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小学视导员.上篇

© 刘迺元／文

一

　　我从保定动身前往涞水县。先乘火车到高碑店，涞水离高碑店还有20里的汽车路。我是1955年4月底启身的，到高碑店下了火车，出站四望，一片广袤的黄土平原，见不到什么绿色。看得出春天在这里也是姗姗来迟的。
　　每天有公共汽车从高碑店开往易县，共40里路，中途经过涞水县城。汽车上午9点和下午3点各一趟。高碑店是一个繁忙的火车站，每天有十几次火车停靠，下车的旅客多数要到易县或涞水，一天两趟公共汽车是不够用的。因此有一种应运而生的载客工具，叫做“二等”，也就是自行车。
　　我12岁就会骑自行车，而且自认为技术不错，这次乘坐的“二等”却令我完全折服了。这是一种特制的自行车，车条比普通自行车的要粗两三倍，车架子也特别长，因而两轮的距离很远。车胎是特别加重的，打气很充足，像铁一样硬。后货架有普通的两倍长，便于载人载货。整个自行车恐怕有七八十斤的重量。令我奇怪的是“二等”的脚蹬与众不同，不是滚珠轴承上装两块橡胶，而是一块木板，打一个洞穿在脚蹬轴上做成的。在我好奇的询问下，那“二等”告诉我，他的车载重很大，路上尘土又多，普通的脚蹬轴很快就损坏不转了，骑车的人都懂，脚蹬轴不转就不能骑，比轮带瘪了还要糟糕。结果就有了这种因地制宜的土办法。我到高碑店时公共汽车已经开走，我便只好雇“二等”。我提着箱子扛着行李包从火车站出来，立刻被几名“二等”包围，问我到哪里去，我选了一个比较强壮的，觉得他更可靠些，然后想到他的装载量——两个人加两件行李恐怕有四五百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有些担心。
　　我问他“两大件行李加上我这个人，你拉得了吗？”这句话可能有点可笑，惹得周围一片笑声，我雇的那个人也笑了。他说：“你不是到涞水吗？放心吧，把你拉到涞水。”
　　接着他开始装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装车的方法。他先把自行车放倒，平躺在地上，从后架上解下一条结实的麻绳，把绳头固定在货架上，然后把我的行李平放在车轮上，用麻绳紧紧缠了两遭。我注意到他的车上焊着几个小铁钩，捆行李时从钩里穿过去，就牢固得多。一件行李捆完，把车翻过来，在另一面又捆一件，很快就全部捆好了。这时他就把车扶起，叫我上车。他叫我侧着坐，面向行李包，这样可以把我的脚放在上面。这时我已经十分佩服他，愿意听他摆布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让别人骑车带我。我坐在后架上，面前是我的行李包，背后是皮箱。他推着车子跑了几步，很利索地上了车，不知不觉地我们就上了路。出乎意料的是我感到比预计的稳当得多。这是一条土路，雨天被汽车轧了无数的沟，现在干了变得坚硬无比，坑洼不平，自行车根本无法通行。幸亏路两边各有一条行人踩出来的小路，有一尺来宽，比较平坦，那“二等”就顺着这条小路向前走。我坐在车后架上，看着我的“二等”在一边是坚硬的车辙、一边是一米来深的排水沟的小路上走着，感谢“司机”的高超技术，我感到十分稳当，令人放心。我不禁对他的能力表示钦佩，他却说：“我们都习惯了，夜间也能走。”我知道他说的“我们”是指“二等”而言。这时我感到，对比之下我们这些城里人实在是娇生惯养得软弱无能，而这也说明只要有必要，人类可以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潜力。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涞水县城。他解下我的行李，拿着我付的两元路费走了。两元钱在当时能买20斤白面，这是到涞水的“二等”的统一报酬。后来听当地的人说，“二等”这个名称有两重意思：一是指这种交通工具毕竟比公共汽车低一等，二是乘客坐在货架上，比骑车的人的位置低。从这个名称里我感到当地群众的幽默感，觉得这名字和这种运输工具同样可爱。
　　涞水确实小得可以，我很感谢专区招待所的那个人让我事先有了思想准备，整个县城只有两条大街，十字交叉穿过县城。县政府大院在靠近公路的一头，我就在县委门口下了车。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周围一圈瓦房，显得很干净。县政府、县委会，以及财务科、民政科等都在这里。现在我得知，普通的县下辖各局，涞水较小，所以是科。往北约100米是公安局，公安局较大，称局。路的北端有一个大院子，是教育科和农业科。我被派往教育科工作。
　　我走进教育科，立刻有一位年轻人热情地表示欢迎，他知道我姓刘，说是在等我来，并自我介绍姓阎。旁边另一个人向我说明：“这是阎副科长。”阎副科长一面和我握手，一面向房间里另外三个人介绍：“这是老刘，是大学毕业生。”“太好了！”给我介绍阎副科长的人说：“咱们有了大学生，许多文化问题都能解决了。”他的态度既诚恳又热情，使我感到我们很快会成为朋友。另外两位也是那样热情，只是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显得有些拘谨。后来我竟得了一个“大学生”的绰号。因为整个县城里只有我上过大学。这个房间就是教育科。屋子中央并列着两张三屉桌，是两个人的办公桌兼作开会用，另有四张同样的三屉桌靠墙摆着，桌旁各有一张木板单人床，其中有一张上面没有铺盖，阎副科长告诉我，这是为我准备的。知道我要来，前一天大家一起把屋子重新布置过。
　　大约除县长外，各科的办公室都同时用作宿舍。因为没有电，每张写字台上有一盏玻璃做的煤油灯，公家供应煤油。煤油灯罩必须每天擦。我喜欢干这个活，所以比别人擦得勤，天天把全室的灯罩擦一遍。全科连我共11个人，殷科长、阎副科长和另外五人家在县城里。只有四个人睡在办公室，我是其中之一。他们三个的家在村里，离县城一二十里，可以时常回家去过星期天，平时就和我一起在县政府大院食堂吃饭。炊事组长是一位诚实的老头，大家都喜欢吃他做的溜肉片。餐厅是一个很大的空房间，里面没有桌凳，人们都三三两两地把菜放在地上蹲着吃。除下雨刮风外，大家都在院里吃饭，因为外面比屋子里亮堂，地面也扫得很干净，可以把碟碗放在地上。吃饭的人只有我一个不习惯蹲着吃。幸尔那食堂的窗台还算宽绰，可以放下菜盘，我便时常站在窗前吃饭。很快，“大学生”站着吃饭的怪习惯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问我：“你怎么不蹲着吃？你站一顿饭的时间不累吗？”我说不累，相反我蹲着才觉得累。我的回答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接着人们开始注意我闭着嘴咀嚼的习惯。一次在吃饭时我看到一个人指着我说了些什么，接着有几个人望着我笑。指我的人是我们科的张科员。他走过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大家很奇怪为什么你吃饭的样子像一个没有牙的老太太。”
　　“为什么？”我问。我很不解，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饮食的姿态提过意见。
　　“谁都不像你那样吃东西”，张科员说，接着他为我示范，每嚼一下都把嘴张得很大，发出响亮的咂咂之声，然后说：“这才是男人吃饭的样子。你看看别人是否也这样！”我注意看看四周，果然都是那样嚼，四面此起彼伏地一片咂咂声，在这之前我竟没有注意到。对比之下，我咀嚼的样子是有些特殊。慢慢地我知道自己的姿态与众不同，也不放在心上，而大家也逐渐看惯，不以为怪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学会那种男人吃东西的雄姿，到底还是像一个“没牙的老太太”。
　　我很快对新环境习惯下来，我的同事们既单纯又诚恳，待我很热情，并且由衷地尊重我。我的家在北京，另外三个住在办公室的同事的家都在县城附近，时常可以回家去度假日，而我不能时常回家，所以大家都同情我。有一次翟科员请我到他家去吃晚饭，他家就在县城里。他对我说：“你不能常回家，一定很想吃家里做的饭。我买了鲜猪肉，晚上到我家去吃包饺子吧。”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吃到我到涞水以后最好吃的一顿晚饭。然而次日上午，当我对别的同事说起这件事时，刘国（就是第一天给我介绍阎副科长的）向我透露了新的信息。
　　“不该到翟科员家去吃饭”，刘国说，“翟科员家里人口多，过得很细（即节俭的意思）。张科员家里生活好，他应该请你。你等着吧”。
　　张科员就是纠正我吃饭姿式的那个人，他也住在县城里。果然，下一个周末张科员请我到他家去吃晚饭，这次的款待比翟科员的丰盛多了。我知道这是刘国从中活动的结果。但张科员一家人对我的热情和真诚使我相信，即使没有人去“提示”，他也会款待我的。
　　没有多久，我就感到我的同事们很可爱。和城市的人们不同，他们比较直率、热情、对人宽厚。那种和平和稳重的节奏令人放松，没有城里人紧张的人际关系。这是农民特有的美德。

二

　　直到50年代末，中国是处处追随苏联的，学校的许多课本是俄文译出来的。记分的方法也从原来的百分制改为苏联通用的五级制，报纸和宣传机关大肆鼓吹五级记分制的优越性，把百分制贬为落后而腐朽的东西。俄语取代了英语，甚至有人说：“俄语是无产阶级的语言，英语是资产阶级的语言。”直到1960年毛泽东宣称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这一切才被否定了。
　　我是1955年到涞水的，那还是学习苏联的热潮当中。我在教育科当“视导员”，正式名称是“小学视察指导员”，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制度。视导员的任务是督促检查全县的300多所小学的工作。教育科共五名视导员，除我们四个住在教育科的人之外还有一个姓康的，是一个老实而又腼腆的青年。除我以外，几个视导员都被称作“校长”，如刘校长、康校长。后来我得知他们原是小学校长，因为表现好调到教育科当视导员，仍旧沿用过去“校长”的称呼。只有我被称为“老刘”，这是一般的称呼，和我的年龄关系不大（当时我31岁）。教育科里级别最高的是殷科长，其次是阎副科长，下面就是张科员和翟科员。他们都是党员，具有行政权力，例如科员有权调动教师的工作地点以及奖惩。视导员只负责检查各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工作，看他们在教学、招生、征收学费、维护纪律等方面是否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保证学校的工作正常运行。因此视导员可以比作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发现了问题可以提出意见或向上汇报，却没有处理校长或教师的问题的权力。因此他们在工作或生活上有了问题都去找两位科员。我到各村小学和教师们接触以后，逐渐觉出视导员的身份显然比科员低。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重要性。
　　然而我和我的“校长”同事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因为工作本身，倒不是出于名利的考虑。我在农村亲眼看到农民需要文化，希望子女受教育。他们需要学校，需要教师，也需要我们这些人。涞水有40万人口，全县平原占10%的面积，却住着90%的人口；另外90%的面积是山区，只有全县10%的人口。解放前学校很少，文盲率很高。我到过一个山村，共40户，有一位小学教师，学校是村里特地盖的三间房，学生20多名。村长告诉我，这个村世代没有认字的，这一个班是第一代上学的人。这样的村子很多。山区的村子分散，村与村之间有的隔着山梁或山沟，孩子只能在本村上学。全县300多所小学大多数是一个班分几个年级，教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叫做“复式教学”。
　　复式教学实在是一种有趣的教学方法。教室里学生的座位分成几行，一般是四行，每行一个年级。上课以后学生各自做着前一天布置的作业。教师开始讲课，说：“四年级注意，打开算术××页！”接着就给四年级讲半节课的算术，讲完课布置了作业，就开始给另一年级讲课。就这样给各年级各讲半节课的时间，每次1/4的学生听讲，3/4的学生安静地做作业。这样讲授语文和算术，音乐和体育课是全班（也就是全校）统一上。我非常欣赏这种奇特的教学方法，而最令我赞叹的是教师的才能和学生的自觉性。但我有些怀疑复式教学的效果究竟如何。“复式教学当然不如完全小学的效果好”，刘国告诉我。完全小学简称完小，规模较大，分六个年级，学生多的各年级还不止一个班。只有大村或县、区政府所在地才有完小，小村特别是山村大多采用复式教学。“这也要看教师的工作如何”，刘国说，“有的教师不仅课上教得好，还在课外辅导学生，教学效果很好。有的复式教学的毕业生考上了中学，还有的上了大学。”我很受感动。看来几年以后我恐怕就不是涞水县惟一的大学生了。
　　几所这样的小学划归一个“中心”，由最大的村的教师担任这个中心的校长。刘国和别的视导员当初就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中心小学校长要经常到中心所辖各村去检查教学工作，通常要求每周检查两次，平原区可以骑自行车，往往每次要骑几十里至一二百里的路程。山区不能骑车，只能步行，山村之间距离几十里是常有的事，校长每周到各校去一两次要走许多山路，这种任务再加上他自己的教学工作，使得中心小学校长的工作非常辛苦。然而我见过的中心小学校长们，包括教育科里的同事们，都很愉快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从来不说苦和累。按照工作的要求，教育科的人特别是视导员，应该有80%的时间在下面，我们要巡视全县的小学，和中心小学校长巡视他们的中心一样，只是范围更大而已。我的同事们都很能走路，例如张科员和康校长就曾一天走过200里以上。有一次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只走了80里就再也走不动了。同事们很理解，就休息了，但我对自己这样没用感到惭愧。

三

　　学生入学，家长交学费，这是县教育科必须完成的任务，教育科总的负责，而具体去做还得依靠各校的校长、教师和各村的教育委员。每年年初，教育科发调查表给全县各村（也就是发给各校），调查村里有多少学龄儿童，入学率是多少，有几户困难户，有几户军烈属，有多少疯傻聋哑。调查表汇总到各区然后交县教育科。教育科下达任务，各村由教师、教育委员动员入学。成绩好的村学龄儿童入学率超过90%，全县平均在80%以上，那都是村里干部和教师长期努力的成绩。
　　令人难过的是疯傻聋哑的比例很高。有的村残疾儿童有好几个，全县的残疾率达5%，这是农民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的结果，就是这样，农民还是很愿意送孩子入学的。多数的村里开学时孩子们就到学校来了，不需要教师去动员。当时农民生活还很苦，供一两个孩子上学要全家几年的节衣缩食才能办到，由此可见农民要求文化的热情。然而困难还是有的，有的农户需要孩子在家帮助种地或干家务，有的家里有病人，有的父亲或母亲去世了，这些都造成送孩子上学的困难。这样的家庭，就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才能达到孩子上学而且坚持学习的目的。减免学费是必然的，另外还要对家长反复说明学文化的重要性，搞通父母的思想，设法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减去孩子的劳动负担，如此等等，都要教师去做细致而耐心的工作。所以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任务十分复杂而艰巨，绝不是在课堂上讲好书就完事。
　　涞水县数百名小学教师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勤恳地工作着。他们的工资不高，校长不过每月40～50元，教师则从20多元到数十元不等。农村的现款珍贵，有一点固定的收入已经比一般农户强了，因此教师们都安心工作，不以为苦。这样的人，说他们平凡而伟大，是不算过分的。依靠教师们的努力，涞水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0%，这个成绩不知凝聚着多少教师们辛勤的汗水！
　　另外，教委也是功不可没的。
　　每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里指定一名委员，负责本村的教育工作，通常称为教委。我接触过的村教委都是勤恳负责的。我们到村里检查学校工作，首先去找教委，就可以了解学校和教师工作的大致情况。教师在动员学生、征收学费、学校添置家具用品，以及修建校舍等事上都要依靠村支部和教委的帮助。一位山村教师告诉我，有一次山洪暴发，冲坏了学校和村子间的桥，教委和教师一起把学生一个个背回家去，水势凶猛，教委把学生送到对岸，自己被洪水冲走牺牲了。有一次我在六区检查学校工作（涞水县共六个区，一、二、三区是平原，四、五、六区是山区），教委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我去他家见他躺在床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泡崖了。”泡崖就是失足从山崖滚下去。我吃了一惊，问他曾否到医院。他说：“哪里能去医院！”又说：“只折了两根肋骨，躺两个月就好了。”我理解他的困难：他住的村离区公所40里路，过两道山梁，区公所有一个卫生所和一位护士，只能治治感冒、擦擦碘酒而已。要到医院得上县城，距离两百里，都要靠人抬去，开支负担不起。这可怜的人只能自己愈合了，其实是自认为愈合而已。接着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连忙说我可以找别人解决，请他安心静养。但他却一翻身爬起来穿上鞋，不容分说带我到村里，帮助我办完了事才算罢休。
　　我的同事们以及我一起工作过的教师和教委们，为了帮助农民摆脱愚昧，不顾工作的困难和微薄的收入，心甘情愿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我的不幸的祖国需要的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就是要不怕困难、脚踏实地地去工作，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人！我为跻身于这些人当中感到高兴。我在涞水两年的工作期间，不管我的地位多么低，工作条件多么艰苦，生活待遇多么差，也不管我当初到这来是多么不情愿，以及过去我遭受过多么不公平的对待，我对工作却充满了热情，并且想尽办法为这共同的崇高事业做一点事。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心情比较舒畅的两年，至今想起还是很怀念的。我为涞水的小学和民校工作展览做的摄影采访工作是最有趣的一次经历。

四

　　我在涞水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即1957年，县教育科要举办一次全县小学教育和扫盲工作成绩展览。
　　这是教育科的一件大事。解放8年了，要把扫盲和学校教育工作的成绩摆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可以叫人们知道我们的农民怎样开始摆脱无知和愚昧，鼓起人们办教育的热情和信心，并且表彰在教育和学习方面的杰出人物，使他们增加信心，使大家看到表率。说起来是很有意义而且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展览会分两部分：小学教育工作和扫盲工作。小学教育工作成绩过去展览过一次，展览的内容是小学生的成绩，包括优秀的作文、数学作业、教师做的教具等。这些东西确实很好看，小学生写的文章有的很好，给他们不识字的父母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教师们做的教具有的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山区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汽车，有的教师用废旧包装物做了汽车模型，非常逼真，看起来使人敬佩教师的热情和灵巧。这些可以具体地反映小学教育的成果。但是扫盲的胜利怎么展览，却使教育科的人们一筹莫展。解放以后农村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成绩很大，农民表现了学文化的极大热情，有的村庄文盲的比率从90%以上下降到50%，这是了不起的事情。重要的是扫盲的对象是成年人，甚至有的年逾花甲，他们全靠自觉，克服极大的困难学文化，从目不识丁提高到能看报纸和写出简单的便条和书信，这是惊人的进步。叫这些人写文章展览是办不到的，但是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却比写出作文的小学生更加动人百倍。怎样去展示他们的这种热情和精神呢？科长和同事们商量很久没有结果，最后我提出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扫盲展览的关键是表现人，表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而表现人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照片。我会拍照片，有一架照相机，我可以充当一次摄影记者，带着照相机到各处巡回采访一次，拍出一批照片，问题就解决了。我的建议立刻得到大家一致热烈的赞同。于是讨论具体的办法。
　　首先决定采访的地点。扫盲运动成绩突出的地方恰恰是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在山区。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教育科用电话和各区的教育助理（区政府主管教育的干部）联系，请他们提出各区扫盲运动中的杰出人物。结果拟定了要去采访的，都是在深山区的穷乡僻壤。越是这样的地方，人们识字的热情越高，他们扫盲胜利的事迹越能对比较富裕的地区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线路画出来了，按照走路的速度和在各地耽搁的时间计算，整个行程要一个月。同事们说这是一个苦差事，不忍叫我这个“大学生”一个人去，要派一个人陪伴我。我感谢大家的照顾，但是我两年来数次到山区下乡，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到山区走路不再是什么可怕的事。再说事先计划得很周到，到了各区都有熟人指引，不愁迷了路。我一个人可以做好这件事，不必叫谁放下工作去陪我。大家赞扬我的精神，张科员说：“咱们的‘大学生’这两年的进步真不简单！”说得大家都笑了。于是决定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去闯一下。殷科长想得更周到：当时已是农历腊月，我的行程结束正当春节来到，我可以把最后访问的地点放在四区，拍完照以后从那里过一道山岭就到了门头沟矿区，可以顺便回北京过春节。就这样商定。次日我买了12个柯达胶卷，准备好随身的衣服和用品，带着我的柯达620照相机，就步行出发了。

五

　　从涞水乘“二等”走20里路到易县，向北步行几里路到奇峰岭脚下，过了奇峰岭就是涞水五区地界。这条路走过几次，已经很熟了，这次自己单独走，滋味又不同。奇峰号称上岭10里路，下岭10里路，说起来一共20里，在平原有两小时完全可以走完，可是山路就不同。我到易县才上午9点，丝毫不敢耽搁，立刻过岭，走到北坡山脚下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下岭后有一家饭铺，是过岭的人惟一打尖（即吃东西休息）的地方，卖煮豆面丸子和炸油饼，还有白酒。这里的食品粗糙，并不好吃，但每次走到这里我总是又饥又渴，要一大碗煮丸子加一斤油饼，吃得很香。虽说是进山必经之路，毕竟地方荒僻，打尖的人并不多，不过是陆续有一两个人来往过路，坐下来吃一点东西而已。这家饭铺是一座石头房子（山区的房子主要是石头建成的），里外两间，外面有一棵槐树，靠树支着一个棚子，下面摆着桌子和条凳。冬天不刮风时，打尖的人也愿意在外面吃东西，比屋里亮堂。这时正是隆冬，那天风和日丽，并不感到冷。老槐树叶早已掉光，周围地面上都是碎石，稀稀落落有几丛枯草。此外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大山，找树林是困难的。那时易县、涞水刚刚开始绿化工作，指定地区封山育林。坐在奇峰岭脚下向远处望去，有的山梁上覆盖着一片片矮树林；当地人说，这些林子已经种了几年，有的已经成材，远望很小，其实是一片大树了。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办教育和种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政府在认真地做这两件事，感到由衷地高兴。
　　我坐在长凳上休息，一位过路的老者走来坐在我的旁边，也是来打尖的。这个人50多岁，瘦瘦的，但很精神。肩上斜背着一个褡裢，也是过奇峰岭准备进山的。奇怪的是他坐下来不买油饼和煮丸子，而是要了一杯白酒，约莫有半斤，坐在那里慢慢喝。店主人准备有客人下酒的花生米，他也不吃。这时我已经吃饱，便和他攀谈起来。他是山里六区的人，到易县卖山货回家。山货指山区三大特产——核桃、栗子、杏仁。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举着酒杯笑着说：“这不是饭吗？”然后告诉我，他每次进山打尖只喝酒，“酒是粮食的精华，比吃粮食顶用。”说着又要了一杯，前后共计喝了一斤，他说天黑以前要走80里的山路，就不会感到饿了。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食谱，感到诧异。这时店主人在一旁向我解释：这是老顾客，来这里打尖除酒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吃。他并且说，山里人很多习惯这样，并不奇怪。“一会儿走起山路你再看，别看你年轻，兴许跟不上他呢！”
　　老人喝完了酒，我也休息好了，便背起东西一同上路。一开始和他一起边谈边走，还算自如；走过二三十里，离我要去的村还有十几里路，老人加快了步伐，说他还有50里的路程，要在天黑前赶到，必须加紧了。我看看表，已是近3点钟，山区天黑得早，冬季天更短，果然要抓紧了。然而这时我的体力已是强弩之末，想跟上他是不可能的，只好承认自己累了，要坐下来歇一歇。老人笑笑说：“你是城里人，能走这点路就不善了。你歇歇吧，我先走了。”说着从容快速走去，转眼就过了山坡不见了。我才想起店主人的话，果然是经验之谈。论起走路，我早已承认自己不行，所以倒没有觉得丢脸。只是和这老人的遇合愈加使我感到山区特有的神秘色彩。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