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文革开始.上篇

© 遇罗文／文

1

　　1966年初，吴晗首先遭到非难。报刊上对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许多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长者，叹息着：“又要来一场运动了。”
　　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就是一个中学生也能联想到，照此推论下去，岳飞比秦桧还坏，刘邦比秦始皇更该受到诅咒。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好打抱不平的哥哥，我们相信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果然，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和父亲一起在街道受监督、管制的梅娘女士常到我家串门，哥哥听说她认识很多报社的人，就托她向报社推荐。梅姨警告他，推荐可以，带来恶果可别埋怨。哥哥表示，他连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都知道，一旦他决定要做的事，多少人也扭转不过来。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搞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这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罗克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只要他看到不合理的事，就定要说，哪怕有杀身的危险。他认为有比死更痛苦的事，这就是自欺和屈服于真理以外的东西。
　　这时候，学校里早已没有学习的气氛，老师也没心思讲课了，学生也没心思听课了，都惦记着写大字报，想批判点儿什么。可是谁也不清楚真正的敌人在哪儿，报纸上批判的“三家村”、“海瑞罢官”和学校又联系不上，结果大字报上写的全是空洞无物的废话。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废话越长越不嫌长，有的甚至从二楼垂到一楼地面。
　　没多久，随着报刊把矛头转向了北京市委、团中央，学生们才摸准了方向。远水毕竟不解近渴，顺理成章，校长、书记作为他们的爪牙成了批判对象。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成了陪绑。紧接着学生们的批斗从文斗转向武斗，校长、老师们亲身领略了自己推行的教育路线的苦果。当然，好打人的学生是少数。
　　随着学生在各个学校之间的串联，一些极左、过火的行为很快就传遍了每个学校。大学里的学术权威，无一例外地成了“黑帮”，整天挂着牌子在校园里干活、让人参观。善良而无知的学生，往往是出于好奇，去看揭露名人的大字报和往日威严、今日落魄的名人们，很少去体味被人参观的痛苦。单纯的姐姐罗锦，还以为有了机会，到中央音乐学院，找正在扫地的马思聪请教拉小提琴的事。尽管周围没有别人，他也吓得不敢鼓励姐姐学琴，反而劝她改学民乐。

2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些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在其内。自己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等好事难于问津，甚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1966年8月，哥哥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3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工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已也疯了。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提供。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阶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地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种“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子女如何欺悔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类”子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斗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在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项。

4

　　我家被抄之前，一位叫张永祥的朋友（和父亲一起在科技情报所搞翻译的，也是临时工）跑来送信，说他家那里的不少人家，就是因为在毛泽东像的背后，又放了别人的像（都在一个镜框里），被抄家的红卫兵发现，把那家人都打死了。所以现在红卫兵抄家时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
　　我们赶快把我家挂的毛泽东像摘下来检查，还真有姥爷的一张大相片贴在背板上。不知道过去的人出于什么习惯，把相片用糨糊牢牛地粘住，揭都揭不下来。这下只好忍痛把姥爷的相片撕坏扔掉。
　　文革初期，红卫兵常在毛泽东像上生是非，没少折腾人。最早卖的标准像，根据照相馆的规律，都是微微有点儿侧面，只照出一个耳朵。封建、迷信的红卫兵忽然提出，伟大领袖怎么能少只耳朵？于是各新华书店一律不许再卖一只耳朵的标准像，改卖两只耳朵的。家家户户也不准挂一只耳朵的，全得换下来。
　　从此开了先河，闲得没事儿做的人开始在“像”上大做文章，颠来倒去、其至对着阳光从纸的背面看里边隐藏着什么反动内容。三天两头地听说，哪张像又发现问题了，比如在背景的乱树叶中有看似“打倒”字样啦，有个尖刀或箭头状的图影正对着脸部啦，不一而足。往往都是等“像”收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只有一次，有人给我买了一张毛坐在飞机里抽烟的像，告诉我，向上飘的烟雾，倒过来看是“垮台”两字。我仔细看了看，还真有点儿像。赶快再去买，售货员说刚卖完，原本冷清的柜台，突然热闹了一阵。又去了几家，也告诉我脱销。以后，再也没见卖过。
　　我们编辑报纸就更麻烦了。每次校对清样，都要对着光亮看，检查毛的头像和语录后面，有没有“反动”、“反对”、“打倒”或恶毒的字跟。文革期间这类字眼又特别多，碰到了，只好挪挪相互的位置。仔细检查“语录”里有没有错、别、漏、多的字。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谁不知道没有这些“像”和“语录”会有多省事？真的没有，麻烦就更大了，所以家家户户、各个角落都得挂“主席像”和“主席语录”。
　　有些事更不好理解，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那时正流行穿塑料凉鞋。有一天忽然有人发现鞋底花纹隐约是个“共”字。这还了得，把“共产党”踩在脚下！红卫兵命令，谁也不许穿这种鞋。过两天，又发现某种凉鞋鞋底花纹像“蒋”字。按理说把“蒋介石”踩在脚下该没错了吧？也不行。红卫兵解释说，天天穿着带“蒋”字的鞋，难道怀念着蒋介石不成？老百姓顶多换双鞋，损失还不大，可苦了凉鞋的设计者，如果有点儿历史问题或出身不好，非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不可。
　　所谓破“四旧”，就是要毁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而大力推行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北海公园白塔上的小佛像，曾经躲过了八国联军的洗劫，但这次却不能幸免，被一块块地敲下来、砸碎。颐和园里的石碑都涂上了红色的毛泽东语录，长廊里的花鸟、人物绘画也被厚厚的红漆盖住。罗克对此深恶痛绝，他即兴作了一首讽刺诗，前两句记不清了，只记得后两句是：“惊喜石碑革命化，只恨苍天未染红。”
　　我们刚把姥爷的相片去掉没两天，我家就被抄了。果然红卫兵首先搜查装主席像的镜框里有没有别的东西。我们都非常感谢给我们送信的人，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姥爷的相片，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5

　　社会上抄家之风愈演愈烈，我们预感我家也难逃劫难，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因为我家的“事”太多——父母是右派兼资本家，哥哥写过反动文章和反动日记，姐姐写过反动日记。任何一条，都够抄家的理由。
　　怕姥姥年纪大受不了，先安排她到二姨家去住。二姨家情况比较简单，只有姨夫有点儿“历史问题”——解放前当过儿天交通警。况且他们一直那么穷，是典型的城市贫民。如果没有“交通警”这个污点，她家应该算是响当当的红五类。
　　一天傍晚，母亲该下班的时候，邻居小孩儿跑来送信：“一队人押着王姑姑从远处过来了。王姑姑头发剪去一半，脖子上挂着牌，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一帮人跟着。”
　　父亲让我们子女都躲开，没必要做无谓的牺性。我们四个和哥哥的同学李连成（分配在兰州工作，恰巧回京探亲住在我家），急忙离开了家。刚走出不远，我有些不放心父母，又返回来。还没有站定，抄家的人就涌了进来。
　　来的人都是母亲所在工厂的红卫兵，领头的是个恶狠狠的女的，穿一身军装；另一位工人模样，年龄偏大，不怎么说话。后来母亲告诉我，他是“理研铁工厂”的“老”人，暗中同情母亲，经常给点儿照顾，我们应该称呼他“刘叔叔”。
　　女头领在未动手之前，先对我们训话，让我们主动交出反动和值钱的东西，否则被他们翻出来就不客气了。
　　反右以后，父亲没有收入，我家十分困难；大饥饿年代物价极高，母亲为了不影响我们发育，在吃上舍得花钱。除了她70块工资，全靠变卖东西度日。到文革时，家里已经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我想起有一盒卖不掉的假首饰，不如交出去，省得还要和他们多费口舌，就对母亲说：“把假首饰给他们吧。”
　　女头领大声呵斥：“不许商量！”
　　母亲忙解释：“那都是假的。”她怕当真的给了他们，日后发现是假的，以欺骗红卫兵论处，罪加一等。
　　女头领以为母亲舍不得交，转向我说：“你，快拿出来！”
　　我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些人懂什么真假，先打发走他们再说。于是从大衣柜里取出一个镀银的首饰盒，被来的人一把抢了过去。他们以为是多值钱的宝贝，有的人一件件地欣赏，有的人来教训父母：“反动派你不打它就不倒，有这么多好东西就是不想交出来，什么态度？”
　　母亲还在分辩，红卫兵哪里肯饶？我怕母亲因此倒霉，连忙帮母亲解释：“那些真是不值钱的假货。”女头领正在砸姐姐的小提琴，听到我敢向着父母说话，转过身来，用手里的琴弓直向我的眼睛戳来，幸亏不够准确，尖尖的端头扎到我的眉骨。我还想和她理论，刘叔叔忙把我拉向一边，对女头领说：“我教育教育他。”又把我带到隔壁邻居陈家。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姐姐和李连成先回来了，红卫兵们让他们跪在院子当中，审问起来。当时北京到处张贴通缉兰州李桂子的海报，一听说李连成是从兰州来的，也姓李，以为破获了一个大案，好几个人立刻簇拥着把他送往派出所。剩下的人继续翻箱倒柜，等着我家别的人回来。
　　他们一定是通知了65中和哥哥所在的工厂，我校来了一个革委会（代替原校领导）的红卫兵，把我带到学校，告诉我，当晚就住在学校别回家了。那时许多同学也不爱回家，把课桌椅并在一起就当床用，好在正值夏天，不需要被褥。
　　哥哥很晚才回来，抄家的人还等着没走。他一进家门，抄家的红卫兵也让他下跪，他据理力争，宁死也不跪下，他所在工厂的人急忙把他带到人民机器厂施行群众专政，不许回家。
　　弟弟离开家就到学校去过夜，没见到这场混乱。
　　第二天一早，我急忙回家。看到父母平安无事，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两明一暗的里屋被贴上了封条，里边是将要没收的东西。红卫兵落下一根关门用的弹簧，小头的铁圈改成了钩状，据说这是当时流行的弹簧鞭，专为抽在人的脸上，把眼珠钩出来。
　　几天后，母亲厂里来车把东西拉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种抄家是最“好”的——虽然砸坏了一些东西，但把日常生活用品留给了我们。没收的东西存在工厂，儿年后又发还了，丢的不多。学校和街道抄家可不是这样，东西拿得一点儿不剩，不可能再发还。
　　我家被抄后没儿天，姥姥从二姨家回来了。原来姨夫被揪出来，定为历史反革命，从会计降为炉前工——又累又热，没有人爱干的工种。家也被抄了。姥姥受不了他们整天提心吊胆的样子，看着难受，不如不看，只好回来。
　　连工作都没做过几天的二姨，也马上成了阶级敌人，浅色衣服上缝上黑布牌，绣着“反革命家属”五个字。
　　二姨和姨夫，胆子都特别小，他们出门在外，也不敢不戴着黑布牌，没少受气。二姨有严重的哮喘病，戴着牌，看病都难。有天，她去亲戚家串，人家看到她这种身份，惟恐给自已找来麻烦，愣是没让她进门。恐惧、耻辱、病痛共同的折磨，使二姨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一天夜里，她吞食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我们以为姥姥失去最疼爱的女儿，一定难过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她倒很坦然，对我们说，死了比活受罪强。

6

　　早在1966年七八月份，有少量的红卫兵头头们就到外地去煽风点火，搞大串联。他们当然是为了把北京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但是免费乘车和参观游览却让我们这些没离开过北京的学生羡慕不已。
　　到9月份，65中的许多红卫兵们也纷纷外出。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出身的也沾了光，学校革委会不好意思拒绝我们的要求，也同意我们走，给开了介绍信。但是让红五类出身的跟着，还给他们单开了介绍信，证明我们是被监管的。
　　刚到天津，我和一个同学就溜之大吉，算计好火车的钟点，估计他们来不及追上，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到了石家庄，那个同学害怕了，又返回了北京，还受到了批斗。我只身到了武汉、长沙、广州。所到之处比北京正常许多，但是也都大讲血统论，甚至车站里的喇叭就广播：“我们这里不欢迎黑五类狗崽子！”火车上并不拥挤，时常看到有被押送到农村去的阶级敌人，有座位也不许他们坐，动不动就对他们游斗一阵。遇到留着长头发的妇女，一律要把头发剪掉。
　　从广州，我又直奔兰州，找哥哥的同学李连成。李连成是兰州轴承厂的一名机修钳工。上学时成绩好，无奈家境贫寒，又是富农出身，才上到高二就退了学当上了工人。起先在北京轴承厂，1965年出于备战思想的需要，全体迁往兰州、贵阳等地，他选择了兰州。
　　他见到我，十分高兴，除了带我到市里热闹的地方玩了玩，还动员我留在那里工作。他说，机修钳工和机修电工正招人，这是技术性最强的工种，有得可钻研，机会难得。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都得上山下乡，还舍不得离开家，也还不甘心当一辈子工人，所以没有答应他。住了两天，回到北京。
　　我到北京的时候，形势多少缓和了点儿，学校里没有人再追究我私自串联的事。又过了一个来月，外地学生铺天盖地涌到北京来，北京的各个学校也不再限制学生的外出。
　　这次我和弟弟结伴（出发的时候还有他所在的25中一位高三学生）而行，计划在外地呆一个多月。像我上次走一样，母亲给了我们每人10块钱，作为饭费。为了省钱，也防备困在路上吃不上饭，父母又炒了二斤炒面让我们带上。我们的行李非常简单——牙膏、牙刷、肥皂、毛巾和杯子。这个杯子很重要，用它又刷牙，又喝水，又可以吃炒面。衣服都随身穿着，没穿的只有一件塑料雨衣。雨衣也是必不可少的，既可挡雨，又可御寒，铺在地上就可以睡觉。
　　火车上和一个月以前大不一样，挤得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所有的空间都塞满了人，过道、厕所、行李架、座位底下就连坐椅靠背上两寸多宽的一条儿，也坐上或躺上了人，有人居然能在上边睡上一觉。在车上，根本就别想解手。
　　因为交通秩序的混乱，火车运行时间全乱了套，以前几小时的路程，可能得走几十小时。最受罪的一次是从株洲到广州，用闷罐货车代替客车，挤得连放脚的地方都难找——一旦抬起一只脚来，就无法落下去，除非不怕踩着别人。我就是这样一只脚站了一天一夜总算到了广州站。走下车才发现，腿都肿了。
　　我们停留过的城市有：武汉、长沙、柳州、桂林、昆明，最后到达广州。在广州住的时间最长，有十二三天。这时候中央规定停止乘车大串联，只发给返回原籍的车票。如果还想串联，只能步行，广州市委“借”给步行的人每人40块钱。我和弟弟在广州印了许多《出身论》，着急带回北京，也不想学什么长征，就去领返京的车票。
　　到家，我们把外地的情景讲给哥哥、姐姐听，他们羡慕得不得了。
　　我家院里空出来的两间南房（原住户被撵回农村），也住了好几个河南来的女学生，年龄都很小，剪着短短的男式发型，睡在铺着稻草的潮地上：她们等着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检阅。我们刚进家门还看见有人来屋里烤火，见到我们在家，就不好意思进屋了。姥姥常给她们送去热水，还借给她们棉被，总跟我们念叨：“怪可怜的，一个个都冻病了。”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收稿邮箱
chings@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