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又见昨天⑤我和我的朋友们

文化 2024-11-17 00:01 北京

〇守护民间记忆

又见

昨天

我和我的朋友们

　　一．我不再是“我”

　　从1955年爆发的第一场以知识分子为打击对象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到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再到1966年之后十年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 “四人帮”被粉碎，1979年我终于得到平反，整整二十四年。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九岁，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生命。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经受了各种各样严酷的浸透了血和泪的思想改造之后，我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得到的就是失去了自己，我不再是“我”。我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向往，也没有了梦幻。我麻木地活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孤孤单单地活着，一个人长年累月地睡在工棚里。我最爱交友，但我没有了朋友；我渴望爱情，但没有人肯来爱我。我惟一的依靠就是我的母亲。我患着肺病，我在咯血，我怕人们发现而嫌弃我，不再给我工作，我只能悄悄地告诉母亲，只有她会救我。
　　从劳改农场出来后，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在长沙街道上做了八九年的临时工。生活虽然艰难贫穷，但总算平安自在，因为我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相当懂得“世故”的中年人了。生活教会我适应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并且懂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第一要义就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我时刻意识到，周围的革命群众在监视着我，我十分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摘帽右派”，从不敢得意忘形。
　　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论居委会派我去挑沙子、挖防空洞，还是到翻砂厂抬铁水或拖板车送铁块，我都卖力地干；不论一个月给我的工钱是二十元还是四十元，我都一样感激地收下，从不讨价还价。只要想想过去十二年在劳改农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就再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奢求。好在母亲有公费医疗待遇，我只有靠她弄来的一点药品来医治我的肺病。
　　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学习技术，像工业描图或制作教具等等，而再不能从事我喜爱的戏剧创作。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时，我总像站在监管队长面前那样，唯唯诺诺，把他们当成“无产阶级专政”。问到我的思想时，我会流畅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开始汇报。
　　有一次，一个户籍警对我说：“革委会的头头说像你这样老老实实的右派，算是改造好了。”
　　我终于“改造好了”！在我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影子，我变了一个人——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才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平安”。

　　“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二年，我还在街道上做工，忽然一天，一封北京来信寄到我家。拆开一看，是一份新华社的“内参”，有关于对右派知识分子重新使用的消息，没有其他文字，也没有寄信人署名。这是远处传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它告诉我，还有人在关心我，想着我！是哪位朋友？我至今不知道。但它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一道曙光。
　　这时，北京的一台话剧《杨开慧》来长沙演出，两位作者乔羽和王树元到了长沙。乔羽向文化局的接待人员打听我的住址，希望见到我，却被对方婉言拒绝了。
　　我并不知道文艺界一些老朋友们仍在关怀着我的命运。他们这时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了工作岗位。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戏剧家陈刚，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打听到我的住址的，我先收到了陈刚的一封短信，又收到了柯岩的信。他们暗示我中国政局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动，灾难即将过去，要我坚持住。我长期在远离首都的最底层干活，对当时的政局已茫然无知，他们的来信重又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
　　不久，上海一位老朋友来信，鼓励我提笔写文章。他哪里知道，整整二十年，我与文化早已隔绝，塞满脑子里的，除了检讨书、认罪书、交代材料，就是一段又一段语录、一篇又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和连篇累牍的批判讨伐文章。我已经只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思维，只会按照这样的语言来说话。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还能提笔写文章，还能讲自己想讲的话！我那时和所有流落街道的右派分子一样，最高的奢望就是能混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工厂，老了以后可以享受一份劳保待遇，不至于饿死……
　　除了背得烂熟的套话，我还能写什么？写什么才不会再犯错误？写什么才最保险？我绞尽脑汁地想着。
　　这一年华国锋当了中央主席，街道上一片欢呼。他在湖南工作时曾经到过我做工的这条小街，居委会主任和积极分子们纷纷回忆当年的情景，夸赞这位毛主席信得过的人如何朴素如何平易近人。“歌颂领袖”，这不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学最富革命性的主旋律吗？搁笔二十年之后，我写了第一篇文章——《华主席和一条小街）。写完后我战战兢兢地寄给上海的老朋友先看看，没想到《文汇报》很快就把它发表了出来。
　　这篇今天叫我脸红的文章，当年对我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我的名字居然又在报上出现了，而且不再被当做批判对象。后来我才得知，这篇文章竟让文艺界的许多老朋友高兴地传递着有关我的信息，特别是在北京的祖光夫妇和“小家族”的友人们。当时困居南京，头上还压着一顶“叛徒”帽子的老作家陈白尘，看了这篇东西后还兴奋地给我寄来一信，甚至给我打气，说我“文笔不逊当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一种从不敢奢望的“重见天日”的感觉，竟使我这个早已绝望的人浑身颤抖起来……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重又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中央为右派平反改正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除汪明已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之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1979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晚陈刚就陪我到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们吃饭。这是相隔二十二年后的重逢，大家都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还是使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共事。
　　让我不安的是，我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我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绝对听从指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挣脱不了那个不是我的“我”。
　　十二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成为远去的岁月，加上我有意忘却，绝不再回想，但它仍不时重现在我的噩梦中，一次次把我惊醒。这使我痛苦不堪，似乎它已埋藏到我的意识深处，时刻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是个有罪之人。
　　1980年春天，我五十岁那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我的妻子温柔地爱着我，我感受到了渴望已久的幸福，但噩梦还是跟随着我。我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改农场，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在宣布延长我的劳教期限……我惊恐地大叫，浑身冷汗。妻子叹息着，可怜我。在我结婚半年以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而这时，她却哭了……
　　和“小家族”的朋友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我深爱着的友人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以及为“小家族”冤案吃尽苦头的王少燕、肖崎、王正……这一个个比我有价值的生命，都先后化作烟尘，无声地飘逝了，而我还活着。
　　和负责整我的专案组的一些人相比，我也是幸运的。他们有的已惨死于文革劫难，有的恶病缠身，有的早已无声无息。每每想起他们，我心中总是感慨万千。倘若不是那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和才智，他们本也应该有更多的艺术成就。
　　一天，一位满头白发的胖胖的老头儿来看我，笑呵呵地拉着我的手，原来是肃反时受命监视我的那个共青团员小李。他后来一直在文化部收发室工作，目睹了几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中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文化人的各种遭遇。他是农村孩子，刚出来工作就碰上肃反运动，亲眼看见路翎被捕的情景，后来又陪伴了我隔离审查的全过程，还看见同住一院的贾克在反右时怎样凶猛地批斗我，再后来又看见田汉被抓、周扬罚跪、阳翰笙挨打、夏衍被塞进麻袋的惨状……到了1974年，时任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贾克，带领晋剧现代戏《三上桃峰》到北京演出，被江青打成反党大毒草，他又亲眼看见了贾克遭受凶猛批斗的那个可怕场面。他叹了口气：“这几十年啊，你们这些人，谁没遭罪呢？只是路翎和你遭罪最早……”
　　20世纪过去了。中国在进步。我，一个渺小的生命，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艰难地挣脱着长期的精神禁锢，一步步重新找回被迫失去的自我。

　　二．路翎：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一个受难者的灵魂”，是我在1985年为《路翎剧作选》一书所写后记的题目。这本书是胡风案件平反后，剧作家鲁煤兄怀着令人感动的深厚友情和庄重的历史责任感，为寻找并校勘这些早已被抛弃的剧稿献出巨大的精力心血编辑而成的。当时胡风先生的病情还没有恶化，他十分重视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只有他最了解作为剧作家的路翎经历过的所有困苦及其剧作不被人认识的价值。胡风先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序《我读路翎的剧本），不仅流露出对路翎的关爱，而且以一位理论家深邃的目光来透视路翎的戏剧追求所展现出的一种新的艺术理念。正是这种创新性的艺术追求，在“公式化”盛行的年代不能被人接受，并且给路翎带来深重的苦难。胡风先生的这篇序文写于1984年4月14日，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不久他住进了医院。鲁煤兄每次到医院去看望先生，先生都要问书出来了没有，盼望早一天看到。
　　我恢复工作后不久，担任了戏剧出版社总编辑的职务。命运奇特地安排我三十年前是这些剧本最亲近的读者，三十年后又成了它们的出版人。面对这些浸透血泪的稿本，我的感情激荡。但是书的排印进程很慢，一直拖延到1985年末才出版，印数也少得可怜，我有一种难言的负疚感。
　　1985年7月末，胡风先生病危，鲁煤兄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发声困难的老人还在询问这本书。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后，鲁煤哭着对我说，我们没有满足他的这个殷切的期望，他再也看不见这本书了。
　　1985年8月3日清晨，北京的天空晴朗。我和司空谷兄、鲁煤兄赶到友谊医院，和二十几位朋友一同陪伴梅志夫人和她的儿女护送胡风先生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一间很小的告别室里，我们向这位饱经忧患而忠诚不屈的文学前辈最后敬礼。我看到柔和的阳光从高天直射到老人的身躯上。路翎没有哭。他挣脱女儿的搀扶，在友人们的低泣声中独自走近老人身边，深深地鞠躬，再鞠躬。我看到他的步子沉稳坚定，面容肃穆庄严，忽然产生了一个希望：路翎会好起来，会恢复过来。然而，我过于天真了。
　　我和许许多多朋友都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但我觉得，我们之中最不幸的和最大的牺牲者是路翎。虽然他并没有在那个悲惨的年月里死去，顽强地活了过来，但是他的心灵世界被摧毁了。每当我想到他蒙冤背上反革命恶名，被戴上镣铐投进监狱的那年，还不过是个刚满三十、风华正茂的青年，却已是一位拥有二百万字以上丰厚著作、令人惊叹的勤奋多产的作家时，我就不能不感到一种揪心的痛惜。
　　路翎是一位严肃地对待工作和生活、诚实朴素、心地纯正、品德高尚的人。他从不炫耀自己，也从不逢迎别人或伤害别人，即使对待当时那些凶猛的批评家，他也从不恶言恶语地攻击他们个人。他反驳他们的论点，有时甚至是带着痛苦讥讽他们的批判，但他始终只把他们看成文艺观点上的论敌，对其中的许多人他甚至是尊敬的。像路翎这样罕见的、早熟的文学天才，又具有这样难能可贵的品德和纯洁的灵魂，如果没有遭到那样一场毁灭性的摧残，他将会成为一个怎样杰出的人物，成就怎样辉煌的文学事业？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历史而感到深深的憾恨吗？
　　我认识路翎是在1952年初夏。那时，我刚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他正把全部艺术热情投入剧本创作，刚改完《人民万岁》，又完成了《英雄母亲》，接着还在写《祖国在前进》。我们同在廖承志领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同住在一个小楼上，是朝夕相处的朋友。我很高兴认识路翎。我在十二三岁时就读过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后来又读了他的剧本《云雀》，深受他作品中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他是我少年时代仰慕的作家之一——虽然我见到他那年他才二十七八岁，是个外貌英俊的青年。他的那双大大的、充满智慧而明亮的眼睛，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眼前闪烁。
　　他的戏剧创作之路很不平坦，那几年写的剧本一个也得不到上演。《英雄母亲》曾经准备排演，剧组都成立了，导演和演员们到工厂体验生活，却发生了对剧本的争论，只得停排。这些无疑使路翎感到痛苦。他是一个顽强而勤奋的艺术实践者，他不是理论家，他不想参加理论上的争辩，他只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实践他的美学追求和文学信仰。他不停歇地创作，剧院刚刚否弃了他的一个剧本，他又交出第二个；而当人们正忙着第二个剧本的打印、传阅、提意见、组织讨论时，他已埋头在第三个剧本的写作中了。就是这样一股不可遏止的奋进精神，支撑着这位步步坎坷的剧作家，使他在不被理解的处境中，仍然保持着一个艺术家昂扬的生命力，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泉喷涌不止。
　　有一次，我送一本我刚出版的小册子《战斗在朝鲜》给他，请他指教。他停下手中的笔，一边翻着一边热烈地谈起朝鲜战争来。他是那样向往前线的战斗生活，那样渴望能到战士们当中去。他对我说，战争是最吸引作家的，老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熟悉部队生活，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自己比较熟悉工人和城市下层劳动人民，而中国社会最震撼人心魄的，还是革命战争，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作家很难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向他谈了一些前线见闻，很引起他的兴趣。他显然不满意当时一些反映战争的作品，不满意对战争中的人的简单化、概念化描写。我记得他是那样热烈地称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赞美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他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强调作家对生活的热情拥抱，强调作家主观态度的真诚和作家对生活真实的艺术把握……这样的谈话，不但使我在感情上和他亲近起来，而且也感受到他当时一些深沉的文学思考。
　　就在这年冬天，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十分得意地穿上一身崭新的志愿军军装，套上一双笨重的高筒羊毛靴，和创作室的汪明、李维时结伴，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到前线去了。第二年秋季以后，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初雪》《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板门店前线散记》《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一篇接一篇动人心魄的作品便陆续发表，真使我联想起弹坑遍野的战地上春花怒放的美丽图景。他的作品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同时也遭来了猛烈的批判。然而不管是赞扬或是指责，都不能使他停下笔来。似乎他的职责就是写作，按自己的信念写作；似乎只有作品才是他对世界的最真诚的奉献，也只有作品才是他对爱者和论敌的回答。他是这样一种作家：直到他的双手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天，他才不得不停下笔来。他被抓走后留在抽屉里的，是一部已写出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的未完稿。
　　在我和路翎相识后最初的短短三年里，他确实让我看到了文学天地间的一种奇迹：当一个热情的作家，怀着一颗燃烧着的心，去热爱人民并拥抱生活时，人民和生活便会赐予他艺术的智慧，对他艰辛的劳作给予丰厚的报偿。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也是鲜明的。他的剧本一个比一个写得好，人物性格越来越鲜明，戏剧动作越来越强烈，他对戏剧艺术特性的把握也越来越自觉。他以超人的勤奋实践，在短短几年里，从小说家走向了剧作家。记得当时我和汪明是那样认真而热烈地讨论他的剧本，虽然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艺术见解很幼稚，但是我们的心是热诚的，态度是坦率的，我们和他在艺术的追求中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英雄母亲》是路翎剧作中最昂扬的一部作品，舞台气氛壮烈，是一首英雄的颂歌。但由于剧本着重描写了母亲丧子后的内心悲痛和强忍悲痛并战胜它的过程，而不被院方接受。剧院领导提出要作根本性修改。而路翎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不愿按照他认为是“公式化”的要求来修改剧本，这样便只得放弃演出。由此开始，他作为剧作家的艺术之路也就愈加艰难了。
　　路翎的剧作家生涯竟是这样短暂，当他的戏剧才能开始显露的时候，生活的重大变故也就发生了。对于当时的路翎，最大的困苦莫过于硬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当成胡风文艺理论的图解或标签，进行生硬的联系和粗暴的讨伐。这无异于设下一个陷阱，把一个作家的内容丰富而生气勃勃的创造性活动扼死在里面，尽管路翎的文学生命力是那样顽强，他也不能不感到窒息了。
　　1955年平地而起的反胡风运动，把路翎从我们中间席卷而去，这以后便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二十五年。我在那绝望而动荡的年月里常常怀念起路翎，暗暗地为他祝福。二十五年后终于重见路翎，我悲哀地看到了一个神志不清、白发满头、皱纹满面的老人。路翎是一个强者，他没有死去，也没有背叛，他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终于熬到了新时代。但他毕竟是一个被欺凌的弱者，他终于抵挡不住那过于沉重的精神压迫，他的脑神经失常了。作为一个人，他是强大的；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多么悲惨！
　　记得1955年春季，文艺界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目的是肃清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捍卫马克思主义。我和路翎当时所属的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每天紧张地召开学习讨论会，每个剧作家都要联系自己的创作和思想，深刻进行自我剖析，努力划清同唯心主义的思想界限。剧协主办的《剧本》月刊便来约我写一篇评论《英雄母亲》的文章。我认真地，甚至是过分严厉地指出了这个剧本的缺点，提出了对作者的希望。万万想不到，从我把文章送到编辑部，直到刊物出版的一月之间，风云激变，路翎从人民的作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被隔离反省了。而我的那篇评论文章，便成了我为路翎辩护的罪证，因为我竟然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歪曲为创作思想上的失误，把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篡改为纯学术的争论，可见我的“用心”是何其“狠毒”了。接下去的一期《剧本》月刊便点名批判了我。
　　路翎被捕前，我们见的最后一面是难忘的。那是在东四头条文化部的大门口。我由一个同志“陪”着进去交代问题，他由几个同志“陪”着走出来，我们的目光匆匆相遇。尽管是一闪而过，我忽地发现，几天不见的路翎，头上竟垂下了一绺白发！这绺白发几十年来都使我惊恐而战栗。这以后，我被宣布为“反革命嫌疑分子”，受到隔离反省的处置。为我准备的那间小屋，恰恰又是不久前路翎的隔离室，他刚从这里被抓走，我就接着被送了进来。
　　历史竟如此神妙。二十五年后，1981年暮春，我重见路翎，又是由于《剧本》月刊编辑部的邀请。这家刊物组织了一批剧作家去山东德州农村参观访问。这一天，我们按照通知在一节软卧车厢里集合。开车时间到了，仍不见路翎上车，大家便担心他身体不好不能来了。谁知这天他早已换上了一套洗得洁净的旧制服，由夫人陪伴着，两个小时以前便赶到车站，在一节拥挤的硬座车厢里找了个座位，安安静静地等候出发了。他的心情很好，他重又被当做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了，只是他在意识上还不敢把自己同华丽的软卧车厢挂上钩。
　　但是这“复活”后的第一次旅行，却意想不到地又给路翎一家造成了新的不幸，他的夫人余明英途中忽然脑溢血，急送济南抢救。当时已担任剧协秘书长的陈刚，为此多次奔赴济南，尽了很大努力。而这以后，路翎也就再难外出了。
　　路翎是一个朴实忠诚的人。1980年，社会上已流传胡风集团将要彻底平反的消息，他还在街道上做清洁工，每天一大早就夹着一个大扫帚清扫马路上的垃圾，而且像对待写作一样兢兢业业，从不懈怠。这天，街道干部把平反的消息告诉他，他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或狂喜或痛哭，或丢掉扫帚狂奔而去。他是那样沉静，一句话都没说，继续低头清扫马路。而且第二天一早，路翎照旧夹着扫帚出工清除垃圾。街道干部有些惊讶了，对他说：“你的处分撤销了，不要再扫街啦！”路翎回答：“还没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这是一个多么单纯而真诚的人啊！
　　1953年，他以作家身份到朝鲜前线采访，却一点不像部队的客人。和他同去的汪明、李维时告诉我，在板门店前线，他们亲眼看见路翎端枪击毙了一个向我方射冷枪的敌兵。那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中国作家们到了谈判代表团驻地，路翎看到美军仍经常向我方射击，看到被杀害的妇女和儿童。他气愤了，从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一枝枪，走到分界线的前沿，瞄准远处敌方一个个攒动的人头，猛地射击，只见一个中弹的敌兵哀叫着倒了下去。路翎的这个举动，改变了前方战士对作家的看法——他们并不仅仅是采访者，他们也是战士。另一次在山上夜行时，同行的作家李维时失足掉进了一个积水的深弹坑里，在场的人们惊慌地呼唤而不知所措，路翎奋然跳进水坑，把维时救了上来。他们回国后，维时的夫人蓝樱请我们吃涮羊肉，我们举杯为路翎的英雄主义干杯，一起开怀畅笑。那个年代，我们所崇尚的就是路翎身上的这种战斗的人生态度。
　　我在作家圈子里没有看见第二个比路翎生活更俭朴的人。1952年，我们的待遇由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每月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愿领取供给制时的每月二十元津贴，理由是他常常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不需要更多的钱。而那时有些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作家”，却在想尽办法争高级别、高工资。让人为路翎不平的是，后来这些没有作品的人，一个个倒成了路翎作品的严厉审判者。
　　在路翎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张书桌，地板上一只旧皮箱里装着他已出版的一大堆长、短篇小说，桌上的搪瓷杯里盛着白开水。他每天抽两盒一角二分一盒的劣质烟，从早到晚，伏案写作，仿佛除了沉醉在辛勤的劳作里就再没有别的生活享受了。我时常递给他一枝优质烟，给他倒一杯香喷喷的热茶，劝他不要过于“自虐”。他对我笑笑，笑得那么纯真，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我过不惯阔人的生活。”我们平反后都恢复了原先的级别待遇，路翎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看到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简简单单地生活着。他没有改变对生活的态度，永远做不了“阔人”。
　　我对路翎深感愧疚的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我极少去看望他。我还在工作岗位上，而且越来越忙。我去看他时，他显得很高兴，还同我出门吃馆子。余明英对我说：“你来他高兴，话也多了，他从不同别人上饭馆的。”我知道他的病时好时坏，过去的那个才华横溢的路翎，永远也回不来了。
　　最后的几年，他很少说话，整天伏在桌上拼命写作。他发表过几首小诗，在晚报副刊上发表过短短的散文。同情他的朋友赞美他，为他祝贺。他又写了许多篇小说，却都未能发表，不仅因为艺术质量的下降，更因为他的整个思维都还束缚在他“监狱时期”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状态中，而这正是他原来极力反对的呀！有人不理解他，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现象。只有我能理解，只有我在心底里怜悯他，只有同样经历过长期监禁的人，才会知道挣脱过去的禁锢是何等艰难！我比路翎年轻近十岁，我的脑神经也没有受到他那样的致命伤害，但我也是许多年都摆脱不了那种囚徒的恐惧。我在80年代初期所写的那些文字和路翎那些不能发表的小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正是智者启迪我们的：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精神的死亡和精神奴役的创痛。
　　路翎在1994年2月12日早晨死去。3月23日剧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天阴沉寒冷，所有的朋友们都强忍着悲痛向这位20世纪中国文坛最令人痛惜的受难者告别。
　　3月19日《光明日报》副刊《周末文萃》发表了我写的悼文《路翎的死》。这篇文章是我一边哭泣一边写的，我要把它献给一个永难安息的灵魂。

　　三．吴祖光：中国文人的一个奇迹

　　2003年4月9日晚，北京落着小雨。我接到苗子、郁风夫妇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祖光于当日午间辞世。他俩的语调低沉而平静，我也不太感到突然，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真正的祖光，一个谈笑风生、睿智灵慧的祖光，早在五年前那个令人伤心的春雨四月，已经跟随他深爱着的凤霞，远远地离去了。
　　这五年的岁月，他独自默默地坐着，不能再说话。朋友们去看望他，心里都很难过，只能拉着他的手，默默地相望着，用心灵和他对话，也不知他感受到了没有。
　　4月5日清明那天，香港凤凰卫视刚刚播放了一部纪念新凤霞逝世五周年的专题片《永远的霞光》。多美的标题！那是凤霞和祖光两个名字的组合。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人们通常只看做一个大文化人和一个杰出民间艺人的奇妙相遇，或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和一个旧艺人的美好结合。而如果从人性的纯美和心灵的相通来看他俩的爱情，简直应该说这个美丽的婚姻真是上帝的杰作啊！专题片最后一个镜头是默默坐着的祖光，他仿佛还在想着什么。几天后，他果真在凤霞五周年忌日（4月12日）前赶到了她身边。两个生命在天国永恒地融合了。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有五十年。他的名字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我整个青春岁月的政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们是在“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罪名下，共同熬过苦难而屈辱的二十二年的。
　　在我心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中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人物。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他的学养和文采，而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并连续不断地遭受打击、忍受屈辱，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自身的文化人的品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
　　我认识吴祖光是1952年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凤楼，离我住的青年艺术剧院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洋溢着浓郁文化气氛的小院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富吸引力。吴祖光是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我幼年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除了他的学识、成就和智慧以外，他为人仁爱宽厚，同情他人疾苦，而谈吐又那么活泼风趣，所以在他家做客总是特别愉快，从不感到拘束。还有他那美丽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他们那时结婚不久，凤霞每天晚上都要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她的琴师每天都来，和她一起琢磨推敲新的唱段。她虽然忙，还总是那么热情地款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朋友，给我们包鸡肉馅饺子吃。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恭敬地叫她“大嫂”。我们喜欢去他们家，喜欢听祖光谈戏，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吴祖光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亲切的老大哥。他逝世后，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我觉得他的品格在不断昭示着我，他的精神生命永远不会离我而去。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性格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率直而真诚的人。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在大人物面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也从不以大人物自居，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50年代初和他相识交往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他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每到北京公干，下车后必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下榻。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祖光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拨儿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那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吃惊地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字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警卫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个我这样的客人。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对戏曲一窍不通却乱干预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做客一样，仍然是那样平常的语气。
　　1953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集了他写的十多篇记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极富情趣的散文。每篇散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大都出自名家手笔，如张光宇、丁聪、郁风等。难得的是，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蔡亮那年才二十岁，还是美院的学生，祖光信任并扶植无名青年，没有半点论资排辈的俗见。《艺术的花朵》出版后，我们都为蔡亮高兴，这是他发表的第一幅作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人对后学的爱心。二十多年后，蔡亮已成了名画家，他回忆起这件事深情地对我说：“祖光的用心到我当了教授后才真正领略。他是给我一个机会，要我向那几位名家学习，看看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鼓励我上进。想起他对我的培育，我就懂得了应该怎样爱护自己的学生。”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勇于直言。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我和几个朋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组织“小家族”，被关起来审查批斗。反胡风运动本来同吴祖光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纯真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便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出于善良的心意，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公道话。他不知道，当时这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得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躲避惟恐不及，而他的率真就这样给自己招来了大祸。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一条被强拉上“钩”的“鱼”。他去出席文联座谈会，临出门新凤霞还拉着他，不让他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吴祖光偏偏不信，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候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果真上钩了。他那一番善意的发言，发表时被安上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了下来。
　　吴祖光和黄苗子、丁聪、唐瑜等文化人被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团。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也被定为“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股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对“小家族”的批斗会，回忆起吴祖光被揪上台，承受着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都极其痛苦。
　　有一次，田庄、汪明和蔡亮等几个朋友在祖光家看到一本印制精美的《世界名画集》，欣赏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画。到反右运动时，此事竟变成在吴祖光家看“春宫图”，并作为吴祖光腐蚀青年和“小家族”集团生活糜烂的一条罪状公诸报端，真叫人有口难辩！
　　1979年春，“小家族”平反后，我和几个朋友在祖光家重逢。此时，凤霞已经瘫痪，我们抱在一起，是那样淋漓痛快地号哭起来。
　　1980年春，我结婚了。我的岳父在他工作单位的食堂办了两桌酒菜招待亲友。凤霞叫儿子吴欢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说：“别的宴会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礼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她把她自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春桃》，由祖光题诗“开花春灼灼，结实夏双双”赠送给我。食堂的大师傅和服务员们听说新凤霞来了，都来围住她，请她唱几句评戏。她已经很久不唱戏了，她要用自己编的词唱几句，但刚刚唱完“好人遭罪，苦尽甘来”两句，便哽咽着泪流满面，唱不下去了，只好由女儿吴霜替她唱了一支歌。这情景使在场的人们都深受感动。
　　新凤霞也是一个十分少见的杰出女性。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民间艺人，身残志坚，靠着自己超人的灵性和超人的勤奋，靠着对祖光的深情笃爱，居然把自己锤炼成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个独一无二的典型的中国式的女才子。人们都知道，吴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新凤霞谈话，要她立即和吴祖光离婚，划清界限。新凤霞答道：“祖光是好人，我要学王宝钏那样，在寒窑里等他二十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培育出对爱情如此忠贞而又不向权势低头的坚强女性。
　　平反改正以后，吴祖光连任四届政协委员。二十年的大苦头，非但没有改变他的文人禀性，反而使他更深切地同情人民疾苦，更勇敢地为冤屈者鸣不平，为弱小者仗义执言。在不少会议上，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呼吁政治民主、倡导思想自由的充满激情的发言。吴祖光的民主理念，纯然出自一个艺术家真诚的仁爱胸怀、朴素的人道精神和正义感。最富有人性魅力的是他心中的平等意识，他认为人和人没有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平等是民主的基石。
　　祖光在日常生活中一贯平等待人。90年代，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还挺身而出，为被国贸商场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在他家工作过的小保姆，无一不得到他和凤霞的爱护。他们培养她们学裱画、学电脑、学文化，让她们日后能有更好的出路。
　　记得1995年8月，蔡亮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很悲痛，跑去告诉祖光时，我哭了。我说：“小家族”的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汪明走得最早，好日子都没有看到；田庄呢，刚平反，就没了；罗坚本不该走得这么早的，谁知道他的心情是那么压抑呢；最可惜的是蔡亮，才华正茂，巴黎的蔡亮工作室还在等他回去，怎么忽然就死了呢？我没有好朋友啦……祖光一把拉住我的手，眼眶里闪着泪光，动情地对我说：“还有我呀！”……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讲到田庄的爱人敏凡身体不好，孤身一人，生活困难。他叹了口气，凄然点头。我起身离去时他把我拉住，带到他的书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这一千块，是我的稿费，给敏凡送去，就当我给田庄的。”
　　祖光就是这样一个爱朋友、重道义、不忘旧情的中国文人。
　　只要回想一下过去了的那些噩梦般的岁月就会看到，有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曾在极左政治的重压下经受着炼狱般的磨难，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丧失着自我。而惟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从不趋炎附势，也不谨小慎微，更不世故虚伪、看风行事，他始终是他自己。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吗？难道这不是祖光在昭示着我怎样做人吗？
　　吴祖光的逝世，使千万中国人因失去一位铮铮风骨的正直的文化人深感痛惜。人们哀悼他、赞美他、怀念他，更加认识到他所展示的人文精神的宝贵价值，也更加懂得了他的品格对于我们民族的意义。
　　4月19日，一个晴朗的春日，是人们向吴祖光最后告别的日子。他安睡在鲜花丛中，爱戴他、崇仰他、敬佩他的人们，哀伤地肃立在他的身旁。他永远地睡着了，不再醒来。我想起了他的名言“生正逢时”。他正是用这样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坎坷和困苦中，奇迹般地创造了辉煌的人生。我深信祖光永生！
　　吴祖光走了。我的档案所记载的那个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年代，以及全部荒唐而痛苦的往事，也永远地终结了。一切都成为过去，永不重复的过去。我不愿猜想未来的人们将会用怎样的目光和怎样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经受过的这一切，但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正像我们理解我们的前人一样。他们终将明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民主进程中做了怎样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