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文革开始.中篇

© 遇罗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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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代8月14日，罗克就写下了震惊每个读者的文章——《出身论》初稿。
　　之前，罗克也因出身问题和写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人民机器厂关押。在关押期间，他和难友们下棋、谈天，用他乐观的精神去感染别人，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甚至说服了看守他的几名青年工人，和他们交成了朋友，偷偷地在起玩牌、下棋、讲故事。厂里发现后只好罢免了那几个看守的职务。
　　后来，他们发现罗克从来不服服帖帖，反而经常来往于黑帮之间，胆子又大，惟恐他在其中通风报信。况且罗克入厂时间不长，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把他放了。这时恐怖高潮已经过去了。
　　9月，哥哥刚刚解除专政，就着手补充和修改《出身论》。
　　11月，我们去广州串联，住在同福中路小学。那里油印条件很方便，长期压在心中的愤懑终于可以呐喊一下了。我们试探着写了几份反血统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市的街头。
　　贴出后立刻得到了反响，很多人围观、抄写，每一份上都布满了“好得很”、“大毒草”的评语。我们高兴极了。尽管言词比《出身论》缓和和含糊多了，但在当时也是很冒险的，所以落款不能写真名实姓，编了一个“北京呐喊战斗队”。
　　我们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哥哥，还告诉他一种简便的油印方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表示，为我们迈出了反血统论的第一步而高兴，也指出了我们所写文章的不足之处，并说“署名‘呐喊战斗队’似可不必。呐喊固然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埋头工作岂不更好？我希望全国每一个家庭都能组织一个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踏踏实实地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这就是我为么要署上‘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缘由”。他给我们寄来《出身论》原稿，让我们油印，还告诉我们，收到我们信的当天，他就买蜡纸、铁笔和油墨，准备在北京也油印《出身论》。
　　我们把《出身论》印了几百份，在广州张贴一部分，其余带回了北京。在印的时候给它增加两三个注解，只记得其中一个是对“自来红”的解释。
　　当时在北京流行“自来红”、“自来黑”的说法，一些“红五类”以“自来红”自居，表示生来就是革命的，无需思想改造。哥哥一语双关地讽刺道：“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我们怕外地不知道“自来红”是糕点名，所以加了注释。后来哥哥对我们说，这是他忽咯的地方，加了注释就好多了。
　　我们回到北京后，看到罗克、罗锦也印了很多。我们把它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哥哥还经常去看读者有什么反应。有一次他去张贴，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对他又推又搡外加谩骂和威胁。他回来对我们说：“今天我又经受了一次考验，以后我能做到坚强了。”
　　罗克反对血统论，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以整人为主的当权者；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形形色的血统论支持者——一些无知的红卫兵小将们，他们靠血统论起家，怕罗克的思想动摇他们的根基。这两个方面对罗克都恨之入骨。
　　每一个亲人都为哥哥捏一把汗。父母自不必说，就连好心的邻居也劝哥哥收敛一些，免遭横祸。但哥哥毫无惧色，他说，他从写《出身论》的那一天起就已横下一条心了“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除了生命，我还有什么呢？”
　　这时候，中央文革还要进一步打击上层的异己，发现鼓吹血统论的红卫兵们怕伤及自己的老子，有的变成运动的阻力。为了得点儿民心，不得不对血统论进行一点儿限制，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直到这时，在北京才停止了大规模草菅人命的行为，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也可以组织战斗队了。
　　我在65中和几位同学成立了“北斗星战斗队”，又印了不少《出身论》去张贴。不少读者来65中谈他们激动的心情，也有的愿意来帮我们做事。和哥哥一商量，我们趁机开了两次座谈会。
　　海报一贴出去，招来很多人，诺大的教室座无虚席，不少人是外地来京串联的。许多人控诉、揭发血统论带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有人甚至泣不成声。哥哥每次会都去听，他当然想更多地知道人们对他的杰作是什么反应，可是他从不发言，他不想过早地让人知道他就是作者，以防有人驳不倒《出身论》的观点，该从作者身上找茬儿了——这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
　　有人告诉我，师大女附中的几位同学，虽然出身是“非红五类”，敢于冲破禁区，公然把自己的战斗队也取名叫红卫兵。这无疑是个震撼人心的新闻。虽然我们很讨厌红卫兵这三个字，可是我们更讨厌剥夺我们称呼自已的权利。她们可能也不愿与做过恶的老红卫兵为伍，取名为“东方红红卫兵”，以示区别。血统论的维护者们，三天两头去捣乱，甚至还抄、砸过一次。不少佩服她们的人，都去表示慰问。
　　我不但去参加她们组织的“阶级路线辩论会”，表示支持，还送去了《出身论》。不料，她们的领导人不敢赞同《出身论》的观点，让我大失所望。不过我也能理解：天天有人来找茬儿，稍有闪失就不得了，她得为组织负责。别看领导对我敬而远之，她的“兵”当中好几个人对我热情有加，后来有的还帮我卖过《中学文革报》。不知道她们哪位介绍，使我认识了羽晴。
　　羽晴在师大女附中也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她才华出众，相貌堪称百里挑一，又衣着得体，敢于打扮，“破四旧”吓得没人敢穿连衣裙，她敢穿，加上优雅的气质，让许多小她几岁的女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每天往来于各个大学、中学之间，和两个女生编印了一份油印的小报——《动态简讯》，她们自己采访，自己刻印，自己发送。
　　羽晴把《动态简讯》送到65中，我们俩就见了面。一做自我介绍，原来我们两家离得还很近——都住在东四北大街。无形之中，好像关系又近了一层：以后，她索性把小报送到我家。
　　羽晴知书达理的风度，顷刻间征服了我的全家（除了姐姐，她已被关押）。大家都说爱看她编的《动态简讯》，尤其父母更是赞不绝口。当然我清楚，父母除了爱看小报，更希望他们的儿子能交下这么像样的女朋友。很快，羽晴成了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
　　母亲对她喜欢的客人，总要显示她高超的厨艺。她留羽晴吃饭，羽晴大方地接受了。她听羽晴说老家在苏州，特意把菜做得甜一些。
　　羽晴会说话，把母亲夸得心花怒放。大家刚撂下饭碗，羽晴急忙拉着我去刷腕，又把父母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平时我们吃完饭都不爱动，最发怵刷碗这个活儿。

8

　　哥哥酷爱写日记，他也鼓励我们写。他送给我们的礼物常常是漂亮的日记木，扉贞上还提上几句词或写首诗。从他那里我们知道，未经日记主人允许，别人是不该看的。到文革前，他写了有厚厚的十儿本，姐姐在他的影响下，也写了好几本。
　　文革是以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接着批判北京市委，没多久又“破四旧”、抄家。从传闻得知，抄家的红卫兵对日记特别重视，因为从中可以发现“反动罪证”和“变天账”，有的人就因为日记被打死了。
　　哥哥很发愁：把日记烧了，舍不得；留着，太危险，那时他在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反对姚文元、歌颂海瑞的文章，成了“准专政对象”，行动不自由。他认为我和弟弟都还小，姐姐参加工作一年了，认识的人也多，就委托她把日记藏起来。
　　糊涂的姐姐把哥哥的连同她自已的记和母亲最珍爱的上百张相片，藏在一个十分显眼的地方，很快就被发现了。父亲气得破天荒地骂了声“蠢丫头”，母亲伤心得两眼发直说不出话来。听姥姥说，躲日本飞机轰炸时，母亲什么都不拿也要抱着这几本相册。只有哥哥没表示什么。
　　几天以后，这些日记和相片都摆到“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哥哥也从“准专政对象”升为“专政对象”，关在工厂不许回家。
　　到了1966年12月份，哥哥已经可以回家了，一家人以为日记的事过去了。
　　这时，步行大串联正在兴起，刚刚离开校门参加工作的65届毕业生，没赶上不久前的大串联而不甘心，也组织步行串联。姐姐母校的几个同学找到她结成伴儿，准备了一些衣服、行李就出发了，姐姐还带了许多份我们自已油印的《出身论》，准备沿途散发、张贴。
　　还没走出北京市，她母校的一些红卫兵早已闻讯追去，把姐姐抓走，“扭送”到公安局。就因为她在日记里评论了林彪搞个人崇拜。
　　跟她一起串联的一个男生，哭着到我家送信儿，哥哥马上就要去公安局救她：还没离开大门，一帮红卫兵也冲到了我家，想再来抄家，以使多一点儿“罪证”。哥哥迎住他们辩论起来，你说一条语录，我说一条语录，十几个人居然占不了上风，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哥哥知道这么耗着对姐姐不利，就激将他们：“你们敢到市委去辩论吗？”
　　这帮红五类们心说，到哪儿也没有人敢帮黑五类狗崽子说话，到人多的地方，他们只能势力越来越大。况且市委离公安局非常近，那里起码还有他们看押着姐姐的几个人呢。哥哥也希望接近姐姐，才有可能救她，否则公安局扣下她，什么办法也没用了。一帮人拥着哥哥走了，父母都为他捏把汗，为了救出姐姐，也只能这样了。
　　别人哪里知道，哥选择那个地方，有他的用意。
　　一提起市委，一般人都想起台基厂大街和那高高大大的白楼，那是市党委。在它的背后，正义路那边，还有一个不起哏的市人委。文革开始，这里早已没人办公，现在一个个大厅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上了）。起先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哥哥前些天还来这县做社会调查，把自己一件新棉袄留在了那儿。他选择的辩论场地就是这个市人委，那帮人也傻呵呵地跟他到了这儿。
　　可想而知，市人委的“居民”见了那群红卫兵，火就不打一处来，红卫兵们看不出眉眼高低，张口闭门“狗崽子”，“黑五类”、“出身”这些让人烦心的口头语，结果招来了“十六条捍卫团”，差点儿挨了一顿揍，吓得落荒而逃，也没敢再去我家找麻烦。
　　哥哥带着一帮群众去救姐姐，可惜晚了一步，公安局将她扣下。哥哥去交涉，警察说必须经过审查，没问题才能放人。
　　在那宁左毋右的年代，谁肯为一个黑五类的女儿说话？况且日记上白纸黑字的确凿证据。姐姐因为日记上的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在送往教养所之前，她就被关押在父亲曾经两次蹲过的半步桥监狱。
　　在半步桥等到教养判决下来，就被送到良乡收容所（亦称窦店砖瓦厂）。在这个教养所“改造”，我们才能得以见面。
　　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她让我们带回一个空牙膏皮，回家打开末端，发现里边有一张叠得很小的字纸，告诉我们没有人发现她带的《出身论》，已被她销毁，让我们放心——替受迫害的人说话这种事，一旦被发现，可以任意曲解，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十分危险。
　　几年后她回到家才告诉我们，在砖瓦厂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时间也特别长，周围的人有政治犯，也有流氓、小偷，连擦脸油、雪花膏都有人偷。
　　那里每两个星期可以接见一次，每次我家都去人看望她，送些吃的、用的，希望她能得到一点儿安慰。根据父亲的经验，这种“好日子”不会太多。果然，一年以后，随着哥哥被捕，她也被转到茶淀农场去种水田，远离了北京。

9

　　1967年初，一次座谈会刚结束，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他们也问到作者是谁，我推脱说，我是从街上的传单中发现的，不知道谁写的。他俩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只要说得有理，管他谁写的。
　　说干就干，几天之内，我们已经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经费是王建复从四中借的500元钱。罗克知道后兴奋极了，他又连夜对《出身论》作了仔细的修改。当然，我们也忙了几天几宿。在1967年1月18口，《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文章中严谨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练达、幽默、一针见血的语言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人们佩服作者文笔出众和材料的广泛，猜测着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很少有人相信，它出自一个学徒工之手。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鼓吹血统论的“老红卫兵”虽然还很有势力，但不敢捣乱。也有个别在人街上给我们捣乱的，都被群众斥骂走了。
　　许多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汇作，都是弟弟和他的同学——那些初中生干的；而我们这几个高中生，要接待来访者，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
　　我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也写写社论和短文，没有他，简直无法想象大家怎么能有条不紊地工作；我却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只要我们仨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我干不可的事以后，这三样事是我最爱做的事。有时我还拉上羽晴，和我一起去卖报，让她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每次报纸一印出来，我们全体（除了牟，他不屑干此事）都要出动去卖报，希望尽快把报出手，以防被人抢走。十多万份报纸，好几天才能印完，每天只能取出两万多份。除了零星的交给一些初中生和与我们有固定销售关系的同学外，其余归我们大队人马去卖。常听单独的卖报人给我们讲他们的遭遇，往往被过分急切热情的顾客挤得动弹不得，反而一份也卖不成，结果被追得东躲西藏，效率很低。
　　接受他们的教训，我们找到了最佳场地——百货大楼广场。把整车的报纸往花坛当中一放，四周有铁栏杆挡着，不许买报的人进来。有两三个人专管数报，其余五六个人往来穿梭，接钱给报。好在规定了每人必须买5份，交一毛钱，也不需要找零儿，两万份报纸，不到两小时就卖完了。最后那一圈人，手里还高举着钱，眼看着报纸一张也不剩了，懊丧极了，我们只好安慰说，有空常来这里看看，我们还会来卖。
　　回家的路上，我们就像刚打了场胜仗，中了个大奖，兴奋的情绪半天平静不下来。我在羽晴面前，更想卖弄一下自己的三轮车技，载着他们好几个人，在王府井大街的车流人海中穿来拐去，蹬得飞快，直到女生惊得叫出了声，男生也承认了“真行”，车速才降下来，我也累得快起不来了。
　　也难怪，《中学文革报》一半儿以上的纸（除了买印刷厂的），都是我和王嘉材（罗勉同班同学）从纸库运到印刷厂的，还不用说再把报纸运出来，车技早就练出来了。可是羽晴不欣赏，她希望我更风度翩翩或者说话满嘴“然而”、“想必”的斯文相。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读者，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已家里也一样。
　　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吗？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了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五七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
　　《中学文革报》的成员来我家，她总是热情招待，好多人都享受过她的厨艺。父亲的支持就更直接些，因为他没有工作，整天在家，经常替我们代收信件、报款，抄、改稿件。30年后，《文革报》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吃饭前特意为我已去世的父母敬酒，以示对他们的怀念。
　　《出身论》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正如《出身论》中所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了女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他的亲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
　　《中学文革报》在四中设立一个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他们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而来关心《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和我们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我们只好自己去取。许多给《出身论》作者的信我们都交给了罗克，其中一些要和他探讨种种社会问题的，他都详细回了信。有的直到他被捕前还保持着联系。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再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然而寓意深刻的题材。
　　一经确定还要出第二期报，罗克便迫不及待地写好了两篇揭露六中和一中劳改队的文章。申张正义，恢复人性，是罗克自认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面说过，北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惟一理由是：组织不纯。
　　哥哥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他鼓励我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我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他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名义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他惟妙惟肖地刻划出“常洞瑶”是如何摇摆不定的。这在当时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不乏其人。一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不仅让人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活跃了报纸的版面，罗克说这是仿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写的，他还想写一系列“对话录”，再也没有适当的机会了。
　　罗克不仅给《中学文革报》写稿，还应另两份小报《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报》的要求各以“小组”名义写了将近一版的文章。
　　后来我们又印了七八万份刊登《出身论》的专刊，在专刊中转载了他写给《首都风雷》的辩论文章。他编造了一个反对《出身论》的“人物”——步署明。虽然人物是假的，所持的观点却是当时流行的，语言和手法都是当时社会惯用的。所以没有人看出来它出白“小组”之手，甚至还有人来信表示拥护“步署明”的文章，可见血统论对人的影响之深，而胡搅蛮缠也习以为常了。
　　在以“小组”名义写的反驳文章中，罗克处处以诙谐的语言作了驳斥。使人感觉有理有据，痛快琳漓。
　　在四中接待站，大量的来访读者都想见见“小组”的人。“小组”总写文章而总不露面也不是办法，容易引起报社内部的怀疑，好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哥哥一合计，他有了一个最佳人选——郝治。郝治是哥哥初中同学，和我家又是世交，为人忠厚仗义、坚韧不拔、不卑不亢，说话有理有据、诙谐幽默、无懈可击。哥哥请他到我家，把这个意思对他一说，聪明过人的郝治预见到与当权者对着干凶多吉少，可是还是答应了。以后他就成了报社成员心目中的“老大哥”（惟一的大学生），威信非常高。哥哥写的许多文章也都要和他商量。
　　在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在猎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丑恶灵魂。
　　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牛，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间：“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的名：“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罗克非常重视舆论工作，他常鼓励我们组织辩论会、座谈会以扩大影响。我们曾参加过许多群众组织的辩论会，进行一场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由于《出身论》在逻辑上的严密性，我们从来没有被问倒过。
　　而我们最伤脑筋的就是，对方搬出许多不合理的既成事实，比如军队为什么不要出身不好的；或者搬出某些首长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讲话，比如有的首长就分不清什么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还有的主张查三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举出截然相反的例子，最后不了了之。除此以外，我们总能保持上风。
　　有时候，正在辩论当中，“联动”就打来电话，威胁说：“别让那些狗崽子跑了，我们的绳子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他们还是很有势力的。
　　罗克经常参加这种辩论会，他还跟我们谈他的看法，但他不便于在会上发言。
　　1967年2月17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我们（《中学文革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知道消息已经太晚了。哥哥在头天晚上用一夜时间写了一篇生动的发言稿，准备由我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宣读。他在狭长的小屋一头伏案疾书，我和郝治倚在他的床上等着。
　　凌晨四五点钟，他把我叫起来，给我们念，让我们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我们仨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
　　全忙完，天已经大亮，我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9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我们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大大超出预定的人数。估计组织者也没经验，还以为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呢。
　　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我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我心说，不好，千万别念不完，否则马上付印的报纸就要改版，也不好全文刊登这篇讲话了。我不由得加快了念的速度，我感觉身后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我心里一边盼望着他们能多坚持一会儿，嘴里边飞快地念着讲稿，人群也越来越向我靠近……当我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我总算松了一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休息室”。
　　我们几个（其实就是报社全体，只是没有牟，他去印厂催印报进度）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谩骂声，分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我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我们绝对招架不住：我们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我，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最爱和《红旗》杂志拉关系的帖汉（初三学生）故意过来向我大声“请示”给不给《红旗》打电话，报告这里的情况，当时的两报一刊势力非同小可，它们永远是“正确”的化身，里边的记者一出来，个个是“钦差人臣”。我连忙答应“可以”，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过了一会儿，罗勉带进来一个小伙子，自称是“中学生造反兵团”的，故意高声问我：“我们外边有五百多人，用不用带进来？”
　　其实他是我家邻居，会前罗勉确实请他派些人来维持秩序，不知道为什么大会最乱的时候，他们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五百多人只有天知道。我装做无所谓的样子说：“不用进来，这儿没什么。”
　　也许这一招儿有点儿灵，也许我们不屑一顾的态度让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又闹腾了一会儿就散了。
　　虽然这次大会后来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我们毕竟也造成了影响，这正是我们的目的。
　　一天，羽晴高兴地告诉我，她的父母想见见我，请我到她家吃饭。
　　羽晴家也是七口人——奶奶、父母和三个弟弟。父亲是个化学专家，翻译、编著过许多书；母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被学生打得很房害：羽晴看到母亲被打，第一个反应就是突然地呕吐起来。从此她再见到残暴的事，准要犯胃痉挛的毛病。虽然羽晴说的时候很难过，我却对她越发喜欢起来，我认为女孩儿最起码应该善良、有同情心。
　　吃饭的时候，全家都对我特别热情，尤其是奶奶，她最疼羽晴，自然对我也格外好，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我实在有些吃下去，羽晴看出了我的为难，主动帮我吃去了不少。父亲三句话不离本行，和我说起了化学，发现我中学化学学得那么好，多少露出点儿惊讶。我听他说是研究催化剂的，就问他，有没有让黑火药燃烧得再快点儿的催化剂——我总是忘不了爆炸物。他说，目前还没发现。
　　还正在兴头上，我提出告辞，我怕他们再问我别的功课，效果准没有化学好，应该见好就收。
　　羽晴把我送出来，走进黑糊糊的门道，我正要开大门，她一下了楼住我的脖子，飞快地吻了我一下。我惊呆了。黑暗中，看不见她什么表情，我只感觉心在怦怦乱跳。我想她一定和我一样。
　　还没等我完全明白过来。羽晴小声说：“该走了，别让他们怀疑。”顺手打开了大门。
　　第二天我急切地问她，家里人对我印象好不好。她说，挺好的，她父亲还不无夸奖地对全家说，罗文性格真够超前的——火药燃烧够快的了，他还嫌不快！
　　《出身论》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大街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说《出身论》“好得很”或“大毒草”的大标语。许多人把《出身论》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全国各地因为传抄《出身论》以致后来受批判、被专政甚至被判刑的人不计其数。许多群众组织因为同意或反对《出身论》而分化、改组：据不完全统计，光北京参加对《出身论》展开辩论的刊物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等小报和杂志。油印刊物不算在内。惟一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兵团战报》骂《出身论》是大毒草，扬言要“取缔《中学文革报》”。
　　在《红旗》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
　　进入1967年3月，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的批判，原来支持我们的两三家报纸也有的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一、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二、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亨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四、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人，迫害出身好的人。
　　四面八方的围攻，正好给罗克带来纵横驰骋的机会。他写了两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进一步阐明了《出身论》的观点，自然是妙笔生花，趣味无穷。又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写了两篇几百字的短文。他写作的特点，向来是在严肃的长篇论文夹着儿句插科打的话。
　　批判《出身论》的结果反倒使它在人民当中越来越有名声了。无论什么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就立刻变得畅销。
　　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几次，为保存《出身论》，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
　　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无数细心的同志，把它铭记在自的心中。十几年以后，我们遇见一位当时的大学生，他还一字不差地记得那句幽默形象的比喻：“‘自来红’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尽管当时的当权人物也口口声声反对血统论，但血统论毕竞是他们制造并为他们所利用的。所以在小报围剿无效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急忙给《出身论》定了“大毒草”的调子。这么一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许多参与我们报纸活动的人，因为清楚我们的印刷地点，为了表示反戈一击，更是手下不留情。
　　《中学文革报》只好停刊了。连羽晴的父母，也规定她不要再和我来往。
　　此时，坚持到最后参与《中学文革报》活动的有17个人，他们是：郝治（轻工业学院）、牟志京、王建复（四中）、李金环、纪业琴（气象专科学校）、张富英、王玲、张君若（女五中），遇罗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张丽君（女三中）、王世伟，张元琪、阁世均（十三中）、张颖（女二中）、陈家华（二十四中）。
　　《中学文革报》共发行7期，累计发行几十万份，各地翻印、转抄成“大字报”的不计其数。它无疑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陆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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