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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是中国诗坛文坛的大红人，且红了挺多年。独立思考的、聪明的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把他看作“反共良知”，很少人意识到米沃什几乎终其一生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反“西方”。本帖前日发布未成，现补发，加进一些内容。
作者│吴季
林洪亮的译本：“对专制感到痛苦，对共和制感到痛苦，∕对前者我想拯救自由，对后者我渴望腐败能终止。∕我所希望的是建立永久存在的城市。∕从此毫无意义的忙碌将永远消失”；“希腊注定要失败，她那纯洁的意识，∕只能使我们的痛苦更加厉害。∕∕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软弱时爱我们，∕而不是在我们的光荣完美中爱我们。”读来像是满足于对原诗“逐句解释”，而不是力求传达出诗人的创作状态。杜国清的译本要斩截得多。那年头，我自己就是个在哪都不自在，不知何去何从的人，这种激愤又茫然，并且往往带有雄辩色彩的诗，特别符合我的脾胃。
还有《可怜的诗人》、《献辞》、《欧洲之子》、《二十世纪中叶》、《凡我国土》、《而城市屹立于光辉灿烂中当数年后我回去》……都很打动我。在我接触到的从思想、情感到风格都混沌一团的中国现代诗乃至各类译诗中，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尽管译者的介绍强调“反极权”云云，但以我当时的触觉，从诸如“底线得分的吼叫，∕港口附近的贫民窟，∕给穷人的酒，∕支撑着‘国家’”这类诗节里，下意识感到此种视角出自左派，是明显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二十世纪中叶画像》里的“一只手放在马克思的著作上，他偷偷阅读圣经”，则疑似对某类“伪左派”的揭露，近似于“共产党员在家里烧香拜佛”——当然，我不清楚现实中（或当时）能有多少“偷偷阅读圣经”而又自称信奉马克思的人。1963年的《文明三讲》：战后反资一代开始深为关注的环境破坏问题，也作为文明衰败的图景融入了诗中。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说，资本主义动摇了之前旧世界的意识根基，以世界大战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衰颓与厄难又动摇了“西方文明”的根基，俄国革命的蜕变沉沦使得诸多教义不能不受到重新审视，那么徬徨于怀疑主义，身陷种种冲突困扰，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错综复杂的世界，曲折反复的历史进程，需要有相应敏锐的刻划与深入的表现。这是米沃什诗歌的力量和意义所在。
自然·宗教
米沃什出生成长的维尔诺，当时仍以地主掌控的农业为主，工业方面只有食品加工业、木材厂和造纸厂，但城市的商业已相当发达，从电影、最新杂志到书店和图书馆的书籍，都国际化了，以至于这个外省小地方的青年们的关注点，与巴黎青年没有不同。在此背景下的“从乡下到城市”的生活经历，对山川和动植物的兴趣，对科学的钻研，对图片收藏的喜爱，培养了他对自然风物与周遭环境的敏感，在他的诗中颇有体现，并且往往带有鲜明的画面感。
但是另一方面，米沃什又有别于五、六十年代起努力抗拒资本主义以至消费社会的异化，力求“回归自然”的新生代反叛者。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可畏的，如同市场经济一样，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当然更谈不上“以自然来拯救人类”了。这也并非没有道理。“与自然作斗争”、“征服自然”，这在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是日常了。但对自然的“斗争”、“征服”与破坏是两码事。原始人比我们离自然更近，也更本能地关心自然规律和保护自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展望人类的未来时写道：
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存在需要他去“迎合”的环保运动。托各茨基只是在一场胜利的社会革命之后展望人类的未来。
而在米沃什的诗里，面对自然或风景时，他的反应往往是张望看不见的上帝神祗或天使，或是思索着人类及其历史和命运。天主教背景对理解米沃什及其诗歌颇为重要，但从“取我所需”的角度讲，浅尝辄止即可——对作者有意义的，对读者未必有。米沃什在校时上的是传统宗教课，和正值“叛逆的青春期”的其他同学一样，对驻校神父严苛的清规戒律极之反感，比如不让他们窥看在院子里上体育课的女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挑学生的毛病，好帮他们清除“罪孽与邪恶”。米沃什认为，这只能迫使人们变虚伪，到异教中寻求精神出路。他特别反感忏悔过后要上交由神父签字的书面文本，认为这是对心灵自由的触犯，因而拒绝参加忏悔仪式。最终结果：“当他不再给我压力时，我就自觉地去忏悔”……《米沃什传》的作者弗劳瑙塞克评论道，这很像早期基督教或宗教改革时期的人物；与神父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把他引向了新教的思想”。上教堂时遇到的众人皆对之卑躬的精英，更是激起他的仇恨，蔑称他们为“猴子；动物”。到了四五十年代，经历过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在政治上徬徨失路以后，他在宗教里陷得更深。但他也很清楚，宗教的根基在当代社会早已被多方面地动摇了，没有什么教义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与践行。他还宣称，信奉了天主教，他仍属其中的左翼。
晚期诗作
对他70年代以后的多数诗作，我的反应是“理解，但不很触动”。此后直至去世前的诗作，更是很难激发我“应该译过来”的冲动。并非他的思想经历了什么重大变化，而是感到体现在他早年诗歌里的动力，事实上衰竭了。在1985年的访谈中，谈不上乐观主义者的米沃什如是说：“我坚信，世界一定会走向全人类的统一和解放。就像我以前说的，世界各地的平等主义潮流此起彼伏。过去几十年来，成就数不胜数，但陷阱和危险依然如影随形。”让我惊异的是，90年代之后，波兰以至苏东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给劳动群众带来的灾难，在他的诗中，以及目前读到的评论及访谈中，几乎完全没有反响（除非把他一以贯之的悲观视为反响）。由此我想到，原先的动力其实是危机四伏且反抗不息的年代给予的，在资本主义全面胜利之后，终成绝响。
民族与阶级·作为反革命的反犹主义
米沃什1911年出生于受帝俄统治的立陶宛，虽有贵族家系，但生活并不宽裕，连没落贵族的家教传统也不存在了。他从小在天主教学校接受波兰语教育。这种波兰语掺杂了立陶宛语等各种语言，后来他在维尔诺学习正规的波兰语。这个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的聚居之地，随着立陶宛、波兰等国的独立，国家归属提上日程，族群纷争激化了。而民族和阶级以及革命问题是叠加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各地的资产阶级往往都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力量作斗争。在立陶宛，当地波兰人往往是贵族或地主，农民则是立陶宛人。犹太人欢迎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城市里，五月一日被称为是犹太人节。那时人们高举着红旗和标语上街游行。”米沃什还谈到，在校时期，社会气氛“鼓励你在五月一日去揍犹太人，因为五月一日是犹太人的节日”，而大家脑子里的犹太人，大多是“崩得分子、一些波兰社会主义党成员和共产主义者”。此时的反犹主义，已不再是单纯的中世纪遗留了，而是自觉的政治反动。希特勒正是因为在工人游行队伍中看到太多的犹太积极分子，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中不乏犹太人，所以气得发疯。米沃什自述：“有一两个月我曾屈从于这种观念，这是我的一个创伤经历（译注：当时他口袋里总是装着叉子、弹弓，随时准备打犹太人）。从那以后，我就对反犹主义免疫了。”这种免疫力部分得益于早年对阶级制度的初步认识、压抑和反感，对身处不幸者的同情。他曾为那些被反犹暴徒攻击的大学生挺身而出，当时有一个大学生被暴徒丢来的石头砸死了。
二战期间他参加地下抵抗活动，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积极协助华沙的犹太人。在名作《花市广场》中，他谴责华沙市民无动于衷地观望犹太贫民区起义遭受纳粹的残酷镇压。“不幸的是，许多波兰人是反犹人士”，是他的口头禅之一。他反感波兰人“通过打击犹太人和黑人表达他们作为二流民族的感觉”。为此他跟赫伯特起了冲突。波兰诗人赫伯特在政治倾向上是一个反动保守的、排外的爱国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他对米沃什颇为咄咄逼人：
当然，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不需要是个左派以至革命者。一般的进步派或开明人士都有可能达到。
〔附录〕1943年华沙犹太人区起义
1943年华沙犹太人聚居区持续了几个星期的起义，是欧洲大陆上反抗纳粹统治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武装行动。此前两个月，德军兵败斯大林格勒。起义的华沙犹太人区遂被同代人称为“小斯大林格勒”。
武装起义的计划导源于1942年7月22日至9月8日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大行动”，期间估计有26.5万名犹太人被送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死于毒气。到了1943年夏天，该集中营一年内处死了上百万人。
华沙的犹太人区首当其冲。当时华沙有40万犹太人，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德军占领华沙之后，于1940年11月建立了这个聚居区，筑墙将犹太人与外界隔离开来。每个居民每天仅有约184卡路里的口粮，加上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居民在大驱逐行动之前就已死去。
聚居区内有各种党派从事地下活动，并取得很大影响。最活跃的党派包括名为青年卫队（Hashomer Hatzair）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童军运动和左翼工党组织（Poalei Tsyion）。犹太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在从事手工艺为主的犹太人口中有着重要影响，带头组建了对抗大屠杀的自卫队。它们共同领导了起义。
1942年7月23日，即大驱逐行动开始的第二天，各党派代表齐集商讨如何进行武装抵抗。28日，犹太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简称ŻOB）成立。参与的各党派基本都亲苏。由于环境恶劣，只有大约600名战斗组织的成员能得到少量武器和训练，许多人都在十几二十岁出头。
另一个组织犹太军事联盟（Żydowski Zwińzek Wojskowy，ŻZW）由反共且崇拜墨索里尼的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得到波兰民族主义者地下军Armija Krajowa的支持。
第一次起义发生在1943年1月，聚居区数千犹太人被围捕期间。ŻOB的一支队伍向负责驱逐的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开枪，最后几乎全体遇难。此后，Armija Krajowa同意支援少量弹药。ŻOB成员开始挖掘地下室，准备掩体。
起义者们并未梦想自己能击败德国人，而是抱着“光荣活着，光荣死去”的战斗决心，把自己的抵抗视为燎原星火。
4月19日是起义之日。ŻOB从下水道、窗户和小巷中朝着前来实施大规模驱逐的党卫队及警察部队投掷燃烧弹和手榴弹。后者损失惨重，被迫撤退。22日，在发出劝降的最后通牒无效之后，党卫队逐个街区地纵火焚烧所有的房子，炸毁地下室和下水道。成千上万的居民被活活烧死或窒息而死。正式的镇压行动持续到5月16日，党卫队指挥官亲手炸毁了历史悠久的大犹太教堂。
起义开始那一天，也就是1943年4月19日，英美代表正在百慕大会面，讨论欧洲难民危机问题。两国都拒绝取消难民限额。白宫早已收到波兰犹太人正遭受大灭绝的一份又一份报告。至于流亡的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又如何？“犹太人面临灭绝的威胁之际，政府不曾采取任何行动来拯救至少一部分波兰犹太人。” 〔注：此文取材于世界社会主义网2023年4月发布的《纪念华沙犹太人区起义80周年》（80 years si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这场起义是米沃什写作《花市广场》一诗的背景。〕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工人诗歌》分别于2007、2009和2018年出过三期，共约700页，带有汇编性质，也就是汇集当代工人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佳作。读者如有需要，可在微信公众号下直接留言，联系编者（第1期已无存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