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老豆腐一样的家乡是写不尽的！这比喻正经该说成邮票的，但邮票是彩色的，没有一股将馊未馊的气味，于我的老家还是太光鲜了一些。我记忆中的老家总是陈旧的，又总是下雨，要发霉，黄梅天就成了霉豆腐。霉豆腐进了新时代之后又拆又建，墙也刷得粉白粉白亮堂堂的，竟有些嫩豆腐的意思了。但是忽然之间，领导发现了商机，说咱们保留古镇的样子多好啊，发展旅游业，不拆了。于是又成了冻豆腐，在一日千里的光阴中硬是冻了起来。我的冻豆腐家乡本来是个小地方，除了本乡本土的，没人知道。自我走后忽然就发迹了，风光得很，弄得我都不敢指名道姓说它——说人闲话不要紧，别当着人家的面。若那“人家”连着爹妈亲眷，七姑八姨，更了不得。因此要给老豆腐另起一个名字，姑且叫它棠溪镇吧。
但棠溪于我还是高级了一些，因为我家在棠溪乡下的乡下。原先并不归棠溪管，是个独立的小镇子，后来因太小，不争气，并给棠溪了。我奶奶因此很气愤，“我一世人，到老要归棠溪管？笑死！”我奶奶瞧不起棠溪，倒不是因为棠溪把长凳称为条凳，也不是因为棠溪煎鱼用葱丝，据她说，在她年轻时候，棠溪跟我们是平起平坐的。棠溪水路发达，是个集镇，我们窑墩兴旺，GDP硬朗。论其究竟，是做实业的看不起搞营销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奶奶不会说这些，我奶奶说，棠溪算个屁啊！
可是没办法呀，三十年塘东，三十年棠溪，从我记事起，棠溪就是好大一个镇子，繁华得不得了。譬如看病，我们会说“送棠溪去啦”，若是要摆酒，会豪气地说“棠溪摆两桌”，中学生相约周末出去玩，会说“去棠溪白相”。我妈年轻时候最爱干的事情是“跑棠溪”，就是带着一点小钱走路到棠溪——大约要走一个钟头，剪些布料，买些纽扣针线，再吃一碗馄饨。说是有一回在棠溪吃馄饨，棠溪人不给她好脸看，她也坏得很，馄饨吃光以后把桌上的醋啊酱啊所有的调料都倒进剩下的馄饨汤里，倒完就跑。将来我若是写关于我妈的长篇小说，都可以这么开头：很多年以后，面对馄饨汤，我妈会回想起那个把所有调料都倒进空碗里的遥远的下午……
所有的小孩都出生在棠溪的医院里，我当然也是。那时我老爹还规规矩矩在棠溪的国营农场上班，当个体户这种疯狂的念头还没有击中他的脑壳，所以我是在棠溪镇上度过了我小生命的最初几年。据我老爹描述，那个国营农场极为无聊，晴天看报，雨天喝茶，一年到头弄几亩试验田，弄死弄活全不要紧，工资照发。于是我妈就把带小孩的任务交给了他，自己另外找活干。我爸就开始在办公室对付我，换尿布洗奶瓶，还要抱着我四处颠，不颠我就哭。这样过了一阵，我老爹就说不行，要辞职。我妈忙说孩子我带！我带！可是来不及了，我老爹铁了心，非走不可。
我妈后来常常说起那时在棠溪当“街上人”的幸福生活，关于幸福，我妈不大会描述，大体是说我爸可以吃食堂，也可以从食堂打饭回家两个人吃，菜里经常有肉。我很难分辨，她所谓的幸福是指和我爸爸小夫妻两个一起吃饭，还是指菜里有肉。不管怎样，这种生活太短暂了，不过匆匆两三年。我爸以破釜沉舟之心砸掉了公家的饭碗，带着我们娘儿俩回到了乡下。我爸的名声在那一年达到巅峰。后来他几番起落，风光有时，憔悴有时，暴发有时，破产有时，都不及那一年名气大——他成为吾乡著名的神经病。我老家说神经病有三种，一种花痴，一种文痴，一种武痴。花痴耍流氓，文痴乱说话，武痴动拳头，我老爹不在此列，简直开辟了神经病的新领域。他一心想要办工厂，算是厂痴。之后我就在我老爹不断倒闭的小厂子中长大，一个倒了他再办一个，痴得要命。厂子办在乡下，离棠溪很有一段距离。
我去棠溪总是因为补课。起先是补英语，棠溪的英语老师因为在镇子上，离英国美国似乎就比我们近了一些。后来是补数学，在一个男老师家里补课。天热，屋子很小，窗子静落落地开着，吊扇慢悠悠地摇着。见我来了，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女孩子会立刻收拾作业去里间。老师穿一件白背心，右手拿笔，左手拿蒲扇，一边讲课一边摇扇子。实在是热。风扇也不舍得开很大。初次去师娘客气，切一点西瓜放在边上，后来只是倒一杯水。我倒不计较西瓜还是凉开水，就是受不了一个下午XY的烦闷，因为二次方的缘故，二次方地烦闷。
有回竟当着老师的面睡着了，老师敲敲桌子小声说，“你爸爸赚钱不容易的。”说的时候并不看着我，倒是看着窗子，像是对着茫茫空气说的，像是在说一种弥漫于空气中的普遍真理。我忽地心头一软，我爸爸赚钱不容易，他也是爸爸，他赚钱也不容易的。这两个爸爸在跟前，我愧疚得了不得，于是强行振作了一会儿。可是没用，数学是不以爸爸为转移的，多少个爸爸都没用。后来再睡着，他也懒得敲醒我了。我们混着把时间挨过去。我也挨，他也挨，师娘在厨房里剥豆子，声音很轻，另一个女孩子在里间写作业，声音也很轻。一个下午，好比一只闷锅，啵多啵哆把时间炖到酥酥烂。
后来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很少特意去逛棠溪镇了，只是听说要搞水乡古镇开发，又新造了很多粉墙黛瓦的房子，新修了好些立着排门板的铺子。有年暑假在家，长天老日的，我东倒西歪只是睡觉。我妈眼睛疼，就说，“你怎么不去棠溪逛逛？现在弄得蛮好白相的。”于是我就去逛逛。
打个伞走到车站，上一辆小巴车坐两站路，十来分钟就到了。小巴车也有意思，早年常常是一个黝黑的男人在前头开车，一个黝黑的卖票女人抓着车门喊，棠溪棠溪，棠溪去伐？一辆走了，一辆又来，喊声激烈，终日不绝。大夏天的，四处又懒又静，也只有卖票女人和知了是这个叫法。女人们不仅声音激烈，手劲也大，抢生意急了直接把人往里头抓，老鹰一样凶猛。
坐车的也不是等闲之辈。自棠溪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后，车上时有外地人，有时是上海人。我老家人对于上海人有一种奇怪的混着敬意的敌意。一方面觉得上海人竟然光顾我们的小镇，脸上有光，另一方面又颇瞧不起“阿拉上海宁“那种高人一等的做派。据说有回两个上海人在小巴上讲上海话，到这里吃的如何不好，住的如何不好，声音还蛮大。又问边上本地人，阿拉到棠溪白相，啥地方下车？我那缺德的老乡就告诉他，红鳍塘下车。一车子的哄笑。红鳍塘是火葬场，十里八乡烧死人的地方。这个段子流传很广，我不止一次听到我的某个乡亲号称他亲自把上海人骗到红鳍塘去啦！有一种义和团大师兄的荣光。
到底也没什么好逛的。破败的老房子连着一条街的都被改成了酒吧，罄磬哐哐音响震天，那么小的桥上挤了那么多的人，卖咖啡的紧邻着卖臭豆腐的。跟店家搭话，我说土话，他倒说普通话，我又忙说回普通话。倒不是对本乡方言有多少执念，只是感觉怪。到乡翻似烂柯人也还罢了，我怎么成了个打卡人了？怪热的，回去吧。又无聊地回去了。
先说这么多吧，回忆是说不尽的。倒不是我有多爱这老豆腐，主要是趁手。好比厨子看见一只鸡就想炖了，我妈看见毛线就想织了。我打开电脑，写点什么好呢，琢磨三十分钟，手机拿起放下十回了还没琢磨出个头绪来，行吧，炖老豆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