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文革开始.下篇

© 遇罗文／文

10

　　女孩子的预感能力特别强。
　　得知戚本离讲话的当天下午，羽晴到我家来看我。可能多日的紧张劳累突然放松，我感到像感冒一样。她进来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不想动。
　　羽晴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她感觉有人会来抓我们。我笑着安慰她说，没那么严重，不就是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么，报纸不往下办就是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出身论》没有谁能驳倒，以前陈伯达不是也没敢下结论，还让大家讨论么？但是无论我怎么说，羽晴就是高兴不起来，认准了我们要面临一场大祸。
　　这天姥姥和弟弟去了姨夫家没有回来，我和姥姥的屋里难得有这么肃静。羽晴陪着我，只是默默地流泪，弄得我越发头昏脑涨，浑身难受。
　　该吃晚饭了，母亲把饭端来，以为我病得很历害，看羽晴把饭接了过去在照顾我，放心地走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羽晴忽然说：“咱们一起走吧，到外地去。”
　　“干什么去？”我不解地问。
　　“咱们结婚哪。怕到一个穷山沟去种地。”
　　我忽然想起不久前，她给我讲起她的小姑，一个十分漂亮的大学生，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一个右派，两人都被分配到偏远的小城市，处境非常凄惨。羽晴父亲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子女，不要太任性。尽管羽晴对小姑万分同情，更佩服她尊重爱情的高尚情怀，但是让她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那时还接受不了。现在为了我，宁肯重蹈小姑覆辙！不，还不如他们——人家是有正式的工作，羽晴宁肯去当农妇，放弃了自己当作家、化学家的理想，一辈了种地、养猪、生儿育女——这都是为了我！何况我自已也容忍不了自己干一辈了简单、粗笨的劳动，怎么可能让羽晴这样如花似玉的姑娘去吃糠咽菜，风吹日晒？假如沦落到这一步，我宁可去死。
　　我不相信处境已经这么悲惨，但是还被她的真情打动了。怕她看见我眼中的泪花，我闭上了眼睛。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不知道已经有几点钟了，估计很晚了。院子里静极了，没有一丁点儿声音。我提醒她：“太晚了，你回去行么？”
　　不料她却说：“今晚我不想回去了。”
　　我怕母亲反对，她说：“我去跟她说。”
　　她出去一会儿回来说：“我睡在姥姥的床上。”
　　后半夜，我被她紧紧的拥抱弄醒了。立刻，不可名状的感觉、天旋地转般的激动充斥了我的全身。
　　我手足无措。
　　有种强烈的愿望，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爱抚她。
　　好半天，我才难为情地征求她的许可，她只是轻轻地说：“你干什么都行，我是你的。”
　　我们还一点儿都不懂，什么是性爱。
　　此刻，我无知得可怜，胆小得要命。
　　我只体会到负罪感伴随着无限的好奇，拥有了一切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几天以后，四中的同学找来几张去成都的火车票，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动身到峨眉山去玩。《中学文革报》方面的人有牟志京、王建复、羽睛和我4个。我们其实是躲躲戚本禹讲话的风头，所以我没有心思游山玩水，心里还老惦记着哥哥。尽管无数人对峨眉山赞赏极了，我对这趟旅游的评价却只有一个字——累。
　　四中的同学看我无精打采，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要是有你这么好的条件，早该风流了。”
　　我知道是说我和羽晴，不解地偷偷问她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说：“夸你老实。”话语里露出了一点儿不满。
　　从峨眉山下来，牟志京和几个同学偷越边境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王建复回了北京，我和羽晴留在了成都。
　　我们就住在西南局办公大楼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室的豪华，让我们大开眼界——厚重的门，高高的天花板，硬木地板；外屋有二十多平米，摆放着宽大的写字台和沙发；里屋也有二十多平米，摆放着席梦司床、大衣柜等高档家具；里外屋之间，有一间十多平米的卫生间，安放着很大的澡盆，只可惜此时不再供应热水。这么气派的办公室，一套挨着一套。
　　刚来成都那天，火车站里有北京高校造反派的接待站，把我们领到了西南局，他们“占领”了这里，原来这里的当官者早已不知去向。我们想住哪套房，随意，只要能打开。好踢足球的王建复发挥了腿脚的功夫，一脚把门踹开，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家”。
　　只剩下我们俩了，羽晴非常高兴她称呼这是我们的“蜜月“——其实我们对婚姻的理解，还处于无知的状态——以为可以一起躺在床上，可以尽情地楼抱，就是新婚的全部内容。四五月的成都，即使夜晚也已经有些闷热了，我们甚至不敢脱去衣服，惟恐皮肤的接触就能使人怀孕。
　　头两天我也很高兴，这是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世界，无论有什么亲呢的举动，不必顾忌着被别人发现——多么新奇的生活！
　　可是……比如我最爱吃对虾，如果顿顿吃对虾不吃别的，相信用不了两天我也会腻味。我俩整天形影不离，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儿天以后，我就有些烦了。我又惦念起了哥哥，给家写信询间，一时也得不到回信。
　　这时候，四川首先在群众组织之间动用了枪炮，使武斗的形式升了级。据说连苏联运往越南的军火都被截下来用于派性的战斗，但是成都市还没有这么严重两派的斗争焦点，在我眼里又是那么无聊——真正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地位、人权，没有人敢了正面提出来，只是互相比赛谁更忠于革命路线；输赢全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好恶而定，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最让我反感的却是一件小事，以至因此懒得上街：每次走在街上，准能看到一二辆卡车，载着七八个穿丁工作服、戴柳条帽、面有菜色的工人奔赴工地，这些人敲打着自已的工具或别的铁器，可着破锣嗓子大唱宣扬极左思潮和个人迷信的革命歌曲。他们全然不顾嗓音和“乐器”的刺耳和形象的粗俗，竟能以丑为荣。从一个个摇头晃脑的专注神情，能够看出他们的虔诚，并非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我的一种悲哀的心情油然而生。
　　羽晴看我心情不太好，想尽切办法让我高兴。
　　她从抽屉里找到一副扑克牌，让我和她玩。两人玩扑克，乏味极了。她故意让我总是赢，显得她很笨，反而我更没了兴趣。
　　我取笑她笨，她借机向我撒娇。愚呆的我不懂得撒娇是女人的魅力所在，反而教训她，这是没出息的表现。后来我才知道，天生好强的羽晴，最反感的就是说她笨。
　　她教我唱她最喜欢的英文歌：“I belong to you，you belong to me……”翻来覆去那么几句，很快就没的学了。
　　我俩的生活费带得很少，每次买饭都由她安排，很注意节约。她总是尽量买一点儿我爱吃的，她自己吃最便宜的。
　　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半夜发起了高烧，说起了胡话。第二天早上稍好一点儿，急忙去附近的医院，体温还有39度。大夫让我必须住院。
　　两天以后，终手退了烧。这两天羽晴急坏了，日夜坐在病床旁边看着我，嘴上也起了泡，我在半昏迷状态下度过了两天，除了喝水，没有吃任何东西，等到完全清醒了，感觉很饿。她问我想吃什么，我一时想不出来当地有什么是我想吃的，就告诉她让她决定。
　　羽晴知道我在北京时，十分爱吃杏话梅，到街上四处寻找。两个多小时以后，她没买到杏话梅，买来一盒陈皮梅。我也是饥不择食，看到一块块方方正止、黑糊糊、外面粘着砂糖，以为是年糕一类的小吃，急忙大口吞食。没嚼几下，差点儿呕吐起来。羽晴发现自己惹了祸，连忙又去食堂，买回一大婉鳝鱼面。我只吃了一点儿，嫌太腥。我有点儿不高兴，嗔怪她不懂病人口味，她也有点儿生气了，说我太难伺候。
　　虽然有回到办公室去住，我俩话少了许多。有时我和她抬杠，感觉到伤了她的自尊心，说完非常后悔。但是我有个不会向别人道歉的坏毛病，心里恨自己，嘴里表达不出来，而我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是迟迟接不到家的回信，总怕哥哥出什么事。
　　有一天，我终于接到了家里的信。哥哥告诉我他什么事也没有，希望我能早点儿回北京。我决定回北京了。
　　前几天，我也想回家，羽晴都把我劝住了，可能她以为我接到家报告平安的信，我会安心和她在这里多住几天，想不到真的接到信了，我反而更想回去了。这次她知道再劝我也没用，也就不再劝，同意回北京了。
　　我们在东四我的家门口分手的时候，羽晴“狠狠”地对我说：“我永远也不想再见你！”我知道她做不到，故意气她说：“就怕你没这本事。”然后径直朝家门走去。
　　无知的我哪里知道，我没有珍惜命运给我安排的一次极好的机会，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姑娘的心。我水远都应该自责。但是那时，却觉得这么做很“崇高”，视爱情为“软弱的感情”。记得培根说过：“一切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要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几天以后，果然羽晴又来到我家，她是来向我辞行的——要陪一位女同学去武汉。如果没有前些天的隔阂，相信她一定会动员我一起去，可能她希望我主动要求去，可是我没有，她悻悻地走了。
　　这时候全国各地动用枪炮的大规模武斗渐渐兴起，紧接着四川的是湖北，接着又是东北吉林省。越是枪战激烈，越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几个《中学文革报》的同学在我家商量去东北看看。这次不像去成都，没有谁给我们提供车票。最后决定由我和弟弟的同班同学王嘉材打前站，如果顺利，其余的人跟着去。
　　快离开家了，我多少想到了此行有一定的危险，不免也为羽晴担心起来。北京已经到处传说武汉的武斗如何厉害，说什么穿潜水服的水鬼专门在长江用刀割人的肚子。传闻越多，越怕羽晴遭到不测。但是她在什么地方我一点儿也不清楚，知道她家已经反对我们来往，所以也不敢到她家去问。无可奈何，随身带了她的一张相片。
　　这是一张上了颜色的两英寸照片，1965年照的半身像。她穿了件合体的毛衣，头发向上盘着，脸上露着微笑。羽晴的美，全被摄影师表现出来了。我刚接到就爱不释手，当即在面写了一首小“诗”；“春风好，春风好，万紫千红风袅袅、貌媲春光姣……”这是我套用哥哥写的海棠诗的格式。
　　我和嘉材上午坐上了火车，我们本打算头一站到北戴河，与大家汇齐再去沈阳，想不到才到中途一个叫“北塘”的小站，列车员查票把我们轰下来。这时候才下午三四点，最近的一趟车要到明早四五点。
　　周围人家很少，到处是一望无际的晒盐场。这个小站的候车室只有几平米大小，除了两个长条椅子，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
　　我俩走到盐场的水池旁，用手指蘸了点儿水尝了尝，苦咸苦咸的，知道这是真正的海水。我非常高兴，虽然还没有见到壮观的大海，毕竟见到了海水，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啊！大海不会离这太远，相信明天就可以见到梦寐以求的她了。
　　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候车室，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向车站值班的工人要了些开水，就着随身带来的干粮，算是吃了晚饭。天大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候车室的灯光招来了数不清的小螃蟹，有的甚至爬进了屋。可惜螃蟹都非常小，否则我们一定抓些留着吃。估计9点左右，车站停了电，候车室内外一片黑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各自躺在一个椅了上早早睡了觉。
　　半夜，我俩同时被一阵奇痒弄醒。嘉材打开他带来的手电，没找到什么虫子，估计是跳蚤。我们把裤脚、袖口用手绢、绳头扎紧，又继续躺下睡。
　　不大工夫，我俩再次被咬醒，刚才扎紧的地方，鼓起一圈包。我们肯定了作恶的虫子就在身边，就在天花板、墙壁、地面仔细找起米。无意中我看了一下椅子面的下面，竟密密麻麻藏了一层通红透亮的臭虫！因为吃饱了我们的血，大大小小全是圆鼓鼓的，个儿大的比黄豆还大。我们不愿用手去碰它们，一人拿块鹅卵石去碾，只听见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一会儿石头、椅子都被血染红。也有许多个儿小的，动作灵活，逃到了木头的缝隙里边，不好消灭。
　　我俩吓得再也不敢往椅子上坐，就站着熬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来了去北戴河方向的火车，我们赶快逃离了这里。
　　我们顺利地到了北戴河，因为没有票，不能从出站口出站，顺着铁道走了一会儿，远离了站台，自然也就出了站。不靠任何人的帮助也能实现旅游的愿望，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急忙给家里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该注意的事和会合的地点。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大海。办完了这两件大事，我们又要去找当天晚上住的地方。
　　不知怎么绕来绕去，在风景如画、绿树成荫的半山腰，我们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别墅，别墅里空无一人。从没有关严的窗户进去，看到屋里家具一应俱全，而且很讲究，只是空空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品。看起来这所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住了，我们在这过夜是绝好的场所，也省得它在这里白白地浪费。
　　我们正在得意之际，忽然冒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客气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知道对这种人客气了反而坏事，就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理直气壮地说是“中直”的。原来所谓“中直”是“中央直属机关”的简称，足可以吓倒一大片人，可是偏偏遇上了我这个不知“中直”为何物的人。于是我没好气地说：“什么‘中直’不‘中直’的，我还是‘中歪’的呢！”
　　我们的强硬，立刻让他矮了半截，口气也随之软了下来。他解释说，这个别墅原本是某个大官儿专用，现在这个大官儿没了势力，上级规定仍然不许外人靠近，他就是负责保卫的。我们和他商量，别墅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借住一宿有什么不好。他说：“这种别墅在山坡上多了，哪个不是都闲着？文革前这些大官儿们没倒的时候，这些别墅一年也就用上几天，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这么闲着。闲着也不许别人住，得考虑首长安全，我们不算经济账。”他求我们别给他找麻烦，千万离开这里。
　　年轻人血气方刚，都有吃软不吃硬的毛病，看到人家为难了，也就不再坚持，离开了那里。一边走，我一边想，幸亏是在现在，要是在文革前，就冲我们扒乘火车、闯入禁区，足够判我们劳动教养的了。
　　我们还得回车站，一来那里可以过夜，二来还要在车站迎接我们的“大队人马”。
　　黄昏的路上，行人非常少，嘉材和一位同行的农民攀谈起来。原米农民有个哥哥在北京教育局工作，他一定担心哥哥的命运，一个劲儿地询问北京的形势，和我们越说越投机。知道我们没有地方过夜，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住宿，而且就在不远的南戴河村。
　　这夜我们睡得很好，昨晚在他家吃的晚饭，今早女主人又给我们烙发面饼吃。我们不知道如何报答人家才好，早饭前，帮助人家做些挑水、扫地的活。据说主人的哥哥身体不好，想让我们往北京捎几个鹌鹑蛋，听我们说还要去东北，说不准什么时候才到北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临走，主人嘱附我们路上小心，他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宿，民兵队长还特意盘问了他，他撒谎说是他哥哥的朋友，队长才允许我们留住，而且只答应让我们住一个晚上。
　　在火车站，我们等到了牟志京、王建复他们，同来的还有弟弟和三位女生——女五中的小玲，菁菁和君若。她们仨是《中学文革报》后期加入的，直到报纸办不下去，她们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以都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这三个人突出的习惯是，总爱戴着大口罩。赶上那时也正时兴，而且口罩越来越大，大到买都买不到了，就自已做，把套耳朵的布带由可调松紧的活带儿收成死带儿。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还不知道她们长什么模样，因为即使我们进了屋，在一起讨论报纸的事，也不见她们把口罩摘下来。直到相处得很熟了，有一天她们到我家，我和哥哥都劝她们在屋里就不要再戴了，我说这样和人说话不礼貌，她们才不好意思地摘了下来。这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君若是个少见的美人。她美就美在说不清哪儿好，而哪儿都与众不同。
　　据说君若上小学时考过芭蕾舞学校，仅仅因为一个动作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可见身材无可挑剔。她极会打扮，别看她穿的就是普通的毛蓝布衣服，经她亲手裁剪，早已分不清是什么材料了。走在街上，回头率特别高。听小玲、菁菁说，如果走在王府井大街这种人多的地方，能吸引住整条街的人。她们偷偷朝四周看看，连马路对面的行人都在朝她们看。也许这样才促使她们总爱戴上大口罩。
　　我能说得出的，就是她的皮肤又细又白。菁菁和她同班相处了四年，对她十分了解，介绍说，这么好的皮肤可是来之不易——四年来，从来没见过她大哭、大笑，即使笑，也仅仅是嘴角微微动一下而已；从来不吃任何带颜色的食物，以免食物的色素有留在体内；从来不吃粗粮，即使下乡劳动，粗粮占多一半，她宁可饿着不吃，也坚决不动一口粗粮；在农村，夏天无论多热，她都要戴上头巾、口罩、手套，穿长袖衣服、长裤子。每次下乡劳动，思想革命的同学都要对她批评、帮助，后来发展成批判，她就跟听不见似的，“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能有这样的毅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八月的北戴河，正是骄阳似火、暑气逼人的季节。走在没阴凉的马路上，都能感觉烫脚。我们一行人，只有君若一人长衣长裤穿着，还戴了一顶大大的草帽。
　　我们多数人，过去没见过海。不用商量，从火车站直接奔向了海滨沙滩。沙滩上有木板钉成的更衣室，大家换好泳装，一个个跳下了海。君若坐在树阴里看着我们的衣服，菁菁说身体不适，也在那里陪着她。
　　办报纸的时候，就是王建复管财务，现在依然由他管钱，每人交给他几元，由他掌握着花。饿了，就到附近的小饭铺买面条或干粮吃。
　　当天晚上，大家就到更衣室去睡觉，我和牟志京穿上塑料雨衣，躺在露天的长椅上睡了一宿。
　　早上，我们找到海边一座宫殿式的大房子，估计是某个大单位的招待所，现在没有人有心思度假了，大门紧闭着。房侧有个自来水龙头还能流水，我们就到那里洗漱。只有君若一个人，躲在石柱后面去擦脸，可能十分注意仪表的人，最怕让人看见自己不太漂亮的形象。
　　吃过早饭，我们接着到沙滩和海里去玩。
　　下午，忽然在沙滩上遇见了哥哥，我们都非常高兴。本来沙滩那么大，即使事先约好都末必找得到，何况哥哥视力又不好。但是哥哥听力特别好，他无意中听到了我们在远处的喊叫声音，顺着声音向我们招呼起来。
　　我们奇怪他的到来，听他一说才知道，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正好圆了他到外地看看的梦想。他还告诉我，羽晴的父母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到我家吵着要人，被他生气地撵走了。
　　虽然我不知道哥哥当时的态度是好是坏，但是我知道他对不满意的事儿不会太迁就，十分担心他对人家不够礼貌，因为那毕竟是羽晴的父母呀。我不由得对两位家长又同情起来——他们是那么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偏偏最宝贝的独生女儿又是那么活跃；两代人的感情那么深，却又永远难以沟通——太苦恼了。
　　晚上，哥哥领着弟弟、小玲去招待所住下，其余人利用一夜，步行七十多里，约好明天上午到秦皇岛火车站会合。
　　我们白天在秦皇岛市里转了一天，为的是想看看外地的文革形势和风土人情与北京有什么不同，更想亲眼目睹文革武斗中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了解人民群众在动乱下生活艰辛、怨声载道的情景。夜晚，我们要争取在火车上度过，这样可以省下住店的费用。
　　天刚一黑，街上的饭馆、商店就纷纷关了门，我们一行人没地方可去，这时也走到了火车站。只有站前广场上，还有一些小商贩兜揽生意，也有些乞丐和卖艺的人。我看到哥哥在一处站了好半天，原来他正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位老盲人拉四胡。听完后他把自己的零钱、粮票都给了这位街头艺人。他对我们说：“这才反映出民情。虽然他拉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可是却拉得那么悲，这足以看出他内心是多么痛苦的了。”说得我们都对那位老盲人同情起来，我们都把自己兜里的零散钱和粮票给了他。
　　从秦皇岛乘上了北上的火车。
　　大串联结束以后，铁路基本恢复了正常。此时，又打破了往日的宁静，车厢里总有股剑拔弩张的气氛——没有人送水，也不再向旅客报告站名，乘务员和一些彪形大汉时不时地来回虎视眈眈地巡视。我们最关心的是查不查票，只要不查票，比什么都让我们高兴。
　　离开秦皇岛刚两三个小时，女乘务员来请哥哥到乘务员室去，说有人找他。哥哥跟她走了，我随即也跟了过去。
　　我们刚在乘务员室里坐下，女乘务员就退下了，立刻挤进来三位彪形大汉，狭小的空间几乎到了人挨着人的程度，乘务员室的门勉强关上，两个年轻的大汉背靠门而立，一个年龄偏大、体格更壮的，在我们对面坐下。三个人满脸杀气，没有一个人说话，气氛登时紧张起来。我知道他们来意不善，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里有些发毛。看了一眼哥哥，只见他似笑非笑、旁若无人的样子，我立刻踏实了许多，也装做无所谓的样子。
　　僵持了好几分钟，我感觉时间特别长，坐着的人突然吼道：“把家伙交出来！”
　　哥哥对着我笑了一下，我也勉强笑了笑，我俩都没有说话。
　　那人连吼了几声，哥哥只是死死地瞪着他。
　　那人又吼道：“有枪吗？”
　　我们还是没说话。
　　“有匕首吗？”
　　哥哥故意对我说：“你有吗？”我说：“没有。”
　　这时火车经过一条很长的隧道，打开的车窗刮进来阵阵烟灰。那人指着外面黑糊糊的隧道说：“前天，有俩家伙不老实，让我们扔出了窗外！”
　　我和哥哥都是单薄的体形，那三个人扔我俩，我估计不成问题。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这么做。”只听见哥哥平静地说，依然瞪着他。
　　“你们支持哪一派？”那人还是很横。
　　“我们不清楚都有什么派别，请你先介绍介绍”哥哥说。
　　那人给我们讲辽宁、沈阳主要有几大派，都是什么观点等等，口气已经缓和多了，我们也听出来他们是属于哪一派了。等他讲完，哥哥表示，他们那一派比较“革命”，“但是，我们还要到沈阳看一看再说”。
　　那人立刻变得和气起来，示意那两个年轻的离开，好像我们成了一家人，让我们协助维持好车厢的秩序。哥哥夸口说，我们在的车厢，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那人对我们的回报是：不会再有人找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查我们这节车厢的票，紧张的气氛一过，我立刻觉得好笑起来——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有什么来头，有不少的人，如果知道我们只是八个没伙儿没派的中学生和一个只有七天病假的学徒工，一定把鼻子都气歪了。
　　回到车厢，哥哥嘱附大家，东北的派性斗争很厉害，如果有人问支持哪派，千万别急于回答，一定先听他们介绍，根据他们的倾向再回答。
　　在沈阳，我们投奔到王建复的姨家，总算有了吃饭、休息的落脚地方。沈阳比秦皇岛乱多了，街上经常走过一队队手持大刀、长矛的队伍。就连年轻的女士，也佩带着匕首，只不过刀把和刀鞘被装饰得很漂亮。公共汽车已经停运，有些车的车窗被铁板焊上，改成“装甲车”。
　　听沈阳的人说，长春比沈阳还乱，那里真正是动用了枪炮，造反派都是全副武装，这无疑勾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因此，不想在沈阳多呆，只在王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准备继续北上。
　　到火车站，离发车还有几小时，哥哥他们还想在街上转转，我在站前广场等着，看着大家的东西。工夫不大，一个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人对我说：“同学，借你的钢笔给我用用。”
　　我以为他要写什么东西，连忙从书包里找出钢笔给他。
　　他接过去，并没有打开笔帽，而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刻刀，往我的笔杆上刻字。我知道不是好事，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刻，他立刻变了脸，对我说：“我给你刻段毛上席语录怎么了，你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吗？”我俩一挣蹦，马上围过来三四个高大的无赖，把我俩分开，有人还故意问：“谁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了？谁？”刻字的人趁机飞快地把字刻完，就要往我的手里塞。我看周围全是他们的人，不能跟他们来硬的，连忙拒绝收回钢笔，客气地对他们说：
　　“钢笔，我就不要了，咱们交个朋友，钢笔送给你们留做纪念吧，如果你们想要钱，就等一会儿，我身上没有，一会儿我们那帮同学回来再给，钱都在他们那儿，反正我也不离开这儿。”
　　一个人问：“你们来沈阳多少人？”
　　我说：“不多，二十来个。”问我的人一努嘴，这帮人拿着我的钢笔走了。
　　一会儿，又一伙儿无赖围住了父子俩。我出于好奇，上前去看。他们之中的一个劝我走开，看得出来，围着的都是他们一伙儿的，我只好离开。等他们走散，我过去问那个父亲，讹了他多少钱，他愁苦地说：“我总共就带了50，他们就要走了40，往前的路怎么走哇？”
　　又过了一会儿，十几个手持大刀的工人风风火火跑来，问广场的人，刻字的哪儿去了，看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我看见远处有不少人正四散逃跑。
　　我们从沈阳出发，和哥哥告别，他假期快到了，必须回北京。他到北京以后没多久，又利用一次病假，去了合肥。我们其余的人，乘上了去长春的火车。
　　列车上明显比以前更不正常，快到长春的时候，戴着“长春公社”袖标的工作人员，开始来询问我们支持哪一派。本来我们也没什么倾向，就顺水推舟地说，支持“长春公社”。他们十分高兴，和我们约定好，下了车跟着他们走，他们会解决我们的吃、住问题。
　　下车后才知道，跟着长春公社走的人，有好几十，都是全国各地乘上了这趟车的人。我们排成了一队，顺着铁道朝机务段方向走。
　　走着走着，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蒸汽火车头，上面有席子搭成的窝棚，藏着三五个带枪的人。我估计车头就是他们的“战车”，吃、住都不离开岗位。
　　再走，就到了厂区，不仅车头、车厢多，铁道旁还有一排排平房。在房脚阴凉处，用席子盖着一个挨着一个的死人。领队的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最近枪战牺牲的，还没来得及埋葬，因为一时做不出那么多棺材。也有些尸体的席子挪开了，露出了惨白或浅黄的脸，睁着的眼睛和脸上，落上了一层煤灰。人们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没有人顾得上去整理死人。
　　除了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每人都背着长枪，挂着手榴弹，有不少还另佩着短枪。我们不免露出了羡慕的神色，领队的说，我们也可以有枪，但是要参加敢死队去夺——或者到军分区的仓库去“借”，或者到对立面组织你死我活地抢。
　　人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很难保持理智。我们的行为——哪儿仗打得越凶，越爱深入进去看，不顾自已的生命危险——已经有些不够正常；而平时很少表露激动的牟志京居然差点儿参加了一次“敢死队”行动。
　　原计划去一个武器库抢枪，该库门前有一片一百多米远的开阔地，能冲过去，武器就算到手了；如果对方用机枪扫射，敢死队生还的机会很少。半夜快要出发了，突然接到情报，对方早有准备，已架好了机枪在门口等着呢。正准备要出发的敢死队取消了这次行动。我虽然知道为了一两支枪犯不上去冒那么大的风险，但是经别人一鼓动，也干了件想起来都后怕的傻事。
　　一天晚上，有人到我们的宿舍来，动员我们参加一次“截囚车”的活动。据说，长春公社的一些人被对立派的人俘虏了去，今晚要转移这些俘虏，不清楚到底从哪一条路走，所以每条可能走的马路，都要埋伏下人。有枪的人不够用，只好让没有枪的人也上阵。发给的装备是：柳条帽、雨靴和长矛。出于莫名其妙的“义愤”、好奇和男人固有的虚荣心，我所在的宿舍，好几十人，无一例外地响应了号召。
　　我们随着带队的来到一条冷清的马路，几十人分别藏在路旁的树丛后面。带队的两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两个自制的燃烧瓶——酒瓶里装满汽油，瓶口用布条塞住，使用时把布条点着，再把瓶子投向敌方车辆。据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它是消灭敌人坦克的极好武器，我一直有所怀疑，今天正好能让我领略它的威力。
　　带队的好像有点儿经验，先让人用石头连续把几个路灯砸碎，使周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再告诉我们行动步骤：敌人的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扔出燃烧瓶，汽车最怕火，必然停住不敢再走，这时大家蜂拥而上，把“战友”抢回来。
　　武斗期间，汽车是双方主要争夺的东西（军车还没人敢抢），即使白天也很少单独行走，晚上就更见不到了。等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才见远处过来了一辆汽车。当它离我们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带队的扔出了一个燃烧瓶。没有想象中的冲天大火，只给马路上增添了一条二十来公分高的火蛇。过来的卡车慢了一下，就不再犹豫，一下子就压过去了。就着火光，我们看清了，那是一辆军车，车上人也不多，肯定与押送俘虏无关。
　　我们又等了两三个小时，到了凌晨两点五右，再没见到有汽车过来。带队的分析说，囚车可能走别的路了，于是我们撤回了宿仓。
　　事后我想，幸亏没有遇到“敌人”——如果真从这条路走，肯定会带着枪，我们这些长矛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非被杀得伤亡惨重不可。冒这么大的风险，最终我也不清楚要救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被俘虏。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加敢死队。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到长春公社安排的某大学里去住，而是自已找到空无一人的文史研究所住下了。这里不仅水电齐备、房间充足，而且还有一个图书馆，里边还有许多没有被销毁的书。
　　见了这些在北京难得见到的书，我们如获至宝，贪焚地阅读起来。看书看累了，就结伴到市里曾经繁华的街道逛一逛，瞧瞧“战争”环境下的街景。吃饭就到长春公社的食堂，象征性地花上一两毛钱，可以不限量地吃饱，有时还有红烧肉这样的好菜。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寻找到这么个“世外桃源”，只有君若没和我们在一起，可能她怕这里不安全，住进了大学的集体宿舍。想不到她的单独行动，给她带来一个不小的灾祸。
　　如果我们在一起，8个人也算是个小团体，没有人敢来欺负。冤家路窄，以前在学校里整过君若的几个老红卫兵偏偏在这里又见了面，她们欺负她孤身一人，不由分说，剪掉了她的一头秀发。
　　破坏容貌，对于好美的君若来说，无异于要她的命。受惯了歧视、老实异常的君若早已被她们吓傻，失去了反抗能力，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以至旁观的人以为她是刚被抓获的阶级敌人，没人敢来打抱不平。一些大学生觉得这样做实在过分，终于发了恻隐之心，找了顶军帽给她戴上。
　　我们得知消息赶去“救援”她时，只见她正坐在床头痴呆呆地发愣。菁菁、小玲把她接到文史研究所去住，寸步不敢离开，惟恐她有轻生的念头；我们其余的人去找长春公社的头头理论：为什么这里能容许存在这种野蛮的行为？
　　人家当然要以武斗的大局为重，对付我们只能抹稀泥，先是道歉，接着又怪君若不反抗，使人误以为她有错，接受了这种惩罚。我们提出要找那几个女暴徒算账，人家自然怕事情闹大，早把她们藏了起来。
　　第二天，君若恢复了常态：她把我叫到一个空房间，告诉我想回北京去。我劝她还应该和我们在一起，到全国各地多走走看看。她掀开帽子，让我看了看参差不齐的头发，苦笑着说：“这个样了，怎么到处走啊。”我安慰她：“有我们这么多人的保护，没什么可怕的。在外地过上一两个月，头发能长长一些了再回家，也省得受街坊们的气。”
　　可是无论我怎么劝，她还是坚持回家去。
　　她动身的那天，我们7个人都去送她。又特意拜托和她同路的几位北京的大学生，请他们好好照顾她，直到人家豪爽地答应下来，甚至打了“保票”，我们才放了心。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列车上有人看她的样子会欺负她，更担心这么注重仪表的她，一时想不开，会采取厌世轻生的举动。
　　还好的是，她顺利地到了家。头发刚长长了一些，她已经敢上街，到我家串门，只是要蒙条长围巾。通过这次磨难，相信她坚强了不少，起码和我们说话不像原来那么娇滴滴的了。
　　君若走了以后，长春市的武斗更历害了。有一次我们吃饭回来的路上，就遇上了打冷枪。子弹从耳边呼啸地飞过去，也有的打在了马路上，把柏油路面都划出一道道沟。吓得我们急忙躲在路边的大树后面，直到枪声停止半天了，我们才飞快地跑回宿舍。
　　长春公社通知我们，不能再单独住在文史研究所。这时候，我们也很想离开长春了。牟志京的老家在大连，他告诉我们大连如何美，直说得我们都动了心。可是，往南的铁路已经被封锁，必须先往北到哈尔滨，绕道齐齐哈尔走。好在王建复有亲戚在哈尔滨，他对这条路很熟。
　　晚上有去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下午就离开了住的地方，顺便看看市容。
　　文革期间，本来物资供应就很差，武斗影响了运输，供应就更差了。为了让自己控制的地盘上的居民能买到粮食，各派组织出动武装押送的车队，专门运送粮食。粮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队。所有商店都像没开门一样，关着铁栅栏，上着护板，只开一扇够一个人进出的小门。商店里面黑糊糊的，多数时间没有电，用几根洋蜡照明。下午四点多钟，商店就纷纷停止了营业，我们无处可去，只好到车站等候。
　　车站广场还是比较热闹，小贩们出于生活所迫，顾不上武斗和地痞的捣乱，照样摆摊做生意，卖各种简单的小吃。马路上时不时地开来一两辆吉普车，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有的至站在踏板上，手拉住车、一手举着驳壳枪，模仿三四十年代的马弁；在人最稠密的地方，准要朝天放上几枪，像是维持治安，又像炫耀武力。周围的市民早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当作新鲜的事来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东北天黑得早，才六点多，天已经很黑了。我们都进了候车室找地方坐下，外而的小贩们点起了自制的乙炔灯，在黑暗的广场上像一群星星。
　　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广场上的人群争先恐后地躲进了候车室，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原来对面楼群朝广场的人群打来一阵枪。本来是两派枪战，互相对射，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心理，把枪口转向了车站。
　　等枪战结束了，人们又陆续走到广场，发现打死了两个人，都是摆摊的，年龄四五十岁，一个胸部中弹，一个腹部中弹，已经没救了。他们的家人一定还在满怀希望地等着他们带回去这一天的收入，计划着下一天的安排，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倒在血泊当中，永远不能再承担那个家了。更可悲的是，永远也不知道谁是凶手，或者向谁去讨还这笔血债。
　　别看相距不算太远，哈尔滨比长春安定多了。但是处处也显示出许多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有轨电车没有人售票，许多电车连司机也没有，让一些十来岁的小孩驾驶，据说有一次电车冲出铁轨，轧死了一位老太太；所有商店永远不打开铁栅栏和护板，让人看不出是不是在营业（这种营业方法在东北大大小小城市延续了好几年），看得出来卖东西的是多么不情愿。
　　从哈尔滨绕来绕去到了大连，从大连又回到北京。总共在外边游荡了一个多月。
　　我们到了北京，哥哥早已经从合肥回到了家。他很早就有到全国各地考察的愿望，他这一宿愿终于实现了。罗克从安徽回北京后，也给我们讲了那里民不聊生的状况。他还讲了一位妇女在派性斗争中的悲惨遭遇和她写下的民谣：“秋风凉，树叶黄，落叶进我窗。初生孩伢不得见，心狠似豺狼。”
　　哥哥到合肥找的是他的一位“信友”丁广武。丁广武是成千上万个给《中学文革报》来信读者中的一位，哥哥看他信写得好，互相通过信件往来成了朋友。哥哥被捕以后，丁广武也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判刑20年。广武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广武入狱，她失去了生活来源，靠卖冰棍维持生活。盼儿子回家的信念支撑着她顽强地活着。十多年后，广武平反回家，仅仅过了几天团聚的日子，母亲再也无力坚持，离开了人间。

11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许多人通过一些“内部”途径，得知公安局要抓罗克。罗克听说后，无动于衷，谈笑如常。虽然父母和我们两个弟弟，想到随时有可能和他分别，心里非常难过，但看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也得到了点儿安慰。
　　也有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他说：“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我个人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危险的暴风雨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
　　他在日记中也写道：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接着，他也发现身后总有人盯梢。
　　他在给广东一同志写的信中说：“我只有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罗克为了不给外地的通信朋友找麻烦，他不敢亲自去邮局寄信，许多信是由我们找人代收代邮的。
　　对跟踪这种卑鄙伎俩，他常常给以嘲弄。有时我们和他一起出门，他就指给我们看，哪个是跟踪他的便衣。有时罗克故意藏起来，等那些人正在东张西望地找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有一次我和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又遇到一个便衣，不远不近地跟着，罗克故意走到那人跟前，用很不客气的话问他：“你找什么呢？”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也许会因此吵起来，但因为那人心虚，只好胡编了一个地名，向我们解释。罗克不走了，用愤怒的光盯着那人，直到他灰溜溜地走远为止。哥哥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这么对待他，他回去不敢跟别人说，要不然别人会骂他笨，把自已暴露了。”
　　虽然他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但一点儿也没影响他的情绪——还和往常一样地看书、写文章、作诗、谈笑风生。依然对文革中的反常现象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南京的客人丁灏。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次来北京是受南京文化局当权派的委托，到中国美协调查《郑板桥集》出版的情况，外调的对象是美协书记蔡若虹和漫画家华君武。
　　文革期间，被“外调”的经常是被“专政”的对象或有点儿“问题”的人，所以外调人员多数都是两人以上，用以壮大声势。经常是用大呼小叫、拍桌子瞪眼来吓唬对方。可能丁灏是顺便来办此事的吧，只有他一个人，介绍信却写着“……等同志”，表示不只一人。他问我们愿不愿意陪他去。哥哥最喜欢研究各种人尤其是平时不容易见到的人的心理，我也很想知道外调是怎么回事，都高兴地答应了。哥哥声明：“可别指望我们吓唬人家。”丁灏连忙说：“我也不会那一套。你们别表示同情就行了，否则我回去不好交代。你们最好别说话。”
　　接待我们的是革委会的主任，像工人模样，估计是工宣队的代表。他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当即就让人把华君武叫来。听他的口气，这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被集中在一起劳动，有人看押着。
　　不大工夫，华君武来了。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态度不卑不亢，不问到的决不多说，问到的也答得很简单。革委会主任不时地呵斥两句“老实交代”。华君武依然该什么样还什么样。很快，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让华君武回去继续干活，顺便把蔡若虹叫来。
　　蔡的性格与华正好相反——问他一句，他能答十句，说话眉飞色舞，做出极力配合我们的样子。对主任，更是十分尊重。不料主任却对他十分蛮横，比对华君武厉害多了。他明显地已经没的可说了，主任还是不依不饶。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还不放过，非问他某天某时“牛鬼蛇神”在一起议论什么。蔡说：“我们在说烧菜，怎么烧好吃。”主任不表示信与不信，还是一句句地追问，想从中发现点儿要害的东西
　　我们觉得没劲，起身告辞走了。主任还继续审问着蔡若虹，没有停止的意思。
　　走到街上，哥哥感慨地说：“从刚才的事就可以看出来，对不讲理的人，不能迁就。华君武不买主任的账，主任倒不敢对他怎么样；老蔡的表现符合他的要求了，反而受欺负。”
　　1968年元旦，罗克对母亲说：“今天我要闭门思过，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他像每年一样，在自己的小屋里写了一天。他总结了自已取得的成绩和发现的错误，并订了下年的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必读的104本书。
　　罗克是以自的心、血去给人以爱。
　　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出身论》使无数绝望的青年感到安慰，如绝路逢生。
　　他在每天有人盯梢，随时可能入狱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还忙于撰写一两万字的《工资论》，谈他对工资改革的看法及具体的建议。
　　他告诉我们，还要写：为失足青年终生受打击、压迫、歧视鸣不平，
　　他想着找机会呼吁，为“真正的黑五类”讲讲重在表现。（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他要……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