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右派分子.上篇

© 刘迺元／文

一

　　与“社会主义高潮”同时，50年代中期也涌现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出以后，引出一片要求民主的呼声。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变化，接着就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谁都不知道这些事和中国的百花齐放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估计总不是完全偶然的。
　　双百方针宣布不久，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提出脑力劳动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指出，解放前的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有的学非所用，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各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我真像天降福音！我听了以后不禁充满感激之情。我听说像我这样不能发挥专长的解放前的大学生大有人在，这是解放初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随着形势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展，国家有能力也有必要腾出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我长期压抑的愿望和理想重新升起。我想，7年以前我之所以决定留在祖国是出于为祖国服务的热忱，现在这种热忱要得以施展了。我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记忆犹新，但是现在想到，那是因为国家初建，一切尚未巩固，对于我这样一个背景不明的人，过多地警惕些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能为国效力于愿已足，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化冰总是比冻冰快。总理的讲话刚刚公布，各大城市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叫做“招聘委员会”，负责接待要求解决归口问题的知识分子。北京的招聘委员会设在中山公园内。我的工作问题早就是全家的一个思想包袱，因此周总理讲话公布以后，父亲很快行动起来，找出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和其他证件去到招聘委员会。事后父亲写信到涞水告诉我，接待的人很热情，那办公室外挤满了要求解决问题的人们。我的事做了登记，留下证件，告诉父亲回家等待通知。
　　我并没有等很久。招聘委员会还没有任何答复，我却收到新华通讯社的通知，叫我到新华社干部处去应试，准备做翻译工作。这是因为老朋友老江推荐了我。他是继两年前推荐我失败以后再次为我努力，为此我对他十分感谢。我不敢耽搁，立刻回北京到新华社干部处。接待我的仍旧是那个老刘。他像两年前一样地再次考试了我的英语，再次表示满意，也再次告诉我回去等候通知。我回到涞水以后不久，就接到新华社的调动通知，叫我立刻报到上班。仅仅两年的时间，形势变化多么大！两年前像魔鬼一样跟着我的“档案问题”如今竟好像神秘地消失了。我的新单位两年前被我的档案吓跑，今天却对此毫不介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然而这个谜不是我能解得开的，更重要的是我得到工作了，问题解决了，也就不甚希望追究这个谜底了。
　　这时我要和涞水的同事们告别了。两年来的经历是特殊的，有益的，也是值得回味的。当初来时不仅不情愿，简直认为是屈辱。两年多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使我对这个偏僻地区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城市里人们之间的感情很不一样。现在要离开了，而且看来再见的机会不多了，我心里觉得真是有些难过。然而我的同事们却处之泰然。我临行前科长召集全科座谈会为我送行，大家说些惜别的话。刘国说：“我早就知道老刘呆不长。他的水平太高，在这里不合适。浅水养不住大鱼。”我看出别人都有同感，刘国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农村朋友们的可爱。

二

　　我于1957年4月被调到新华通讯社。当时我33岁。1957年，解放后第八个年头，我终于得到了发挥我的特长的工作。这是我从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天起就渴望实现的梦想，然而八年来却被无情地关在机会的大门外。在我已经万念俱灰之际，却意外地沐浴着早晨明媚的阳光，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台历上写下一句话：“1957年，我重新开始真正生活的一年！”称得上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事实证明我是大错特错了。这一年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幸运，而且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至今只要听到或看到1957这个数字，我的心都要颤抖。
　　我被分配在翻译部英文组工作，每天和几十名翻译人员一起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译成中文，供《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用。这些通讯社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我做过用英文写稿的新闻记者，对于英文电稿很熟悉，做这种翻译工作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不久翻译部的人们就知道我英文水平比较高。实际上我是能够做比这难得多的工作的，例如英文改稿员。到很久以后我方得知，领导层在怎样使用我的问题上是有过争议的。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姓董，是很有水平而且正直的人，当时在翻译部担任较高的职务。他见我英文很好，在翻译部不能发挥作用，曾建议把我调到国际部或对外部去改英文稿。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我“历史不清楚”，“政治上不可靠”。说实在的，我只认为汉译英、英译汉之间，或翻译和改稿之间只能有难度和业务水平不同，并没有政治上可靠与否的不同。我逐渐发觉，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就只能做他不擅长的工作，或者做能力不及他的人所做的工作。我自己八年来的经历和“招聘委员会”门外成群的要求换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使用人才的荒谬原则危害之广。
　　然而我在这么多年企盼、请求、失败之后，终于做上了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已经是不胜欣喜，至于还应当怎样调整才算完全合理，暂时还无遑顾及。再说，即便领导层中有人极为通情达理，想要对我的分配加以调整，他也没有这样的时间。不久全国就被一场风暴卷得是非颠倒，天翻地覆，什么合理化的事也做不成了。不要说工作的调动，连增加一点工资都没有来得及。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2元，只有组内平均工资的一半，发工资时大家发现了都为我不平。记得刘组长（一个正直的人）对我说过，领导已经决定为我调整，要我安心等待。孰料没有过多久，连刘组长本人也被迫对我进行违心的批判，调工资只能算是天方夜谭了。而为我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仗义执言的董君，自己也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了职，更谈不上为我张罗什么了。

三

　　随着双百方针的公布，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整的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按照惯例，运动开始由社长在大礼堂向全社人员作动员报告。他强调这次运动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一切政治运动都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要求大家直率地、开诚布公地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
　　随之就是上午办公、下午停工搞运动，方式是在办公室开座谈会。我在英文三组，全组10余人，有1/3是女同志。整风座谈会开始阶段很不热烈。每天下午上班后，大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刘组长说：“同志们，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顿工作作风，去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大家提吧。”担任记录的女同志早就把纸笔准备好。组长又问了一句：“哪位同志有意见？提吧。”还是没有人说话。静了好久，有人说，最近伙食价钱贵质量差，有贪污的嫌疑。接着又是冷场。很久以后，第二个打破沉寂的人对夜班的安排不够合理提了几句，然后又冷场。大家耐心等到下班铃响，才起身离开办公室。分手时相视一笑，意思是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然而领导上不允许这样拖下去。社长动员以后，接着各部的主任动员，然后由部的总支书记找每个人个别谈话，从党团员开始。会上有人批评社里的高级干部，于是大家的热情上升了。例如有一位部主任被指责挪用公款供夫人出国，这引出一串所谓“夫人问题”。批评的对象地位愈来愈高，直到有人提出社长渎职和失职的问题。形势开始变了，发言的人多起来了。“运动初步展开了”，当时那个阶段领导常常这样说。

四

　　组里只有我一个人迄今没有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原因首先是我刚刚调来，人生地疏，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何况新华社调我来，使我得以用上了自己的专长，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意见！其次，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共产党有什么错处，以及怎样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整风会开过两周，组内同事都发言好几次了，惟独我一句话没有说过。
　　一次散会以后组长问我：“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说了上面的原因。
　　他说：“发言不必限于社内的问题。只要和整风的目的一致，不论什么问题，也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提。比方说，你的英文这么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使用，这就是问题，它说明党的工作作风上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番话提醒了我，我想起过去八年来不合理的遭遇，想起了自己长期的失望和压抑。这当然是有关方面在用人方面的不当。问题可能牵涉到人事制度本身，以致于造成人事部门处理问题任意而行，不顾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可以算是官僚主义吧！
　　次日，1957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作了第一次发言，回顾了我在美国通讯社工作的经历，我的报效祖国的愿望，我效力的请求如何遭到无情的拒绝，我怎样盲目地自己找工作而遭到愚弄，后来又在农村做了两年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最后我说：“感谢新华社把我调来，我才在八年来第一次使用了自己的专长。我感到很幸福。”这时我激动起来：“这点幸福是多少年不公平的对待以后才来到的。很高兴我有机会吐吐苦水。”
　　我发言时听到同事们不时发出惊愕和不平的声音。我接着发言，说出了久已埋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的话。“我作过两年美国记者，这不假”，我说，“但是我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写过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没有作过于解放战争不利的报道。不应该在档案里加上对我怀疑和歧视的东西。”我还追述1951年我在镇反运动中，把自己作记者所发的全部电稿的存底和刊登我的稿子的剪报统统上交给坦克学校领导，以便帮助组织了解我的全部活动。“那些材料是英文的”，我说，“但是领导可以组织力量把它们译出来，这应该不困难。假如领导上认真审查了这些材料，对我的怀疑就可以解决。我很怀疑这些东西组织上研究了没有，而这是不公正的。”
　　一位同事说：“这是不公正的。”另一位说：“老刘真倒霉。”
　　我最后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但如果反映我们政府的人事工作上的缺点，就是个重要问题，因为那样受影响的就不止我一人了。”我又说：“因此我建议以后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允许人们自己找工作。”
　　我是组内第一个人在发言后引起听众的一致赞许，甚至一片掌声，我讲完以后，好几位同事走过来和我握手，表示同情我过去的遭遇，同时祝贺我调到新华社。这时一位女同事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的关于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次日上午，部党总支书记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下，对我说：“我看了你们组的座谈会记录，你的意见提得很好。过去对你的使用是我们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我理解他说的“我们”指共产党而言。“你谈出党的错误是对的，这表明你爱共产党。我们希望你继续这样做。”我表示感谢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很受感动：从来没有党的书记如此友好而且诚恳地对待我，甚至承认我爱共产党。然而对我的礼遇这刚刚是开始。
　　过了几天，吴社长找我和几位地位相似的到他的办公室面谈。从动员报告以后，社长不断分批接见各部门的人，了解大家鸣放的情况并继续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我们走进四楼一间宽敞的社长办公室，吴社长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工作部门，然后对我们说，大家必须进一步了解这次运动的意义。他说：“党要求所有的人帮助党改进工作，邀请大家批评党的缺点和错误。一切真心爱护共产党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党才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加强大。共产党没有私心，不害怕批评、善意的批评。任何别的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社长下面的话我至今不忘，因为这些话不仅在措辞上而且在内容上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这次运动对党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考验。党从批评中获益，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伟大。每一个人对党的态度也将受到考验。如果你真正爱护党，真地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你就会毫无保留地发言。发言愈直率，对党的缺点批评愈尖锐，就愈能表明忠于党。”
　　吴社长强调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即死抱住个人主义立场，还是转到无产阶级的、党的立场的问题。无产阶级无所畏惧，所以敢于直言不讳。个人主义者害怕失去个人利益，所以不敢完全坦率。因此这次运动是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一次考验。”
　　社长的谈话就是这些。他的话使我沉思：我害怕什么吗？我自认为没有。共产党看来是在诚恳地征求意见。社长关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话特别打动了我，使我想起自己在革命大学时的启蒙教育要求“改变感情”。我觉得自己又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又必须从头学起了。一个执政党竟然邀请人们对自己进行批评，这是多么无私，多么崇高！祖国是伟大的，这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人人应该跟上时代的要求，包括我在内！
　　我初到新华社，确实对这里提不出什么意见。但过去几年我亲眼目睹不少情况，感到实在是有些问题。我的不幸的遭遇表明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应该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我如果真地爱国，就应该直率地告诉自己的政府哪里存在问题，使它得到改进，使祖国更加富强！
　　我是新华社全体人员中动起来最晚的人。现在运动开展将近一个月，整个新华社大院要求整顿，热火朝天。整风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愈来愈尖锐，有人把意见写下来贴在走廊的报框里，让自己办公室以外的人都能看见，这叫做小字报。过了不久院里出现了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如浪潮一样席卷全社，所有建筑物墙壁上都贴满了，后来只好把新大字报盖在旧的上面。这时全国响遍要求改革、要求扩大言论自由和开放管理体制的呼声。最活跃的是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界和党外人士。报纸大量刊载鸣放意见，内容愈来愈尖锐，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内容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认为作者表达了先进思潮，对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启蒙。文章对我的震动超过报纸上连日刊载的所有鸣放文章，作者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比我的更全面、深刻得多。当时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加了通栏标题。这表明文章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准，至少是默许。
　　这就是1957年5月中旬到下旬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点燃了我久已黯淡的爱国热情。我不仅在会上畅所欲言，而且发表小字报评论社会和政治。我要对党敞开心扉，告诉党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就能使国家更加富强。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和党这样亲近，我就像对亲人一样，像对母亲一样细诉心曲。然而正当我陶醉在这彻底交心的妙境时，竟然风云突变，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子，多少热情的面孔变得陌生了，认不出来了，我自认为是诚恳地向党进言被指责为对党的反革命的恶意攻击，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并且险些为此送掉了性命。
　　我受处分以后，一开始很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有的人想得比我多但是一句也不说，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倒霉的主要根源在于我的出身历史，而不完全在于说了什么。换言之，即使整风时期我一言不发，恐怕也难逃挨整的恶运。古语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五

　　我于1957年5月下旬发表我的惟一的一张小字报，贴在翻译部甬道的墙上。这篇文章不仅得到我的同室的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连其他部门如参编组、选报组的人都纷纷到办公室来看我，许多人说这篇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然，后来风云突变以后，对它的评价就面目全非了。
　　这篇小字报原文如下：

　　从“冷漠”谈起

　　参加革命以来曾经历数次工作调动。每在一个单位一段时间以后，人熟了，觉得那是我的家。调走时舍不得分手，觉得牵肠挂肚的。“以后常写信啊！”这是临别时照例的互相嘱托。我是认真写信的，可惜没有回信，渐渐地由于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熟悉了新事物，认识了新朋友，旧同事便互相淡忘了。后来又调到别处，又是临别的互相嘱托，接着又是互相淡忘。大家变得不甚关心人，只关心工作了。
　　近来的变化还不止此。人们为了不犯错误，变得愈来愈谨慎。谨慎当然是好事，但过分的谨慎就产生副作用。我有一个朋友，称得起是不犯错误的典范：他不冒失，不发脾气，不走错步子，不站错立场。他的优点是无可辩驳的。但他也有缺点：他不激动，不发怒，不热情，对恶人不义愤，对弱者不怜悯。看啊，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消极的，都冠上一个“不”字，可怕的“不”字！
　　记得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有两种演讲者。一种讲得辞藻华丽优美，听众听过之后都说：“嘿，讲得多好啊！”但他走开以后谁也记不得他讲了些什么。另一种演讲者则不同，他讲的时候听众有的热烈鼓掌，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欢呼，有的怒骂，有的沉默，有的痛哭。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演讲者是后一种，不是前一种。
　　反过来看看我们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后一种演讲者愈来愈少，而前一种却源源而来。我们慢慢变得不会犯错误，也慢慢变得不会爱，不会恨，也不会想了。
　　中国人民的祖先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国文化。
　　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留给我们这笔改造世界的精神财富。
　　然而举目四望，随处可见上述我的朋友的同样人物，他们的情感淡薄，冷漠无情。这是一种传染性的冷漠。我们的祖先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后代；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弟子。
　　历次政治运动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政治运动多了，就一点点地冲淡了我们的热情，磨光了我们的棱角，浇灭了我们的火焰。旧时北京的纨绔子弟喜欢养蝈蝈，冬天养在特别的葫芦里。这种葫芦小时就装在专门雕刻的模子里，模子刻成什么样子葫芦就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在模子里生长的蝈蝈葫芦，可怜他们根本就没有棱角，也就谈不到磨不磨了。
　　我想起鲁迅的话：“救救孩子！……”

六

　　上面讲过，领导上肯定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且鼓励我继续提意见，提得愈多、愈尖锐愈好。于是在以后的整风座谈会上我继续给党提意见，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个人得失的问题。我想到就说，并没有书面记录。感谢作记录的女同志和后来批判我的人，他们把我在一周左右的发言加以记录整理，以供批判之用。这对我回忆自己40年前说的话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不被划成右派，是记不了这样清楚的。总起说来，我在整风期间鸣放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中国应该给人以更大的说话的自由，应该有更多的民主。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为主张节育而获罪是不应该的。中国解放前有4.5亿人，解放八年增加到现在的6.5亿，照这样下去不得了。马寅初的意见是对的。
　　第二，应该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乱押人、打人、捕人的现象不少，这是侵犯公民权。
　　第三，解放后许多文化科技机构的领导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会打游击战的指挥员不一定能领导一个科研机构。建议这些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由外行变为内行。实在不称职的予以撤换。
　　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不懂政治。只是对国家很关心，才能讲出这些话。我从小关心国家的安危祸福，这是国家多难的结果。在童年的记忆中，长辈们总是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比愤怒，那时人民是绝不可能向政府提意见的，更不用说是批评。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是因为深信党和政府会采纳这些建议，或至少能够予以考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因此而招来大祸，为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把一生1/3的岁月消耗在劳改农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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