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自述③解放前后.上篇

© 何满子／口述
© 吴仲华／整理

　　抗日战争结束，我又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摆脱可厌的束缚，投身新闻界，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再度追寻事业梦……

　　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告投降，标志着八年抗战的结束。但我的感觉是，1946年我回到江南故地，才算真正结束了战争时期的流浪生活。我虽从少小时起就常离家在外，但在观念上，仍觉得家总是可以依托的安全港湾，是进有保障、退可留守的可靠根据地。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这以后，我夫妻俩在外奔波或在失业中，就把女儿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管，为我们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
　　我自1936年父亲去世时回家住过约10天，已有10年之久没有见过母亲。这回回到老家，母亲已62岁，相当苍老了。母亲是大家闺秀，为人宽厚慈祥识大体，我父亲生前她常去杭州与亲属相聚，打父亲去世就从不出门，在乡下老家抚育子女和侄儿，辛苦经营着祖辈留下的有限家业。她抚育成人的孩子，一个个都送出去参加抗战，参加了革命部队。
　　1938年晓梅姐投奔皖南新四军时，带去了村里好几个年轻人，我的大弟是其中之一。在她的影响下，我的大堂兄本在浙江大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也放弃工作投奔新四军，成为叶挺将军的秘书（或参谋），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我大弟在事变中也险些遭难，突围出来后便没有能归队。另一个堂兄（二哥）是比晓梅姐更早参加革命部队的。江南一解放，以陈毅、粟裕署名的新四军军部，就给我母亲颁发了两张烈属证，一张军属证。所以，在县里是有名的革命家庭。
　　在解放前，由于家里有着明显的红色嫌疑，母亲经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狗腿子、汪伪政权和平军的敲诈勒索，有时还不免要躲到山里人家去暂避。她是一位不平凡的母亲。这些年基本上只有大弟媳在家陪伴，她既辛劳又寂寞。杭州沦陷后，我舅家也衰败没落，房产被炸掉，家人四处走散。我带着妻女回到家里，母亲自然得到很大的安慰。
　　对我来说，抗战结束回到家来，算是我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从流亡生活到正式进入社会就业，令我苦恼的是，要找饭吃，总也摆不脱官方势力圈。我之所以讨厌这个“势力圈”，不仅因为国民党的腐败，还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官场环境。国民党的报纸，官场气十足。然而能让我选择职业的机会，实在太少太少。现在我有了老家的依靠，就胆大多了，万不得已还有个退路。所以这回下定决心，一定要摆脱这个“势力圈”，走自己愿意走的路。
　　第一步，就是半路脱逃。这次我能调离成都，其实也是全靠那位曾经为我解危的好人王股长。他确是很够朋友。我急着找机会回江南，首先要调离成都，便托他帮忙。他不负所托，通过他叔父的关系帮助我办到了。调去的地方是沈阳，职务是沈阳空军基地仓库保管员。这位好人说：“是个肥缺哪！”我很感谢他，但我心中有数。去沈阳前，先要到南京航委会报到。这时从各地返回江南的文化人一定不少，不愁没有出路；再则，我有老家在跟前还怕什么！所以高高兴兴同空军通信学校的一批学员动了身。
　　到南京，与同路的学员一分散，我就“开小差”了，从此斩断了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关系。当然，这算是“逃兵”的不法行为，必然会要追究的。据说还下过通缉令。但在南京茫茫人海里，你就找不到孙承勋这个人了，我已经名叫何满子。虽然后来历经坎坷后见到有些朋友总要调侃一句：“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你的名字太不吉利啊！我说，我命大，我不怕。实际上也是，我一生累遇险境，也每每绝处逢生，是不幸中之幸，我的名字未见得不吉利，这回我开小差做“逃兵”，还全靠它的掩护哩。当然也得亏国民党机关的办事马虎。我既不是卷款潜逃的要犯，也不是什么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叛逆非抓获不能交差的要犯，就那么照章通缉一下，也就完事了。
　　下一步，就是找工作。我在衡阳的老友黄立文，早在1945年冬天随第一批复员的记者来到上海，同黎澍等人一起办《文萃》，刊物出版后寄给还在成都的我，并要我作特约记者，我也给他们写过稿。这时立文已在南京，作《文汇报》的驻南京记者。我当然先就去找他。他说，想到“文汇”，要等孟秋江从天津回来再说。孟秋江在天津《益世报》作采访主任，本来说好就要回上海的，那边却不肯放人。这段时间我就在《文汇报》驻南京办事处住下，帮着跑新闻。同时认识了江西《中国新报》驻南京记者余邦荣，也帮他们跑新闻，写点东西。
　　因工作一时不能落实，我想还是回到富阳老家，与暂时留在家里的妻女过一段时候再说。哪知刚到家就收到立文拍来的电报，说工作已谈妥，盼速去。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又赶回南京。原来我的工作被安排在天津《益世报》。因为孟秋江要回南京，天津《益世报》的发行人刘益之（我在衡阳时认识他。此人是天主教的红人，同于斌大主教关系密切），要求有适当的人顶替，孟秋江介绍我，刘同意。但我不愿去天津，刘益之最后同意，让我作天津《益世报》的驻南京特派员。这样，工作才敲定了。1947年年初，吴仲也来到了南京，随后进入上海《大众夜报》作驻南京记者，两人算是在南京安下身来。

　　沉浮在报业中

　　当时，报纸是唯一重要的新闻媒体。刊物一般发行量有限；各地虽有电台，在舆论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电视尚未面世。而报纸，却是执政当局和各种社会势力都想要抓在手里的。应该说，国民党的各级执政者，对待新闻记者是还算尊重的。因为他们怕报纸，怕记者捅出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内幕，也需要记者和社会舆论，来营造某种声势，有利于他们与政治对手的较量。所以愿意讨好记者。当记者也确实有点“无冕之王”的味道。这种感觉更与同业间的自由竞争有关。
　　那时的报社记者，一般不依靠上头的指示，而是自主操作。今天采访什么，采访什么人，都由自己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审时度势来决定。作记者、编辑的，每天来到报馆，第一件事便是展开自家的报纸和本市各家报纸。记者看有没有漏掉什么大新闻，哪些是本报的独家新闻，同样的新闻，写作水平也来个比较。作编辑的就比版面，比标题，看自己对时局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把握是否恰当，处理稿件是否合适；标题是否漂亮，标题长短大小与版面是否协调，更是非常注意的问题。比较之下，觉得自己还不错，甚至高人一筹，不要别人表扬，自己就觉得舒坦；若是自己给比下去了，整天都会闷闷不乐。有时漏了大消息，还得卷铺盖走路。这就是在竞争形势下自觉的敬业精神。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时代，这都是对待职业的一种正确态度。
　　所以，那时的新闻记者，都各有各的门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同行间有竞争也有协作。互通声气、交换新闻是常有的事。一个记者当天若掌握了三条新闻，用一条去交换，他就可掌握更多的信息。对方也同样。这样有利无害，而且沟通了关系，扩大了活动范围。当然，这种情况总是在彼此基本了解的关系中才有。当时南京的新闻界，可说是阵线分明，属于进步的，反动的或一般中间立场的，大抵可以分出来，而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表面上所属报纸的政治面目。如《大刚报》背景是国民党CC派；《益世报》的总后台是天主教，在北方依仗红衣大主教（即枢机主教）田耕莘，在南京，就是与蒋政权关系很不一般的于斌大主教所掌握的。《和平日报》即过去的《扫荡报》，要说多反动就有多反动。但这些报馆里，仍然有着一些头脑清楚的人，甚至也有共产党员在活动。在新闻活动的大空间里，真正谈得拢的总是容易聚集在一起，这就自然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局面（当然误解的情况也有）。我觉得，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作记者是可以利用条件来作点有意义的事情的。
　　我先是天津《益世报》的驻南京特派员，除我之外，还有另两位特派记者，我们三人分工合作，共同拥有一部小轿车和一辆三轮车，两个驾驶员由公家提供，条件是比较好的。后来我干脆独用三轮车，另两位使用轿车。这样，行动更自由些，吴仲要出门跑新闻也可以使用。而我晚上跑新闻，也不愁没有汽车可乘。交通工具完全不成问题。
　　我的新闻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国民党政府各个部门，二是蓝家庄民盟办事处和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三是通过私人关系认识的社会各阶层。这时追踪国共两党和谈的新闻是最重要的。民盟章伯钧是很有见解的人，和我接触较多，他还曾示意要我参加农工民主党（他又是该党主席）。同沈钧儒也有话可谈。说起民主救国会、战地服务团这些抗战时期往事，他很感兴趣。他们都很愿意提供我所要的信息。在梅园新村，接触较多的是梅益。那时，我在采访中值得记忆的是，认识了一个湖南人，是国民党军方参谋本部的少校参谋，谈起来，他竟是我在成都空军通信学校印刷股那位同事刘先生的同学，他的妻子又是刘的亲戚。这样，他就把我当朋友，常告诉我一些军方信息。有的不能写成新闻，我就把这些信息通报给梅益。梅益知道我有这样的关系，要我特别记牢地名、人名、部队调动番号等等。一次，我得知归顺新四军的郝鹏举部队又企图阴谋叛变，我就及时向梅益通报。在郝叛变行动之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把这个叛变分子抓了起来。
　　除了这个少校参谋，还有一个重要新闻来源，就是四川孙德操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大元。他是吴仲家里父辈的姻亲，吴仲自幼就叫他为刘姻伯的。离开成都时，家里嘱咐到南京可以去看看他。同他一见面，就知道他是个消息灵通人士。这个新闻线眼不能放过，以后就经常去看他。从他那里，我和吴仲便常常能够得到不少独家新闻。所以说，干新闻不怕关系多，要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才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为自己所用。
　　在南京生活的两年间，我因叔父的关系得以结识傅斯年先生。从傅先生处我得到做学问的许多启示，因而做了一些研究民俗学的准备工作。除此而外，我几乎不写文学和学术性文字，把精力都放在新闻报道和述评上，除了自己的报纸，还为《文萃》和国际新闻社供稿。我想的是，国民党腐败透顶，是该由共产党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我在职业范围内可以做到的，就是揭露国民党的丑恶，促使它的崩溃灭亡。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到我的职业与主观愿望有一定的统一性，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干得很起劲。
　　1947年初，中共办事处撤走之后不久，我就出了“长山岛事件”。是这么回事：我从那位少校参谋处，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国民党已制定一个军事行动，将于×月×日派伞兵部队在山东长山岛登陆（该岛当时为解放军所占领）。如何才能把这个紧急情报传递过去呢？那天晚上，我和吴仲，还有衡阳时期的老朋友陆平（即李夕帆，当时在《大刚报》作记者），三人漫步在太平路上，就为商量这桩事情。想通过苏联大使馆把消息传过去，时间来不及了，而且同外国人打交道也有困难。终于没有商量出个好办法。当晚，我就把这条信息作为新闻发电报到天津报社，干脆来他个曝光。——后来才知道，陆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通过组织渠道可以把情报传过去，不过当时他不好说。
　　第二天见报，那条新闻居然以短栏加框登在第一版上，是作为独家新闻处理的。这时我还不知道这事的严重性。原来这是蒋介石召集军界要人（不过十人左右吧）开会，亲自作出的决策。传递这个消息给我的人是参与谋划的某要员的心腹。这当然是大事故啦。据说，山东省主席马上发电给南京，蒋介石咆哮如雷，下令追查谁发的消息、谁泄的密。
　　但还没到事情发作，我这里已经得到消息了。经常同在一起跑梅园新村采访的新闻界朋友、《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特地跑到我处，铁青着脸，神色严肃地警告说：快走，去避一避风头吧！容不得多考虑，我和吴仲匆匆安排了一下工作，马上离开南京。第一站是去无锡。演剧九队的朋友吕复、郑桦等接待了我们，还观看了他们正在上演的话剧《丽人行》，住了一个星期后去了上海。那时黄立文已调到上海，我们在他家住了几天，之后又去了杭州。折腾了一段时间，不得不返回南京了。记得在火车上我们已一文不名，连茶水也喝不起了。幸运的是，有好心人替我打掩护，报上去说发稿人已经死了。至于那位少校参谋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说来也怪，国民党有时就是这么容易对付，也许是焦头烂额的事太多，对每桩事不可能一抓到底，这倒使我的胆子更大了，以后又出了另一桩事情，终于砸了自己的饭碗。
　　事情得从头说起。以天主教为背景的《益世报》，全国有五家。天津《益世报》是其中一家，南京办有一家《益世晚报》，这些各地的《益世报》都是各自独立、互不搭界的。刘益之从天津来上海，我鼓动他把天津《益世报》、南京《益世晚报》合起来办，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人力，物资上还可互通有无，对发展有利；更重要的是，我和朋友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多干点事。他对我这个点子很欣赏，而且马上利用他同于斌的特殊关系，将两报联合起来。《益世晚报》编辑部改组，我兼任采访主任，另一位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徐斌兼任编辑部主任。我又把刚从重庆来南京的叶帆介绍进来编副刊。
　　当时《益世晚报》经营得不太好，日销数仅三四千份。刘益之要我们显显本事，扭转这局面。这本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要争取读者，格调又不能低，只有从增加趣味性方面着手。于是我开始用“虞美人”的笔名，写章回小说《西国水神梦》，每天在副刊上登一回。故事情节大抵如下：有一位老学究，在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本鬼子的搜捕，逃到了一座深山里，身边保存着《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和《红楼梦》五本书。一天，天下大雨，住屋漏雨。把这五本书都泡湿了，粘成了一团，于是五本书中的人物搅混在一起，发生了种种奇遇……
　　如果单纯是些“张飞杀岳飞”、“关公斩秦琼”之类胡编的东西，那就倒人胃口，自己也写得无聊了。我就尽量联系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来点借古讽今。例如写孙悟空拔下身上毫毛变钞票，因物价飞涨钱不值钱，孙悟空不断拔毛，毛都拔光了，变成了赤身裸体的孙猴子。借此讽刺国统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现实。这种写法很受读者欢迎，许多读者每天一拿到报纸，首先就看《西国水神梦》，连报社排字工人每天也抢着看。
　　我写得倒也顺手、惬意。讽刺“民社党”、“青年党”向蒋介石献媚讨官做的种种丑态，登出来都没事。后来，写唐僧向王熙凤求爱这一篇就出问题了。我写的唐僧，是个又高又大又肥的“政治和尚”，戴着一副外国墨镜，道貌岸然，而又里通外国，丑态百出。有心人谁都一眼看得出讽刺的是大主教于斌。这回，大主教大人自己也对号入座，大光其火了。据刘益之形象地告诉我当场的情景：大主教脸都气红了，还拍了桌子，连声喊：“赶走他，赶走他！”就这样，我被《益世报》开除。刘益之为无法挽留我而满脸无奈。我自己倒觉得，这不可一世的主教大人，虽还不是枢机主教，却能和罗马教廷直接通声气，连蒋介石也敬他三分。现在被手下人戏弄了一通不过除名了事，还真算得上“宽容大度”。
　　好在这时我并不怕离开《益世报》，在南京新闻界我已混得很熟了。刚从《益世报》出来，《大刚报》正缺第一版编辑，经《大刚报》采访主任高流的介绍，我马上上班接手编要闻版。从此，我在外面的活动大大减少了。
　　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一天天走向崩溃。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一泻千里。抗战结束时使用的法币，改成关金券时关金券每元=25元法币；后来改成金元券，每元金元券与法币之比就是10000：1。因此我和吴仲又不得不兼职增加收入来维持生活。吴仲除了向上海《大众夜报》发稿，又与原衡阳的老朋友周沙尘合作，兼任上海《粮食日报》驻南京记者。《大刚报》的高流，本来同吴仲合搞《大众夜报》，后来高流离开南京，我就接手兼管，还定期为当地一份内幕新闻刊物写稿。每拿到工资，不敢耽搁，马上上街换成银元，以求保值，还尽可能购买存放一些食用物品。编辑部有些同事还不时屯积一点物资，作为货币保值的手段。至今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情景：有位跑金融和市场的记者，对市面行情很熟，他屯积了两箱肥皂。果然肥皂价格飞涨，他很得意，写新闻常用“五洋平疲，肥皂独俏”的词句。我们爱同他开玩笑，问他：“什么独俏呀？”“当然是肥皂！”他说。
　　1948年，是蒋政权临近全面垮台的一年，但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召开什么行宪国民大会来欺骗老百姓。这时我和吴仲正搭档搞上海《大众夜报》，她采访了从“普选”到“蒋介石登基”的整个过程，我则坚守阵地，在报社通过电话把消息传送到上海。我们亲眼目睹了这幕选举丑剧。

　　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南京新闻界已得知蒋介石迫于形势即将下野，我也写了一篇题名《逼宫谣》的通信发在香港《文汇报》。果然李宗仁上台执政了。大家也很清楚，李宗仁留守这个烂摊子没有几天好守。南京国民党的行政机关，纷纷在遣散职工，做逃跑准备，《大刚报》也宣告停刊。但执政当局仍然声称要“保卫南京”，街上在加紧修筑工事，好像真要抵抗一下似的。为了躲避战火，我们先把孩子送回浙江老家，吴仲单身也比我先离开南京到上海。《大众夜报》社长方志超，仍留住吴仲在上海报社作记者。直到我结束《大刚报》的工作，把家里可带的东西收拾好，来到上海，吴仲才辞职同我一道暂时回老家。叶帆同另两位朋友，也跟我们一同到乡下老家住了几天。
　　在我们逗留上海期间，也就是在平津战役打响之前，刘益之将天津《益世报》人马撤到上海，准备带这批人和资金、纸张去南洋办报。他也来找过我，动员我和吴仲、叶帆、吕西敏（即吕文）等一道去南洋。他说，他已同天主教脱离关系，我开罪于斌的事也没有问题了。果然，本来是“修士”身份的他已结了婚，真同教会“拜拜”了。
　　但我却有自己的想法：去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办报，我是向往的。但这时候去，便等于逃跑，我干吗要逃跑？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和梅园新村有关。1947年中共办事处撤走之前，我同浦熙修、陆慧年、毕群、郑永欣几个去同梅益告别，梅益很有把握地说：我们要回来的，早则3年，晚则5年。这给我印象很深。算算看，3年已去其二，再熬一年就能迎接解放了，我还跑到南洋去干什么。因此，对刘益之的建议不予考虑。
　　叶帆从我们老家回上海后，接手办了一份《时论周刊》。他约我出来一道搞，月工资10元美金（与20块银元等值），算是又找到个临时饭碗。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叶帆的妻女在广州，他怕战火隔断联系，便匆匆回广州去了。
　　不久，《时论周刊》停办，我进入《自由论坛晚报》。这张报纸本是家外商报，由外国人办的登记执照，由吴大风任社长。吴大风原是《大众夜报》的编辑主任。他找我去担任总编辑，由我组阁。我就把一批朋友邀了来，同时又急电吴仲，要她辞去在富阳简易师范学校任教的工作，来报社作记者。她是4月25号，也就是南京解放这一天来到上海的。我俩就住在报社的一间放杂物的小屋子里，吃饭也在报社。
　　吴大风向我说明，这张报纸后台是“民革”，他本人也是民革成员，很想把这张报纸办成民革的机关报，估计办上一年就会迎来解放。所以，我们办报的方针是明确的：尽可能用巧妙的手段，来报道解放军的进军实情，报道黎明前的黑暗——包括国民党军撤退前的动态。
　　我们这个编辑部，阵容相当可观。同仁们干劲十足。马博良编的副刊很有可读性，记者徐之华、沈英伟等都很精干。我兼编要闻版，常利用“中央社”消息，改头换面报道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进军情况；吴仲的采访，则着重在国民党的撤退动态，曾以《在十七层高楼上看撤退》为题，报道了黄浦江到吴松口江面上，被征用的大批船只满载“刮民党”刮来的物资逃遁而去的情景。我们看到交通部门所发布的通告里，有船只通向苏北某地，而这地方已为解放军所控制。于是便改写成一条新闻，在版面上以显著的地位用短栏加框登出，这无异于指明通向解放区的一条路。干着这些事情，觉得很痛快。我和吴仲在晚间还到老朋友张孟恢住处，一同到隔壁石啸冲家里去偷听延安电台广播，对日益临近的解放，感到很兴奋。
　　然而有桩事情叫人不满。报社的总经理傅某人，因有后台，一手掌握经济大权，不知怎么搞的，把报纸发行的收入弄得山穷水尽，连职工们的工资也发不出。说来此人很不简单，就是当年鲁迅骂过的那个“文场小贩”。面对大家的生活困难，他还幸灾乐祸地为编辑部出点子，说什么“报纸‘开天窗’好卖，你们不妨多开开天窗吧”。“开天窗”本来是对国民党斗争的武器，是很严肃的事，而且是有风险性的，现在叫他这么庸俗化了，真是“文场小贩”的行径。
　　好在时间不长。解放军拿下南京后，一路势如破竹，我们很快就听到了郊区的炮声。大家没有惊慌，照常生活和工作。炮声迫近市区，电影院仍在放电影。我和吴仲在炮声隆隆中，还看了一场《王子复仇记》。这时的人们，是兴奋、喜悦多于恐惧的。
　　5月28日，解放军开入市区，上海迎来了解放。我想到梅益在南京所说的“少则三年，迟则五年”的话，果然，恰好就是前一种估计，甚至比这估计还要提前。当年人们总以为，渡长江天险总要多费点劲，哪知国民党军队垮得比跑步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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