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迺元：团河农场.下篇

© 刘迺元／文

六

　　劳改单位不搞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没有革命的资格，这是合乎逻辑的。团河农场没有像外面那样闹得天翻地覆，我们还是正常生活，正常劳动，没有派别斗争，没有打砸抢，一切还是在公安局的有力控制之下。但我们还是经受了文革的风暴：1966年文革以来，我们这些教养分子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队长们忙着审查教养分子几年来的表现，政治背景不好或表现不好的人被挑出来，叫做“反改造分子”。反改造分子有二三十人，占全队1/4多些。从此在叫做俱乐部的一间大房间里开会批判。每天晚饭后俱乐部就响起口号声，被批判的反改造分子站在前面，充当被批判的“反革命分子”，别人则扮演忠于毛主席的角色。批判者选表现较好而又能写批判稿的人担任。对这种活动大家都很熟悉，做起来毫无困难。批判会不断开下去，有的人被批判以后不久便受命变成批判者。
　　有一次我因为闲谈说话不慎，差点惹起大麻烦。几个人在地里干活时谈起当时队长安排的批判活动。有人说他很讨厌那种借批判之机揭发别人，进行报复，或者伤害别人表现自己的做法。我甚表同意，说：“我们这里有的人像笼子里的野兽，被人关起来还互相咬个不停。”说完几个人轰然一笑，我就完全忘掉了这件事。过了几个月做年终总结，这是每年的例行公事，每人写个总结说说自己一年来的表现，在组内通过。有点像当年革命大学搞的那套，但不像那样具有严重的后果。除发生严重问题外，一般都通过完事。这年总结时，我读完我的总结，组内刚要通过，“下组”的于指导员突然发了话：“刘迺元有一次把你们大家比作动物园里的野兽，这种说法有问题。必须好好检讨自己的思想，做出深刻的检查。”我吃了一惊，话是我说的，无可推脱，只好承认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得不好，今后注意改正。还好，于指导员没有深究，这件事就过去了。但从此我得了一次教训：愉快地闲谈时要警惕告密者。
　　有时难友之间的矛盾会十分严重，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据说是要“破四旧”；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队部下令全体人员上交全部旧书，我们当然立即照办，因为谁想在劳改农场藏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天天读”没有开始以前，我们收工以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可以读读书，所以我请三哥探视时把我的英文书送来几本，有《莎士比亚全集》、《易卜生戏剧集》、《爱仑坡集》、《契诃夫短篇故事集》，另一些欧洲作家作品的英译本，还有一本韦氏英文辞典。这些是我在大学用的书，有些部分没有读过，正好趁此劳动之余读一读。这些书连同一本旧日记也一并上缴。这一切我上缴得极为主动而迅速，没有丝毫的迟疑或勉强的成份；性命都旦夕难保，这些身外之物我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教养队里有书的决不止我一人。收缴上来的书数量很庞大。队里特地指定几个人把它们分类登记。因我懂英语，所以受命参加这项工作。书装满了半间屋子，总数有几千册。其中数百册英文原版书上有一个名章，主人姓邢，据说是国际书店的，也教过英文。这些书都是好版本，有的是绝版。看得出他很爱书，这些宝贝落到如此下场他不定有多心疼！和他相比，我的损失就微不足道了。我又想，他是个傻瓜；把这批财富带到劳改农场来做什么！留在家里就没事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想得不对，因为我的大部分书倒是留在家里，不及邢某的多，也有二三百本，文革到来后毁得一页不剩。不论放在家里或别的什么地方，革命的烈火是什么也留不下的。
　　我们四个整理书的人对这些“旧文化”很负责任。把它们分类、登记，然后整整齐齐地摞在墙边。其实这些书的前途未卜，总之大概是再难见到了。我们不过是对这些智慧的结晶最后尽一点心意。不久全部没收的旧书就被都拉走了。过了很久我才得知它们悲惨的命运。
　　收书过程中发生了一位难友自杀未遂的事，震动了大家。这个人姓敖，和我不同组。他写了一些东西，手稿被队长搜去，要开小组会批他。他跑到一棵树下用绳拴在树枝上，准备上吊，被一位姓刘的难友救下。我没有同敖讲过话，但他那沉默寡言的特点早就引起我的注意。刘和敖很接近，在我的询问下，他对我讲了敖的一些情况。
　　与没收旧书同时，队长命令我们把手中存放的手稿和文字一律上交，不论是谁写的。我交旧日记就是遵命行事的。敖自己在收工以后总写一些东西，而且持续了很久。他从来不给别人看，但大家都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有人报告给队长，敖的手稿被没收了。稿子很长，队长宣布敖在写“反动小说”。除毛泽东著作外，一切文稿都是反动的，何况是一个教养中的右派偷偷写出来的！没收文稿的次日就开过一次批判会，第三天准备继续开，敖自杀未遂，队长大概不想逼出人命，也就不再开会。但稿子是永远没收了。
　　刘告诉我：“谁都没有看过敖的作品，他也不肯告诉别人内容是什么。我从批判会的发言听出，他写的是爱情故事，大概是他自己的往事。”关于敖的事，刘只晓得这么多，别的也无从得知，于是只好作罢。我们继续干活，革命继续汹涌，敖也活了下来。直到四年以后，到1970年，我同敖熟识了，才慢慢得知他的经历。他的命运是悲惨的，到头来又很奇特地同我的命运连在一起。

七

　　像在“大跃进”中一样，队长们经常告诉我们，全国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我们这些教养分子无论在思想觉悟或对革命的贡献上比革命群众落后很远，我们应当感谢毛主席的领导给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形势。当然啦，我们还应感谢队长们随时带给我们这样令人鼓舞的消息。最近指导员告诉我们，每天学一次毛主席著作是不够的，外面革命群众每天又多了两件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先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齐声朗诵一则毛主席语录，再齐呼三声“毛主席万岁”，然后解散，这叫做“早请示”。晚上就寝之前照样做一遍，除朗诵另一则语录外其他相同，这叫做“晚汇报”。教养队1967年开始搞“早请示，晚汇报”，持续了一年左右，整个教养队响彻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一派浓厚的宗教气息。清真寺里朗诵《古兰经》的声音也许都不及这样响亮。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做法不仅奇怪，而且无法理解何以竟能搞得这样普遍，时间这样长久。但当时一切都做得那样自然，谁要是不做就不仅特殊而且胆大包天了。于指导员和队长们的虔诚不仅令人生畏，而且简直具有传染性，弄得我们也感到虔诚起来。
　　打电话的方式也改变了。拿起听筒听第一句话不是“喂”，而是“毛主席万岁！”对方照样说一句，然后对话。不久又有所发展，打电话者先说一则毛主席语录，接电话者则说另一条语录，像这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组织起来！”
　　语录较长时，打电话者朗诵前一半，留下后一半给对方。像这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说的话说完以后不说“再见”，双方都说一遍“毛主席万岁！”然后挂机。这一点保持下去没有改变。慢慢地人们对这种新礼仪愈来愈熟练，对毛主席语录更是倒背如流，打电话双方背诵起语录已经达到不受拘限、自由发挥的境地。例如一个说：“为人民服务！”另一个就说：“完全彻底！”于是这就成为打电话最常用的语言。然而如果粗心大意，也会变得荒唐可笑。华北农村的干部们有时喜欢开玩笑，一见面彼此先对骂一通然后谈正事，越是熟人骂得越丑。像这样：
　　“王八日的，你不是我儿子吗？”
　　“你个龟孙子，你还活着呢？”
　　一次，一位农村干部给一位很熟的朋友打电话，因为太熟了，也就忘了新近才学会的革命礼仪，而是随口说了一句传统的幽默。接电话的人没有想到是谁打来的，很自然地回答了常用的语录的后一半，结果变成下面的对话：
　　“你不是我儿子吗？”
　　“完全彻底！”
　　因为伟大领袖反对右派，所以“左”逐渐变成“革命”的同义词，而“右”就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词。随着革命群众情绪的高涨，人们对“右”字产生反感，甚至避讳这个字。这使带队上工的队长为了难。过去每天出工时在门前站成两排，队长整队，喊“向右转”，然后走向目的地。随着左倾之风日甚，有几位难友谈起队长的口令，有人提出“向右转”听起来不太好，不知队长曾否觉察。另一个说：“咱们等着瞧吧，说不定要有改变。”
　　事有凑巧，就在我们谈论的次日早晨，队长果然改变了带队的方法。整队以后他喊：“向左转！”队伍向左转了，却面向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接着他喊：“向左转！”接着又一个“向左转！”队伍终于朝向目的地了。结果是过去一个口令就够了，现在却用了三个口令。队里不少人偷着笑。队长大概觉出这方法有些荒谬，几天以后又改进了一步。他把整队时大家面向东站改为面向西，他自己则面向东。这样一来，整好队伍以后喊一声“向左转，齐步走”方向就对了。但是这个聪明的革新也没有实施很久，因为后来发现，假如队伍只能“左转弯”，就很难走到目的地。

八

　　对毛主席的尊崇到了极点，就不允许任何人对毛主席有任何不敬之处。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对毛主席的尊敬愈来愈高，对于不敬的监视就愈来愈严，不敬的人的遭遇也就愈来愈惨。其实大多数“侮辱”案件不过是由于粗心大意而已。有一个女生在军垦兵团一向表现很积极，颇受重视，一次被人发现她垫鞋底用的报纸上有毛主席像，立刻开了她的批判会。她为此还受了处分，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农民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漏了一个“不”字，变成“你不打它就倒”，结果挨了一顿痛打，几乎送了命。当然，假如他的祖父不是地主也许会好些。在那争着表现忠于毛主席的年代，提倡互相监督，互相窥探，提倡揭发问题，提倡大胆怀疑，“没有证据也可以揭发”。结果所谓“揭发检举”这类问题往往变成个人报复的有效手段，大部分的揭发检举是夸大、歪曲的，有的完全是捏造的。
　　我们组有一个姓郭的，是钢铁学院的学生，教养以后非常怀念学校生活，情绪不好，特别对“靠拢政府”的人看不顺眼。一次和于指导员喜欢的小个子姓董的吵起来，并且动了拳头，使董怀恨在心。一次晚间“天天读”时，郭照例半睡半醒地坐在那里熬时间，手里拿着个翻转了的空纸烟盒，用圆珠笔在上面随意乱写，边写边打瞌睡。到点名时把这个纸片随手一丢，点名以后一头倒下睡着了。
　　次日上午我正在地里干活，忽然于指导员走过来坐在田埂上，叫我过去坐在他的身边。他给我看一张硬纸片，上面有几个用圆珠笔写的字。
　　“不要念出来！”我刚刚要读出那几个字，他大喝一声制止了我：“这是反动标语。你要是读出来，和写标语的人同罪！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低头仔细看了一下手中的东西。那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纸烟盒，展开后成一纸片。正面是红的，翻过来是白的，上头写着四个字。右上角是“轧”字，很大；下面靠中央是“毛泽东”三个字，这三个字比“轧”字小，三个字摆得很匀，离“轧”字比较远。可以明显看出这四个字不是一次写的，不能读成对毛主席心怀叵测的一句话。但是，整个纸片上只有这几个字，如果一定要说成是反动标语，写字的人也确实难以辩解。
　　于指导员对我说：“你是学习组长，组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应该首先汇报。这是董汇报的，你应该向董学习。”我是学习组长，负责组里学《毛选》学《人民日报》，但我不喜欢汇报别人，更反对给人家捏造。这时我已经知道这是郭写的，因为我看到他在学习时拿着笔往一张纸片上写什么。第一个字是“轧”，大概是他想到自己学的专业轧钢。至于“毛泽东”三字何以出现，我无法解释，但可以肯定与“轧”字无关。再说，如果想骂一骂泄愤，没有哪一个傻瓜会把话写在一张废纸片上。这些想法我不敢向指导员讲。我刚说了一句：“看样子不像一次写的。”指导员立刻眯起眼睛看着我问道：“哦，你怎么知道的？”见势不妙，我只好闭口不言。我看出这事的严重性。
　　指导员命我立刻在组内开会批判郭“书写反动口号，侮辱伟大领袖”。我是学习组长，当然只得遵命照办。这时大家对这种例行公事已经烂熟，开会是不在话下。不过这次批判的对象不是郭一个人，还有一个姓王的“同谋”。王没有写什么东西，他的错误是同情罪犯。由于习惯在“天天读”时打瞌睡，王的绰号是“王大睡”。他也讨厌董，不久前一拳打青了董的一只眼睛。那天晚上董拾起郭丢在地上的纸片，准备去汇报，被王看见。他对董说：“这是无意中胡写的，你不要拿它去做文章！你要是敢报告，小心我封了你另一只眼睛！”董已经决心借机报复，王的威胁不仅无效，反倒自投罗网，使董来了个一箭双雕。他同时汇报了两名罪犯，一个“书写侮辱伟大领袖的反动口号”，一个“阻挠积极分子靠拢政府”。
　　从当晚的“天天读”开始，小组开会批判郭、王二人。全组坐在面对面的两条炕上，被批判者站在当中的地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按照惯例，第一批发言者历数两个人的恶劣表现和反动言行，表明他们非受批判不可。接着发言的揭发他们在这之前说和做了些什么，他们的“原始罪错”（即被教养理由）有哪些，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有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接受过哪些反动影响，等等。对他们从思想上、历史上和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最终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时要求被批判者态度老实，彻底交代，不要辜负大家的热情帮助。但是可惜在这类会上的被批判者很少老实的，这就激起大家的愤怒，接着批判会就变成斗争会。我对这套程序是极为熟悉的。开这两个人的会，由于“问题性质严重”，一开始就是斗争多于批判。第一批发言者讲完以后，积极分子就开始质问被批判者。这样的积极分子总是很现成的，这次的积极分子主要是董小个子。董站在两个罪犯的对面，满脸愤怒，但掩不住胜利的喜悦。
　　董：“郭，你老实交代，为什么要写那反动口号？”
　　郭：“那不是口号，甚至根本不是一句话。”
　　董：“当然是一句话。你想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郭：“我没有这个意思。那是我无意胡写的。我想到我学的轧钢，所以写了一个‘轧’字。后来听到大家说毛泽东，就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四个字不是一次写出来的。”
　　董：“你胡说！”
　　郭：“我说的是实话。”
　　董：“你不老实！”说着董抄起一只塑料拖鞋，左右开弓抽郭的耳光，抽一下骂一句：“叫你不老实！”接着他以同样方式质问了王大睡，王的回答也同样被认为不老实，所以也受了左右开弓“四鞋底”。两名被告静静地挨打，一动也不敢动，听任董小个子尽量发泄自己的革命义愤。两个人都懂得，董小个子的后台惹不起，企图反抗是自找麻烦。体罚完毕，董小个子带着大家喊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点名时间会议结束，全体人员洋溢着革命义愤，两名被告像屠宰场的绵羊一样驯顺，两个人的脸都被塑料拖鞋打成灰色。这时大家都听说过红卫兵打人的事，董小个子不过是率先模仿了红卫兵的行动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家对董小个子的有利地位和两名被告的不利地位看得很清楚，董小个子和他的两名牺牲品也对这些看得很清楚，然而戏还是必须演下去。
　　次日上午，董得到队长的批准，对郭、王两个人宣布，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从此不许吃白面，只许吃窝头。小组批斗会又继续开了几个晚上，继续“帮助”两名反革命分子，但两个人都不老实，不能认识罪错的真正根源，所以小组会暂停。队里暂时安静了几天。这时队部又规定郭、王两个反革命分子要被孤立，谁都不许理他们，像右派分子在工作单位时一样。最后指导员决定全中队开会批斗。
　　那一天我感冒发烧，在宿舍休息。晚上收工以后全中队在俱乐部（就是用来开中队大会的空屋子）集合。我躺在床上，看到董冲进来说：“大刘快起来！斗争郭和王！”我见事情来头不对，最好躲开。幸尔我还有一天的病假条，有了病假条不仅可以不劳动，也可以不参加学习，批斗会是学习，因此我有理由不去。我对董说我不舒服，不能参加。他匆匆而去。几分钟以后俱乐部就传来齐声朗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接着是中队长盖瘸子讲话。他的声音很高，我住的屋子相距20多米也听得清楚。他喊：“反革命分子想要谋害毛主席，他们打了我们的积极分子。反革命分子动手了！我们怎么办？”大家乱喊：“我们要还手！”听得出盖瘸子讲话简直是在煽动打人。果然，过了一会俱乐部里就乱起来。喊声、骂声、撕打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没有几分钟，嘭的一声，有人打破了俱乐部的灯泡。那是屋子里惟一的一盏灯，顿时俱乐部变成一片黑暗，混乱还在继续，又十几分钟才结束。
　　组里的人押着两个罪犯回来了。两个人似乎走不动，每人两旁有两名组员搀着回来的。两个人光着上身，棉袄披在肩上，身上、脸颊上全是土，全身发抖，喘成一团。看得出是经过一场野蛮的拷打。
　　后来我得知，这次打人事件是盖瘸子一手导演的。他以虐待犯人出名，手下有一帮打手，都是社会上的流氓、恶棍和杀人犯，加上右派队里几个头脑简单的青年。很可能盖瘸子早就叫这些人磨拳擦掌，他自己讲了几句立刻退场，就等于动手的讯号。那些刽子手先叫两名被告脱光衣服，这在11月的团河农场已经够残忍的了。接着就一拥而上，对两个不敢抵抗的人拳脚交加，还有使用棍棒的。两个人赤身裸体躺在地上，就被人残忍地踢得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有一个打手的木棒举得太高打碎了灯泡，刑场变成一片黑暗，但野蛮的踢打并没有停止。约半个小时以后，两个受刑者已经不再叫，刽子手们依然情绪高涨，踢打着两个滚成灰土颜色的赤裸的身体。这时盖瘸子重新出现。他是有经验的，大概是认为够了火候，应该结束了。他命令暂停，并且说：“叫他们喊毛主席万岁，就不再打。”两个人听到以后，把护着头部的手拿开一只，想要举又举不起，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毛主席万岁！”于是被放起来穿上裤子。一次热烈的“治病救人”到此暂告结束。两个“病人”经过“治疗”，休息了一夜，次日倒还不大看得出“治疗”的痕迹。两个人可以正常走路，领了窝头吃得很香，但也看不出政治觉悟有什么明显的提高。
　　出乎我意料之外，次日我看见一个人头上缠着纱布，上面有血迹。他姓史，与本案无关。询问之下他告诉我，在俱乐部斗争郭、王二人，当开始混乱，灯泡被打破以后，他趁着黑暗逃到外面。正在漫无目的地走着，一名打手出来寻找木棒看到了他，问他在外面干什么。他说：“没事。”这激怒了那个打手。“你为什么不去一起斗争反革命分子？”“我反对打人，反对使用暴力。”听到这里那打手恼羞成怒，举起木棒猛击他的头，这是两个罪犯以外的流血事件。这位姓史的难友从此得到大家的尊敬。
　　多年以后，王大睡和我谈起往事。他说他那天晚上险些把命送掉。当他和郭两个人被踢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时，他看到一名打手砸断一条板凳，扯下凳腿，上面一端露出很长的两个钉子尖。他正准备拿它当武器使用，被一名难友阻止：“你不想把人打死吧？”他问。那打红了眼睛的打手犹豫了一下，意识到不该闯祸，才放下了板凳腿。提到这里，王说：“人和人不一样。”言下颇有感慨。
　　大约半个月以后，全中队在院里集合开会。院子一端放着一个桌子，盖瘸子坐在当中，旁边有两名小队长。院门外停着一辆公
　　安局的吉普车，有几名武装警察。我们猜想大概要对郭下手了。果然盖瘸子叫我们坐下，打开语录本，率领我们朗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那段。刚刚读罢，盖瘸子喊：“把反革命分子郭××带上来！”大家听到后面脚步声，都回头看，见郭从人群最后向前走来，两旁有两名警察各抓住一条臂膀。郭走到桌子一旁低头站住，听盖瘸子读一张文件：
　　“北京市公安局布告：郭××，男，××岁，河南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在正劳动教养。郭于×年×月×日书写反动标语，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北京市公安局批准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读到最后两个字，他提高嗓音大喊一声，凶气逼人，表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他的声音刚落，一名警察把一副手铐戴在郭的手腕上，押出门走上吉普车开走了。
　　郭被押走以后，大家为王担心，怕要在他身上做什么文章。然而还好，几天以后取消了不许他吃白面的禁令，恢复了正常的教养生活，可是把他列入“反改造分子”的名单。三年以后（1969）我们解除教养，在清河农场就业，他和另外二三十名“反改造分子”被送到山西，继续教养了一个时期以后解除的。

九

　　“郭、王事件”过去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反革命事件”。
　　教养队里每组有一份《人民日报》，一般由学习组长为大家朗读，我就在很长时间里担任这个工作。朗读报纸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政治内容读错了就是问题，而那时的报纸上除了政治没有别的。如果问题牵涉到毛泽东的教导或者伟大领袖本人，那就更不得了。有一个组的学习组长也姓刘，他就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事情的严重性不下于“郭、王事件”，但是起因非常奇特，而且带有喜剧色彩。
　　有一天，《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是“帝国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据说，学习组长刘某读报时，竟读成“毛主席的丧钟敲响了”！
　　至少有一半组员飞快跑到队部报告这一严重事件。事情的性质非同一般，于指导员极为重视，立刻亲到现场调查，逐一问过全组每一个人。全组的证词完全一致：
　　“组长刘×读报时，读到标题‘帝国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时，竟把‘帝国主义’四个字读成了‘毛主席’！”
　　这件事的证词只能这样说。任何人如果不慎说出“刘×读的是‘毛主席的丧钟敲响了’，那就犯了“散布反革命口号”罪，和“反革命口号的原始编制者”一起治罪。幸而组员们政治上都很成熟，没有人不幸地犯这个错误。开会时刘某力陈自己冤屈，对他的指控不真实。被批判者的辩白照例只能给群众的义愤火上加油，很快就使批判会转为斗争会。接着群众照例要求刘某“端正态度”。按照习惯，这时由一个积极分子喊几个问题，由全体齐声回答，像这样：
　　问：“刘×老实不老实？”
　　答：“不老实！”
　　问：“我们能容忍吗？”
　　答：“不能！”
　　问：“那怎么办？”
　　答：“斗争他！”
　　接着，积极分子喊出口号的上一半，由大家一齐喊下一半，像这样：
　　积极分子：“坦白从宽”，
　　大家：“抗拒从严！”
　　积极分子：“顽固到底”，
　　大家：“死路一条！”
　　刘×是学习组长，对这一套极为熟悉，大概全组没有谁比得上他。他主持过无数次小组会批判组里的人，在这方面一向是担任主角的。但今天这个瘦弱的、戴眼镜的中年人的样子变了：他面无血色，呼吸急促，被组员们用他早已用惯的把戏整得语无伦次，魂不附体。愤怒的组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历数刘×平素的反动言行。大家列举无数事实来说明，这是一个危险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因此决不能把这件事说成是偶然的疏忽。大家的发言多次被愤怒的口号声打断，发言内容越来越尖锐，口号喊得越来越激昂，最后罪犯的防线崩溃了。起初他矢口否认，后来变得软弱无力、模棱两可：“我也许是读错了，那是因为心不在焉。”这下子更加激怒了批判者们，大家更加起劲地穷追猛打。“你胡说！你把‘帝国主义’读成‘毛主席’。为什么特地读成‘毛主席’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不是别人，例如你自己？好一个‘心不在焉’！保护了自己，侮辱了毛主席，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干得出来吗？”接着发言的人指出，刘某这个反革命口号是“故意喊出来”的，暴露了他隐藏已久的深刻的反革命思想感情，因此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他必须彻底交代自己仇恨党、仇恨毛主席的思想，交代这次公然喊叫反革命口号的动机和目的，因此他必须老实承认这一切，必须从思想方面、历史方面、阶级方面深挖犯罪根源，等等，等等。
　　斗争会越开越激烈，组员们的革命斗志愈来愈高昂，罪犯的拼死挣扎终于完全垮台，承认自己是“故意地”读错了报纸的标题。和郭某一样，他也被判处十年徒刑，戴着手铐押走了。以后就断了音讯，具体下落无从得知。
　　过了许多年，我们都离开农场以后我才得知，刘某是被全体组员集体诬告的。这个学习组长经常汇报组内每个人的言行，讨队长的欢心。不论哪个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队长就立刻得知，鸡毛蒜皮都不放过，而且往往夸大甚至捏造情节。大家早就恨透了这个家伙，经过商讨，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制定了这个惩罚他的计划。他并没有读错报纸标题，不过刚刚读过标题大家就按计划行动起来了。事情纯属诬告，但全组异口同声、完全一致的证词是绝对无法抗拒的，对当事人是如此，对干部们也是如此。最后，事情以全组的集体惩治恶人的计划完全胜利而告终。
　　公安干部被犯人摆布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办事而不自知，这种事情据我所知只有这一次。这是人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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