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关于米沃什Ⅱ布罗茨基·灾变主义·特殊的边缘左派·简谈薇依

编者按

 

　　米沃什是中国诗坛文坛的大红人，且红了挺多年。独立思考的、聪明的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把他看作“反共良知”，很少人意识到米沃什几乎终其一生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反“西方”……

笔记·关于米沃什Ⅱ

布罗茨基·灾变主义·特殊的边缘左派·简谈薇依

作者│吴季

　　对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反共是头号政治正确。如果布罗茨基不是一尊令人满意的反共偶像，还会有几个人理睬他？至少就中译本来说，学他的诗只能把自己搞糊涂。笔者写过一篇《布罗茨基的傲慢与偏见》，嘲讽他热衷于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但也曾愕然地读到某人引述的布氏言论“资本主义杀死了民主”，以及“要是哪个学生课上说了什么愚蠢至极的话（比如，幼稚地相信美国政客们那一套观点），布罗茨基会将他扔出课堂”，还看到过一位台湾作者所写的一则颇有意思的轶事：

　　布罗茨基的这种言论和表现，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显然不够政治正确。

　　同样，如果米沃什不是被当成反共标兵，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无限趋近于零。反法西斯是另一种政治正确，但很难上心，只要不把它看作恶疾发作的资本主义的脓疮就行。假如是论证“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乃一丘之貉”，那就真来劲了……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独自战斗，美国也一样。2017年，一位名叫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作者在题为《自由与勇敢》（The Free and the Brave）的文章中评论了新出版的米沃什传记：“（传记的删减了篇幅的）英译本看起来巧妙掩盖了米沃什对美国生活的诸多批评。美国关于此书的寥寥无几的评论对此同样予以忽略。”也就是只强调其“反共的一面”，以维护满脑子浆糊的美国保守或进步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

　　老自由派崔卫平关于米沃什的评论可以为例。或许不太情愿，但她还是在文章里老老实实写下米沃什是“左派”、“他把自己归做‘极端的反西方分子’，为自己‘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没有蜕变’感到十分自豪。在一篇文章里，他甚至把两种制度相提并论，认为处于随时失业的恐惧之中和处于随时被监禁的恐惧之中，并没有孰好孰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力求淡而化之，比如把米沃什和朋友们在30年代初的“灾变派”诗歌说成年轻人追新猎奇、吸引眼球之举——“并不像是以一种可怕的直觉，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可怕的巨大灾祸；他们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迷恋者、追随者，一心想写出骇人听闻的句子，受到世人承认和瞩目”。她一厢情愿地猜测这些“上层青年”只能存在着跟残留的“种种传统习俗、观念之间的冲突”，而不可能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凶险前途有何不祥预感（反封建？好！支持！反资？天哪，资本主义是可以反的么！！）。大概在崔卫平眼中，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主义，仅仅是类似于巴黎时装潮流的艺术时尚，而非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吧。同理，特拉克尔诗中满目的灰暗颓败与绝望当然不是垂死的旧世界的象征，而只是某位天才设计出来的新款睡衣……

　　19世纪下半叶，是欧洲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年代，然而就在1887年，恩格斯已发出“灾变派”的先声：

　　关于当年的时代状况与思想氛围，弗劳瑙塞克在《米沃什传》里写道：

　　米沃什则如是说：“我们一群人当时是左倾分子，自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言全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那是从美国大萧条扩展至全球的经济危机时代，他解释道：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信徒——其中原教旨资本主义者又占多数——遇上了凯歌高奏的年代，对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打死也理解不了。

　　米沃什的世界观、历史观之初步成型，应以30年代初在巴黎接受了他那位远亲、诗人、通灵者、神秘主义者奥斯卡·米沃什（Oscar Miłosz）的影响为标志。后者也预言了“大灾祸”：战争将在1939年开启，打上五年。这方面文献挺多了，不赘述。

　　不论从诗歌还是文章来看，米沃什完全没有感受过十月革命的震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17年，他才到六岁。此后发生在波兰的战争于1921年结束，那时他也不过十岁。期间的记忆，是在战火中四处搬家，差点走失，以及他和母亲遭到过波兰士兵的枪击。不论战争还是革命，留给他的只是混乱和恐惧，以及“认识了人类天性的残忍”。尽管童年时期他就对阶级分化有所认识和感触，但这个“新社会”并没有燃起他的热情。到了苏联社会的官僚化定型，以至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瓜分波兰，就更不用说了。当苏军击溃纳粹，进兵东欧的时候，他的感受更多的是无力，惶恐，犹豫……在诗中或文中，他从未表现为任何类型的革命者：“我只想跟我的环境保持冲突，消极待之，如福楼拜所言，‘保持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我想要一种不同的风格，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再如1936年他在巴黎探访了处于可怕境地中的波兰失业者之后的感想：“把机关枪对着‘和平咖啡店’架起来，我也不会认为是一件不道德的行动。但是，我对于革命解决办法的感情倾向，从没有披上任何果断的形式，虽然它激烈地反对右派极权主义者。”换言之，把这帮上层阶级狠狠教训一番，甚至统统干掉，为受苦受难者复仇，这是大好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尽管自称为“自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米沃什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到底有什么深入了解吗？看不出来。关于马列经典，笔者只看到他提及早年读过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米沃什本人有着颇为缜密的哲学思维）。他谈到那时：“我梦想过一种去掉主义的左派独裁政体，甚至梦想过一种神权政治的共产主义，象十七世纪巴拉圭的耶稣会会士们所组织的国家。”也就是由少数政治精英分子把人类“看护或护送”到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我们已不陌生的“包办替代主义”。此种乌托邦，同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他还写道：“如此热情地靠灾变的幻象养育自己，而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借来他们对于历史的痉挛的信念……即将临头的大毁灭是甜蜜的，它将消除一切；个人的命运失去意义，一切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使“历史痉挛”、要毁灭人类和文明的境地，人类只能从资本主义的毁灭中重获新生。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就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回到野蛮？”米沃什及其同道诗人借用了这个观点，并将之夸大为“一种宇宙的灾难”。他的个人特色的表述，折射的是所谓“自我主义”、“我不能把个人问题安排就绪”之下的心态。

　　无论如何，这种大难将至和世界末日之感，意味着资本主义上升年代的天真和乐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对他来说已是一个残破的世界观和幻影，完全不足以解释和应对当下的危机和变局。他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悲惨的星球，而非稳步或曲折进化的世界——“因为自从睁开眼睛，我只看见火光、大屠杀，∕只见背信、侮辱，以及吹牛者可笑的羞耻”以及“受苦的人类”（1944），更不用说他为二战所写的一首首悲歌了。就此而言，他不可能再是“启蒙时代的传人”，尽管他接受或不反对其中的某些观念。

　　波兰“解放后”，他寻求已成为波共官员的老同学的帮助，担任了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1949年回了一次波兰，感受到各阶级阶层“对政府的普遍恐惧的气氛”。他动了离开的心思，还曾经向他作为父亲般爱戴的爱因斯坦——就是以相对论闻名，并且写下了不太闻名但颇为精彩的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爱因斯坦——讨教。爱因斯坦估计那些令人不快的现象将会消失，建议他不要流亡。1951年，米沃什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波兰。他在法国撰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分析波兰知识分子是如何向新教义新政府缴械的，得到爱因斯坦的好评。流亡法国时，向他伸出援手的，是另一位边缘左派加缪，还有他后来钦佩不已、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边缘左派的西蒙娜·薇依——这位执拗而敏锐的天才，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时就亲身前往德国看个究竟，撰写报道，为众人轻视法西斯的危险而焦虑不已。据称，她与托洛茨基就此所作的辩论，推动了第四国际的建立。但最终，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她对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米沃什连此种转变都不曾有过），认定政党——当然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政党——只能成为新压迫者；在一次近似于奥斯卡·米沃什的通灵经验之后，薇依转向了事实上个人化的宗教救赎，同时继续坚持自己的行动主义和苦行主义。

　　总之，从历史观和政治观来讲，三、四十年代的米沃什属于一种特殊的边缘左派。他形容自己1936年公开发表的“对俄罗斯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一封致文化捍卫者的信》“有点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对五十年代的自己，他定位为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

　　西蒙娜·薇依出于深刻的时代危机感，作为行动主义者，决心自己进厂打工，去了解“工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工厂日记》一书中译本已出版，在小范围里引发了小小兴趣。朋友曾转来志愿者翻译的两篇薇依1941年和1943年所写的文章。读罢只能摇头叹息。之前某左青转发过一篇评论，我认为评论的作者是个资本主义粉，借薇依之口声称劳动者受苦是源于劳动的性质本身，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干。但从41年的文章《非奴役性劳动的首要条件》来看，她确确实实走上岔路了，如老托所言，“对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对革命也失去了信心。

　　写于43年的《与法国人民命运攸关的殖民问题》，也是反面教材：阶级斗争的弦完全断了，尽是“我们法国人”、“我们欧洲人”的视角，尽管某些话可能说得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