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态的诞生 | 性经验史16
乐活
2024-10-14 21:37
云南
上一篇说到，西方世界基于基督教的肉体观建立起了一套性机制，这套性机制在19世纪经历了四大策略，即儿童的性化、女性的歇斯底里化、性倒错者的规范化以及人口的管制化，而这些策略则又指向一个核心，即家庭。在17世纪，性经验局限于合法成年夫妻，唯有合法成人夫妻的性活动才有意义，且人要有羞耻心，要对性缄默，这是性被压抑的时代。到了20世纪，“压抑机制开始松懈了，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忍；对‘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而且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086）。性压抑假说的形成，大致可追溯至17-20世纪之间。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在基督教的忏悔坦白仪式中形成了一套分析色欲并将之纳入话语的程序（即性技术），期间历经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直到18世纪末形成了一套崭新的性技术，形成原因有待考证。“说它是崭新的，这是因为虽然没有摆脱罪恶的论题范畴，但是它却从根本上避开了教会机构。经过教学法、医学和经济这些中介环节，它不仅把性变成一种世俗事物，而且还把它转变成一种国家事务。这也就是说，它使得全社会及其每位成员处于相互监督之中。此外，还因为它是按照三条轴线发展的：以儿童特殊的性为对象的教学法、以妇女性生理学为对象的医学和以自发的或审慎的计划生育为对象的人口学。”（087）随着现代医学的兴起和发展，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性技术被纳入了医学制度之中，它不再涉及传统的死亡与惩罚，变成了与生命和疾病息息相关，关注点也从人的肉体变成了人的机体。在此基础上，又带出了其他继发性转变，比如性医学与身体医学的分离，“它把不引起机体变化的、又能表现出结构畸形的、后天偏差、残疾或病理过程的性‘本能’独立出来”（088）。德国医生冯·卡恩（Heinrich van Kaan）于1844年出版的《性心理变态》（Psychopathia Sexualis）算是这种变态医学的标志，至此，以往归属于道德范畴的昏淫放荡被纳入了医学—心理学领域。同时，遗传分析则让性（性关系、性病、夫妻性关系和性倒错）成了人类病态的根源，“不仅性能受到各种性病的影响，而且如果不加控制，它能够传播疾病，或者遗传给子孙后代”（088），所以国家必须在医学、政治、婚姻和生育等层面管控性及其生育力，至此，优生学诞生了。性病态医学和优生学是19世纪下半叶性技术领域的两大创新，性变态理论将二者衔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性倒错—遗传—变态结构。“精神病学，还有法理学、法医学、社会控制当局、对危险儿童或处于危险之中的而儿童的监督，长久以来都是用来对付‘性变态’和遗传—性倒错系统的。”（088）这种性技术具有强大深远的影响力，它还存在一种夸张形式，即国家种族主义；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逐渐开始中断了这种与性病态的关联，它仍旧建立在性本能之上，但却是为了让性本能摆脱与遗传、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的关联；到了 20世纪40世纪，心理分析正式“严格地反对性倒错—遗传—变态系统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影响”（089）。基于上述针对性技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并没有发现性压抑的踪影，人们分析性的方法以及将性纳入话语的程序一直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其中有两个阶段最为突出，一个是良心引导与考验的程序在16世纪得到了发展，另一个是19世纪出现了性医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