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牢狱五年话沧桑②回到北京

© 董竹君／文

1

　　次晨，即10月16日，回到北京。天气晴朗。在10月“小阳春”前，北京的天气是最好的。天高气爽，满城翠绿，郁郁葱葱。以往国内旅游人士多数在这季节来到北京观光，游览名胜古迹，一览新中国首都风光。可是今年异样，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扭转着乾坤。
　　上午10时左右到达永定门车站（因当时北京站仅准外宾出入）。走出车厢，见下车人都是自己提着、抱着、背着行李，无人言语只有脚步声，急急忙忙往前挤。我则放眼四面张望，见无人来接，只好也拖着行李颠颠簸簸走到出站口。只见人涌如潮。家人国瑛女、大明儿和未婚儿媳杭贯嘉拥挤在接人的人丛中，满面激动、喜悦和紧张的神态在等候着我。但我们一见面已心领神会，很自然地彼此无言。他们急忙替我接过行李，像小偷似的，立刻转身，本能地放开步子快走。我也自然地跟随在他们后面，一步也不落下，向人群里蹿去。我边蹿边将视线四扫周围，观察情况。目睹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好些红卫兵、解放军掺在里面，都是铁板着脸，从四面八方在认真地盯着旅客，不知执行什么任务。拥挤不堪的男女老少们，脸上流露的表情是紧张、惊恐、阴沉，听不到欢笑声，听不到哭叫声，也无人吵吵嚷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行动节奏奔走着，犹如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威慑着人们的心。人们在旅行中应该有的欢笑喜悦，全被这样难以形容的情景湮没了。
　　出了车站大门口，街上仍然是同样情景。家人给我准备好一部小汽车，这是在车站门前唯一的一部。我们急急走近车身时，许多人围上来，红卫兵睁着两只大眼盯着瞧。国瑛女动作迅速，把我连拖带推地塞进了车座。大家也恨不得一闪钻进，恨车门太小。事后，我问家人，为何如此慌张，他们说：怕有人拦车问出身，若回答不对，就要被扣住或挨打骂。
　　我们在车内，彼此还是不言语，互相传送眼色，意思是注意开车司机。回家的一路上，我呆望窗外，无处不是乱哄哄的。在火车站看见的满墙标语，同样在马路两旁也贴满了。到处都有人前拥后挤地看大字报。路牌、商店、橱窗，以致自行车上，都有红色语录牌；到处都是大幅大幅红漆墙，上面标语、语录形成了一片“红海洋”！行人灰白的脸上，呈现着紧张的表情……
　　到胡同口下车，我们怕人看见盘问，大家就不作声地急步到家门口，儿媳小杭按门铃，赵阿姨听铃声响出来开门，她带着激动的心情笑脸迎我：“董先生呀！你回来了！多担心你啊！”进家院，觉得虽经一场狂澜，而院内景色依然，似乎柳树、花木也在含笑地说：“主人，你竟回来了！”走进客厅，这时候家人们久别重逢，喜笑颜开地跳起来了。个个抱我、吻我，国瑛女含泪首先开口：“妈妈！好担心你啊！”贯嘉、大明、小琪沉默不语，两眼注视着我。“好了，好了，大家该高兴了。”我叹口气说。
　　赵阿姨早给我们准备好了丰富美味的饭菜，大家共餐时，争叙别后情景。国瑛女把家里抄家的经过详细地叙述一番。她说：“8月22日，我在厂里（北京电影制片厂）时，红卫兵对我说：‘你赶快回去清理家中四旧的东西，然后带来。如有武器，快来电话告诉我们去取。’我急忙回家，发现整个家已被抄五次了。赵阿姨被关在后面小屋里，我当即放她出来。客厅里满地都是碎片……院子里火焰浓烈，赵阿姨说：还拉走了一卡车东西。因为那两把日本指挥刀（一把宋时轮送的，一把大明在青年军时缴获的），我立刻打电话告诉厂里红卫兵。厂里红卫兵很快到来，不一会儿街道红卫兵又来砸东西，我厂红卫兵见这情景，劝阻他们没有动手。他们吩咐拿纸笔，我手忙脚乱中找不到较好的纸。红卫兵说随便什么纸都可以。终于找到了几张画纸。他们赶快写了好几张封条，把大门及各屋门都封贴，并在大门的封条上写上：此家已抄过，不必再抄。弟兄们有事可打电话北影红卫兵总部。第二天早上抄过的街道红卫兵又来了，齐声说：‘糟了，封了，来迟了！’其中有人说：‘我说抄完搬走了事，你们偏说再来！’幸亏厂里这一男一女红卫兵顶住了这件事。”还说：“我们怕妈妈难过，把屋里屋外都打扫收拾了。”我静静地听，但无动于衷。觉得：事已过去，劫后余生的重聚，是多么难得的啊！大家平平安安就行了。欣慰和感触交织在一起，迄今思之记忆犹新！

2

　　友人们、小辈们得知我已从沪回京，纷纷前来探望，并告诉我：北京红卫兵在抄家高潮时怎样借口清“四旧”、搜查黑材料，搞抄、砸、抢、打、抓等等骇人听闻的恐怖情况。又说：人们又怎样趁机报复私仇等等一大堆事例。街道居民委员会（当时的居委会已被造反派控制了）或马路行人，只要指点揭发某某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特务、坏人……红卫兵就不问青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少，抓起来就打。我们有位女朋友住在某胡同楼底，她有天听得外面叫喊声，她近窗偷偷看看，被红卫兵发现了，立刻上来问她：“你看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成分？”她吓得哆哆嗦嗦地回答：“我是工人。”这才免了一场灾难。我儿子大明住在和平里，这幢楼房的楼下右室是间空房，有天红卫兵连续拖进二人，不一会儿，听到几声惨叫就再无声响了。
　　有一天，我出报房胡同东口，往南去东单买东西，见一辆大卡车，车身周围写着车上每人的姓名，因有张执一同志我才知他们是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们和全国政协负责人等高级干部、老革命。每人头戴一二尺高的纸帽，胸前挂上纸牌，牌上写着每人的罪名，个个低着头，两手下垂，笔直不动地站在车的前面。车上两旁男女青年敲锣打鼓，通过扩音器广播每个人的罪名，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沿路车辆、行人稀少，马路两旁商店的人各管自己，谁也不去理睬。喇叭传出阵阵呼喊声，尽管没有人过问，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嘶叫着。我心惊肉跳，马上折程回家。触景生情，非常难过，想到：这些老干部革命多年，在战争年代，曾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而今天却……唉！
　　回到家里，看见三四个常来我家的年轻人，围着客厅的餐桌，也在谈论社会上人心惶惶，以及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也把刚才在路上看见的事告诉了大家，他们都摇头叹息。有个小辈叹口气说，这有什么稀奇，每天都这样。即使曾参加过长征的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上街游行示众。总之，不管职位高低，老干部、知识分子……要统统打尽杀绝。又说，红卫兵抄家劫来的东西，包括文物和金银财宝等等，大部分缴公，一部分吞入私囊。大明儿家的斜对面大楼顶层成了仓库，堆满了抄家物资。他们在西郊还设有俱乐部，每天就去那里喝酒、跳舞作乐，跳舞时竟以受害者的惨叫和哀啼声的录音作为伴舞的音乐，还乱搞男女关系。简直丧失人性，天良尽泯。
　　每天来探望我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少，当谈到红卫兵的时候，无一不是两眉锁紧，左右张望，唯恐别人听见。他们带着激动、失望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轻声叙述。我知道了这么多残酷的人间惨事，想到自己在沪时虽然也挨了批斗，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段时间，虽然人们的表情仍是紧张、惊慌、严肃、失望，似乎丧失了什么，但从表面上看平静多了。我的心情也安然多了。殊不知在10月下旬，朋友传来消息说，不得了外面又乱起来了。当时有好几位来探望我的小辈们在场，其中有一位是从天津特地来京看我的。大家问，什么事？朋友说，由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称“联动”出世了。大家问：“什么叫联动？”友人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分东城区纠察队和西城区纠察队，不知他们的目的何在？听说有些人趁火打劫，搞打、砸、抢，他们身穿草绿色全新的军装，戴着军帽，佩着新式手枪，有的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有的是崭新的自行车，排着队，整天在大街、马路上横冲直撞，显示威风，行人见了避而远之。交通警察见此情景也像僵化了的木人，不敢过问。”

3

　　“联动”上市，这使我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将钢琴和几幅书画（张大千、齐白石原作，后来都被北影红卫兵抄家取走开展览会吞没了），几件喜欢的家具迁移到大明住处。冬衣和生活用具捆成几个包裹，在大家沉重的心情下，互相告别祝福，带着包裹跳上三轮车。将三轮车的帘布挂上，包裹盖好，仅露出头顶，出报房胡同西口直拉和平里大明家。这时已是黄昏后，天色暗淡，下着毛毛雨，忽然觉得一阵寒意。路上店门严闭，街灯如豆，行人绝迹，阴暗恐怖。车到宽街时，只见前面一串绿衣车队在寂静的濛濛雨夜中迎面而来。三轮车夫声音发抖、轻声对我说：“啊呀！联动来了。”我也很细声地告诉他：“不要害怕，蹬快些。”事实上，我也吓得心只是跳。一方面从帘内伸头向外窥探情况，另一方面打算遇到意外怎么对付。幸好他们并未注意我们，飞驰般地过去了。车到达大明住处的大门口，我和车夫俩解除了紧绷的心弦，互相含笑，透了一口大气。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
　　后来听说“联动”组织的东西城纠察队，在师范大学被一网打尽，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但老百姓都认为又刮了一个多月的妖风。
　　1967年春，我在和平里大明处住了一个多月。趁此机会，把他室内调整了一下：连家具在内油漆、粉刷，布置一新。我的干劲十足，和瓦匠一起，跪在地上将红砖地上溅满的水泥细细地磨掉，做了好几天，也不知累。可见人若抱有希望，就能产生动力。我将大明的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恰巧1967年5月12日，大明结婚，这里便成为新房。大明和杭贯嘉在报房胡同家里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只有男女双方的家属和少数朋友。鉴于当时形势，一切从简，仅仅两桌酒菜是承陈恩凯、柴俊吉二位掌厨的。记得为大明结婚，我去东单花店买了鲜花，乘三轮车在回来的路上怕“联动”看见惹祸，不知何故自己成了鼠胆。现在回忆起大明儿的婚事正是在混乱形势下插缝举行的，在他婚后五个月，我就被关押了。
　　7月中旬，正是盛夏酷暑，见局势如此，人心不安，大家都很纳闷。我邀大明、贯嘉、贯嘉的同学李承清等好几个人同去颐和园游泳，我们租了两条船，贯嘉及其他人在龙王庙下水，我和大明摇船到昆明湖中，湖内水深可以游个痛快。当时大明儿称赞道：“妈妈，你的仰游真不错。”
　　我最爱好游泳，当我仰望蓝天慢游，脑海里所有的烦闷皆随着两手的摆动和“哗哗”的水浪而消逝，内心充满清新、舒适、自由之感，令人忘记一切。在解放前，有时自己像孩子一样，边游边嘀咕指责大自然：“大自然哟！你为何不赐些恩惠给在深渊苦难中的人们！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你的恩惠而不愁吃穿，也不挨恶魔的侵袭？！”这年我六十七岁。万没想到那一次游泳是我一生最后的一次。而今我已是九十有七的耄耋老妪矣。忆及此事，心往神驰，故记之。

4

　　北京的深秋，天气晴朗。香山的红叶和往年一样地美丽。但每日早晚已有寒意。1967年10月23日这天，我和保姆俩打扫卫生，仅仅穿着棉毛裤，细毛线衫，橘红色粗毛线背心和蓝布衫裤。我俩把家具书柜等从屋的四边向中间移放，书籍、报刊堆满在客厅中间地上。到中午的时候，忽然有位朋友来访，对我说：“你老还有兴趣打扫卫生？局势并不安定，在不断抓人，全国政协委员秦德君和她的大女儿也被逮捕了，还有其他人……”我听了大吃一惊。
　　打扫完毕，天已快黑。上灯前，保姆说：“我有些头痛。”我说：“你快回家休息吧！太累了。”她走后，我独自把自己能搬动的一些家具挪回原处。国瑛和她的女友去东屋厨房烧晚饭。大概在7点多，我觉得有些冷飕飕，正要换添衣服，忽听大门有人按铃，我出客厅，经过院子，把门打开，见是全国政协的人。这人带笑地说：“董委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你有空吗？”我想正在运动中，政协派人来，调查什么？我当然要高兴地回答：“有空，有空。请进来。”于是我带他进客厅，在餐桌南头近窗处坐下。他问：“你在大扫除吗？”我说：“是。”我将椅子移近他，面向窗外，我问道：“你有什么事问我？”他遂针对杨虎、田淑君、秦德君三人事东拉西扯地瞎问一阵，我当初就以为这人水平低，我说：“请你等一下，让我先去吃晚饭，吃完就来。”他说：“好的，好的。”待我吃完饭，从东屋厨房向客厅走来时，见他从门房过院进客厅。当时我未察觉到他做什么。我俩又按原位坐下。我说：“杨同志，若无具体题目，无从答起。再说，他俩在政治上搞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至于秦德君事，昨天任富春（政协保卫科）同志和另外一位同志已来调查过了。我曾告诉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秦德君是民革（国民党革新派）中央委员郭春涛的妻子。当郭春涛、杨虎、王寄一在吴克坚（中共党员）同志领导下，到我原住上海迈尔西爱路家里二楼客厅开秘密会议时，秦曾随其丈夫一道来的。后来我移住上海愚园路时，他们也来开过会。秦德君在会后还在我家四楼借住过一宿。她早年就是进步人士。任富春同志等听了认为满意便离去了。”政协这位不速之客两眼看着我，微笑地细心听我讲述。我正要往下继续讲时，忽然听到大门被打开，我抬头一望，霎时如同天崩地裂，满院尘沙飞扬似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一群，好家伙！只见他们两脚三步地走进来，约二十多人，瞪着双眼、凶神恶煞地向屋子前后左右分散察看。这时候，来调查杨、田、秦事情的人，站起来归入这一群队伍之中。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作为前哨来探路的。“好一个阴谋！”顿时，整个家沉浸在黑暗恐怖的气氛中了。转瞬间，一些人闯进客厅搜查。另有好几个人包围着我说道：“你干了反革命勾当，好好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规定你是知道的。”另外一些人则连声说：“快交代，快交代。”“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反问。这些人说：“她不交代，把她押到西屋去。”说着就把我押出客厅，与此同时，就开始抄家了。胸有成竹的国瑛女，向我要了开大柜的钥匙给抄家人开柜，端了一碗面条，边吃边进客厅坐在旁边随时回答他们要她回答的问题。
　　西屋站着好几个人，有些是在政协经常见面的，男男女女拉开嗓子厉声嘶叫：“站住不许动！听着！赶快坦白交代，低头认罪。”你一句、他一语地指手画脚，向我头上、脸上、身上乱指、乱推、乱敲，强迫我“交代罪行”。“交代什么？”我问。“你这人不老实，知道吗？你是两面派、特务、国际间谍、汉奸，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有无证据？”我问。“当然有。”他们还要继续诬蔑。我说：“好了，好了，不必再说了，算我把世界上的坏事做绝便是。”“你还要狡辩，还要嘴凶，还不认罪。”其中一人说：“把她抓走。”众人都跟着说：“对，把她抓走。”于是，三五个男女将我从西屋推出。我出西屋，听得客厅里还在嚷嚷。我快步走上台阶，靠墙高声喊道：“他们说我是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我是示意给国瑛女，让她晓得我所蒙受的不白之罪。国瑛女同时也从客厅内放出高声：“妈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穿着一身单薄衣服，连洗脸用具也未让带，被他们带走了。母女从此告别五年之久啊！我写到此处，不禁一阵心酸，热泪直淌！

5

　　这时，几人揪着我走进大门洞，有一个女的用白色手帕塞进我口里。我用右手狠劲地把她推开，说道：“不用这样，我不会叫的。”她也就放手了。被押出胡同口时，见一部小汽车停着，于是几个人推我进车，车上连司机共四人。我心想，不知要去何处？汽车快速行驶。沿途因车窗罩着帘子，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神智依然清醒，低着头沉思：这样对待我，到底为什么？问号在脑海里旋转。唉，不管它了。听国瑛嘱咐，相信群众，相信党，听之任之。车开到公安部下车。由任富春带头进入办公室的外面一间房，有些人是骑自行车来的。三四个人看守着我。任富春和另外几人进办公室。不多时，任富春和公安部的人出来，几个帮凶站在旁边不开口。任富春指着我，对公安部人员说：“我们是全国政协的，这是我们的委员，她的历史我们搞不清楚。特地押她来，请你们配合我们搞清楚。”公安部人员听她如此讲后，就问我：“你叫董竹君吗？”
　　“是。”
　　“你做了什么，快交代！”他问时态度温和。
　　“我没有做过反党反人民的事。”
　　“那么为什么群众把你恨到这样？”
　　“我不知道。”
　　“那么，就拘留你，好吗？”
　　“好。”
　　“那么，你在这纸上签个字！”
　　我拿过六寸长方形印好的一张纸，上写拘留二字。我按印好的规定，填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和年月日。他接过纸，看了一下，说：“好，现在送你到别处去。”他当即关照下属准备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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