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最小的胡风分子自述①

© 林希／文

　　一．寒冷的夏天

　　1955年的夏天，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引伸到对待小人物革命新生力量的态度，发展到对于贵族老爷们的批评；胡风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发展到三十万言上书中央，直到“五把刀子”论，突然间公布了一批胡风的私人信件，学术讨论由思想批判膨胀为政治斗争。一时之间，一场以清查胡风文艺思想、清查七月派诗人、作家为突破口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它突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一大批献身革命、同情革命、向往革命的诗人、作家被污蔑为是凶恶的阶级敌人，一大批忠诚的革命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牢，成了罪犯和囚徒。在这一大批蒙冤的胡风分子之中，有一个年龄只有十九岁的青年，他成了年龄最小的胡风分子，这个人，就是我。
　　五月底，《人民日报》以整整的四个版面篇幅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以尖刻的词语为这场斗争规定了规模、档次和斗争形式。批语中把胡风等人说成是一批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对于这种人自然是不能书生气的，由此将是一种怎样的遭遇等待着这些人，该是不言而喻了。
　　我是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当天晚上，去新疆路天津文联宿舍看望阿垄同志的。当时他早被报刊点名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早把他描绘成了一个疯狂反党的社会公敌，甚至已经有人联名在报端发表呼吁，要求专政机关对他进行严惩。
　　对于我的来访，阿垄同志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看他的容貌，已是又憔悴了许多，本来就已是苍苍的白发，今日显得更是衰老。房间里很乱，似是正如后来揭发的那样，正在检查自己这些年的信件、笔记，也可能烧了一些，这就是日后销毁罪证的罪行。
　　见到我，他还是笑了，我记得那笑容中并没有多少苦涩，反而显示出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他询问过我准备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年龄不要急于写作，更不要染指理论纠纷。我自然表示感激他的规劝，并告诉他我最近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如不是形势紧张，我一定带来请他指正。寒暄过几句之后，话题极自然地转到了当前的运动上来，我不知政治背景，只能劝他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与谬误总会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只是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最后他感叹地说：“等运动结束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我劝慰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有再多说什么话，只是一双眼睛默默地凝望着我。我想，这也许是他有了什么预感，他知道无论是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不是这些人背离他不得不保护自己，便是他自己远离开这些人而去，他与人们相会相处相约相许的日子已是不多了。
　　我无论怎样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我对阿垄同志的最后一次拜访，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背离他，这个人就是我。因为阿垄同志喜爱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一直关怀、辅导我的文学习作。这些年中他称赞过我，鼓励过我，也严厉地批评过我，更多的是他寄希望于我，他坚信我有朝一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
　　即使我与阿垄同志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政治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逻辑，反胡风斗争也不至于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罗洛、冀汸、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如何会连累到你？
　　然而，终于连累到了我。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我的一位记者朋友突然深夜来到我家，他万分紧张地拉着我便走，我问他什么事如此惊慌，他责怪地骂我道：“你还蒙在鼓里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过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联系没有找到下落，想来这侯红鹅一定和文化界有关系，让大家提供线索。”
　　万没有想到，事情竟变得如此严重，对于我居然要动用社会力量搜寻，谢天谢地，总还有个作记者的朋友认识我，否则待最后找到我时，一定会用手铐将我铐走的。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记者朋友询问。
　　“市委，”
　　在市委机关，接待我的是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熟悉，他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他的面容上没有那种阶级斗争的冷漠，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不知是不是在笑我完全是个孩子，让我在沙发上坐下之后，他用极是温和的语气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把情况说清就是了，回家把阿垄写给你的信找齐送来，写一份你和他交往的材料。”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完之后，抢先向王处长介绍说：“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来宣传部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按投案自首对待。
　　王处长听后又笑了，他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说：“回家吧，材料找齐了及早送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市委大楼，分手时他似是关心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垄已经被捕了。”
　　突发的可怕事件不是使我由童稚走向成熟，而是使我似被一枚重型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院走出来，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呆子，我的大脑变成了一片真空，眼前的一切你无法理解，也不需要你理解，它只强制你屈从。只要再发生一点点恶性变化，等待着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手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走在路上我总听见有人躲在什么地方喊我的名字，每听到这种可怕的呼叫我便打一次冷战，待我惊恐地转过身去，看到的却是匆匆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无论我读书、工作、写作，我都以为是在从事着圣洁的革命事业，我都感觉到人民的殷切期待。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的每一点成绩而由衷欢乐，我对落后、愚昧感到万分气愤，我相信我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旧制度旧观念的掘墓人。然而突然间竟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变成了一个逃犯，变成了一个罪人。
　　直到1980年之后，一位知道内幕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发生这一突发事件的背景。
　　也是阿垄过于对我喜爱，他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谈及天津有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还写得不错，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而胡风先生有个保留友人信件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胡风先生被捕，从胡风先生家中抄出阿垄的信。于是指示下到天津，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原来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事件，用以震惊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文艺思想写理论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到为胡风集团卖命的反革命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召见了我，指出阿垄在信中让我去他家谈诗是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拿我当炮弹进行反革命勾当。为了让我集中时间思考问题，宣传部长指示下属干部给我找个地方，后来在大理道宿舍找到一间房子，诗人鲁藜在此前一天由那间房子搬到了监牢。
　　住在大理道空旷的大房子里，我惊恐万分，我不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自知自己不是个英雄，我怕坐监狱，我怕戴手铐，而且小时候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时我从来不愿假当“囚徒”，我总假当是“英雄”，假当是“大官”，假当是“皇上”。戴手铐进监牢就有被杀头的可能，我犯了什么罪？
　　“别害怕，孩子，没有抢毙的罪过。”大房子窗外的院落里站着一位老同志，他身子有些矮，圆脸，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可能看我这样小小年纪就被隔离感到好笑，尽管院里还有别人在场，他还是大声地劝慰我，劝慰过我之后他就笑了，然后故意向院里的人指指窗子里的我，似是向人们解释这屋里囚着的要犯其实不过是个孩子。
　　我感激这位老同志，他是王林。

　　二．阿垄师

　　阿垄师长我二十八岁，浙江杭州人，1949年全国解放后移居天津。
　　1950年，我在河北天津师范学校读书，一天下午礼堂门口张贴布告，欢迎文学爱好者参加报告会，学生会邀请诗人阿垄来校谈文艺创作问题。作为学校文学社团核心人物，我自然抢先为自己找了个最好的位置。偏偏我们的学生会主席粗心，直到坐到我身边他才恍然忆起没有派人去公共汽车站迎接阿垄老师。从公共汽车站到校门口至少有几千米距离，要走好长时间，而那时人们又不懂得请作家讲课要派小汽车接送，作家们自己也没想过除了乘公共汽车之外，还可以有更舒服的车子专门来接送自己，就在学生会主席手足无措的时候，坐满礼堂的师生们不知怎么一起回头向礼堂门口望去，大家的目光同时凝聚在一位身材不高、面目和善的中年人身上。他穿着一件草绿色夹克衫，穿一件蓝色的制服裤，朴朴实实，几乎毫无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时，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才大步向礼堂门口跑去，并大声地向同学们喊道：“阿垄老师来了。”
　　因为我们都是中学生，阿垄老师没有讲太深的文艺理论，只是鼓励大家多接近民众生活，于文学创作上要刻苦，不可好高鹜远。
　　听过阿垄老师讲课之后，我还有几个问题不甚清楚，也是一时头脑发热，我便直接向阿垄老师写了一封信，就几个问题向他请教。说老实话，我并不抱希望会收到阿垄老师的回信，我知道作家们都很了不起，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和少年文学爱好者谈基础的文学知识，信发出后我甚至有些后悔，暗自责怪自己不该打扰他人的工作。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第三天我就收到了一封长达七、八页稿纸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字体苍劲有力，信中就我提的几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重点处还作了标示。一个少年文学爱好者收到一位著名诗人的回信，我的激动是不难想象的，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四五遍，并珍惜地保存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能够结识一位名作家，自然是一大幸事，但那时我只是在心中暗自得意，却实在不好意思再去纠缠，我知道作家们都很忙，时间宝贵。
　　半个多月之后我又收到一封信，一看信皮上熟悉的毛笔字，我就猜中是阿垄老师的来信。我忙拆开信封取出信读，原来是阿垄老师在众多写给《天津文艺》的诗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稿，对于我的诗歌习作他极器重，他认为这首诗有不坏的基础，情感真实，文字也还可以，信中就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我已初步理会了诗的特质，他提出意见建议我对这首诗进行修改，同信寄回了我的诗作。
　　为了亲自聆听阿垄老师的指教，我贸然到新疆路文联宿舍去找他。
　　在新疆路文联宿舍，阿垄老师住在三楼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几个书橱摆在房子中间，把一间住房隔开，里面摆着他和儿子的两张床，外面是一张书桌和几把坐椅，他的书桌上放着正在阅读的书籍和正在写作的书稿，砚台里积着墨汁。最引人注目的是书桌上一件相片玻璃架，里面镶着阿垄夫人的遗照。
　　阿垄师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真诚，他的目光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做作和应付神态，你说话时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和你谈话时他又是那样的认真庄重。尽管我还完全是个孩子，但他丝毫没有老师的威严，无论是谈理论，谈作品，他都把我当作是一个有成熟见解和丰富创作经验的同行和朋友，和他谈话我感到轻松。
　　第一次拜访阿垄老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我不得不告别时，心中总还有许多平日读书时不解的困惑要向他请教。临别前，他送我一册他的诗集《无弦琴》，并把我送到楼下门口，我走出好远回头张望时还见他站在门口向我摇手，并反复地默诵着说：“我记住你，我记住你。”
　　我和阿垄师的交往就从这时开始了。
　　阿垄爱书，每次去看望他都见他又购买了新书，他读书极认真，重要处用红铅笔画出曲线、书眉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感想、笔记。他每次见到我总是最先询问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想法，然后才谈写作、生活。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读一册极厚极厚又是极没有意思的翻译著作，那本书我读过，我读时只想着人家既然能写出来又有人能翻译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读完？但阿垄师读得极认真，依然是画出重点、写下眉批，见他能如此认真地把这册书读完，我相信儿乎没有什么书他没有认真地读过了。
　　阿垄博学，就连日后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对艺术的博大精深，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艺理论造诣极深，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文艺理论更是做过深刻的钻研，他写过几部理论著作，对建树中国新诗现实主义理论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最为可贵的是他不是写枯燥的说教文章，他的文章中决没有五十年代理论文章的教师爷习气，他的理论文章中有激情。他敢于维护受到帮派文人围攻的作家和作品，他敢于发现并不为文坛注意的真诚诗作，他也敢揭发虚伪和做作，他的学识使他更加真诚，他的真诚因他的博学而更有力量。
　　然而从一开始他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一部百万字的理论著作《诗与现实》，只因为有人写了一条不足一百字的批语就被打入冷宫，他的一篇《论倾向性》的文章竟似犯了什么天条一般受到了残酷的围攻，他许多精彩的文章和著作，如《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四十万字的理论专著《诗是什么》，使仇恨他的人都犯愁加罪无词，但也仍遭到冷遇，其原因就是他的理论，直到他的存在，都被热衷于派别活动的人视为是一种威胁。
　　那时我年幼，许多事情简直无法理解。他的文章发表后本来得到许多人的赞扬，但一夜之间，那个写信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却召集会议组织众人对他的观点进行批判，而且语言极是激烈。而且他既然写了近百万字的理论著作，那就是他付出了近百万字的功底和精力，一则一百字的短评，没有任何理论，只说是书太厚，竞吓得连书店都不敢卖了，莫非厚书就都是坏书吗？我是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有许多浪漫想法，而我最浪漫的情感是把我们社会幻想为一片光辉灿烂，我实在不理解何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如此霸道无理的事情。
　　对此，阿垄老师也时时表现得愤懑，有许多次我发现他显得极是疲惫，有一次我把一个刊物上一篇谈格律的文章拿给他看。我说，本来，写格律诗还是写自由诗是诗人们的个人选择，何以就把不主张格律诗的人一律斥之为背叛祖国文学传统、不走与工农兵结合道路，从而断定反对格律诗就是反对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政治问题呢？我困惑，他也困惑，那时中国文坛许多人实在是太霸道了，我就是正确，我就是真理，一部作品、一种观点只要说被某某人批了，就等于是被宣判了死刑，根本不允许申辩。文学界那时有许多人被封为党的化身，在北京有中央级的化身，在地方有地方级的化身。一部作品从发表、出版一直到生死存亡，全要看这些人的脸色，即使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每到回忆起彼时彼景，我还全身起鸡皮疙瘩。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支持他仍能潜心著作的精神力量，我想那只能是忠诚。对于艺术的忠诚，对于人生的忠诚，对于信仰的忠诚。有时他也曾向我流露出对于这种无原则纠缠的厌烦，他说想安下心来整理几部诗稿。“我去找冯雪峰。”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部手抄的诗稿给我看。“我要他亲自读一读这些诗作，看值不值得在今天出版。”展开诗稿，他让我读其中的一首，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在全国解放前夕欢呼曙光即将降临的诗篇，诗情激昂，令人为之振奋。在他的作品中我看到对于光明的追求与向往，看到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
　　阿垄师的额头有一处伤痕，这是他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留下的弹伤。在抗日战争中，他是一名以自己的生命和入侵者拼杀的铁血青年，他参战、负伤，又拿起笔讴歌抗日斗争，揭发敌人的罪行，他的报告文学《第一击》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描绘南京陷落日寇暴行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揭发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民的血泪控诉，他是凭藉一种对民族命运的赤诚走上文学道路的。这正如他自己在一节诗中写的那样：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不幸的是，他的命运果然被自己所言中，他过早地凋谢了，凋谢时仍是一片赤诚。
　　后来得到的消息说，在狱中，阿垄师总是长时间地面壁而坐，他竟因怀着一片赤诚而最终沉默。他患了不治之症，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遗言，遗言中他表示坚信自己的“问题”最终必能依靠党得到最后澄清。
　　其实，他的问题并不难于“澄清”，甚至无需澄清，他的几部著作百余万言，没有一个字诋毁过革命，而是他用全部的激情和生命讴歌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不经过特殊加工，谁也无法把他的作品和理论著作当作是什么反革命证据的。他写给朋友的信，从四面八方检抄出来了，即使这些根本没想到会受到检查的信件中，也没有发现有反对领袖，反对共产党的只言片语。当时一位领导断定阿垄师对我进行特务拉拢的根据，就是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要你去他家谈诗，在信中要你“理解历史与现实”，这就是特务拉拢。这逻辑是何等的荒唐。
　　即使是一些难于“澄清”的历史问题，在反胡风斗争的高潮时期也早就澄清了。阿垄曾任职于国民党军队，而他正就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把自己得到的国民党军事机密传递给了党中央，接头地点就在胡风家里，地下党派去接情报的就是另一个也被定为胡风分子的罗飞。多年之后，我见到罗飞，罗飞同志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而且罗飞同志还告诉我说，在反胡风斗争中，专案人员找到罗飞同志要他检举阿垄的“罪行”，罗飞同志反向专案人员质问说：“阿垄将国民党军事情报传递给党中央，难道这是‘罪行’吗？”专案人员无法回答。只是拍着桌子大喊：“阿垄是反革命！”罗飞同志当即回答说：“如果阿垄是反革命，我不可能活到今天，你们诸位也就找不到我了。”
　　最后，阿垄的“反革命罪行”还是定案下来了，这其中有人对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的内幕，大概是不难想象的吧。这应该说是典型的。但也是太不高明的捏造“事实”了。这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要可笑，这是大胆假设，大胆捏造。
　　老实说，我在十九岁经历了这样一场运动，亲眼看到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方的说成圆的，真是黑白颠倒，这从根本上破灭了我的幻想。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着这样可怕的现实，阿垄师还是以一颗赤诚的心相信党，相信历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党和历史终于没有辜负阿垄的赤诚。
　　赤诚给了阿垄师以信心和力量，赤诚也使阿垄师蒙受了更大的痛苦。这正如事后曾卓师对我说的那样：“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垄，因为他过于赤诚。”

　　三．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

　　1955年的7月中旬，《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刊布了一篇长篇报道，标题是：《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泥坑》。从此，一桩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震惊了全国。我，是这桩反革命事件的核心人物。
　　早在5月份，我就得到了暗示，文艺处王处长对我说：“信的事件要用来教育全国，你自己不要紧张。”事态发展到如此恶劣的地步，文艺处的王处长已是出乎意料之外。因为王处长待我是最和善的，每次谈话都暗示我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个“案件”与你无关。但过不多久他又找我，“有些情况还要和你谈谈。”表现得是纯属贯彻上级指示。在王处长之上，市里有一个运动领导五人小组，省公安部长，宣传部长等重要干部，市五人小组又隶属于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对我的审查、谈话，每一步都是经过领导小组安排的，最后决定大张旗鼓地用来教育全国，该是领导小组的最后决策。
　　事态的恶性发展，使我大吃一惊，尽管在此之前我也有所预感，但我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我成了一个反革命典型人物。《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侯红鹅把个人的一切和前途都交给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按照这种说法，不言而喻，一切对于胡风集团成员所采取的手段，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
　　早在大理道隔离时，同案受到株连的余晓同志就在僻静的地方告诉我说：“对待你是最客气的，和其他人谈话时公安局警察站在门外，手铐放在桌上。”我听了毛骨悚然。但我当时就已得知，胡风案已移交公安部门办理，公安部门办案自有自己的独特方式。
　　天津有位胡风分子，叫葛覃，当时是市纺织局党委书记，受胡案株连后公安局找他谈话，第一句话便是：“葛覃，你的案子破了。”没料到葛覃君自认为是位老资格共产党员，他当即从椅子上跳起来，冲着公安局干部破口大骂，其态度之粗野语言之污秽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堪闻。后来市委书记万晓塘打了招呼说：“葛覃，你若是再这样骂人，就谁也保护不了你了。”由此，葛覃才低头检讨，任人家破他的案子。
　　轮到破我的案子时，我可没有这点野劲，我老老实实逆来顺受，报上登载了丑化我的漫画，画着我恶狠狠拉开一张弓，阿垄站在我的背后，正在往我的弓上放一支毒箭，箭头指向天上的一轮红日，为了让人们知道那个漫画上用毒箭射红太阳的丑类是我，不甚高明的画家在那个形象下面注上了我的名字：侯红鹅。
　　天上的一轮红日指的自然是伟大领袖，那个用毒箭射红太阳的我自然是十恶不赦了。对此我自然害怕，我估计到大难临头了，此时此刻只要一个命令下来，箭射红太阳者处死，我这颗才生出十九年的小脑袋瓜肯定是保不住了。夜里吓得睡不着觉我也暗自感叹，我何以要箭射红太阳呢？毛主席那样伟大，我如此渺小，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呢？对于一个只有十九岁未黯世事的青年，我反对他的什么呢？
　　说老实话，在我的心里我是热爱领袖的，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我不仅把领袖看作是一位政治伟人，我还把他看作是一位道德完人。更何况我本人自幼接受的是儒学教育，从儒学的忠君思想到热爱领袖，此中并不发生任何痛苦的思想决裂，它甚至是顺理成章一脉相承的必然结果。
　　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我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公敌，我的一篇本来微不足道的破小说，被几十人联名批判为是“射向党的一支毒箭”，已经有文章在揭发我的丑恶灵魂了。尤其让人为之哭笑不得的是，我受了胡风案件的株连成了反革命，居然还有人要受我的株连被打成反革命。
　　市委文艺处的一位女干部带我到了一处地方，房间里坐着两个面色如铁的人，他们以冷冷的目光上下打量了我好长时间，然后才以威严的语言和我谈话。
　　“侯红鹅，今天要你来交待你和一个人的关系，交待他如何和你一起参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如何和你暗中勾结，他本人又单独犯下了哪些罪行……”这明明是在审案。
　　“你们要了解谁？”我心中怦怦地跳着，不知又涉及到了一桩什么大案。
　　“×××”，当对方说出这个人名时，我险些儿没笑出声来，这个人是我于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一位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县文化馆搞宣传，他根本与胡案毫不相干。至于和我也是一般同学关系，哪里谈得上什么勾结、活动？
　　然而待我如实将情况向他们述说之后，他们发怒了，一个显然是要人的干部拍案而起，横眉立目地向我喝斥道：“看来，我们要换一种方式谈话了。”
　　我自然能明白这要换的方式是什么样子，戴上手铐，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被上百人围在当中拳打脚踢，吼叫辱骂。但是，你能够换方式，我不能换事实呀，我能把他捏造成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和我一起箭射红太阳吗？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了，哪一个地区搞不出胡风分子来，那个地区就是运动没有发动起来，就是手软，就是领导不力。所以各地领导都盼着本地区出大胡风分子，人犯多，规格高，如此运动才有成绩。不幸的是胡风集团毕竟人数有限，有的地区连一个也分摊不上，好不容易查出一个人与侯红鹅是同学，当地要把这个人搞成大案件的急切心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唯一遗憾的是，关于他，我实在说不出来什么，同学就是同学，没有更深的个人接触，倘若知道日后有这种用项，当初我未尝不可和他多接触些，也免得让你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和我改变方式谈话，云南省委又来了人。他们问阿垄对你说云南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受到围攻，这个云南的人是谁？我又被问得不知所措。阿垄对我谈的云南一位朋友，不过是顺便说说罢了，我当时根本没有询问。这种情况来问我，我能回答什么呢？回答不出来，自然又受到对方申斥，不外是你死心塌地追随胡风集团不会有好下场之类，好在我听得太多了，倒也没太往心里去。
　　被渲染为反革命分子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在中国，尤其在五十年代，在政治上犯错误是一桩极为可耻的事，这比做偷儿、妓女还见不得人。社会制度这样好，人民这样幸福，领袖这样伟大，为什么还有人要反对？所以人们才把政治上“犯错误”的人看得狗屎不如。而反革命却要比“犯错误”严重得多，反革命比瘟疫病人还可怕，走在路上你的亲人、朋友再不和你打招呼，就连卖食品的售货员知道你是反革命，也是隔着窗子把食品给你抛出来。无可奈何，我只好除受审查之外就一个人躺在家里，本来我曾生活、工作在唐山，但唐山一位同学来津对我说，你万万不要回唐山了，唐山扬言只要你一下火车立即逮捕入狱。唐山有人说，想不到侯红鹅原来一副假斯文，暗中却是反革命，倘若他敢回唐山，非把他揍死不可。
　　消息不断传来，天津的胡风分子都被送入狱中，外面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余晓，一个是侯红鹅。我住在家里等候处理，派出所警察常常到家传讯，每次他们把我领走，家人就紧张地站在阳台上瞭望，然后便双手合十感谢上苍，这次又是警察走在前面，孩子走在后边，因为倘若是警察走在后边，那就是押送监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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