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将死，所求唯安乐与尊严 | 不愿活下去的人09
乐活
2024-09-09 21:36
云南
上一篇说到，精神类疾病谋求安乐死面临巨大困境，人类更愿意记录、记载和报道那些拯救人类免于疾病折磨的医生和技术，而忽视这些医生和技术背后那些卑微的、承受痛苦的病人及其家属。人类喜欢激动人心的医药技术，厌恶乌云密布的病人痛苦，网上选择性报道的也是那些积极乐观的抗病或抗癌故事，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病人及其家属真如报道中那般乐观吗，这些故事之所以被报道，就是因为其少见，那多见的现实因为不堪，因为不符合人类对乐观的期许，所以也上不了台面。对乐观的赞扬，无形中会给某些心智不成熟之人一种暗示，即病人都应该乐观，你悲观就是你的不对。伟大与卑微，强势与弱势，人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但有意思的是，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恰巧又是体现在对后者的关怀与关注。我以前很喜欢各种正向词语，比如“积极乐观”、“笑对生活”等，但一直隐约觉得这样好像有点问题，可又说不出问题在哪儿，直到我肯放弃成见学着去观察、倾听和经验生活本身，我才发现问题所在之处。就像我以前喜欢在心理评判一切，我很早就体察到了并试图消除这种腹诽，但失败了，后来随着阅读与经历的增加（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大量的阅读），这种腹诽逐渐减少了，到了现在，我内心几乎很少腹诽任何人与任何事，从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说，我觉得我变得更加包容了。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时常跟我抱怨各种病痛或痛苦等，我做不到完全不烦，但在烦的同时，我也能够保持足够的耐心，因为我理性上的认知足以包容我感性上的不耐烦，我无法在有限的一生经历无限的人生样态，所以倾听和阅读成为了丰富自我的手段。人的一生，生不由己，死不由己，当医学成了认定死亡的唯一标准，那医生就变成了这一标准的绝对权威，可医学还涉及复杂的伦理，伦理之事，又岂是某种或某几种权威可一锤定音，只是在强弱悬殊的关系中，弱势方注定只能被动被裁决，尤其是当人类活得太久，久到医疗技术赶不上人体细胞的代谢之时。那些积极推动安乐死的医生和个人总是毁誉参半，本书作者也没有避开这些人的阴暗面，用一种相对中立的笔触来描述，这种中立让你看到了一个个复杂的人，而非人造的神。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颁布《晚期病人权利法案》（Rights
of the Terminally Ill Act），随后该法案被废止；2001年，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成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2年，比利时通过安乐死法案。安乐死的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也不同。对安乐死适用范围扩大化的担忧，对生命权的思考，对立法的挑战等……比如安乐死会不会成为癌症患者的首选方案、医生该不该主动提出安乐死的选项、究竟何人应该享有安乐死的权利、安乐死之人是否要捐献器官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尊严死与安乐死，可我们其实无法给“安乐”和“尊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指向一个核心，即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去经历和去死亡。“安乐死”通常与“尊严死”混用，但二者其实并不等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的《论安乐死立法的宪法界限》：“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无论安乐死还是尊严死，核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可权利原本就是人为构建的概念，难免带有人的局限，但人之伟大正是在于人能突破局限。我们的文化历来对死亡讳莫如深，可死亡始终都在。国外的安乐死和尊严死给我更多思考死亡的视角，我不怕死，也不怕活，不惧谈死，也不惧论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