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30年代乌克兰现代主义画展：革命艺术？民族艺术？

◆ ◆ ◆ ◆

◆ ◆ ◆ ◆

　　《风暴眼中：1900-1930年代的乌克兰现代主义》（In the Eye of the Storm: Modernism in Ukraine 1900-1930s）画展（2024年6月29日——10月13日）由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展出20世纪早期精彩的前卫艺术作品。当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层站稳脚跟后，摧折了随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勃发的“赤色文艺复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加于文艺界。此后，大部分作品被锁进了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的保险库里。三十年代大清洗中，许多艺术家遭监禁或处决。

　　西班牙、德国、比利时和奥地利前两年间都举办过这一展览。策展人公开表示，这对“赢得反对俄罗斯和普京政权的叙事战至关重要”。他们说，乌克兰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展开的。但啥背景呢？几乎不置一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与奥匈帝国的崩溃、十月革命、资产阶级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8-1921年）及议会（拉达）的成立，以至内战——通常被冠以反抗苏联“占领者”的“独立战争”之名——都一笔带过或留空。斯大林主义倒是谈到了，当然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必然结果。

　　策展人宣称，乌克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主要目标是“民族建设”和创造“易于辨识的民族风格”〔注：即彰显预设的“民族特色”。其它说法还有“帮助定义乌克兰文化的身份”云云〕。为此，展览的安排淡化或过滤掉艺术家们的社会政治目标，把他们塑造成一心只想将自己区别于沙俄帝国其它地区的艺术家同行的形象，结果是处处遗漏，歪曲，自相矛盾。

　　这些艺术家与其他苏联艺术家就读于同一所艺术学校，一起反抗旧习俗，共同开创艺术运动，共用工作室，讨论艺术的未来，彼此成为朋友和恋人。许多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赞同建立在民族自决原则（包括分离权）基础上的乌克兰化政策。他们看到了新兴工人国家带来的自由实践艺术的机会，也积极参与到革命后新成立的机构中。

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Alexandra Exter），《三个女性形象》（Three Female Figures），1909-1910年，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藏（照片来源：皇家艺术学院新闻办公室）

　　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的画作很能体现民族主义叙事之荒谬，她的具象绘画《三个女性形象》在皇家艺术学院展览中首次展出。埃克斯特1882年出生在沙俄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小镇比亚韦斯托克，曾就读于基辅艺术学校。1907年她去了巴黎，沉浸在首创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与至上主义的艺术圈子里。她的作品中的叙事和具象元素逐渐让位于立体—未来主义的抽象，例如《构图（热那亚）》（Composition, Genoa， 1912）。

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构图（热那亚）》（Composition (Genoa)），1912年，伦敦亚历克斯·拉赫曼（Alex Lachmann）收藏（照片来源：皇家艺术学院新闻办公室）

　　策展人卡蒂娅·丹尼索娃（Katia Denysova）承认埃克斯特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化人物”，“从未宣称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但随后，她着重大谈乌克兰民间艺术对埃克斯特的影响，对她从1920年在莫斯科至1924年移居巴黎期间的活动闭口不谈（之后她长住巴黎，直到1949年在贫穷潦倒、湮没无闻中去世）。而这可能是她最多产的一段时期。她在莫斯科加入建构主义者主导的新艺术团体和社会组织，在莫斯科新成立的“自由工作室”（Vkhutemas）任教，设计舞台布景与服装，还在时装公司和电影制片厂工作。

　　科幻电影《火星女王艾丽塔》（Aelita Queen of Mars）生动地描绘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是当时最具创新性的电影之一。她为影片设计了服装。1923年，她负责监督第一届全俄农业与工业展览会的装饰，还为新红军设计制服。

《火星女王艾丽塔》电影剧照（照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同样，有乌克兰先锋派无名天才之誉，1914年撰写了理论文章《绘画与元素》（Painting and Elements），提出先锋派艺术基本原理的亚历山大·博戈马佐夫〔注：亚历山大·博戈马佐夫（Alexander Bogomazov, 1880-1930）：乌克兰画家、立体未来主义者、现代艺术理论家，公认的乌克兰先锋派关键人物之一。〕 ，也硬生生地被摁到乌克兰民族主义潮流里。

　　他和埃克斯特是基辅艺术学校的同学。1905年，他因“参加政治集会”被开除。展览仅此一句，而不提1905年是圣彼得堡工人遭大屠杀而引发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那是持续动荡斗争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而非民族运动。在离基辅艺术学校仅几分钟路程的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KPI），其校史中对1899年至1917年那段时期就有记述。我们会读到，早在1901年——

　　1905年10月，“每天都有群众游行示威，参与者公开讨论政治问题，散发非法出版物，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大学生、工人、士兵都参加了集会。”国立技大网站上发布的讲课里包括了“工人阶级发展之要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策略分歧”和“土地问题与农业政策”。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动总罢工并成立“战斗队”，“将警察赶出了该地区”。

　　国立技大在1917年时间线中描述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伟大的革命高潮。基辅卷入强大的集会和示威浪潮之中。政治犯获释……他们摧毁安全与宪兵办公室，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学生大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和城市工人一起扩大革命斗争。”10月，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基辅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

奥列克桑德·博戈马佐夫《万达·莫纳斯蒂尔斯卡肖像》（Portrait of Wanda Monastyrska），1909年，基辅的维克多·平丘克（Victor Pinchuk）收藏

　　展览中的这幅画，是博戈马佐夫为同学兼未来的妻子万达·莫纳斯蒂尔斯卡创作的温柔的印象派肖像。几年后，她评价博戈马佐夫向立体—未来主义的发展，以及他在同样温柔的画作《风景，火车头》（Landscape, Locomotive，1914-1915年）中捕捉运动的能力：

奥列克桑德·博戈马佐夫《风景，火车头》，1914-1915年，欧洲私人收藏（图片来源：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国家博物馆新闻办公室）

　　博戈马佐夫欢迎十月革命的思潮，与埃克斯特一起为火车和轮船做宣传装饰。1918年6月他在第一届全乌克兰艺术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往往被当成“一个极为爱国的艺术家”来描述。而事实上呢，他批评那些“停留于乌克兰之内”，“只限于画画带屋脊的屋顶的房子等等琐碎的构图”的艺术家。他还警告听众：“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会损害创造力，限制其艺术潜力。”

　　我们还会看到［展览介绍中提到］，博戈马佐夫“热切地阅读了（乌克兰出生的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的）文章”，但略而不提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成为十月革命之后第一任苏维埃人民委员，负责教育部和一些大型实验性公共艺术项目。

　　1930年，博戈马佐夫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0岁，当时他尚未完成描绘锯木工的大型三联画。《磨锯子》（Sharpening the Saws，1927）也在展品之列，但缺乏他的立体—未来主义绘画的创造力，其明确的“无产阶级”主题表明他适应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压力。

奥列克桑德·博戈马佐夫，《磨锯子》，1927年，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藏（照片来源：皇家艺术学院新闻办公室）

　　展览的一部分内容涉及1918年在基辅成立，旨在推广现代世俗意第绪语文化的犹太文化联盟（Kultur Lige），展出了其创始成员之一马尔科·艾普斯坦（Marko Epshtein）的三幅水墨画，其中包括《裁缝家庭》（The Tailor’s Family，1920）。

马尔科·艾普斯坦《裁缝家庭》，约1920年，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藏（照片来源：皇家艺术学院新闻办公室）

　　1923年至1931年，艾普斯坦担任基辅犹太工业艺术学校的校长。他的艺术反映了小城镇生活的衰落和犹太城市新工人阶级的兴起。1928年，他上演了讽刺剧《哈尔科夫的贵族》（Aristocrats in Kharkiv），讲的是那些梦想成为贵族的富人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艾普斯坦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创作出大众无法接受的复杂的精英艺术。1949年，他在贫困中离世，大部分作品已失传。

　　另一位联盟创始成员伊萨查·贝尔·瑞贝克（Issakhar Ber Ryback）的画作《犹太小镇》（Shtetl，1917）也展出了。这幅画与他的系列作品《犹太小镇。我被毁的家园。一段回忆》（Shtetl. My Destroyed Home. A Recollection）相关，后者是他《屠杀系列》（Pogrom Series，1919-1921年）的后续之作。

伊萨查·贝尔·瑞贝克《犹太小镇》（Shtetl），1917年，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藏

　　瑞贝克的父亲是俄罗斯文化的崇拜者和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 movement）的追随者，该运动主张接受自己居住的国家的习俗和文化。1921年4月，他的父亲被西蒙·彼得留拉领导的民族主义乌克兰人民军的士兵杀害。此后他逃往国外。1935年他在巴黎举办了首次回顾展，三天后因肺结核去世，年仅38岁。

　　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粉饰了乌克兰人民军与俄国白军在1918年至1921年的大屠杀中无可抵赖的罪责（多达25万犹太人死于屠杀），声称这是“乌克兰独立战争中多个竞争的党派”之过。当然它只字不提乌克兰当代法西斯势力的影响力，这些势力乞灵于彼得留拉的遗产，以及后来的斯捷潘·班德拉及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遗产。

　　“博伊丘克派”（Boichukists）的系列画作也展出了。“博伊丘克派”是由米哈伊洛·博伊丘克（Mykhailo Boichuk，1882-1937）领导的壁画派。他是1917年乌克兰国立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被任命为基辅第一届国家艺术讲习班负责人，1925年与人共创乌克兰革命艺术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Revolutionary Art of Ukraine，ARMU）。

　　博伊丘克派复兴了基于拜占庭和前文艺复兴时期画像，以及乌克兰民间传统的蛋彩画——博伊丘克的《挤奶女工》（Dairy Maid，1922-23年）也展出了。然而，博伊丘克派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复古怀旧，也不能说他们是“在社会动荡时期，意图通过现代艺术来恢复民族价值”。

米哈伊洛·博伊丘克《挤奶女工》，1922-1923年，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国家博物馆新闻办公室）

　　他们的意图是为革命时代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正如博伊丘克在1928年红色工会国际（Profintern）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与之晤面的著名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那样。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作品基于同样的艺术原则与艺术哲学。

　　博伊丘克派在苏联早期备受追捧，在乌克兰化期间承担了约20项大型壁画任务，包括共产主义青年俱乐部、敖德萨农民疗养院、卢甘斯克工人俱乐部、基辅科学院和哈尔科夫红军剧院。米哈伊洛·博伊丘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哈尔科夫红色工厂剧院丰收节壁画（1935年）。照片显示了其彻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其中一名工人举着一面印有斯大林和列宁肖像的横幅。另外两面横幅上的肖像给刮掉了。

米哈伊洛·博伊丘克《哈尔科夫红色工厂剧院丰收节》壁画（Kharkiv Red Factory Theatre Harvest Festival），1935年

　　这张是仅存的照片。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权巩固之后，博伊丘克派被指控为“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许多人遭处决，米哈伊洛和妻子索菲亚亦于1938年遇害。他们的壁画被重新粉刷掉，画作锁起或销毁。

　　展览目录中，有几位评论家颇为客观地描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创造力的爆发。乌克兰国家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系主任特蒂亚娜·日穆尔科（Tetiana Zhmurko）如是解说道：

　　联合策展人之一奥莲娜·卡舒巴-沃尔瓦赫（Olena Kashuba-Volvach）称赞布尔什维克推行了普及教育，同并不支持他们的乌克兰组织合作，创建工人设施（Razak），为工人和农民接受高等教育做了准备。“这些变革成功地扩大了乌克兰文化的当地基础，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过去几十年里可能一直都是文盲，现在有机会从事创造性活动了。”

　　卡舒巴-沃尔瓦赫是唯一（一笔带过地）提到托洛茨基（与列宁共同领导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他谈到1924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机构重组，以及随后的大规模清洗“旨在驱逐列夫·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但仅此而已。

　　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包括俄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于1923年10月组建了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出生于乌克兰，是20世纪初社会主义政治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富于洞察力的文化问题分析家，但他的名字已被抹去。

　　托洛茨基的著作足以用来驳斥展览中的谬误论断，即布尔什维克认为“与过去有关的一切都必须被摧毁”，并且想要控制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

　　在《我们时代的艺术与政治》中，托洛茨基写道：

　　在《文学与革命》（1924）中，托洛茨基考察了各种艺术运动如何为夺取文化主导地位而彼此竞争。他批评未来主义者呼吁与过去彻底决裂的论调，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吸收以往文化中所有最好的东西。他阐述道，假如没有革命，先锋派就会为资产阶级社会所吸纳，变得安全“无害”。革命真正解放了这些艺术家，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在苏联社会传播。

标题：Modernism In Ukraine 1900-1930s: Revolutionary art outshines Ukrainian nationalist narrative（1900-1930年代乌克兰的现代主义：革命艺术压过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