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曾经对比过中西方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在韦伯看来，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比如说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正在形成的国家，都是财政理性化、货币经济以及政治性很强的资本主义的体现。但是，中国的寺院却令人望而生畏，被视为破坏金属本位制的洪水猛兽，像佛罗伦萨那样的创造了标准金属货币并为国家的铸币政策指出道路的城市，在中国是没有的。
韦伯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国家的货币政策失败了，而且国家推行货币经济的尝试也失败了。直到近代，寺禄和其他许多俸禄的典型配给方式依然是实物津贴。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虽然与西方城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最重要的几点上都不同于西方，汉字中的“城”是“要塞”、“城堡”的意思，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也是这个意思。然而，中国古代的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城市仍然是帝王代表及高官要人的住地。
韦伯说，“中国古代的城市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如同在古希腊罗马的城市里和奴隶制时期的莫斯科一样，花销的主要是息金，一部分地租，一部分官俸，还有别的政治性的收入”。
韦伯认为，除此以外，中国的城市同世界各地一样，自然也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只是手工业显然不及西方中世纪，乡村也没有保护下的市场权，不存在受国家保障的城市市场垄断权。
根据韦伯的研究我们能发现，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城市政治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城市不是所谓的古希腊“城邦”，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城市法”，因为它不是拥有固有的政治特权的“共同体”，没有西方古代那种住在城里的自我武装的军人等级意义上的市民阶层，也没有过像热那亚的“合作公社”或别的“巫术同盟”之类的军事同盟团体，因此，必然就没有为了自治而同封建城市统治者的斗争。
韦伯的研究方法是早期的比较社会学方法，众所周知，韦伯是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韦伯这一城市比较对我们的启发在于，人们往往从中西方哲学或宗教的视角来对比两种文明的差异，却忽略了最为基础的城市社会生活，实际上，城市是什么？中西方自古至今都有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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