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不知自己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很多年过去了，仍旧不知道。这些事情回想起来是有些痛苦的。若只是错了，在心里归了类，认了错，知道下次不可这样，倒也还算明白。若有些事情当时不知对错，事后证明是做对了，那就异常高兴，为自己的聪明正直而高兴。这些事情都可以平稳妥帖地放入往事的抽屉，合上，不再去想它。那些不能归类的，就会卡在半当中，那抽屉总是关不严，无可奈何。苏东坡高洁开阔，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我这样庸庸碌碌的，不敢不合时宜，倒是因合了时宜，攒了一抽屉的无可奈何。
我之前和我老爹一起做了十来年的服装生意，生意时好时坏，有些年赔得多些，有些年又赚得很好。好坏的关键在于冬季。服装行业有句话，叫一冬吃三季。冬衣值钱，利润高，又是逢年过节的，货流量极大。因此只要冬装卖得好，另外三季图个热闹就行。现在不知行情如何，那些年冬装好坏的关键就在于羽绒服。而羽绒服好坏的关键，在于天气冷不冷。江南地方，冬天冷不冷还真不好说。若是北方，华北东北，那是笃定的冷，若是再往南，广州云南，又是稳定的暖和。江南冷不冷，冷到何种程度，全看冷热空气交汇博弈。因此这是一场赌博。
赌博从面料商就开始了，然后是羽绒服生产商，然后是批发商，然后才是我们——终端服装店。我们原先只有几家小店，是从批发档口进货的，有看得中的，不过这款拿三手，那款拿五手（单色全码称为一手）。后来我们又新开了几家店，拿的货多了，档口那些老板老板娘都把我们当成大客户，百般讨好。我们也动了心思，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往上游厂家去谈生意？若是能直接从厂家拿货，利润是翻倍的。
要谈厂家可不容易。一是货量要足够大，否则厂家不会搭理。二是订货要大大提前，厂家不可能临时加开流水线。因此隆冬天气卖的羽绒服，我们在初秋就要谈妥当。店小本钱少，也不敢冒险，就想谈最稳妥的铺货生意——我们先拿他的货去卖，卖掉的给他钱，卖不掉的还给他，进价自然比买断的要高一些。找了一家，不搭理；再找一家，客客气气的，没有多余的货；再找一家，铺货不行，要就全款付清。哪里有那么多钱，哪里付得清？谈到后来也不抱希望了。
可是偏偏有一家老板答应了下来，还不是小厂子，是给好多大牌做贴牌生意的大厂子。老板个子小小的，那天穿着鲜艳的黄色外套，讲话一直笑眯眯的，对我们全无架子，头发是花白的，人显得又亲切又年轻。因他穿着黄色外套，姑且叫他黄老板吧。我对他有这么好的印象，实在是因为我高攀了他，而他竟然也诚诚恳恳地待我。他倒不是看中这单生意，大概只是无所谓，生意嘛，多一点好过少一点。合作条款是很宽松的，这么点量，他甚至连合同都懒得签，付点定金，交换名片留下电话就好了。
我真是开心，自我掌管货品以来，还没有谈下过这么肥的生意，对黄老板谢了又谢。他送别我的时候笑说，“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以后做大了量就多了嘛。长期合作，长期合作。”这些话于他可能是套话，对于我，简直是一种赏赐。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利润，都是钱。翻倍的、肥厚的钱。
货上好了，万事俱备，我们笃笃定定等着西北风，等着下雪结冰。然而风雪没有来，那年是个暖冬，气温一直徘徊在可怕的二十多度。这个气温是血淋淋的，太残酷。残酷到何种程度？那年有羽绒服老板跳楼的。黄老板也碰到了困难，打电话来说，货都压死了，钱回不来，资金周转实在是难，问我卖得怎么样，有多少算多少，能不能先结一笔账。连我们这样的小客户他都来问，可见大的那些都已经试过了，没有路了。
同时，我们开始接到各路供应商哀求的电话，降价再降价，只求我们能多拿一点放店里去卖，给个机会。我们客客气气地说，“货都上满了，明年再说。”电话那头老板娘夸张地说，“没有明年了，今年我就要死了！老客户了，帮帮忙啊！救救命啊！货哪有满不满的，多拉个架子放店里就好。你们没架子啊？我给你架子……”
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谦卑，价格也越来越低。终于，电话那头的报价跌破了黄老板给我们的厂家价格。若是砍个价，还能再杀掉半折一折的。那天回家吃饭，我说起这些事，有口无心地感慨今年羽绒服老板日子如何艰难，档口那些老板老板娘都要疯了。我爸听着听着，忽然严厉地质问我，“你为什么不上便宜的货？”
我吃了一惊，“已经上满了啊，是厂家的货。”
“满了不能收下来吗？”
“什么？”我没有想过这种做法，一点那样的心思都没有。
“两个办法，第一个，把货收下来，换成利润高的。第二个，跟那厂家老板去谈，叫他降到别人给你的价格。”
“不行。价格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一开始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羽绒服老板要跳楼的时候！”
“不行。我不能乘人之危。”
“这不叫乘人之危，这叫行情变了。做生意不是做好人，行情变了就要重新谈。他要活命我们要不要活命？今年天这么热，我们生意很好吗？年底拿什么发奖金？别说你们没签合同，就是签了合同，货卖不掉收下来退给他，违约吗？不违约。就算不退，把他的货放到边上角落里，好位置放利润高的货，有问题吗？没问题。重新谈是给他机会，是帮他卖货……”
“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做不出来你就别当这个货品经理了。你当你的好人，我另外找个对货品负责的经理来。”
我倒不是多想当这个货品经理，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恰当的。我爸爸讲的是有道理的，做生意要对利润负责，赚钱不容易，没利润还要想着法子一点一点死抠呢，哪有白白送来硬是不要的，我维护的不过是一点抹不开的情面罢了。而这情面的代价也不是我付的，最直接的是我老爹在买账。拐道弯说，利润差，年底奖金就少，又是跟着辛苦一年的员工来买账。我的情面值这些吗？更何况我与他只见过一面，连情面也谈不上。
但我还是觉得这事情哪儿不对，这种时候打杀价电话，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毕竟在别人不搭理我的时候他帮过我……当然我也可以不打电话，直接把他的货放到角落里压着，过完年全部退给他就完了。那样我倒是没有做明面上的坏人，却做了骨子里的坏人，坏得阴沉。
我反复掂量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打这个电话，“黄老板，有个事情想跟你谈一谈。你看现在这行情……人家给我们的价格是……我也不是想上他们的货，你看，你能不能把价格再降下来一点……”
“不降，价格是说好的。生意大小不管，说过的话是算数的。”
我有些心慌，然而还是磨了一阵，最后亮出杀手锏，“你这样子我们没法谈，我把你的货放到边上，放到货柜底下，对你有什么好处？”那边迟疑了，我等着他松口，有些胜利在望的窃喜。他终于开口了，“你把货全部收上来还给我。”
“黄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全部收上来，一件不要剩。”
怎样描述我听到这话的心情呢？我听见自己的人格哐当掉到了地上，被一脚踩扁，踩成一枚硬币，不值两块钱。然而我不能退缩，若因这个就退缩了，那我还当什么狗屁经理，做什么狗屁生意，不如大街上去当义工，陪小朋友过马路。我说好，我一件不剩退给你。电话就挂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很难受，这难受的事情我做掉了，又多少有些轻松。我去跟我老爹说这事，说一说可能会好受些。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他正在吃花生米，一颗一颗往嘴里扔。
“爸爸，电话打过了，货退掉了。”
“什么电话？什么货？”
他忘了。这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供应商，黄老板不过是其中一个；有那么多的货，退掉的不过是其中一批。我老爹不是要跟这批货过不去，实在看不上我这懦弱无用的脾气。出了他办公室的门，我在想，我大概错了，我大概不适合做生意……就这点事情，我为什么要难过……我实在是懦弱无用。
然而这难过是如此的真实。货退掉账结清之后，我没有跟黄老板再说一句话，把他的号码从通讯录上删除了。删掉他，这通讯录似乎才能妥帖平整，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