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提问到，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且询问中方对此的评论。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认为建立无核武器的世界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毛宁的表态彰显了我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强调了核武器对全球安全的威胁。
然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视角，特别是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核武器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大国之间的和平。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认为，核武器在冷战期间扮演了关键的威慑角色，使大国之间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观点的核心是“相互确保摧毁”（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理论，即每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都有能力摧毁对方，而这种相互摧毁的可能性使得战争代价极高，从而让大国保持理性，避免了直接冲突。
这种核威慑理论在冷战时期尤为显著，特别是在美苏对峙期间。核武器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也改变了国家间冲突的逻辑。1945年之后，尽管美国和苏联之间关系极度紧张，但核武器的存在迫使双方采取克制，避免了全面战争的爆发。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便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将美苏两国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但正因为核武器的毁灭性，双方领导人最终选择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现实主义者认为，正是核武器的存在保障了全球数十年的相对和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MAD核威慑论的适用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从传统的军事对抗逐渐转变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竞争。如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已不再依赖军事力量或领土扩张，而是取决于科技创新、知识生产和社会进步。核武器的作用在这种新的全球秩序中显得日益边缘化。依靠核威慑维护和平的逻辑，逐渐被知识经济驱动的全球化发展逻辑所取代。
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表明，未来国家竞争的核心将是技术革命和经济创新，而非军事对抗。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越来越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战争的价值和意义被进一步削弱。理性决策者应当意识到，通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比通过战争获得暂时的领土或资源更为重要。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已成为全球安全议题中的一个关键目标。各大军事强国的核裁军努力，对于全球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如今，全球共同利益的核心在于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核武器的存在不仅对这些全球议题形成威胁，还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灾难。因此，任何理性的全球领导者都应认识到，核武器已经不再是保障和平的工具，而是阻碍全球进步的负担。
内容提供 编辑 图片 | Curatorlab
往期文章
【德里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语言学革命
【拉康】如何理解拉康的实在界（The Real Order）？
【尼采】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尼采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unconscious）”与梦境解析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起源、核心与定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福柯】“后政治”与“后理性”——米歇尔•福柯的批判性超验美学
【维特根斯坦】世界的名称关系和图像性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利奥塔】“遗忘的能力”与“无用的激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
【海德格尔】西方文明的历史与命运——海德格尔的Seinsgeschichte
【海登•怀特】“文史哲”的后现代转向——海登•怀特的Metahistory
【笛卡尔】“冥想”与“第一哲学”的支点——笛卡尔的“怀疑论”
【理查德•罗蒂】“实证主义”的贫困——理查德•罗蒂与“后现代主义”
加入哲学群请加优锐小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