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雷蒙•阿隆所说，法国被人们认为是左右对立的阵地。当“左派”、“右派”之类的术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仍很少出现在英国的政治语言中时，它们在法国早已取得了合法身份。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不得不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
雷蒙•阿隆指出，法国人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在法国显得格外严重，旧制度的统治者所遵奉的世界观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则指责权威的原则，左派认为，天主教思想既是教会的原则，又是王国的原则。
法国的进步党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同时与王权和教权展开斗争。雷蒙•阿隆认为，进步党之所以倾向于反教权主义，乃是因为教会的等级制度有利于，或看起来有利于抵制进步的党派。在英国，宗教自由显然是发生于17世纪的新教大革命的原因和后果，因此，英国先进的党派更多保留的是独立派、非英国国教派、激进派等基督教派别的痕迹，而不是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的痕迹。在雷蒙•阿隆看来，这就是英国政治正确和法国政治正确具有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
雷蒙•阿隆说，法国在实现从旧制度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绝无仅有的突然性和野蛮粗暴的色彩，在大海另一边的英国，宪政制度是逐渐建立起来的，英国代议制的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习俗议会，在18到19世纪，英国民主制的正统性在君主制并未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取代了君主专制。与此同时，英国公民之间的平等亦逐渐地消除了等级差别，由此可见，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
然而，法国大革命完全相反，法国大革命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
雷蒙•阿隆指出，在英国，“民主化”是对立的党派的共同事业，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争论，而法国大革命完全不一样，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法国大革命最终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
在雷蒙•阿隆看来，法国大革命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和理性来重建社会。总而言之，法国的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崇尚革命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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