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限制自身性欲，底层陷入工具境遇 | 性经验史17
乐活
2024-10-15 21:36
云南
在上一篇中，通过梳理16-20世纪性技术（对性的分析以及将性纳入话语）的变化和发展，福柯认为尚无切实证据支持性压抑假说。承认性压抑假说，就意味着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管控，这样的管控首先就应该施加在贫困阶级头上，也即西方就应该存在着一种贵族阶级或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提供生产力的劳动者）的性控制，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资产阶级的’或‘贵族的’家庭里，儿童的性或青少年的性首先受到质疑，女人的性被医学化。这些家庭首先被告诫注意可能的性病理学、监督性的迫切性和发明一种矫正技术的必要性。“（090）西方性机制首先瞄准的是那些所谓神经质的女性，这些女性一般出自中产或贵族阶级，肩负家族联姻使命，在法国电影《疯女人的舞会》（ Le Bal des folles）中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女主就出自上流社会，这样的人物设定写实得毛骨悚然，身为女性，不论出身，胆敢逾越，难逃“疯女人”的命运。儿童则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被纳入了性机制之中，这些儿童显然“不是平民的后代和必须被教会如何规范身体的未来工人，而是中学生，被仆人、家庭教师和督导包围的孩子，他们危害的不是身体的力量，而是理智能力和为自己的家庭和阶级保存一个健康后代的道德义务和责任”（090）。儿童未被当作真正的人，而是延续家族阶级的工具，工具人的健康至关重要，但这种重要并非针对其身体机能本身，而是其作为接班人的身份，家族的未来高于一切。故而，长久以来，西方下层人民只是服从于联姻机制（只要合法结婚生育、不近亲结婚并遵守当地的婚内规范即可），却并未落入性经验机制里。性经验机制其实是一种始于西方上流社会并逐渐向下层社会渗透的体系，这种向下渗透历经三个连续阶段：自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随着工业化和商业贸易的兴起，城市就业率大大增加，进而导致人口数量增长。19世纪30年代，家庭成了西方国家管理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调节工具，西方工业化下的贫穷被认为是因为懒惰，此前会得到的救助变成了公开的道德谴责，惩罚懒惰来根治贫穷成了当时救济法的基调，可参照《上帝显灵：人必须工作吗？| 疯狂史07》理解。到了19世纪末，为了保护社会和种族，性变态行为被纳入西方的司法和医疗的管控之下。至此，原本只在特权阶级展开的性经验机制遍地开花，覆盖了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发挥作用。上述性经验机制的发端和渗透再次否定了性压抑假说，同时也表明了统一的性政策并不存在。“性经验的机制并不是被传统惯称的‘领导阶级’确立为限制其他人快感的原则。相反，这些‘领导阶级’首先限制自己的快感……这与一种摒弃快感或贬低肉体的禁欲主义无关，而是要强化身体、置疑健康及其作用的条件；它涉及一些用来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性技术。”（091）性经验变成了关乎“身体、精力、寿命、生育和‘统治’阶级的后代”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快感、话语、真理和权力的新分布”，是西方上流社会对自身快感的自我限制以及对自身阶级的自我肯定，随后又作为一种“经济控制与政治约束手段”（092）延伸到其他阶层身上。从本质上说，只有西方上流社会的性才是性本身，其他阶层的性只是一种经济政治调节手段，也即是一种工具化了的性。福柯一直强调要基于一种动态的力量关系来看待权力，可当一个社会中的某种力量绝对碾压另一股力量时，基于这样天壤之别的悬殊力量还能形成权力吗？西方上流社会将源于自身的性经验机制作为经济与政治调节手段拓展到其他阶层，其他阶层无论顺应或抵抗都甩不掉被研究的命运，在一个必然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真的有所谓的力量存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