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关于米沃什Ⅲ波共钩沉·“站在人一边”？·在反越战运动和波兰工人斗争中

编者按

 

　　米沃什是中国诗坛文坛的大红人，且红了挺多年。独立思考的、聪明的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把他看作“反共良知”，很少人意识到米沃什几乎终其一生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反“西方”……

笔记·关于米沃什Ⅲ

波共钩沉·“站在人一边”？·在反越战运动和波兰工人斗争中

作者│吴季

　　米沃什倾向于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一股脑儿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这类批判不乏陈词滥调。官方宣传当中，既有“社会现实主义”之类的私货，也有马克思主义ABC。德克·博迪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中有一个场面：“民国大师”们从中共那里听到“人在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改变自身”这种闻所未闻的道理时，惊奇不置。而这确确实实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也是基本的道理。米沃什仅仅因为对方宣称自己代表了历史规律和进程，就一而再地声讨“（历史）必然性”，以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未能作出有分量的分析，不能不说是盲目的。谈及“革命”的评论也大体如此，不足为训。此外还有关于“极权主义”的滥调，也就是把苏东官僚统治视为“一种永恒且不可避免的制度”。但这个制度终于在几乎无人预料到的情形之下，由上层主动将之解体了。不管苏联统治者拥有怎样的特权与奢侈享受，跟后来能够花上数亿美元给自己建造豪华游艇的俄罗斯富豪相比，都是不足道的。米沃什自己在《论检查制度》一文里谈到：“我的头脑由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或者欧洲的历史灾变所形成，多少有点极权主义味道。”他笔下勾勒的许多同代知识分子，往往都带着类似的“极权主义味道”。这也许表明，到他心智成熟的年代，“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式微了。

　　像他在高中时反抗神父那样，米沃什时不时地祭起——中国知识分子也颇为津津乐道的——另一件武器：非阶级的“个人道德判断”。然而，包括斯大林或苏共在内的所有党派与个人的功过，本身就要以阶级利益的尺度，并且以阶级利益的最高尺度——社会革命——来衡量；米沃什所谴责的苏共或波共的罪恶，不在于他们“代表阶级或革命或历史规律及必然进程”，相反，在于他们的种种反动之举给阶级解放的前途挡了道。

　　在许许多多诗歌评论中，米沃什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对时代变迁和政治背景的敏感，不乏切中肯綮之论。至少到80年代以前，他的关注点与思考一直贴近时代前沿。但是更深入的政治分析，确非米沃什的强项——尤其在苏联官僚化和法西斯兴起的历史巨澜面前——尽管他关注政治，甚至在1955年的《在米兰》一诗里借另一个声音来责备自己“太政治化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涉足得更深（比如达到奥威尔那样程度）：“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政治作家，我就会使自己的可能性变窄，变枯竭。”他对苏联（以至波共）何以成了这副德性，其实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这方面，对他启发和影响最大的，是在担任驻美外交文化专员期间结识的纽约左派，尤其是美国前托派德怀特·麦克唐纳。米沃什表示：“自己的大部分政治学教育来源于他。”他回顾美国大萧条之后，三十年代初普遍贫困和失业的时期形成的纽约左派：

　　不过，就像对马克思主义所知不深，与工人革命始终格格不入一样，他对托洛茨基或托派的观点，恐怕也是一知半解。

　　题外话。虽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最终都要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棒，但波共的历史更特别一些。早年的波共承继了罗莎·卢森堡以来的颇为强大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当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层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的党内斗争浮上水面时，波共中央委员会曾在1924年公开支持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结下了梁子，遭到大力整肃。到了1938年的恐怖时期，波共被解散，一整代革命者——留在苏联的领导层和数千名党员——统统遇害。1942年，莫斯科批准建立新党——波兰工人党。不难想象，这个直接受控于克里姆林宫的党，在波兰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能有多高。在这个威望有限的党与富于斗争传统和经验的波兰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颇为紧张的关系。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是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美国知识分子，1929年大萧条之后开始激进化，1937年担任《党派评论》杂志编辑。这是一份由斯大林派知识分子于1934年创办的杂志。这一年，“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杜威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就莫斯科大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各项指控举行听证会，予以核查。托洛茨基在这个虚拟法庭上为自己逐条辩护。麦克唐纳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之后，他把《党派评论》变为了一份准托派杂志。1939年9月，他正式加入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在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问题上，他和托洛茨基就已起过冲突。最终，他对社会革命与列宁主义都丧失了信心，于1941年脱党，1943年离开《党派评论》，自己创办了一份名为《政治》的小杂志，从1944年维持到1949年。这期间，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再往后，他在政治上幻灭，改而关注文化，担任《纽约客》高薪的自由撰稿人；60年代动荡时期才又短暂地激进化，作为无党派的边缘人士参与反越战运动，收集签名，支持学生的斗争。

　　〔补注〕笔者最早得知《党派评论》杂志，是因为读奥威尔的一本政论集，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该杂志上。后来看到更多资料，才知道中国民间诗坛所称道的许多美国现代诗人，都围绕着这份杂志，也就是说，很多作者都是政治上较为边缘的“反苏左派”。

　　米沃什的文字，尽其所能地坦白、深入、彻底，大抵值得一读。但当他谈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工人斗争，就仿佛是一个隔膜甚深的局外人。纽约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也许帮助他更深入理解到苏联或斯大林主义的种种问题，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将他向左拉近一步，他的笔下从来没有过类似“工人民主”的概念，即使是否定它，或批驳它不可能成真。他总结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三个经验：“支持所谓的普通人，反对知识分子的傲慢；支持圣经传统，反对寻找个人或集体的极乐世界；支持科学和技术，反对原始天真的梦想。”

　　这个总结对了解米沃什的心态想法确实很重要。鄙弃那种自居于普通人之上的精英知识分子态度，当然值得欢迎。但是，具体到特定现实中，可能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如他在批判马尔库塞仇视“凡人”时谈到：“凡人是马尔库塞的天敌，因为凡人不想要任何变化。”美国的“凡人”不是力求变革世界的工人阶级—弥赛亚。也就是说，他和马尔库塞的共识是：美国工人或“凡人”普遍保守，不革命。差别在于马尔库塞瞧不起他们，米沃什则站在这些保守的凡人一边反对马尔库塞。当然这不意味着“凡人”们不斗争，只不过“美国工人为了面包，为了拥有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而进行的血腥战斗”并非要改变现有制度。且不说美国工人是否一直缺乏革命性，我们可以问问：法国五月风暴中的工人呢？意大利火热之秋时期的工人呢？米沃什似乎没有谈到。那么，拉美各国纷起斗争的工人和农民呢？他们是不是“普通人”？当他们想要变革世界的时候，你会站在他们一边吗？遗憾的是，仅仅因为领导拉美工农斗争的是传统左翼政党，米沃什就直接把他们忽略，撇在一边了。

　　最终，“站在人一边”成了对保守本身的尊重，个人主义的、反集体、反阶级的尊重：“只有个人是真实的，群众运动并不真实。在群众运动中，个人为了逃避自己而自愿失去自己。”换言之，当你参与到群众运动、集体斗争中去，你就只能盲从和放弃自我。

　　这种论调显然“不真实”，也不可能坚持到底。即使美国工人奋勇投身的改良自身处境的运动或斗争，也是通过真实的集体进行的。而在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时候，米沃什就兴奋地表扬起波兰工人阶级来了，并不认为工人或参与者们在“逃避自己”……

　　第二个信条“支持圣经传统，反对寻找个人或集体的极乐世界”，反映的也是米沃什自己的保守心态。作为在政治上徬徨失路的无根之人，他一直在思考宗教问题，最终回归天主教。在他眼中，那一代反叛青年往往滑稽可笑，不可理喻。他对群居滥交之类的“新风气”耿耿于怀，对借助于毒品寻求兴奋感和灵感等等也很不屑。然而在美国社会里，圣经或基督教基本上是政治保守的代名词，自然不为反叛青年所喜。至于追求“个人或集体的极乐世界”，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压抑的反叛，往往也是对带有禁欲色彩、强调牺牲奉献而把享乐或幸福推到遥不可及的未来的传统左翼政党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旧信条的拒绝。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性解放。这方面，弗洛姆对新生代青年的理解就远比米沃什来得深刻。他指出：刻意维持和强化的性羞耻感仅有助于巩固统治秩序的权威，使之得以利用它来控制群众。

　　第三个信条“支持科学和技术，反对原始天真的梦想”，也就是与“回归自然”思潮的对立。兹引用他以《猎人的一年》为题结集出版的1987至1988年的日记中的一段阐发：

　　以及：

　　不能说没有道理：自然并非单纯友善的；人类还未能征服自然的时候，就要面对自然的“残酷性”，比如像其它动物一样成为食物链的一环，或是天灾之下无助的牺牲品。但米沃什似乎忘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人的作为生命的存在，所有的动物本能与需求（即使经过了文明的改造和提升），都提醒着他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与自然对立、身处自然之外的东西。

　　米沃什并非不善于多角度和更为深入的论述。这里所反映的，同样只是他与反叛的新生代的隔膜，甚至带着偏见有意识地跟他们较劲（虽然他喜欢与年轻人共事，也很认真去观察，很努力去思考这些新现象新思潮了，并且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大方向上与新生代反叛者是一路的）。五、六十年代起，反对“技术控制”，追求“回归自然”，尤其是反对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处置方式和破坏，是反叛青年中的重要思潮。加里·斯奈德、安特勒等等都是典型。米沃什一再表示过对“原始”或“自然”的排斥和恐惧。他强调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没有科技就只能听任自然摆布，把自然界与自由市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征等同起来。虽然其想法有合理成分，但用来批判新生代的观念，其实是牛头不对马嘴。

　　1945年后，米沃什担任驻美使馆文化专员时，在给一位波兰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千百万居民的精神贫乏令人震惊……只有黑人和印第安人是活人——创造艺术的能力是活着的标志。”他把他们形容为“怀着一种令人压抑的内心麻木”的移动的木偶。对美国统治阶级强大高效的洗脑机器，则如是评价：“波兰之流的国家制造公众舆论的手法跟美国比起来，简直形同儿戏。”

　　50年代麦卡锡主义大棒的狂挥乱舞之后，胡萝卜跟着来了：“巨量的金钱在十年间涌入了大学和私人基金会，甚至将许多前左倾作家和知识分子卷进了为政客和商人服务的阶层，对国家权力与财富产生了爱国认同。” 米沃什60年代定居美国后发现，美国知识分子“拥有非常充裕的钱财。他们循规蹈矩到了如此地步，有时竟让人想起潘塔格鲁尔笔下的绵羊。”

　　总之，对米沃什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讲，资本主义是病，而苏东的腐化堕落则意味着药物或疗法失效，但病仍是病，只不过现在变成了无望治愈的病。这就是他前期激愤，后期往往陷于悲观迷惘的根由。

　　美国的民权运动恰在此时风起云涌。在他任教的伯克利大学：

　　他对民权运动抱有好感，甚至有意融入其中。他看出参与者的矛头不仅限于特定的“小目标”，而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越战则令他想到“种族屠杀”，加之当局派警察入校镇压学生（“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之交……警用直升机在头上盘旋，催泪瓦斯的浓雾到处弥漫”），都引起他对反叛青年的同情。“他在致大学警署的请愿书上亲自签了名，为被逮捕或者被暴力殴打的民主人士辩护。”就米沃什来说，对资本主义以至资产阶级的厌恶，并非脸上的青春痘，而是根深蒂固、几乎伴随了一生的信念。不过他对反叛一代的同情也是经历过纠结的。他本人思想和心态中仍然留存的保守成分，以及苏东官僚统治带来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后遗症，都阻止了他更进一步的投入。比如上述“他们鄙视普通人，将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对立面”，这里的普通人指的是还处在消极保守状态的美国民众（包括大部分工人）。但普通人未必会永葆“普通”状态。俄国早年的民意党人到农民中宣扬推翻沙皇，被保守的农民饱以老拳；十月革命后，农民听说沙皇逃跑了，立刻组队拦截和搜查火车。前前后后他们都是普通人。且不提二战后兴起并绵延到50年代中期才消退的美国工人斗争浪潮，但是“普通黑人”呢？黑人工人呢？马丁·路德·金就是在把斗争扩展到号召和诉诸工人行动之后被暗杀的。正是在这场震动社会的大浪潮中，激进化的白人学生纷纷前往南方帮助他们视为兄弟姐妹的黑人，与他们共同斗争。许多人转向工人，进入工厂。又如乔·洛卡德（Joe Lockard）在《工人阶级文学：剑桥2017年版〈美国工人阶级文学史〉评介》中写到的：高校里现存的研究工人文学的教师和学者都是“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开始从事工人阶级研究的”，这些人原本都是中产子弟，在反叛浪潮中关注以至转向工人阶级，运动消沉之后，就断代了。更何况，这是一场席卷全球而不限于美国的浪潮，投身革命的普通群众不可胜数。

　　但是……“对自己国家的敌视，对古巴等国的迷恋，还有对……斯大林主义的崇拜，皆源于他们对整个历史的无知，”米沃什嘀咕着。“手持棍棒的黑人闯进教室，赶走教授和学生，打砸桌椅，烧毁可容纳千人的礼堂”之类的“过火行为”——和“把机关枪对着‘和平咖啡店’架起来”相比又如何？——或米沃什所称的威胁到大学存亡的“毫无意义的破坏行为”，以及对放浪形骸的嬉皮士的恶感，令他“在某些时刻逃开了”。他忧心忡忡地想着：“年轻一代的巨大精力不能只在虚空中打转。”

　　他不无可笑地跑到纠察线上挑衅，当着抗议学生的面讽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宠坏的孩子”（很多学生家境优裕，或是中产子弟），嘲笑他们“为了和平与爱”的说辞。不过，他没有像纳博科夫那样恭维约翰逊总统在越南“干得真出色”。越南遭受轰炸的惨状，很快让他对反越战的学生与罢工者产生了同情，并给予勇敢支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以上是笔者的翻译。《米沃什传》中有更大篇幅的译文，摘录如下：

　　这种“孤勇者”式的斗争，虽然也值得称道，但同样确实的是：这场全球性反叛浪潮顶多只是让米沃什维持了激进态度，而没有推动他进一步向前，或从中看到出路。

　　米沃什于1980年获诺奖后，次年六月前往波兰。此时团结工会运动势如烈火，波共暂避锋头，摆出开明状（“尽管执政党与团结工会表面上一直在努力调解，但工会的领导人并未意识到，拟逮捕人员的名单其实早已准备就绪。”）。官方祝贺米沃什获奖，并容许他回国访问。米沃什受到盛大的近于崇拜式的欢迎。他在波兰反抗者中，包括工人之中，声望甚隆。他的诗句被镌刻在70年代船厂遇害工人的纪念碑上。

　　在学生俱乐部里，他和一千五百名青年会面，谨慎地不谈政治，只读诗。他感受到人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天真的向往，忧虑地说道：“美国其实是一个悲惨的国家，没去过那里的人，完全想不到。”这种短暂交流和只言片语仅如外星球语言，当然不可能改变大伙的“盲从”和“逃避自我”状态。从后来国内崇拜者（尤其是年轻人）寄来的上百封信里，他为其中涌动的波兰民族主义情绪深感不安……

　　米沃什的政治局限和弱点在他对格但斯克船厂工人们的可悲的劝诫中暴露无遗：

　　简直让人吐血！如果他只是提醒工人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就算只是“老生常谈”，那也强得多！当年12月，短暂的宽松之后，波兰当局突然实施了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