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真相：东方秘授，西方坦白 | 性经验史07
乐活
2024-10-03 21:36
云南
上一篇说到，19世纪在性与真相之间构建了一种关联，而福柯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真相的程序：第一种是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等社会的性爱艺术，它是“根据快感的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的时间和在身心中的影响来认识快感”（042），在这种性爱艺术中，“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它被理解成实践和经验”（042）。这样的性爱艺术，如果有大师的秘密传授，则远比单靠自己摸索更有效，在大师的引领下，弟子可以获得“绝对控制肉体、独一无二的愉悦、忘却时间和限制、获取长寿的配剂、驱除死亡及其威胁”（043）。第二种则是被纳入了权力—知识体系之中有别于上述东方秘授的西方坦白程序，它的核心是坦白，福柯认为“它是唯一实行‘性科学’的文明”（043）。“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把坦白作为人们期盼真相展示的主要仪式之一。”（043）宗教与政务相互作用使得各种忏悔圣事管理条例与法律条款交错关联，再加上宗教审判所的成立，无一不促进着坦白在世俗世界的扩散。“通过‘坦白’，其他人就赋予坦白者社会地位、身份和价值，换言之，‘坦白’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或思想。长久以来，个体是通过其他人和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家庭、忠诚、保护）来证实自己的，然后大家根据他能够或应该谈论他自己的真实情况的话语来确认他。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043）以前的文学叙事以英雄冒险为主，随后逐渐变成了“以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044），人们开始通过这种自我拷问来探寻与真理的关系。“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相反，我们以为，作为我们自身秘密的真相‘要求’的只是展现出来。”（044）当个体成了坦白时言说及其内容的主体，背后那个迫使个体坦白的权力就隐身了，正是这个隐身了的权力在支配着成为主体的个体去揭示真相，所以真相并非自由的，“真相和性是通过必须详尽地说出个人隐秘的方式在坦白中联系在一起的“（046）。人在坦白时，对面一定坐着一个权威，这个权威会“督促坦白、强迫坦白、鉴定坦白和介入坦白，以便评价、惩训、原谅、安慰和调和坦白者”（046），那个权威是一个聆听者，也是一个质询者。在那个隐身的权威的注视之下，性真相被坦白出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人对性知识的获取，既是远离真实性快感的，又是随着坦白者的揭露缓慢获得的。总结起来，在第一种展示性真相的程序中，性是通过秘授和实践直接获得的，比如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在第二种程序中，人们则是通过权力—知识体系缓慢揭露的性知识来了解性的，而这种权力—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坦白之上，比如西方社会等。此前，坦白在西方主要出现在宗教领域，是建立在教徒—教士的关系上，后来随着宗教改革和医学进步等，它逐渐扩散到家庭、学校、医学和法律等领域，也即是建立在儿童—父母、学生—教师、病人—医生以及犯人—专家的关系之上。“在大家的眼里，坦白的动机和结果已经多样化了，其形式也是如此：有拷问、咨询、自传、书信等。它们被记录、抄写、收集在文件中，发表和评论。”（047）如此，源于西方的各种咨询公司，无论是法律咨询、金融咨询还是医学咨询等，本质都是此前宗教坦白仪式的变体，只是吐露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近些年，心理咨询在国内逐渐流行，包括现下火爆的职业咨询、情感咨询和志愿咨询等，无一不源于西方的宗教坦白，而坦白是建立在揭露自身真相的基础之上，但我对人到底能否区分什么属于自我真相存疑，退一步讲，即使能区分，又要如何保证其坦诚程度。那些作为倾听者的所谓权威，无论姿态如何平等，本质还是像神职人员一样，以一副自以为掌握真理的姿态来俯视对面的坦白者。这边是就业迷茫、情感不顺和志愿不定的群体，那边是各种各样的导师，那画面，我已不知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