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对技术批判的依据可以上溯到霍布斯的传统，霍布斯为专业知识同政治实践的关系下了明确的定义。
霍布斯的著名的官吏统治与政治领袖集团相对抗的论点，是为了把专家的职能和政治家的职能严格地区分开。
韦伯进一步指出，政治家使用技术知识，但除此之外，政治家的自我维护和统治的实践，却要求他关心意志的贯彻。韦伯认为，政治活动不能合理地进行自我论证，政治活动是在具有竞争性的价值法则和信仰力量之间作决断，信仰的力量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并且总是拒绝对事情进行使人感到信服的讨论。
韦伯指出，尽管专家的专业知识能够决定合理的行政管理办法和军事安全措施，因此也能够迫使政治实践依据科学规则采取手段，但实践的决断，在具体情况下，却不能通过理性充分地合法化。
在韦伯看来，手段选择的合理性，恰恰同对待价值、目标和需要的态度的明显的非合理性联系在一起。按照韦伯的见解，只有在官僚政治和军队熟悉客观情况为一方面，受过技术训练的总参谋部为一方面，具有本能的权力意识和强烈意志的领袖人物为一方面，这几个方面之间进行完美的分工，才能使政治活动科学化。
韦伯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决断论）不仅为政治实践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对传统工具的改进，而且通过它们所制订的周密战略和自动的决断装置使选举本身实现了合理化。随着现代管理制度的出现，专家们针对领袖人物的决定提出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似乎得到了韦伯的肯定。
今天的政治学家试图根据经过圣西门一直上溯到培根的经验主义传统，放弃有利于技术统治论模式的关于专业知识同政治实践的关系的决定论的规定。在这种模式里，专家依附于政治家的关系倒过来了，政治家成了有科学知识的人，以及他们所作的决断的执行人，而这些有科学知识的人，提出了具体情况下可以掌握的技术和资源以及最佳战略和控制手段的必然规律性。
韦伯认为，如果政治家能使实践问题的决断合理化，即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的选择，以致能够逐步消除“束手无策的僵持状态”，并因此能够逐步解决整个决断问题，那么，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里，政治家实际上只能是从事一种虚幻的决断活动，至多像一个尚不完善的统治的合理化体系的漏洞的填补者。
在这个时代，技术专家的建议就转化成了科学分析和技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似乎就不得不放弃统治的实体，以利于在客观所提供的战略框架内更有效地使用可掌握的技术，国家似乎不再是用暴力来实施原则上无法论证的、仅仅代表决断者的利益的机器，而是成为一般说来更符合理性化模式的行政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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