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煊：在沼泽中跋涉.下篇

© 艾煊／文

7

　　十年文革是个大运动，当中又分成为许多阶段性的小运动。其中一个运动叫做上山下乡运动。一个城市里，几十万人下放到农村去。放得很彻底，全家下放。高中初中学生，也插到农村生产队里去劳动。
　　我一家八口，包括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全都要下到农村去。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老人，孩子在城里本来是吃闲饭的，下到农村去，难道就可以不吃闲饭？老老少少连锅端，主要是我的罪恶，连累了全家。
　　我的妻也不是无罪无辜下放的。当然她的罪恶，不像我的1957年《探求者》罪恶那样滔天。她的罪名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童心和母爱。文革前，她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斯霞和孩子》。介绍特级教师斯霞，五六十年来，一直坚持从事小学教育。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学生也把这位老师当作妈妈。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说坏，是因为这篇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的童心母爱，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文革一起，她变成了机关里头一个批斗的对象。后来，经过认真的内查外调，没有查出她和资产阶级的黑线有什么组织关系，因此也就不再追究了。但必须下放到农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和改造。
　　我和全家刚到了农村，还没有安顿妥当，立刻来了电报，要我马上到省五七干校去接受审查。

8

　　省五七干校的校长，是位名声赫赫的人物，曾批判《红楼梦》，说是一部不正经的吊膀子的书。全国都要走五七道路，这五七道路，也是他管辖下的霍邱城西湖军垦农场首创的。
　　校长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五七干校整个校务的，是他手下的一名普通参谋。
　　这位参谋权势极大，也极富领导天才，整个省级机关几万名干部都归他领导。职务，从省委书记，到部委厅局长，到处科长，到干事、工勤员。有20年代30年代的老党员，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有起义过来的将军。所有的人都被称为学员，混合编成连排班。这位参谋，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位参谋总长了。
　　学员分成三大类：审查人的革命派，被审查的反革命派，有各种历史问题但未发现现实反革命行为的死老虎，又叫靠边派。
　　我报到后，就听说此刻干校最伟大的教学任务，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幕后策划人是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我心中一惊，为什么叫我到干校来接受审查，难道有人瞎上纲，瞎联系，把我也算作“五一六分子”？
　　难道我心中有鬼？确实有鬼。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工作，当时余立金是政治部副主任。在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审干时，他又是我们那个整风队的支部书记。余是我那一段历史的证明人。造反派把档案一翻，一联系，把我也算作“五一六反革命”，那是很便当的事。
　　一场虚惊。造反派根本就没有正眼看我。这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实际上是文革当中的造反派内部两派之间的械斗。在江苏，就是“好得很”一派，和“好个屁”一派，这两派之间的互斗。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所以谁也不会把我算作“五一六”。
　　干校实行军事编制，全校分为若干大队，大队下面有若干连队，连下面有排班。我那个连，前后换了五任连长。每一任连长上任时，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前一任连长是隐藏得很深的“五一六反革命”。
　　挖“五一六”就像挖山芋一样，越挖越多，一挖一大串。这一年，似乎是挖反革命的丰收年。每个连队都组织了许多小分队。三五个革命动力，对付一个革命对象，日夜穷追猛打。
　　我们连有一任连长，是个捉拿“五一六”的英雄人物，很善于搞通宵夜战。他曾在校部介绍过打“五一六”的经验，归纳成一句口诀，叫做：“激战通宵，决胜拂晓”。一个审查对象，被连番疲劳轰炸几个夜晚，拂晓时，瞌睡之极，实在熬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了。
　　战功显赫的这位连长，后来又被他的继任人宣布为“五一六”，隔离审查。也对他实行了连续几个夜晚的疲劳轰炸。他这个大胖子实在瞌睡之极，就求饶：“请各位讲讲政策，让我睡一觉再斗吧。”
　　“激战通宵，决胜拂晓”，这不是阁下创造的先进经验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正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斗争策略。
　　革命动力小分队，不断研究斗争的战略战术。被审查的对象，也想出了一着高明的策略。有的人，被斗了几天几夜，熬不过了，就说，我愿望交待。但内容重要，我要向上级领导交待。于是被带到了高一层的领导面前。此人坦白交待：我于某月某日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你的反革命上级是谁？”“我一直不敢说，因为他就是审查我的小分队队长。”
　　又突破了一个重要的案件，立刻向校部首长报喜。那位有战功的小分队队长，原来是隐藏得很深的“五一六”反革命。这位小分队队长，理所当然地，立刻被隔离审查。
　　就这么草率地相信一个人的口供？这不是草率，是阶级觉悟高，是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高。
　　造反派们相互间的关系，势力经常消长不定，常以自己为革命派，认定另一派便是反革命派。互相整起人来，常常是不顾死活的。有一派的一个头头，被另一派认定为“五一六”。开了一次好几个连队参加的批斗大会。从关押此人的隔离室，到大会场，相距有两里多路。路两边，排了两排队伍，形成了一条两里路长的人巷。
　　那位“五一六”头头，被三个大汉架着做喷气式飞机。两人把他的两条手臂反转到背后，一人把他的头发拎起，把头拉得朝后仰着。恰如一架后掠翼飞机。从人巷中穿过时，两边的人，用棍棒敲，拳打，脚踢。
　　他们本来是用这种方法斗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的。九种人斗完了，没有可斗的，造反派们就用这相同的方法，斗自己的同类。在他们的心理上，斗人，整人，这也许是件其乐无穷的事。
　　有位女翻译，被她对立的一派认定为“五一六”。这位娇弱的女子，性格很倔强，她死不承认。用尽方法斗，她都不承认。斗人的人也斗累了，只好罚她去做苦工。放在连队里做工，又怕别人同情她。想了一个高招，把她送到村上生产队去，让农民去监督她劳动。跟农民说，此人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要让她吃点大的苦头，才能把她改造好。他们失算了，农民也不管她是什么人，只当作一个弱不经风的女子看，不派她去做重活。造反派们只好自己派人去监督她劳动。
　　收获时，打好的稻谷堆在场上，越堆越高。走不上去，只好用一条船上用的狭窄的长跳板，架到四五米高的谷堆尖顶上。挑上百斤的稻谷，往上，走这条晃晃悠悠的高跳板，村上没有一个农妇敢揽这个危险的重活。这是强男劳力干的活，造反派们却逼着这位娇弱的女翻译，到这个杂技式的高空跳板上去改造思想。

9

　　我无权当革命动力，但此刻也还算不上是革命对象，算是靠边站人物。有人戏称之为次级反革命。在一个连队中，那些靠边派的人物，虽然不是“五一六”，但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资知”九种人中，难免要挂上一种。有的人甚至要戴上两顶三顶帽子。
　　每个连队都有这么一大批靠边站分子。我们这些人肩负的伟大使命，就是专司为造反派服务的后勤之责：种菜，养猪，放鹅，运粮，运煤，运柴草，烧饭，烧开水，跑邮局，管浴室，打扫厕所，夜间巡逻，以及种种临时派遣的杂差。有的人还有幸被提升为监视人员，负责在隔离室门口放哨，日夜看守某一审查对象。
　　我们那个种菜组，年纪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陈玉生，七十多岁了，抗日战争中当过军分区司令员，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罪恶是收过徒弟。那时为了开展敌伪军工作，运用吸收一些青红帮的人物作徒弟的方式。这在那时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就变成了反革命活动。另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柳亚凡，是位雕塑家。长期在国外工作。50年代回来报效祖国。他的罪恶是解放前为国民党政府人物塑过像。这位艺术家是位极其天真的老人。你若喊他柳老或老柳，他都不高兴。你若喊他小柳，他会答应得很清脆。
　　这两位老人是菜地上的长年工，是种菜的专业户。他们年纪大了，挑不动水。我的任务就是替他们挑水，运粪，他们负责用长水瓢，把水和粪浇到菜畦上。
　　我做苦力时间最长的，是当邮递员，兼零星物品采购员。空闲时间没有娱乐，也没有书看。除了“马恩列斯毛”的书，和发下来的时事小册子，别的书也禁止看。打发时间就看报刊。报刊千篇一律，但从头到尾把报刊上的字读完了，时间也就悄悄的开销掉了。这时的刊物极少，有几本通俗的自然科学杂志，就是品位极高的精神食粮了。
　　我当邮递员兼采购。头天晚饭以后，到各处去收集齐全连人员要寄出的信件，并登记各人要我代买的零星用品，针头麻线，纸笔墨水，香烟火柴，饼干糖果，等等。
　　第二天早饭后，骑一部破旧的自行车，到15里外的小镇上去寄信，取报纸。通到小镇上，有条乡村土路，晴天坑坑洼洼，勉强通行。落一点小雨，路滑难走。只好改走铁路，走铁路边上的石子路。
　　铁路轨道两边，有条一两尺宽的小路，有许多碎石子。自行车行走其上，跳跳蹦蹦，歪歪扭扭。不断的摔跌倒。直到半年以后，骑自行车的技术水平高了些，才能稍许适应一点这条荒唐的小路。
　　每天从镇上回来，自行车都是满载超载。每天都有几大捆全连公订的和私订的报纸，刊物。造反派看的报刊是公订的。靠边派和审查对象看的报刊，一律自费订阅。
　　每天从镇上除带回报刊，还要带回一些替大家买的零碎物品，一些人家中寄来的包裹。自行车行李架上捆的，车两边挂的，车把手上挂的，每天都要拖回好几十斤。无论冬夏，一趟跑回来，全身汗透。
　　冬天，干校没有火烤。从镇上回来，车子一卸，立时把全身衣服脱光。门外大雪纷飞，别人全身紧紧地裹着毛衣，棉衣，大衣。我只穿一条短裤头，全身流汗，冒热气。用干毛巾狠命地揩遍周身。文革前我的身体很坏，生过浮肿病，心脏病，胃病，贫血，眩晕症。当邮递员，把我的身体当好了。这真是奇迹，百病不医自愈。谁说文革百无一是？强迫劳动，把身体练好了，也算是文革的德政一桩。有得也有失，文革中劳动过度，发生了脊柱炎。虽无大碍，但变成了终生的不治之症。
　　上午劳动，生活过得很充实。下午日子很空虚，很难打发。下午不劳动的人，按规定，一律要参加学习。学什么？学那些空洞的，套话，假话连篇的社论，大批判专文，或某首长的讲话。念过一遍，还要谈感想。感想，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瞎发议论的。你要讲感想，不是真的可以讲自己对某一事物的见解。感想，必须规范化，必须程式化，必须按照某种口径，讲人人讲过了千百遍的假话，套话。不好真的去讲自己的所感所想。这种装腔作势的学习，太腻味，太烦人。但又不得不装出一副谦恭好学的面孔。学习，有时甚至比挨批斗还要难过。
　　千方百计逃避学习。逃避，不是躲起来，也无处可躲。最好的逃避方法，就是劳动，找事情做。帮厨，或者下地种菜，施肥，浇水，收菜。
　　造反派是世上最先进的人，有极灵敏的阶级嗅觉。两个靠边的人，晚饭后在村头散步。一个说，这几天的蚊子叮咬人特别厉害。另一人说，秋后的蚊子长不了啦。第二天，进行大会指名批判。你说我们造反派是秋后的蚊子，长不了。你这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把“五一六”彻头底查清，一个不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和另一位靠边的人，休息时无事，便在大院的角角落落的地方挖药草。第二天挨了不点名的批判。不好好学习，不好好改造思想，就妄想自己会治病救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只不过觉得生活无聊，挖点药草消磨时间。不想竟会被一下提得那么高。拔得太高了，也就变成毫无力量的虚声恫吓了。

10

　　副统帅在高空中杂技表演，翻跟头，一头栽进沙漠里。从此后，干校的气氛逐渐缓和了。
　　我被允许回到我全家下放的深山沟里，和家人团聚。
　　一个城市放了几十万人到农村来，干什么呢？城里来的人体力差，又不会做农活。会做又怎么样呢？农民并不欢迎再来一些抢他们工分的人。农村劳动力过剩，下田干活，没有必要大家都出工。每天轮流，家中生活困难的人家，照顾一点，多出几次工，多挣点工分。农民都不需要全体下田干活，还要让下放干部去顶替农民？下放干部们没有事干，只好在家里种种菜地，互相串串门子，聊天，闲荡。
　　这次全家下放，和1957年的那次全家下放，心情不完全一样。那一次是赎罪的心情，忏悔以后，决定重新开始人生。心情是平静的，有希望的。这次由城市搬到农村来，心里也是高兴的，我欢喜农村生活。除此之外，没有一点令人开心的事。时时处处有种被愚弄的感觉。不是被聪明人愚弄，是被愚昧和愚蠢所愚弄。
　　下放高潮那几天，全城到处锣鼓喧天，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似乎是去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重要大事。到了农村，知道了农民根本不需要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来依旧要吃闲饭的这一大帮蝗虫，只不过是把城市的负担，转嫁给农民罢了。
　　听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军管会某首长在一次会上，说到这次下放的伟大意义时说：这次下放，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大扫除，把地富反坏右叛特资知九种人，和一切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统统清扫出去，使我们的城市，变成为一个纯洁的毛泽东思想的红彤彤的新城市。
　　这似乎是一个与邻为壑的办法。城市纯洁了，红彤彤了，垃圾倒到了农村去，农村岂不要变成污秽遍地的农村？
　　又据说垃圾可以肥田。但城市垃圾很杂，塑料瓶塑料袋不溶于土，破玻璃碎瓷片会戳伤农民的脚。这样一些垃圾，倾倒到农村里，对这项伟大的肥田丰产工程，不知实际效验如何。

11

　　我落户的这个村子，是沿着一条倾斜的山坞，夹在山溪两边建造房屋，形成一条村街的。我的房子造在村头，地势最高。没有造屋的空隙地，砍了一片毛竹，又削去一个山嘴，才开辟出一块小小的屋基。
　　造了四大间，隔成八小间。从脚到顶，墙壁全部是用石头砌成的，好像是古代的一座城堡。如果没有人为的损坏，这幢房子在风雨中站立几百年，是决无倒坍之虞的。我是准备终老在乡的，并不想蒙受那座军管的红彤彤城市的荫庇。
　　这是个深山坞。我的大门柴对面，有一座高山，遮风挡日。每天早晨九点钟以后才见太阳，下午三点钟太阳就不告而别了。门口有一眼清澈的泉，流下去，形成一条明净碧绿的溪水。房屋四周是郁郁苍苍的竹海，陡峻的山岭。
　　村庄离镇很远，山高路陡，交通不便。买小菜，要跑十五华里，挑着一担菜，来回一趟三十里。
　　下放初到农村时，积极上山劳动，但农民不需要你的劳动。无事可做，下放干部们只好互相串门，游荡。
　　这是一个十分清闲幽静的出世乡居，可惜心境十分不宁。有了充分空闲的时间，但心被石头或水泥堵塞得满满的紧紧的。既无心读书，更无心写作。多年养成的舞文弄墨的习惯，此时竟不知何处去了。这与1957年的那次全家下放心境不同。那时心是宁静的，此刻心境是悲苦与躁动的。无论城市或农村，人们的生活都极端贫困，穷，还要吹牛，离共产主义很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那么极度紧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要防你，你也要防人。人生的前路上不见亮光。而任何个人的力量又十分软弱，十分无能，无可作为。
　　无心读书，也无书可读。积书，大多在文革中损失了。劫后剩后，包包扎扎，堆在阁楼上，宁愿让它们成为鼠类有文化价值的美餐，也不想让孩子们去阅读。写诗，写小说，入门并不是一件难事。孩子们读过十来本文学名著，也就可以模仿着涂涂抹抹。但要真正走进文学的殿堂，路途还十分崎岖，十分遥远。
　　我在文学这条小道上，老是跌跌爬爬。有时是自己走不稳，有时是别人从背后绊腿，甚至捅刀子。时世虽艰难，但我做文字匠，是誓志不渝，至死不悔的。孩子们才走进人生，他们的人生道路很长，歧路很多，我不想让他们覆蹈我的复辙，不想让他们也在荆棘丛生的文学危路上，不断地摔跟头。
　　不读书，更不看报。报纸上的那些假话，空话，套话，读了，只会败坏人的胃口。我做过多年新闻工作，从来没有见过报纸被弄得如此肮脏。
　　无事可做。精神解脱方法，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看云，听泉，种菜，攀山，挖药，樵柴。

12

　　否极泰来，社会生活终于发生了变化，四只螃蟹一壶酒，无风无雨过重阳。
　　文学创作的火苗，又开始点燃了。长春电影厂一位导演，南京人，想为故乡做点贡献，拍一部以南京为背景的影片。他说，南京这个城，从来没有上过银幕。演员们不敢到这个天子脚下拍戏，特别是漂亮的女演员，生怕来得了回不去。
　　约我做搭档。写电影我是外行。但这时，精神愉快了，又开始萌动了一点文学创作的欲望。没有东西好写，先尝试一下电影的甘苦也好。
　　导演问我的设想，我对南京最熟悉的生活内容，最感兴趣的题材，是百万雄狮过长江那个壮伟的画面。
　　从渡江，到拿下南京，到攻克上海，这一段历史，不能用渡江战役这一纯军事观点来概括。这一段历史，有许许多多十分精彩的侧面。我不想编故事，因为这段历史本身提供的生动事实，你是编不出来的。我打算写一部纪实性的影片。
　　电影就是编故事，否则就是新闻记录片。怎么可能写出一部忠于史实的故事性艺术片？这样的片子，拍出来也是没有艺术价值的。电影界的专家个个反对。我无力说服大家。我讲了渡江前后生活中的一些实际的生动事例，那是再高明的编剧也很难编出来的。好了，导演理解了。我们一同冒险尝试这个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酸苦果子。
　　我是这段历史的直接参加者，当时，一直处在这段历史最前边的第一线。但还有许多历史的侧面，是我所不知道的。即使知道的，也还需要作更深刻的理解。我千方百计，看了几百万字的资料，摘录了五六十万文字资料，收集一大批书籍，照片，访问了国共双方的许多高层人士，向他们了解双方统帅部的种种活动的内幕。

13

　　在北京访问时，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胡耀邦曾多次谈起过，渡江这一伟大事件，文艺作品上应该有所反映。想来他可能有些具体意见，我们便去访问了他。
　　胡耀邦住在一个大杂院后边小院子里。他从原则上谈到，他对这段历史如何在艺术上表现的看法。正在谈，电灯灭了。他立刻打亮了打火机，点亮了蜡烛。大概是经常停电，蜡烛就摆在手边。在蜡烛的微光中，他换了个话题。他那一番议论，真是惊世骇俗，又开启人的智慧。听君一晚话，胜读十年书。可惜我那时还理解不深，那种磅礴的精神，没有能真正融进这部作品里。
　　用历史史实直接反映历史，不管写得怎样，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长影厂果然以这个理由否定了这个本子。八一厂的领导，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我不愿再纠缠，怕触电。我写电影本子是很偶然的。是否拍成电影，对于我来说确是无关紧要。这时，有两个刊物同时发表了这个文字本子，我的任务也就算结束。八一厂大胆决定拍这个本子，那已是刊物上公开发表以后好几年的事了。

14

　　省文联恢复活动了，我受委任主持作家协会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被打散了十多年的作家队伍团聚起来。用什么方式？用作家们最容易接受的开创作座谈会的形式。
　　文革把作家协会档案也革光了。没有了会员们的通信地址。只好千方百计查找、问询，然后把开会通知发下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不曾见过面，不知下落的人，一接到开会通知，立即赶来团聚。大家都准时报到。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计一百零八人。这也就是文革后江苏省作家协会幸存的全部会员了。
　　报到的那天，只要有空，我都坐在报到处的沙发上，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们，一个一个走进来。傍晚，一个矮小精瘦的人，提着行李包走到报到处。这不是高晓声么？许多人都听说他早就死了。居然还活着，但已走了形，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他在农村生活困难，生过重病，锯断了几根肋骨，的确是死里逃生。开了七天会。发言时，不约而同，各人讲各人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有下放的，有蹲监狱的，有开除公职的，有劳改的。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唏嘘、痛哭。开了七天会，会场上七天都是一片哭声。这情景，很有些像解放战争中部队的诉苦运动。
　　多少年来，多少次政治运动，整人的人，被整的人，都在一起开会。听到被整者悲惨的遭遇，引起了整人者深沉的反思。文革中对立的两派，当时不共戴天的模样，也在各自的痛苦回忆中化解了。
　　这次的创作会议，根本没有谈到创作问题。谈的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们几十年来所经受的风霜雨雪。这是一次解放创作生产力的会议，也是一次解开绳结，化解冤怨的会。
　　新时期文学的萌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省委做了决定。《探求者》的荒唐案件终于化解了。那天，我请《探求者》的难友到我家小聚。我备了洋河，茅台好几种酒。我滴酒不沾，坐在一边看大家发酒兴，发酒疯，也是一件趣事。吃到最后，我又拿出一件有文物价值的工艺品，李白醉态瓷酒壶，作为奥斯卡金像奖，让酒鬼酒神酒仙们角逐。八仙们一一败下阵去。只剩下陆文夫和叶至诚争夺冠亚军。
　　陆文夫荣获冠军。我授奖。陆文夫手捧奖壶，突然号啕大哭。这哭有传染性，酒仙酒鬼酒神们，也跟着呜呜哭泣。
　　眼泪，冲刷了几十年的心头郁闷，眼泪也净化了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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