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③反右运动.下篇

© 杜高／文

　　四．我被埋葬在大批判的烈焰里

　　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烧。位于北京城中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是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最炎热的三个月，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逼人窒息的日子。这里每天川流不息地聚集着文艺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是兴冲冲地投入战斗批判资产阶级的，有的是紧跟浪潮摇旗呐喊为反右斗争助威的，有的是战战兢兢来接受教育的，有的则像我和我的朋友们这样，被推到审判台上来受煎熬的。
　　全国注目的文艺界三大右派集团：文学界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以及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
　　只要踏进大楼的门，你就会陷入大字报的包围中，就会淹没在此起彼伏的吼声里。我虽然已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被批判者们斥为“很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场面，还是不断地使我心灵战栗。每当我在大批判的会场上，亲眼看到那一个个我从幼年就景仰的大作家、大诗人、大理论家、大戏剧家，如丁玲、艾青、冯雪峰、吴祖光、江丰、肖乾、钟惦棐……那一张张惊恐、惶惑、痛苦而无奈的面孔，亲眼看到丁玲在辱骂声中不止一次痛哭失声的场面，我都会把脸埋进笔记本里，不让旁边的人看出我的痛苦。每天的报纸上，都让我看见那么多著名的民主人士、教授、学者们，一个个都变成了众人唾骂的坏蛋，我终于被彻底地埋葬在这大批判的烈焰里了。
　　1957年7月，《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我。第一次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他在首都剧场举行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批判吴祖光的大会上，正式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他的长篇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全国就开始声讨吴祖光的“小家族”了。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觉得自己在走向末路。
　　对吴祖光的批判会大大小小不知开了多少次，报刊上公布的就有6月23日、7月1日、7月9日、8月2日、8月8日、8月9日、8月16日、8月24日共八次之多。到了9月，就转为集中批判“小家族”了。除了在文联礼堂和剧协会议室召开的批判会之外，还在首都剧场召开了大型批判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各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相关报道。我现在只抄录其中一篇，读者便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氛围，知道当时批判的凶猛程度了。9月28日出版的第18期《戏剧报》，在“首都戏剧电影界继续追击吴祖光和他的右派集团”的大标题下，发表了一篇题为《吴祖光反动集团“小家族”彻底败露》的报道，全文如下：

　　（本刊讯）首都戏剧电影界，于9月6日、7日、12日、13日，举行第六、七、八、九次大会，继续同吴祖光进行大辩论，集中地揭发、批判吴祖光的反动集团“小家族”。
　　9月6日第六次会上，吴祖光交待“小家族”的罪恶活动时，仍狡猾地企图抵赖反动“小家族”的存在，冲淡和摆脱他和“小家族”的关系。但此后四次大会上揭发出的铁证如山的事实，和充分、系统、深刻的说理批判，雄辩地驳斥了他的谎话，使“小家族”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内幕彻底败露。
　　“小家族”是吴祖光右派集团中的一支青年“队伍”。它在肃反中已被揭破，但肃反后又死灰复燃，重新集结起来。他们分布在戏剧、电影、文学、美术和出版等党的文艺事业的许多方面，其成员有杜高（戏剧出版社编辑）、汪明（《剧本》月刊编辑）、田庄（北影编辑）、陶冶（对外文化联络局干部）等，共十余人。而吴祖光右派集团中年龄较大的王少燕，则是他们至为亲密的“家族之友”。大会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吴祖光是“小家族”的“家长”；在肃反前，“小家族”成员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自一九五〇年“小家族”在东北志愿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组成的一天起，就开始了坚决的反党活动。“小家族”有严密的组织和“家规”。他们是胡风反动文艺观点的忠实信徒，他们盛赞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说中央如接受了胡风的反动意见，文艺工作将要“大有起色”。他们怀有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的重大阴谋野心，杜高等曾狂妄的说：“再过10年，坐在全国文联主席台上的就该是我们这些人了。”他们在肃反前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猖狂进攻，在肃反后妄图为胡风集团翻案的阴谋活动，被更多地揭发出来。吴祖光拉拢、培植这批“小家族”成员，作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实力和“班底”。今年党开始整风以来，反动小集团配合着吴祖光的种种阴谋活动，采用集体活动方式，利用参加报纸及刊物召开的座谈会、大字报、写文章等多种手段，向党展开了全面进攻。他们打击、报复肃反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并一致行动为“小家族”进行了翻案。他们造谣诬蔑党员作家，并利用职权把持势力，阴谋阻挠破坏党员作家作品的发表、出版和摄制电影。他们共同策划写出了反动的独幕剧《墙》（发表在《红岩》）和小品文《空头作家》（发表在北京日报）、《契诃夫悲剧的幕后》（发表在《新观察》）等，恶意的攻击文艺部门的领导同志。他们疯狂的自称“小家族”是“打不散、炸不烂”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千方百计的订立攻守同盟。原来，其首要分子们是别有来历的。解放前，杜高曾在七家反动报纸当过编辑和记者，写过忠诚的歌颂蒋介石、恶毒的咒骂共产党的文章，汪明曾参加反动三青团。在生活上，“小家族”成员极其卑鄙、下流，他们侮辱女孩子，在大街上集体追逐女同志，野兽般无耻地叫做“老鹰抓小鸡”，是一帮封建、资产阶级的流氓恶少和阿飞。这四次会议，是规模盛大的辩论会。到会者除戏剧电影界人士外，还有首都许多剧院剧团、大学、机关等五十多个单位的青年演员、青年同学、青年干部和文艺爱好者共一千二、三百人。
　　在会上，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晓风、文学戏剧界作家演员魏巍、贺敬之、李之华、常香玉、杜近芳、岳野、赵寻、蓝光等，共二十余人发言，对“小家族”的反动组织及其罪恶活动，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揭发和批判。陈克寒副部长根据毛主席指示的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指出“小家族”“六毒”俱全的反动性。“小家族”成员汪明、田庄、陶冶等曾交待和揭发“家族”内的不可告人的黑暗勾当。吴祖光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改变其抵赖态度，他最后说：“我对大会上的发言提不出反对的意见，只有彻底交待我的罪行。”
　　大会收到了重要的教育效果，到会的青年同志有的作了书面发言，怒斥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及危害青年的罪恶，表示将从这伙年青人堕落成反动分子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将紧紧依靠党，认真进行思想改造，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并要积极的向一切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

　　在团中央礼堂的那次批判会，我至今难以忘怀。那天，把吴祖光揪到台上，要他站在发言人旁边，拿出笔记本，一边接受批判一边记录。为了方便拍电影，一束强烈的聚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他汗流满面。他的神情显得紧张，站在台上不知所措，不停地用手搓自己的耳朵，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会前我拒绝了上台发言，剧协负责人对我的表现非常愤慨，便派了两个人看着我，要我坐在前排接受批判。汪明上了台，陶冶也上了台，突然听到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真没有想到，会把他从西安揪到北京！我看见他拿着发言稿的手在颤抖，还故意用稿纸挡着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我知道他这时一定很惶恐，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竟一句也没听清楚。
　　这天的批判大会，发言的人不少，但我一般都想不起来了，惟一留在记忆里几十年都忘不掉的，是黄悌的发言。黄悌是剧本创作室的青年剧作家，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反胡风运动中就对我进行过无情斗争。大概是在前几天批判吴祖光的会上受到启发——当时有人上台发言，诬蔑吴祖光如何黄色下流，骂吴是当代西门庆，引起听众哗然——于是他也尽情地把我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恶少。不需要任何证据，他便信口开河，在上千人面前痛骂我如何卑劣，是玩弄女性的老手，和我有过友好交往的女青年都变成了我玩弄的对象。他的发言果然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全场人都屏息静听，还不时有啧啧惊叹。我听到坐在附近的女青年低声问：“哪一个是杜高？快指给我看看！”我深深埋下了头，躲避那像在动物园里观赏怪兽的惊奇目光。而发言者情绪越发高涨，最后挥着手喊道：“杜高这个人的灵魂已经浸透了资产阶级毒汁，你们看，他爱打乒乓球，居然连国产的球拍都不用，专门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花七元钱买了一块日本球拍！”台底下又是一阵惊叹，我把头埋得更深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人们打球都是用公家的球拍，我自己买一个，倒成了罪过！
　　使我难忘的是批判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了陈北鸥先生。他机警地看看四周，然后用神秘的眼神把我引进厕所，异常激动地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纪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青年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档案里有一本反右运动专案组精心编辑的材料，油印的，装订成厚厚一册，标题就叫《有关“小家族”小集团材料汇编（1957年9月）》，原件目次如下：

　　第一部分（肃反以前）
　　一、杜高、汪明、王少燕、肖崎在“抗美援朝”中的小集团活动
　　二、“小家族”小集团概况
　　第二部分（肃反以后）
　　一、“小家族”在吴祖光的怂恿下，积极进行翻案活动
　　二、“小家族”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敌视、攻击、污蔑、诽谤
　　三、“小家族”与其他右派分子、落后分子之间的呼应
　　四、“小家族”在“反右”期间的活动
　　五、其他
　　第三部分（杜高等人的信件和文摘）
　　一、杜高给中宣部的翻案信（摘要）
　　二、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大字报）
　　三、空头作家（摘要《北京日报》）
　　四、契诃夫悲剧的幕后（摘要《新观察》）
　　五、单纯和美及其他（《长江文艺》）
　　六、我们要发言（大字报）
　　七、沉默的祈祷（湖南伪中央日报）

　　材料后面还附录了一份《“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是这样写的：

　　（一）“小家族”性质的揭露和批判
　　1.小家族概况。
　　2.他们的文艺思想。
　　（否定文艺的党性，阶级性，宣传写爱，写人性，写真诚；否定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说越学马列主义理论越写不出东西来；不愿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自己。）
　　3.分析杜高的理论和创作，做他们文艺思想的典型例子。
　　4.小集团和胡风集团路翎的关系。
　　（吹捧胡风的文艺理论，在文艺青年和学生中宣传路翎的作品及其本人“天才”。胡风思想批判时，帮助支持路翎等向党进攻，肃反后整风期间还怀疑胡风、路翎不是反革命，悄悄探望路翎的爱人，同情她的“不幸”。）
　　5.一系列的打击文艺领导，对他们做人身攻击，诬蔑他们不懂文艺，制造、传播文艺界是宗派对宗派之说，其结果是取消党的领导。
　　6.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性质和目的是什么？
　　7.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阶级敌对情感的阴暗心理表现出的对党和党员的仇视。
　　8.吹捧自己，打击别人。
　　（采用集体性的行动。）
　　9.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
　　（吃喝玩乐，搞女人，盯梢等行为。）
　　10.从一系列的活动来分析他们是不是一个小集团，小集团是不是政治性的，是不是反动的。
　　11.这个小集团和吴祖光的关系。
　　（肃反前后，整风期间吴在小家族的地位和作用。）
　　（二）关于肃反问题，和有计划的策划翻案
　　1.这样的“小家族”是不是反革命的？在肃反中该不该审查他们？是否结论做错了？
　　（包括小家族成员中骨干分子有历史问题。）
　　2.肃反对他们是不是人道的？
　　（经过情况，他们在肃反中的态度，我们为他们花费的人力财力，他们自己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3.调动他们的工作，处分他们是不是宗派主义？
　　4.小集团在什么时间，什么基础，什么目的下又结合起来的？
　　5.翻案的策划和吴祖光的鼓动。
　　（三）整风期间向党的猖狂进攻
　　1.几次座谈会上，在吴祖光指挥下有计划有配合的放火。
　　2.集体创作的几篇对党进攻的文章。
　　（如此人事处长、空头作家、保姆升迁记、契诃夫悲剧的幕后、墙。）
　　3.掩护吴祖光退却。（抽原稿、放空气）
　　4.有计划的集体打击、报复党员的行为。
　　（四）几个理论性的问题
　　1.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小集团？新社会是不是不让人交朋友？是不是六亲不认？
　　2.什么是生活的自由？什么是创作的自由？为什么“小家族”分子在新社会中不能愉快的工作、自由的生活、永远的挨“整”？（历次运动中他们的表现）
　　3.他们的人生观，及这个小集团对我们社会事业的腐蚀作用。
　　4.分析小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杜高的所谓“革命道路”。
　　5.吴祖光为什么要组织和积极恢复这个“小家族”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班底。
　　6.他们是“年幼无知，交友不慎”碰巧结合在一起，又碰巧遇到路翎、王少燕、吴祖光的吗？

　　档案中这本材料和这篇发言提示，都是供给人们对“小家族”进行大批判用的，发给全国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引导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或写批判稿，以便集中火力击中要害。这在当时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其中主要几篇还是剧协专案组成员亲自写的。张光年在9月13日批判大会上的发言，后以《当心啊，青年人！》为题发表在当年《戏剧报》第18期上。还有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上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都是批判的重型炮弹。这几位从肃反到反右一直负责我的专案，不知疲倦地向我进行斗争，据说他们是经过认真讨论，划分重点，分别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小家族”的。下面摘录一段赵寻的文章：

　　……他们自始至终，从思想到行为，都是忠实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服务的，在小集团里，胡风被尊为“导师”，路翎被当做“榜样”。杜高熟读了胡风的反动理论，汪明是路翎作品的义务宣传员，他连写字也努力学路翎的笔迹。胡风也很看重“小家族”，他在某些重大事件上通过路翎来征求“小家族”分子的意见，让他们也来一同积极向党进攻。例如，为第二次文代会的代表名单，路翎就曾召集杜高、汪明等商议过，一致认为某些青年作家不应当被推为代表，而为胡风分子阿垅、绿原、吕荧等未列名为代表而愤愤不平，并四处为之活动。在剧协创作室改选领导人时，他们为路翎竞选，当竞选失败以后，他们便诽谤这是党的“宗派主义”……
　　吴祖光、杜高、汪明等始终同情胡风，支持他的反动言论，一直到今年整风期间，他们还认为胡风的意见书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极力为胡风集团辩护，跟台湾、香港的特务唱一个调子。“小家族”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表现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甚至连胡风、路翎在监狱里有没有报看、有没有烟抽，都要他们经常操心。
　　为什么“小家族”要在胡风、路翎问题上这样热心，大做文章呢？这一点杜高说得很明白：“胡风的问题就是路翎的问题，路翎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

　　更多的批判文章只是表态性的。作者们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批判的根据就是这本材料。如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并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三十多年后翰老逝世，1993年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1957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惟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翰老的话是真诚的。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那些政治运动中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及其良知的痛苦，还有这种批判的虚伪。
　　10月28日，反右运动举行最后一次批判大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作总结发言。他宣读了洋洋三万多字的一篇大文章，题目叫：《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文章分五节，每节标题原文如下：

　　一、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二、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冷静地观察新动向”，“保持着孤高自赏有所不为的典型性格”，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右派？三、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生观是什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灵魂是什么？四、“二流堂”和“小家族”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无政府状态；主张恢复剥削人压迫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五、“二流堂”和“小家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观点和文艺路线。

　　这篇文章是对我们的政治宣判书。刘副部长宣布，这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暂告结束，对“二流堂”、“小家族”已经批深批透了。他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年末出版的《戏剧论丛》上。
　　接下来就是开除我的团籍。到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的全部人员又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还是由刘芝明主持并宣布处理决定：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我、汪明、戴浩等另作处理。
　　此时，我已预感到对我的处理会比他们更重，会让我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劳动，但绝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反右运动结束了，中国的政治运动却没有结束，中国识分子的磨难更没有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还在农场劳改。想不到文化部那三位从肃反到反右一直向“小家族”进行无情斗争的副部长，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徐光霄被关进秦城监狱，陈克寒被迫跳楼致残，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刘芝明之死。据说造反派把他抓起来，逼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右派罪行，他交代不出，造反派便把他当做我们的忠实包庇者，用皮带毒打他，不停地虐待他，折磨他，一直到死。1979年初春，我已回到北京，文化部为他平反昭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春日子，我赶到会场，在低回的哀乐声中，我默默地望着他的遗像，百感交集……

　　五．1958年4月18日

　　1958年4月18日，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
　　这天一早，我来到文联大楼后，被叫到剧协党组办公室，秘书长孙福田和伊兵，还有李之华，他们三人代表组织在那里等候我。与我同时进来的，还有戴再民、唐湜、阮文涛和汪明，这就是剧协重点处理的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分子。三个负责人分别让我们先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亮出用手遮住的最后一行字：“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沉重起来，五个人都沉默着。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一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他早已办好了接收手续，把我们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跟着他，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两边办公室有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惟独陈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疾步出门，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他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他，这位老知识分子饱含同情的目光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停在大楼外的一辆卡车上。这时有谁提出回家拿东西，立刻被厉声拒绝：“我们会通知家属送的！”卡车很快开到东城分局，在那里，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直接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我们就这样被公安局收容了。自这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教生涯。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和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是已有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曾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四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承受不了。我永远记得，那天他抱着头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这个巨大的打击给他带来的深重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唐湜也是年长者。他在40年代就小有名气了，是“九叶派”诗人，还翻译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所以他的文学观念和言论常常与当时的主流文艺思想格格不入。他当时在《戏剧报》当编辑，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还有他和我合写过一张大字报，攻击了剧协负责人赵寻。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这天他被突然送进监狱，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显得非常焦急，流露出无奈与无告的痛苦，他那惊慌失措的举止，他那绝望可怜的面容，像刻在我心上似的，怎么也不能抹掉，直到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物《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觉得真是无比荣耀和幸福。他努力工作，相信前程似锦。1957年春，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后来的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当时他正和戏剧学院的一个女学生热恋，陶醉在爱情里。不幸的是举行婚礼的那天下午，正碰上编辑部召开批判他右派言行的第一次会议。会开得很热烈，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迟迟不散会。婚礼上少了新郎，新娘急了，只好穿着新衣衫跑到文联大楼门口来找他。待他气喘吁吁、心慌意乱地跑出来时，新娘才知道出了大事。他被关进劳改农场以后，新娘也就和他一刀两断了。阮文涛年轻力壮，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
　　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单纯热情、有着浓厚艺术家气质的年轻人。但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带有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格的某种典型性，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天真单纯。其实，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整他，把他隔离起来，要他交代问题，他天真地以为交代得越多越彻底，那些人就会信任他宽待他，于是他不仅把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还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专案组编印的那本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又在批斗会上积极发言，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行。
　　他的这种表现，吴祖光夫妇和“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其实我觉得，他是软弱的，我也是软弱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软弱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我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低下了头，屈服了，讲过不少的违心话，顺着专案组的意图写过不少交代材料，乞求恩赐给我以宽大。我尽量糟蹋自己，写别人时也有过对不起朋友的地方。我至今常常扪心自问：我伤害过哪些朋友？我清楚，这些和汪明的软弱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别，只是经过肃反到了反右，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就不再存什么幻想了，甘愿做一个顽固分子，决心接受任何处分。而汪明却不同，他虽然也经过了肃反，但到了反右，还没有明白过来，还在“积极争取”，还以为拼命交代自己的罪行，拼命批判揭发别人，就可以得到谅解。他的确做了许多错事，朋友们指责他不是没有根据的。
　　就在批判吴祖光的高潮中，8月16日出版的《戏剧报》上，在大字标题“彻底地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右派组织，揭露吴祖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之下的一篇报道中，专门有这样一大段：

　　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和“小家族”曾是“小家族”之一员的汪明揭露，以吴祖光为中心，活动着两个小集团：一个是在肃反中已被揭破，而肃反后又已死灰复燃的右派集团“小家族”，一个是由来已久的、文艺界公开的秘密“二流堂”。长久以来吴祖光家就是一个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集散地；自整风以来，并成了吴祖光这一伙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指挥部。在这里，吴祖光曾和他的党徒们为右派大头子储安平喝彩，说他那反动透顶的“党天下”谬论“道出了真情”，赞扬他有胆量。吴祖光在整风期间大肆活跃，他曾与十几个人在森隆饭店聚会，有些人也到他家开过会，进行阴谋策划，其中一些人今天已证明就是右派分子。同时吴祖光还筹备办两个同人刊物，其一就是准备专门反对党报、攻击党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新闻小报，关于这个小报，吴祖光说：“有人出钱，出钱的人不出名。”小集团的另一重要分子王少燕的一支毒箭——独幕剧《墙》，也是在吴祖光一手帮助下炮制成的，他曾经叫王少燕把该剧送文汇报发表。吴祖光和文汇报右派记者梅朵、姚芳藻等有密切关系。王少燕、汪明在《剧本》月刊召开的座谈会上，向剧协领导和个别党员同志进行攻击的发言，也都是事先与吴祖光商量，事后向吴祖光汇报的。吴祖光并叫他的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成员，在整风中“有冤诉冤，有苦诉苦”。文艺报也有人把一些右派言论的稿件交吴祖光审阅。吴祖光与民盟某些右派人物如冯亦代等也很有瓜葛。反右派开始，吴祖光的反动文章在《戏剧报》受到批判后，吴祖光还曾派汪明等到戏剧报去摸底，并到《剧本》月刊去偷回“谈后台”的原稿（未遂）。此外，汪明还指出吴祖光在整风期间的许多其他可疑的行动与联系。

　　可悲的是，汪明在压力下试图挽救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报。他的积极表现并没有使他得到宽大，运动的领导者还是无情地处治了他，给他戴上了一顶和我的一样沉重的“极右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了解汪明的性格弱点，深知他抵御不了运动领导者的胁迫和诱导，虽然他写了不少揭发我的材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还是不怨恨他，也不希望朋友们怀疑他做人的品质。我心里总是怜悯他，谅解他，觉得他不是个坏人，而是一个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人。直到把我们带进公安局，留下那两个当做囚犯档案的手掌印，他似乎对自己的政治处境还缺乏自知之明——就在这个时刻，他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
　　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到头来却被看做最危险的敌人。汪明的一生是孤苦的，他短短一生中没有经历过一次恋爱，没有亲近过一个女性，却背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玩弄女性”的罪名，一直到死。

　　我们五个人进了监狱收容所以后，就再也没能见面。公安局管理的劳改农场很多，有的远在黑龙江兴凯湖畔，有的就在北京郊区，我们很快就各奔东西了。
　　五人的命运后来也各不相同，有的解除劳教早些，有的劳教时间长些，我是最长的一个，长达十一年六个月。我先到了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后又被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曾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1961年又被送到茶淀清河农场。1962年回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再被送回清河农场，直到1969年11月遣送回原籍。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多的岁月里，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
　　大约是1966年秋天，一天傍晚收工时，在团河农场的田头我忽然遇见了汪明。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而我还没有解除劳教。匆匆相遇，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说着，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塞给了我。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汪明不会料到，无论怎样努力，他也没能再“回到革命队伍”。1976年，他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悲惨地死去。
　　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春天，右派平反改正，剧协的几个右派陆续回到北京，只差汪明一人没有回来。活着的四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则已近耄耋。这时我接到老友公刘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汪明是在粉碎“四人帮”前两个月死去的，他熬过了苦难的二十年，但没有运气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抔泥土。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没有一个人为他的死哭泣。他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包了一个小包，送到安徽作家协会。公刘说他留下了一个日记本，那上面写了一些惦念我的话。
　　汪明的命运使我感伤，更使我悲痛的则是目睹了田庄的死。
　　我刚回到北京就听说田庄进了医院。他在接到单位通知平反的电话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飞一般地去签字。或许是过于激动，或许是过于劳累，或许是郁积心底二十年之久的悲苦一齐涌上心头，回家的当晚他便呕血，怎么也控制不住，呕了满满一脸盆。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吓坏了。这个强挣了二十年的身体终于崩溃了，他被人们抬进了医院。刚刚回到北京的罗坚和我赶到医院去看他。我靠近他，拉着他的手。他睁大眼睛，对我笑。他是那么庆幸我们都活着回来，他是那么热望再和我们一起创造新生活。但是我们的重逢竟成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这时剧协也通知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字。尽管这份决定措辞上还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但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三个字。我想起了不幸的好友汪明和田庄，深感我的今天多么来之不易。
　　我回到北京就想看望孟超老先生。肃反后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一直铭感于心，但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因为写了京剧《李慧娘》，被江青诬为大毒草而遭到猛烈批判和残酷迫害，老人家哪里禁得起这种磨难？几年前就在五七干校病逝了。
　　我又见到了陈北鸥先生。他拄着拐杖，行走困难，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了风。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画着，显得很高兴。我想告诉他，1958年4月18日那天他对我说的那句话“你会回来的”，果真实现了。但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一句高兴的话也说不出来。不久，我便收到了他逝世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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