大众书店的“老板”张旗，我们不知他的来历，他说自己是党员（当时党员身份不公开），书店是直接由中央社会部，也就是潘汉年领导的。他所联系的一批《苏联知识小丛书》的作者，最知名的有杜畏之、彭述之，这些都是早期留苏学生。杜畏之很有学问，我以前读过他翻译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我很佩服他的渊博。但我知道这些人过去是托派。托派这玩意儿，我过去在延安时就知道，是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不好随便接触的。要出他们的书，他们自然常来书店。张旗还常宴请他们，我不免要列席作陪，接触频繁，因此我有些耽心。加上叶帆过去曾被人怀疑是托派，政治上吃过亏，所以他比我更加警惕，生怕又惹出麻烦来，他坚决要走，也希望我避开这可能成为是非之地的大众书店。
　　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刚刚搞得比较顺手的工作，离开了大众书店。这在我一生的工作流动中算不得什么大事，但真有些留恋。因为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很符合我的价值取向。这是从鲁迅先生的榜样来的。鲁迅一生从事文化、社会的批判活动，比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更能发挥作用，这无需多说；而我注意到，马克思也是很重视社会、文化批判的。他曾批判黑格尔的过分“重视政治机器”、相对轻视社会、文化批判作用的偏颇。我对这个分析有深刻印象。所以我向来崇敬“以心而伟大”，而不是政治上建功立业的伟大。我在离开大众书店时，重新考虑了这些问题，得出同样的答案，我要继续追寻我的梦。
　　当时我还有个很大的遗憾是：把这批朋友从各处邀了来，我自己却跑了，觉得很内疚。后来编辑部难以维持，朋友们各自分散，书店也合并到新华书店。张旗这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许多年后才知道他在天津师范学院管图书馆，也没听说他有什么政治问题。也许当初我和叶帆都太幼稚、冲动，可能也是我们习惯于流动性生活的一种自然表现吧。
　　离开大众书店后，我有两个工作机会。一是黄逸峰要我去华东交通部。我是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认识他的，当时他好像是周恩来的交通秘书。解放后，他先是当上海铁路局局长，后来调到华东交通部作部长。这位老革命很是平易近人，有时到大众书店来看书。我们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是前店后楼，我同他曾碰面叙谈过。我决定要离开大众书店之前，又意外地在外滩遇见。我向他说了我的打算，他当即表示可以到交通部去，还说了“诚恳邀请”的话。我一想到要坐班当机关干部，自觉不是这块料，也是违背我的择业价值观的。便当场婉言谢绝了。
　　我终于选了另一条路，就是到高校去教书，这是我二哥给我安排的。我二哥（堂兄）孙承烋，解放后随部队调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工作，我们很快联系上了。这时吴仲刚从华东新闻学院结业，本分配在警备司令部的《警卫报》，在他的帮助下，转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记者。当我从大众书店出来，他就介绍我找华东高教部负责人唐守愚，由唐介绍给高教处长曹未风。曹未风我本也认识，他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书。他说，大学里很需要政治教员。碰巧在高教处我见到了延安“陕公”高级研究班的同学金珞，我很高兴。想想教政治课，可以重新仔细读一遍马恩著作也不错，便同意高教处的安排，到上海高级机械制造学校（现改为上海机械学院）去教政治课，同时兼任上海医学院（即今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政治教员。
　　我干工作，喜欢独立思考，但并不排斥循章办事，关键在于循什么章程。如果这章程并不完美，我就很自然地要打破原定的框框去干。我觉得这样才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在大学教政治课，教的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一开头，我就觉得社会发展史的教材，只是恩格斯理论的简单化，说明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只是说明式的，而不是论辩式的，作为中学教材还差不多。我认为大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应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就想教些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知识给学生打基础，使学生学到的知识能融汇贯通成一体，这才谈得上理解。我很卖力这么作，是想把教学工作搞得更好一点。认为这是对新社会的参与，绝不能马虎。再者，这也是与自己素性好胜，干哪一行都绝不输于人的个性有关吧。
　　哪知很快就没有好果子吃。别的政治教师不会这么教，自然产生反感；高教部除金珞外也都不认同这种教学方法。金珞之所以支持我，是因为他很理解，这么教更具有实际教学效果，别人可不是这么想。有人甚至讽刺我：嗯，下学期该教《资本论》了吧。不久，北京召开政治教师理论研究会，要我去参加，我又因有别的什么事，没有去。这些都使我同高教部搞得不太愉快。我这人，确实像匹野马，一味任性，不安分不听话，难怪人家要另眼相看，要讨厌的。1951年，我被指派到苏州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这回我就毫无办法，只得奉命前去了。
　　苏州革大政治研究院，学员大都是华东各地高校的教授或学校的各级领导，部分是民主党派骨干。大学校长就有“复旦”的章益、“大夏”的欧元怀等好些个，院长和系主任就更多。与我同组同室就有两位院长。学习生活是安排得很宽松的，上午学习，下午全部可自由活动。但我事先知道，这是“改造”学习，为的是换脑子。对这一点，我很想不通：要把我改造成什么样子呢？是教学上只能照本宣科？是要像无知的孩子那么听话，不必动什么脑子？是只能信仰什么，不能判断什么？诸如此类，我都设想过了，又觉得不可能是这样。因为马克思就是非常尊重人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当然，那时我还很幼稚，不可能懂得，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用暴力革命手段蜕变为新中国的执政当局，对知识分子是怎么个看法；不知道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必须依附政权，一切服从调度才能存在，独立人格的说法是犯忌的。
　　在革大政研院的学习，就是听大报告。华东的几位部长，党校的教员作报告，讲政策之类，自然不必要求有多少学理性；讲哲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课，也实在不怎么的，连一些基本概念都让人弄不清。学员们不免有怨言。朝阳法学院的孟云桥教授，是“剑桥”出身，也颇懂马克思主义理论，说起来就摇头，说不如找几个有水平的朋友互相切磋有好处。实在说，确是白白浪费了四五个月时间。
　　在这时，我又考虑起今后的工作问题来。我说过，我是不愿参与到任何政治活动中去的。而当时，“三反”“五反”已正在开展，教别的课程的教授，如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置身事外，一般性的开开会就是了；而教政治课的，却必须配合单位工作，成为运动核心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是极其不习惯的。加上前面所说关于教材问题的别扭，我又必须“跳槽”了。
　　学习期间，我同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接触较多，经常在下午一同游逛苏州，上馆子喝酒，相当熟了。过去我在大众书店时出版过他翻译的书，彼此就更谈得拢。他知道我要换工作，就邀请我去“震旦”。当时，人才流动是有一定自由度的。我的下一个旅程——漫长的、恶梦般的旅程，就是从我去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的。

　　我与文学的因缘

　　这里我还要说说我与贾植芳结交的经过。在认识他之前，我就读过他所写的小说《人生赋），有较深的印象。我在大众书店时，编辑们仍沿习旧中国办报出书的路子，主要靠朋友彼此间的支援和由朋友推荐撰稿人。当然，编辑自己也要抓住各种机会，与文化界人士密切联系，扩大约稿范围。老贾翻译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好像是由梅林介绍来的。翻译的文字流利通达；译文内容我也请教过杜畏之等老翻译家，认为这本书很好，便很快编排出版。
　　老贾和夫人任敏原住在苏州。1949年10月前后，他俩来到上海。大众书店为出版书的事请老贾吃饭，我们才算正式相识。不久他把家迁到上海，我就经常去嘉善路他家寓所，在一起喝酒聊天。我感到他这人异常爽快风趣，广闻博识，人品文品都好，值得交朋友。当我们又一同在苏州革大政研院学习时，彼此更进一步有所了解。也许这正是他并未多加考虑便邀约我去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原因吧。而我，也因为老贾的邀约，重新又回到了文学。这是我个人生活史上又一转折。
　　我同文学结缘，应该说是很早很早。我从七岁左右开始读《西游记》起，几乎读了除《金瓶梅》以外的大多数中国旧小说。因为我从小受的是古文教育，对《聊斋》的笔法很容易接受。十岁那年便以文言文开笔，模仿《聊斋》写了一些故事，这完全不是由师长的督促，而是自动的练笔，因为我感到写作很有趣。其中我曾根据传说写了老家龙门山的神仙故事，还记得大抵是这样的情节：龙王化作一白衣秀士赴京赶考，同行的另两人考中了进士，龙王却落第而归。那两个学友回到浙江做了县官。其中一个想到与他同考的那位龙门山学友，有一天便坐了轿子按留下的地址去拜访。到了那里，看看周围并没有人家，只有一座龙王庙。这县官大人大惊失色，心里想：“我那学友可不是龙王爷么？”赶紧跪倒拜了拜，要求龙王显显真身。刹时，庙前龙潭中伸出一只龙爪，在潭前的大石上留下了爪痕。那县官打轿回转时，龙王又显本事，天空中忽然出现奇迹：轿子前头是太阳，后头却在落雨。前面抬轿的轿夫热得流汗；而后面那个被雨淋得像落汤鸡……
　　我这篇故事给我在杭州的三娘舅看到，大为称赞，马上跑到内屋拿出10块袁大头，说：你今年满10岁，给你过生日吧。我第一次在大人面前受到这样的奖励，所以记得。80年代我去三娘舅家，他还对我开玩笑，说10岁就给我发过诺贝尔奖金，大洋10元哩！
　　12岁那年，我家邻近村庄的徐氏祠堂修宗谱，这是宗族社会的一件大事。按习惯是要邀请有身份、有学问的人来“督谱”（即监修），同时要写出修谱的序言。这个村本来是请我祖父去主持这事的，我祖父自己不去，在对方请酒时派我前去作他的代表。我也真按照要求，写了序言，经祖父过目，只修改了几个字，便正式成文，用木版活字印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文字被印刷出来，感到从未有过的新奇和骄傲。
　　1931年，大约在我13岁时，我向《杭州日报》的儿童周刊投稿投中了，我的文字开始见报。这是篇散文，记得题目是《东北的炮声》。那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为了表达对日本强占东三省的忿恨而写的。第一次拿到了稿费1元5角。后来《杭州日报》的总编辑凌强约见了我，见我还是这么小的孩子，很吃惊，这位凌先生也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是日本留学生，之江大学的教授，不知为什么给炒了鱿鱼，来当这家报纸的总编。他的编辑部也只有几个人。他把我当大人似的和我交谈，说什么中国是“三头政治”：曾（国藩）剃头，袁（世凯）大头，蒋（介石）光头。又说：蒋光头这个人极右，可他提倡“新生活运动”，规定行人走路要靠左走……。我觉得这人很有意思。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同马叙伦先生谈起来，原来他也认识这个凌强，说他是个怪人。不过那时他确实对我很好，还教我编报纸的窍门，这对我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大有帮助。
　　从少年时代到抗战前几年中，我陆续在报刊发表的那些文字，免不了是很幼稚的。在武汉、西安到成都期间，因为直接干编报这一行，写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文体涉及散文、诗、杂文、时论、文学批评各方面。在衡阳，又开始写影评、剧评、音乐评论，还尝试写过话剧剧本。在生活中，我的读与写可说是双管齐下的：读了写，写了读，永没有个完。我觉得生活就该是这样。
　　在我读了不少外国文学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之后，视野就更加开阔。但后来我逐渐有了自知之明：我的形象思维不佳，逻辑思维较强。要搞创作很难出类拔萃，而成果平平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从1944年回成都开始，有六七年功夫放弃文学。因从事报业，就只写时论、通讯、报告文学等报刊新闻类文字，同时为研究民俗学作些准备。
　　但认识贾植芳后，来往的都是文学界人，一谈就是文学，我不能不介入，否则就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有这些接触，老贾认为我能适应大学课堂的教学，故而拉我到“震旦”去。我一到“震旦”中文系，几乎不能让我有所选择，什么课缺人，就得开什么课。原先我开的是“文艺批评”与“中国新文学史”两门。后来高校教师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的老先生受不住，卷起铺盖卷不干了。如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王佩铮老先生，就走了，而学生的课不能没人上。文学院长王国琇女士就商请我来担任。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很难。而原先分派给我的“文艺批评”，原是王元化担任的。元化与梅林因接手筹组新文艺出版社（由海燕书店改组），抽不出空来开课，我只好顶上去。
　　我明知“文艺批评”是个烫手的活计，不能不面对现实。也就是说，必须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口径来讲授，这和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所说的文艺批评标准有矛盾。我一向信服马克思说的：文学批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历史的直接统一。该怎么办，我求教于老贾。老贾说：大学里是讲真理的，又不是讲政策，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但过一天，他又说：不要写讲义吧。可见，当年在那种环境下，谁碰上这种事都会感到烫手难弄，顾虑重重，而又不甘心白吃饭。
　　无奈之下，我只好走“之”字形路，绕着走。我先讲文艺批评史，讲世界主要文艺批评家的理论，这就把一学期的课时填满了，反正这门课只有两个学分，一学期上完。倒是我开那门中国文学史，自己尚有所收获。我接手讲课时正讲到明清，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现象是小说和戏曲。由于备课需要，我读了大量书籍，写了很多笔记，促使我写了三本小书：《论儒林外史》、《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先后在1954年出版。这为我今后在中国古文学研究方面开拓了一条我自认为是保险系数较大的学术之路。而这几本书，也有些影响。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圈内人，多年之后还有人记得和提到书中的内容。其实那实在浅薄得很。

　　治古典文学并不保险

　　前面说到，搞现代文学批评难，因为直接与现实贴近，容易动辄得咎；而搞古典文学，离现实远些，保险系数就比较大。实际上，这不过是我为短浅的眼光所蔽或一厢情愿罢了。搞古典文学研究，远不是安全坦途。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接着大批《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观点，声势不可谓不大。当时有人知道我写过影评，要我参加评电影《武训传》；我又正好出了三本古典小说的评论书，又有人向我组稿，参加对《红楼梦》的批评。说实在的，对这些话题我是有话可说的，但一看，讨论是政治批判式的，缺少文艺探讨的气氛。同时，我感到批评有个怪现象——用新的庸俗社会学去批判旧的社会学，因此，我不愿卷进去，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说到庸俗社会学，我自己也觉得脸红。我那三本小书，也是在那种文化气氛下写的，并不能跳出庸俗社会学的框框，否则便不能适应形势，也没有人敢出版。然而，偏偏这几本小书产生了些负面影响。1980年，我到山东淄博参加蒲松龄学术研究会，在讨论中，就有人引证我书中的观点来辩驳对方的观点。我省察到自己书中的庸俗社会学气味，确是很难为情。其实就在出书后不久，我就自省到那种意识形态的机械性质，而感到不满意。所以，1956年当我调去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李俊民社长提出要重印我那三本小书，我都不想再印。后来据说夏衍曾看过《论儒林外史》，很欣赏，曾问过新文艺出版社为何不出。这次俊老就决定要重印这本书。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论儒林外史》这一本修改以后还可以，便同意重印了。
　　总之，那时我已切身感受到古典文学也并不好搞，谈不上有多大的保险系数。因此我又想改弦易辙了——这可说是我的老毛病了，一辈子都在绕圈儿走。不过，这回我真是想回到研究观音菩萨那条路去。因为搞这样的冷门，与现实社会搭界少一些，学术味也更浓些。1946年我在南京时，曾受傅斯年先生的启发，选了“观音”这个课题，想以观音菩萨切入中国佛教的研究。这涉及中国两大思想支柱的佛学与道家学说的关系；涉及宗教斗争、中外文化交流、民族文化的接纳与抗拒，经典文本和民间文化的关系等等。具体的课题如观音如何在中国被改造，这类课题既有趣，又能涉及文化批判的深层内容，所以很吸引我。
　　当时我曾收集了一些资料。1953年在上海，与老出版家李小峰相识，他所在的四联书店要我作社外编审，因而同赵景深、顾颉刚、陆澹安等老文化人交往频繁。赵、顾两位是治民俗学的著名学者，也认为“观音”这个课题，是值得大大投入精力作研究的。我那三本小书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后，我又与刘哲民、胡道静相熟。当时他们正编印郑振铎的《中国历代图录》，手边有大量的资料图片。刘哲民给了我很多方便，有关观音菩萨的图片，有复件的就送我一份，没有复件的也供我做叙录，使我得到了不少有关观音菩萨的形象材料。这样，我就做了不少笔记、卡片，还读了些佛经的书，做着转向治学的准备。
　　可是我又为一个老问题所困忧：工作与事业发生矛盾。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震旦”分别并入“复旦”与华东师大，教授重新调整分配。高教局打算把我调到外地去，我以夫妻分居两地不便表示不同意。实际上也是有困难。因吴仲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照顾不了家务，而且刚生下第二个女儿，虽有岳母在身边帮助照顾，但岳母年迈体弱，也是需要照顾的人。
　　这样拖了一段时候，我去看了黄逸峰同志（华东交通部长）。这位老革命同志仍然爽快如初。说：到我这儿来吧！这是他对我的第二次邀约。这回，为了留在上海，也顾不得不当机关干部的夙愿，到华东交通部上班了，以研究员的名义干了三个月。其实这只是一个过渡。在高校院系调整后，上海高教部门在华东速成实验学校办了个高中教师训练班。当时上海的高中师资力量不足，要尽快训练出一批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的教师。这时，高教处又把我从华东交通部要了回来，安排我教文学课——我仍然同文学脱不了钩。这里的学员大多是闲散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或有关方面推荐来报考的。后来知道，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这里：当时失业而穷困的张资平，也化名来报考这个师资训练班。一查问，被发现了真相，没有收他。这几年有不少谈论张资平晚年情况的文章，未见提及这事的，这也算作一条文坛花絮吧。
　　在师资训练班，一周教两节课；没有课的日子可以不去，很清闲。这时，四联出版社在重点出版通俗读物，李小峰要我搞一套把《聊斋》翻译成白话的故事集。我就陆续选译出版了四本《聊斋故事》。对这项工作我没有花什么力气，没把它当一回事的，想不到它倒有广泛的读者。60年代初，我在宁夏被关押受折磨时，一个押我的士兵看到我的名字就问：你是不是写《聊斋故事》的？以后对我客气多了。80年代一次我在邮局取包裹，因超过规定时间该罚款，那位营业员看到我的名字，说：噢，我看过你的《聊斋故事》，罚款就算了吧。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点滴生活中的小遭遇，常使我无限感慨。
　　然而，我打定主意不能陷入文学太深。那时已感到批判胡风问题的逼人气势，对文学，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观和虚无之感。我仍然向往着那“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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