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一种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结果进行探索时，南希·哈尔特索克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未能历史化的一些范畴：
①女性通过生儿育女在塑造人类中付出的感性劳动。
②女性在养育和生存中付出的各种各样的劳动。
但是，哈尔特索克否定了劳动力性别分工的术语是有利于劳动力性分工的，目的是强调女性活动的身体维度。哈尔特索克同样对性别系统的公式持批判态度，因为它为强调亲属关系的交换系统而牺牲了对劳动过程的一种唯物主义分析，这种分析为女性潜在构建革命的起点提供了基础。
哈尔特索克依靠马克思人文主义的版本，这些版本被包含在人类自我形成的故事中，人类通过劳动在自然和人性的感性调和中形成自我。在表现女性生命是如何与男性系统的不同时，她的目的是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唯物主义起点建立基础，这一起点可以成为一种被占用的地位和视野，从此真正的统治关系会被揭开，这也是解放的现实所为之斗争的。在以权力为特色的男性世界的敌对系统中，她要求探索交流摘要和抽象的男性特征之间的关系。
一些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为女权主义起点理论中相互交织而又独立的版本做出了贡献，其中关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的辩论是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积极中介和地位的理论化努力来说，该辩论的基础是在劳动这一范畴，或它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对繁殖意义的延伸中问题的逐步增加。
柯林斯调整了起点理论，是为了从黑人女性对于自身压迫的自定义视角，对黑人女权主义观点的基础进行特征化。桑德拉·哈尔丁（Sandra Harding）认为，女权主义理论的繁荣反映了性一性别系统中存在的矛盾的一种提升，以至于现在可以为基本变化而进行斗争。在将她对性别系统的方法延伸到《女权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一书中时，哈尔丁强调了三个以不同方式相互关联的性别要素：一个赋予一切事物意义的基础范畴，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方法，和一种个人身份的结构。
分解这三个要素是部分开始理解以性别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复杂性和有问题的价值。在使用性别系统来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性恋运动的性身份政治时，杰弗瑞·艾斯科菲尔(Jeffrey Escoffier)为一种需求辩护，需要对政治主观性的新形式的出现和局限进行理论化，目的是为了发展一种投入的并已定位的政治,不受形而上学的身份束缚。哈拉维的《赛博格的宣言》(Mani festo for Cyborgs)发展了相似的观点，目的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政治，用以应对女性在科技调和的多民族社会、文化和技术系统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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