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②肃反运动.下篇

© 杜高／文

　　三．所谓“小家族”集团

　　翻看我的档案，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它是全国肃反运动的审查重点。“小家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划进这个小集团的又是几个什么样的人？
　　专案组把汪明和我定为小集团的首要分子。
　　汪明是个孤儿，他的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解放前，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写文章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剧。
　　汪明身材矮小，身体瘦弱，二十多岁便满脸皱纹。但他感情奔放，能写作，会演戏，还有着高亢嘹亮的男高音歌喉，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
　　抗美援朝时期，汪明数次去朝鲜，1950年12月，曾和我一同奔赴朝鲜前线，我们是炮火中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从集安边境渡江到朝鲜去是在一个黑夜。汪明望着冰雪封冻的鸭绿江，满怀激情地高唱：“再见吧妈妈，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祖国，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这是当年我们喜爱的苏联《共青团员之歌》。他的歌声是那样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背着背包从他身旁走上前线的战士们。
　　过江后，我们随一个后勤分部的民工队伍夜行军。按照命令，我们必须连夜渡过清川江，天亮前赶到一个叫龙登里的地方进入山洞。那年北朝鲜的气温是零下40度，我们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赶到山脚下天色已经发白。突然，领队鸣枪示警，命令大家快步躲进山洞，因为敌机已经开始盘旋侦察。正在这时，体弱的汪明忽然仰面昏倒在雪地上。我连忙呼救，领队跑来命令我：“快跟上，先别管他！”我怎么能忍心丢下汪明呢？幸好警卫员石友闻声跑来，我们两人连拖带拽地把他拉进了山洞。山洞里铺了稻草，汪明躺在上面渐渐苏醒过来。
　　1951年初，我们合作写了五幕话剧《向三八线前进》，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在沈阳演出。年底，我们第二次到前线，同去的还有王少燕和肖崎，他们都是比我们年长的戏剧家，也是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我们到达后勤一分部时，分部李政委很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明晚后勤部召开庆功大会，同志们很久没有看戏了，你们出个节目吧！”汪明便同我和肖崎商量，一天时间能突击排出个什么节目来呢？最后决定把我们三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抗战时期的独幕话剧《三江好》（根据爱尔兰女作家格莱瑞夫人的原作《月亮上升的时候》改编）改成朝鲜战争中的故事，取名《汉江龙》。故事描写一位南朝鲜的游击队长汉江龙化装成江湖卖艺老人，在抓捕他的码头上和一个李承晚方面的警官周旋，终于感化了他，唤起了他的爱国心，与游击队胜利会师。我们当天就把剧本写出来，汪明扮演汉江龙，我扮演警官，分部两个同志扮演警察甲、乙，肖崎导演。晚上我们在山洞里对台词，第二天一早就到山上一棵松树下排练。为了不让一批接一批在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发现我们，我们都把羊皮大衣翻过来穿，便和漫山遍野的积雪融为一体了。
　　下午我们提前吃了晚饭，背起道具、服装、油彩，出发到总部去。分部距离总部大约十里路，我们沿着山沟走了近一小时。后勤总部的山洞很大，地上铺了木板，搭起舞台，悬挂着耀眼的煤气灯，简直像是富丽堂皇的剧场。一千多名干部、战士挤坐在洞里看我们演出。这天晚上敌机骚扰得很厉害，不断传来洞外炸弹爆炸的响声，洞里的人们却安静极了。汪明和我情绪都很饱满，台词说得清晰流畅，汪明的表演尤其精彩，小曲儿也唱得委婉动听。我演到警官转变时，自己也激动得流泪。戏在昂扬的气氛中结束。当汉江龙跳到当做码头台阶的一个木箱上，扯下头上的伪装，露出游击队长的英俊面目时，台下上干观众沸腾了，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有的战士高呼：“打倒李承晚！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从十二岁开始演话剧，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热烈的场面，第一次看到戏剧给予观众如此强烈的感染，我们兴奋极了。深夜，汪明带头唱着歌，踏着山沟里的深雪走回分部，好像是向头顶上正在狂轰滥炸的敌人宣告我们的凯旋似的。
　　第二天，李政委又来找我们，说：“你们昨晚的戏演得很好，政治处来电话，要你们今晚再去演一场，还有一些路远的单位也要来看。”我们就又去演了一场，观众比前晚更踊跃，有的干部战士走了一百多里路来看戏。观众感动了我们，我们的戏也感动了观众。后来，反右运动开始，报纸上已点名批判了我们，一天在北京街头，一个身着铁路制服的干部认出了我和汪明，竟还记得汪明扮演的汉江龙，他惊讶而惋惜地说：“你们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啊！”
　　1952年夏，我和汪明一同回到北京。我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汪明捧起一把泥土，情不自禁地高唱歌颂祖国的歌曲，不管周围有没有人注视着他，——听人说，他每次从朝鲜归来时都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一个深爱祖国的人。
　　1953年冬，他第三次入朝，这次是和路翎同行。1954年回国后他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青年战士的形象。我认为，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并诗情洋溢的剧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单行本，青年艺术剧院也决定排演，他又和剧组的演员们一同到朝鲜，深入部队体验生活。这是他第四次入朝。
　　1955年春天，《第一次功勋》的演出海报已经张贴在青艺剧场门口，我们都兴奋地等待首演式的到来。不料，胡风反革命事件突然爆发。由于和路翎的友谊，汪明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联，于是剧院宣布《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的艺术生命，从此夭折。
　　田庄被定为“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
　　田庄是我童年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演剧时的小伙伴，我俩在欧阳先生编导的《旧家》一剧中先后演过同一个角色。他的姑父瞿白音，是新中国剧社的领导人，著名导演和翻译家。田庄和我一样，幼年时代在桂林戏剧运动中受到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便和几个进步同学勇敢地越过国民党封锁线，秘密地潜入解放区投奔革命。东北解放后他当了陈波儿同志的助理，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工作，随后又和一大批老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一同进驻北京，是新中国电影局的第一批干部。
　　田庄是有名的才子，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他聪慧过人，勤于读书，又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不但能随口背诵古诗词，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也能成段成段地背诵。田庄心地单纯，淡泊名利，看重友情。许多电影界的老艺术家如吴祖光、蔡楚生、章泯、王莹、关露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愿意和他讲知心话。1952年我和汪明回到北京后，田庄就成了我们交往密切的好朋友。田庄最难得的品德是对友人的热诚和无私，同辈之间常常存在的那种嫉妒心他一丝一毫也没有。他总是关心别人，赞扬别人，帮助别人。那时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剧本审读工作，自己还正在写一部长篇英雄颂诗《杨根思》，但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热情地帮助许多还不知名的作者修改剧本。这种无私助人的品德，使他在电影界有很高的人望。可惜他的《杨根思》还没有完成，一顶反革命帽子就从天而降，落在这个革命青年的头上。
　　罗坚被定为“小家族”的重要分子。
　　罗坚是我们当中的“延安老干部”。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在重庆育才学校长大的，是从小受到陶行知先生教育的孩子。1946年周恩来撤离重庆时把罗坚带到了延安。50年代，他的爸爸刘晓是我国驻苏联大使，所以吴祖光每见到他，总爱开玩笑地叫他“大使公子”。罗坚那时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俨然一个小小的领导干部，但他还是最爱找我们玩，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天真的大孩子模样。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女高音歌唱家喻宜宣女士从美国回来，特邀这位少年为她伴奏。解放后喻女士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又请杜鸣心去教钢琴。1953年前后，他赴苏留学前在北京学习俄语，这时常和我们相聚。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就连走路都很有节奏。杜鸣心的成名作是到苏联后谱写的歌曲《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这是艾青的一首诗，是田庄精心为他挑选的。
　　陶冶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抗战期间他的哥哥在四川做党的秘密工作，把他送到育才学校。他也是陶行知先生很喜爱的学生，在育才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调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被划入“小家族”成员的还有蔡亮。蔡亮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小弟弟，他那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我和蔡亮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相遇的。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和一群同学到工厂学习锻炼，我恰好在那个工厂体验生活。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先生把育才迁回上海后进育才学校的。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从朝鲜回到北京，住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这里认识了其他几个朋友。蔡亮是徐悲鸿大师晚年最喜爱的学生，徐先生最后一幅未完成的巨幅油画《鲁迅与瞿秋白》，炭笔画稿便是由蔡亮把小稿放大到画布上的。
　　我爱我的这些朋友，他们也都爱我。我们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理想，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情趣。那时我们都是单身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们向往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之间的友谊，热烈赞美19世纪俄罗斯“强力集团”和“巡回画派”的那一群青年艺术家。他们的友爱，他们的集体奋斗精神和对民族思想觉醒的贡献，强烈地鼓舞着我们年轻的心。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起初，好像是喜爱我们的一些年长朋友把我们叫做“小家族”，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也自认为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
　　那时，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住在东单栖凤楼。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祖光夫妇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朱琳、刁光覃夫妇，身患残疾的电影家洪遒，都是我们童年在桂林演剧时结识的大哥大姐，我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过春节、度中秋，他们还像当年一样把我们当成“小朋友”。我的表姐夫潘开茨在农业部当局长，是延安老干部，我们也常常到他家去玩，他很赏识这些年轻人的艺术才华。
　　当然，年轻人常有的那些缺点和弱点我们都有，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但没有想到，这些青年人成长时期司空见惯的问题，竟会使我们在新中国遭到灭顶之灾。
　　档案里，有一份我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的材料。那是在运动的高潮，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可以看出我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我的真诚态度。档案中的另一份材料，是专案组在1955年9月9日写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则按胡风集团模式把我们定性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了。

　　四．审讯：专案组的“谈话”

　　档案里有一沓从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与杜高谈话”原始记录稿，文字既不连贯，错字也很多，但它真实地留下了当年政治运动的痕迹。它记录了1955年从7月16日到9月4日的十次谈话，谈话时间、参加者、记录者，主要谈什么问题，都清清楚楚。
　　所谓“谈话”，就是专案组对我的审讯。每一次谈话都使我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我的压力比开群众斗争会还要大。有的谈话从早上8点开始，有的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深夜。翻看这些纸片，又使我回想起那一次次不堪忍受的屈辱。
　　8月23日下午，刚在剧协机关开完群众斗争大会，范景宇亲自护送我回49号院。他大概怕我精神受的刺激太大出问题，在回来的路上还叫小李帮我买了两个热火烧。这一天下来我已精疲力竭，头脑昏沉，但还得接着写交代材料。晚上，范景宇和李悦之又走进小屋来和我谈话。先是问斗争会后思想有哪些转变，是否愿意争取光明前途，待我表明态度后，范景宇又一再交代政策，然后就要我交代和国民党的组织关系。我意识到这是个严重问题，非常害怕。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范景宇曾专门把我带到崇文门外沙土山赵寻、蓝光夫妇的住所谈话。那晚谈话就是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他们很生气，骂我态度恶劣，对抗运动。我过去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实在回答不了他们的提问。现在，范、李又趁着斗争会刚开完接着追问，逼我回答。
　　他们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又进过《中国时报》，这些报纸都是有背景的，《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中国时报》是国防部政工局办的，那你不是国民党特务是什么呢？我的确很慌张，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所以，连着几次谈话都很僵。他们很恼怒，我则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几乎要倒下去了。范、李耐心地“引导”我交代：你进那些报社时难道就没有填过什么表格吗？我又解释：那时是没有什么干部登记表之类的东西要填写的，而且我在那些报社待的时间都很短。这时，已经夜深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次谈话，我便说，仿佛记得在《中国时报》时填过两张表格。没想到，范景宇高兴地把这句话赶紧记了下来。这次谈话便结束了。
　　到了9月2日晚8时，专案组的李之华、赵寻等五人和我谈话。这次人来得最多，挤满了小屋，气氛显得特别紧张严肃，要我继续交代组织问题。我已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抵御这种没完没了的逼问了，决心妥协。我垂下头来，无可奈何地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一个个露出了笑脸，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于是，这一晚的谈话记录上便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夜十二点）有一次好像在湖南日报，有很多老记者都是国民党员，我印象当中记得，专管写聘书的一个女办事员，跟我讲过，加入国民党，填表没有，忘了。因为当时填的表很多，有没有国民党的表记不清。介绍人可能是社长（陈大仁）。可能是女办事员盖的章。

　　档案里有我9月4日写的一份揭发田庄的材料。附在这份材料后面有一页我的交代，字很小，有反复涂改的痕迹，原文如下：

　　我印象里好像刚进湖南日报的时候（1947年7月间）坐在经理部的一个负责人员登记发薪等事务的女职员和我讲过入国民党的话，我记不得是否填过一张表。也没有提什么介绍人之类，也没有发给我党证之类，也没有开过什么小组会，因为湖南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大概把入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很轻便的事（我不知道别的职员是不是也这样），我当时也没有很注意这事。以后也没有提起过了。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转什么关系。（9月4日）

　　这份材料上那一个个歪扭变形的字和那些混乱的语句，让我重又看到了自己当时的无奈和痛苦。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会看到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何况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可我没想到，专案组的人们急于获得运动的战果，几天以后（9月9日）就急急忙忙把它作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里。同样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从此再也没有了下文。
　　还有一次难忘的谈话是9月1日上午，赵寻、蓝光夫妇和范景宇三人一道与我谈的。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要我坦白我在男女关系上的秘密，比如和哪些女孩有过接触，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小家族”别的人又和哪些女孩谈过恋爱。后来才知道，专案组早已设计好把“小家族”搞成一个不但政治上反动而且道德败坏的典型，把我们一个个塑造成作风腐败的资产阶级的“恶少”，这样就更能引起群众的义愤。
　　我诚实地回答审讯者的提问——和哪些女孩有过接触，和谁跳过一次舞，和谁吃过一次饭，谁对我表示过好感，甚至我在心里喜欢过谁，也都一五一十地向审讯者坦白交代了。范景宇便在一旁把一个个名字记下来。这还没有完，审讯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我交代具体细节，比如我和上面说的那些女孩发展到了何种亲密程度，拥抱接吻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老实说，我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对男女关系还有一点神秘感，审讯者里又有一个女人，我还真有些腼腆和羞涩。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审问实在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亵渎和侮辱。想不到的是，几天后（9月9日）专案组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竟把这天我提到的那些女孩通通作为我几年中“戏弄”的女性排列了一个名单。
　　我的朋友们也遭到了同样的审讯，他们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也当做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汪明、田庄曾在吴祖光家里看到过一本世界名画集，便说成看了“春宫图”；把当时大家传阅的《十日谈》和印度故事里表现男女情爱的一些语言也都当成我们的“痞话”，写进了“小家族”的材料。
　　另有一次难忘的谈话，也是在深夜。范景宇和李悦之来，要我承认“小家族”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启发我交代“小家族”的政治纲领。我心惊肉跳，不停地辩白，遭到他俩的责骂：“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你的材料，我们是留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再负隅顽抗，你的那些朋友把问题都交代出来了！”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政治纲领，他们这才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检举材料，往桌上一拍：“你不是和‘小家族’的人们说十年后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由你们来取代吗？”他们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对面婴儿的哭声更使我焦躁起来，我努力回想着什么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
　　大概是在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开幕式上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去世。那些日子蔡亮和他的同学们悲痛不已，我也感触到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便和朋友们说过这样互相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写的检举材料，是怎么写的，怎么又变成十年后“小家族”要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了呢？经过专案组的改造，这句话最后就变成了“小家族”的政治纲领和我一条最大的罪状。我再也无法辩白了。

　　五．斗争会

　　我记得在1955年隔离审查期间，先后对我开过两次群众斗争大会，一次是8月12日，一次是8月23日，都是在肃反运动进入火热阶段时召开的，都在剧协机关会议室里，目的是对我施加压力，促使我彻底坦白。所以斗争会开完的当晚，专案组人员总要到我的小屋来谈话，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开展“攻心战”——把你的心理防线攻破，你就只有缴械投降了。
　　第一次被群众斗争，的确给我精神上的冲击很大。斗争会的那种气氛，群众的愤怒、辱骂、威胁，一片呼喊声包围着你，令你不能不心惊胆战，汗流满面，不敢抬头。最使我痛苦的是那一张张本来很熟悉的面孔忽然都变了样，不知道是真恨你呢还是表演给人看。他们不但憎恶你，还对着你笑，似乎你越狼狈他们就越尝到了“与人斗”的快乐。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参加我的斗争会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政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一群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对外联络局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等。二三百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被斗得晕头转向。从被范景宇带进会场后我就笔直地站在人们面前，汗流浃背，不停地回答那一个个永远也回答不清的问题：“胡风是怎样指使你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你是怎样投靠国民党的？你为什么要吹捧蒋介石？”“‘小家族’的政治计划你必须彻底坦白交代！”……我那文不对题的回答不断地被人们不满的喊声打断。我一边低头垂目，用手抹掉脸上的汗，一边继续结结巴巴地东拉西扯。
　　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副秘书长李超。他的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但我总觉得他有点故作夸张，像在演戏，他是个演员。斗争会开始时，他指着我厉声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杜高站好了，老实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会！”我就只好笔直地站着，直到斗争结束，他粗声大嗓地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也最了解我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1944年桂林举办“西南剧展”期间，那时他二十多岁，我十四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正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四队加演田汉翻译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们便于此时相识。不久，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四队的人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还有四队的舒模（作曲家，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的作者）、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过不少宣传文字。1948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演出做准备工作。1948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当时偏偏由他来主持我的斗争会。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经过文革这时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1964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的化装舞会，被人告发，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成了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附录档案原件：
　　在杜高斗争会上的一张便条
　　李超同志：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
　　岳野 即
　　杜高问题材料
　　李超 8.12

　　上面这张小便条，也是我档案里的一份材料，是8月12日那次斗争会上，电影局的岳野递给主持会议的李超的。岳野大概知道黄苗子在外贸部作为肃反重点对象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也听到外贸部有一份重要报告已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便认为黄苗子的问题可能是又一大案，将涉及吴祖光等另一大批文化人。但当时还不知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意见，所以他及时提醒李超在这个批斗会上暂不要提及黄苗子和吴祖光为好。李超接受了这个意见，凡是有人大喊要我交代和吴祖光、黄苗子等人的关系时，他都摆手制止，命令我集中交代和胡风、路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国民党的勾结。
　　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写了《楼适夷的信》一文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小字条大历史》。因为他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中发现了解释这张小字条的一个重要线索。
　　在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93页，刊载了毛泽东转发外贸部肃反情况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对外贸易部的肃反经验很有用处，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

　　批示的时间是8月11日，恰好是开我斗争会的前一天，可见岳野的消息是可靠的。可惜的是，外贸部的报告原件至今尚未发现。我猜测，极有可能肃反时就有人注意到“二流堂”的问题了，并准备从黄苗子突破。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机成熟，才揪出“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于是，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一大批人，连同我和田庄、汪明等所有的朋友，无一幸免，真正地被一网打尽了。

　　六．我的“历史罪证”

　　专案组的另一重大任务，是极力从我解放前的经历中挖掘出反革命的政治内容和线索来。在旧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虽然很早就参加了进步演剧活动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我毕竟还是少年，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自十岁在桂林参加党领导的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便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辗转流徙，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但与不少地下党员和著名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肃反时我提供了不少证明人，当时这些人都还活着，有的还担任要职，专案组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而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万万没有想到，现存的这部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他们写的材料。今天我才明白，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竟都弃之不用。
　　我的父亲李仲融，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1938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1939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编导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戏剧理论。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十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着当作家。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戴眼镜的叔叔来到我家。他是爸爸的朋友，妈妈亲切地叫他“黎和尚”。他和妈妈低声交谈了好一会儿。后来妈妈告诉我，为了减轻她的生活负担，这个“黎和尚”要把我带走，送到延安去。妈妈说我太小，不放心，没有答应。这位叔叔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黎澍。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由桂林一步步走到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这些都使我永生难忘……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但都未能成功。1947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曾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却因故未果；1948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陈奇（上海人艺著名演员，那时她已入党）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也因种种变故未能成行。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我们便利用一个国民党青年军政工队的名义在常熟演出进步话剧《小人物狂想曲》。我还为当地爱好戏剧的青年导演了曹禺的《原野》。这些青年朋友把我安置在一家小报《新生报》里，和排字工人们一起住宿。这时我结识了从上海秘密来常熟做迎接解放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牧子，通过他接上了和上海党组织的关系。
　　这段经历后来就成了专案组追查的重点。一个是青年军的政工队，一个是《新生报》，都是我无法交代清楚的，于是我成了“特嫌”。就连《新生报》上刊载的反共消息，也成了我的历史罪证。
　　使人不能不万分感慨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常熟地方的文史资料，记载了我在常熟那短短的日子里留下的痕迹，称赞我参与的演剧活动把进步的新文化带到了那个寂寞的小城市。我在《新生报》上发表的那些热情向往新中国的文字，也由当年的进步青年——如今已是老干部的朋友们——翻印出来，以纪念那难忘的岁月。
　　专案组追查我的另一罪证，是抓住我1946年写的一篇短文，说我吹捧蒋介石。
　　1946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做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却沉默着。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而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正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我相信他会如实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写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30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文革期间去世。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一书，我从这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1938年4月就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不知是专案组的人粗心大意呢还是有意为之，也不知哪位手笔，把文章题目《沉默的纪念》改成了《沉默的祈祷》，并且断章摘句地将这篇短文当做我的历史罪证编进了档案。
　　我想说，当时我只有十六岁。

　　七．徐光霄的批示和肃反结论

　　如果我的这部档案不能再现于世，我是决不会想到肃反专案组早在1956年3月就写了《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样一份材料报送到中央文化部的。而主管肃反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3月24日就在这份材料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批示：

　　杜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和“小家族”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参加伪青年军政工队，历任伪《贵阳日报》校对、《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衡阳日报》采访主任、长沙《新城日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等职，并进行过反动宣传活动。解放后，伪装进步，编造历史混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杜高思想反动，品质恶劣，积极组织小集团，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党组织和党的负责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腐蚀青年，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对以上问题虽然做了一些交代，但态度是不够老实的，拟予劳动教养。
　　　　　　　　　　徐光霄3.24/56

　　这个批示真是要置我于死地啊！——非常明确地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还要送去劳动改造。幸亏后来不知被哪个上级否定了，才没有成为我的肃反结论。但这个批示表明，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掌握了政治权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无辜者送进监狱。然而徐光霄不会料到，十年后，这种命运恰恰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他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秦城监狱。
　　徐光霄40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那时他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后来在文革中，徐光霄作为“走资派”，首当其冲地遭受残酷迫害，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劳教。粉碎“四人帮”后，他从监狱出来，不久我和罗坚也相继恢复工作回到北京。80年代初罗坚见到过他一次，他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还表示了歉意。经过监狱磨难，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不久便病逝了。

　　1956年10月，也就是我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才算有了一个说法：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然而这份肃反结论却没有收进我的档案。
　　我仍受到降两级的行政处分，罪名是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搞小圈子活动，不过总算恢复了行动自由，结束了一年多的隔离禁闭。我最先见到的朋友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经过这场人生风暴的考验后已结为夫妻，建立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一一告诉了我其他朋友的遭遇：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花灯剧团；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汪明受到降级处分，其剧作取消演出。
　　最使我难过的是蔡亮的遭遇。他被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友张自薿。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姑娘，她是蔡亮的同班同学，比蔡亮小两岁。蔡亮带她到我的住处来过一两次，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她，说她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入党了。我猜到他们正在恋爱，但我绝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每人背着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个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到车站来给他们送行。张自薿握着这两位年长同学的手，说：“这就算是我和蔡亮的婚礼，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
　　听到这里，我落泪了。一个柔弱的女孩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不屈于政治强力的压迫，不能不令人钦佩，而这一切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现代，又怎能不使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肃反结束，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
　　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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