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历史〕柏林和现代主义的兴起（1886—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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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代主义》原书初版于1976年，1992年国内翻译出版，是一本颇有教益的系统的论文集，研究文学艺术（以至各思想领域）向现代主义转变的背景、具体内容和各种方向。

　　本篇概述了19世纪末的十几年间，柏林文学氛围从激进到消沉以至掉进反动的污泥浊水的经过……

　　一八九三年夏，阿尔诺·霍尔茨向他的同行保罗·恩斯特透露了他的宏大计划，即在《柏林戏剧》这个总标题下写出一组戏剧。按照他的计划，这组戏剧之于柏林，犹如左拉的《鲁尔贡·马卡尔家族史》之于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有人说这组戏剧将包括十个剧本，有人则说它将包括二十五个剧本。但当三年后这组戏剧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戏剧《社会贵族》（1896）问世时，组剧的总标题和整个设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的标题是：《柏林：戏剧时代的终结》。这表明在一八九六年的柏林那种终结感是怎样的强烈。在一八八六年文学团体“穿越”成立后的整整十年中，柏林经历了文坛上的动乱时期。作家们不断地发表宣言，结成社团，建立剧组，出版刊物；他们发表意见，提出异议，表明态度；他们联合、分离、再联合；他们谈论政治，相互论争，而且玩弄花招，一面热心支持，一面大肆谩骂。柏林出现了文化上剧烈骚动的局面。现在，它似乎终于精疲力竭了。喧嚣让位于奇特的、反常的沉默。当代观察家弗朗兹·塞维斯在一八九六年曾忧心忡忡地指出，柏林不再是年轻作家获得真正文学经验的必居之地了。现代主义第一个阶段似乎已经结束——尽管十年之后，表现主义热潮再次激起柏林的骚动。

　　但是在一八九六年，对那些早先熟悉柏林社交鼎盛时期的人们来说，柏林仿佛已成为一座空城。人们偶尔还可以看见盖尔哈特·豪普特曼；的确，在二月份，当愤怒的资产阶级观众将他的新剧《弗罗里安·盖尔》嘘下台时，看来有一阵儿过去那热闹的情景大有死灰复燃之势。人们有时也可以看见阿尔诺·霍尔茨，但他从不过多地抛头露面；理查·德默尔在郊外的潘科过着隐居的生活，并扬言还要隐居离城更远的地方；斯坦尼斯罗·普西比修斯基，这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柏林的波兰神童，对观众已失去了他的魔力；瑞典诗人奥拉·汉松和他的妻子“劳拉·玛奥姆”——他们的思想曾促进许多令人激动的新的发屐——不久前也移居巴伐利亚；马克斯·哈尔比和厄恩斯特·冯·沃尔措根到了慕尼黑；奥托·尤利乌斯·比尔博姆到了梯劳尔；尤利乌斯·迈耶-格莱弗到了巴黎；马克斯·道滕代伊则不知去向。而且，一些颇有前途的事业似乎也有负重望，使那些指望柏林文化勃兴的人们深感沮丧。一八九四年，《自由舞台》杂志更名为《新德意志周报》，志在振兴，却显然未能把当时年轻的作家们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当《牧羊神》创刊时，人们曾寄予厚望，愿其成为充满活力的开拓者，但是该刊物在许多人看来却是平淡的，自私的、消极的，令人失望的。塞维斯认为，这一切都削弱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团结很快地烟消云散了，各种力量四分五裂了，潜在的矛盾斗争爆发了。人们感到非常清醒。四周的一切都在崩溃；显而易见，这座城市失去了它的威望。”〔注：弗朗兹·塞维斯：《年轻的柏林（1）、（2）、（3）》，载《时代》（维也纳），1896年11月21和28日，12月5日。〕

　　一八九六年柏林这种外表的冷清是在质的方面，而不是在量的方面。从物质和人口统计方面来说，柏林仍以惊人的速度扩展着。在德国统一和定都柏林之后，这个城市的发展是迅速的：一八七一年人口为八十二万六千，一八八〇年增至一百一十万，一八九〇年达到一百六十万，到了一九〇五年则超过二百万。从城市规模来说，它仅次于伦敦和巴黎。它是帝国议会和普鲁士议会的所在地，而且德国皇帝的主要宫闱也座落于此。人口流入过多，房租不成比例地飞涨，军队和官僚势力空前庞大。在物质福利和文化艺术方面，柏林盛气凌人地决心与巴黎争个高低；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采取了广泛的新措施；住房条件得到迅速改善——这些繁荣景象当然也为经济剥削带来无穷无尽的机会。在这些方面得到发展的同时，工业化范围也扩大了，这是当时德国任何其他城镇所不能比拟的。在八十年代有一个短时期曾与柏林争夺德国文化领先地位的慕尼黑相形之下则是一个小城：慕尼黑人口不到二十五万，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工人阶级。有人曾激动地声称，慕尼黑每七十个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或是诗人或是画家，或是雕塑家，或是音乐家。至于德国其他较小的外省城镇，它们对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刺激作用。甚至到了一八九一年，马克斯·道滕代伊还懊丧地发现，乌兹堡大学里竟然没有人听说过尼采的名字，更不用说认为值得备有尼采的任何著作了。道滕代伊后来悲叹地说：

　　随着柏林慢慢开始摆脱七十年代的文化荒芜状况，它运用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就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商人和实业家、专门家和工人、作家和艺术家。后来为文学热潮做出贡献的人们当中，有许多起初是来求学的；但象海因里希·哈特那样的人发现，给人以极大教育的并不是大学，而是这座城市本身，于是，他们便留在那里谋生：“我们面前展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学习机会。但我们满足自己学习欲望的地方并不是母校的课堂——我们很少到那里去。我们的课堂是大街、酒店、咖啡馆，有时还有国会大厦。”〔注：海因里希·哈特：《文学回忆录1880—1905》，载《全集》（柏林，1907）第3卷，第27页及以后。〕海因里希·哈特和他的兄弟朱利叶斯早在一八七八年就在他们共同主编的《德意志月刊》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易卜生、比昂松和屠格涅夫的创新精神，他们通过编辑《严峻的战斗》（1882—1884）和《文学批评和戏剧月刊》（1885）这些刊物对柏林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是最早对柏林的吸引力做出反应的人，并在八十年代初从蒙斯特移居柏林。不久，一大批后来在文学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作家也步其后尘移居柏林：拉斯坦堡的阿尔诺·霍尔茨，科维尔福特的约翰尼斯·施拉夫，马德堡的布鲁诺·威尔，科隆的威廉·博尔什，哈茨的保罗·恩斯特，萨尔斯布鲁恩的盖尔哈特·豪普特曼，但泽的马克斯·哈尔比，以及乌兹堡的马克斯·道滕代伊等。这座城市，尤其是在一八九〇年以后，也吸引来了德国国界以外的作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的作家。

　　对于雄心勃勃的青年作家来说，这些是令人振奋的年代，其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人们晚年撰写的一大批回忆录，譬如：豪普特曼的《我青年时代的冒险》，海因里希·哈特的《文学回忆录》，哈尔比的《土地与命运》，恩斯特的《青年时代》，道滕代伊的《漫游时代的思考》，普日贝谢夫斯基的《柏林文学的回忆》。简言之，这些回忆录都记载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即感觉到人们共同经历了、参予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学事件，他们置身于这些事件的激流之中，并被其冲向前去；同时，也感觉到他们是一个伟大而神秘的集体的一部分，这个集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豪普特曼后来曾描述过他对这座城市“管中窥豹”式的观察，他回忆起罗森塔尔城门周围蜂拥的人群，以及个人存在的消失：“在夜晚的煤气灯下，有多少次我被那形形色色的人们所吸引，被那蜂拥的人群推来搡去。一个人几乎不再感到个人的存在；他溶进了人们的肉体，溶进了人们的灵魂。”〔注：盖尔哈待·豪普特曼：《我青年时代的冒险》，载《全集》（柏林，1942），第14卷，第726页。〕渗透着一切的是那个时代强烈的政治意识，是对被禁止的社会民主运动效忠的激情和对未来前途的热切信念。海因里希·哈特曾写道，那些忠诚于社会民主运动的人们认为它体现了伟大的兄弟关系；他们极其兴奋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革命。〔注：海因里希·哈特：《文学回忆录1880—1905》，载《全集》（柏林，1942），第14卷，第726页。〕

　　在这种社会思想环境中，文学自然地带有表达了紧迫的、急切的、狂热的意识，带有向一切可以确认的旧堡垒发起攻击的渴望。认为文学是炮火的观众使人们着了迷：譬如，哈特兄弟不就把他们一八八二年出版的新杂志叫做《严峻的战斗》吗？这个口号变成了为社会和政治进步服务的武器。首当其冲的是大众的麻木不仁：“扫除大众的冷漠态度，清除其他一切形式的垃圾。让我们解放被符咒镇住的年轻人；让我们给他们空气和勇气。”文学上的保守派——海泽、盖贝尔、施皮尔哈根、林道、弗赖塔格都受到抨击；德国作家至少是在精神上与欧洲遥远地区的作家们，与左拉、易卜生和比昂松，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结成了联盟。

　　文学上的追求日益具有集体性。一八八六年，外科医生康拉德·库斯特、作家利奥·伯格和文学史家尤金·沃尔夫成立了一个叫做“穿越”的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为“年轻的、最现代的作家和诗人”提供聚会场所。不久，它的成员不仅包括居住在柏林的最活跃的年轻作家豪普特曼、霍尔茨、施拉夫、哈特兄弟、布鲁诺·威尔、威廉·博尔什、约翰·亨利·麦凯、卡尔·亨克尔、赫尔曼·康拉迪和保罗·恩斯特，而且也包括具有相同思想的学者、演员和其它一些成员。他们极其关心艺术的基本设想，关心文学和科学关系的辩论，关心对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这类概念的阐释。它的成员还起草了“信条”、“提纲”、“宣言”。“穿越社”态度严肃认真，坚持做会议记录。对他们来说，文学显然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科学的手段和社会的目的。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想象的实验；思想诚实是最高的品德；而决心说出没有偏见、不加歪曲、毫无修饰的真理则是至高无上的。他们认为坦率高于精妙，勇气高于敏锐，准确高于见识，真实高于创新。一八八七年，尤金·沃尔夫为这个团体起草的《十大提纲》——这个文件第一次确认“现代”这一术语——中的第五条宣称：“现代文学应当以无情的真理表现有血有肉有激情的人，但又不因此而超越艺术作品本身能限定的范围，它应当用自然的真实程度增加美学效果。”〔注：重印于埃里希·路普莱希特编《自然主义文学宣言1880—1892》，（斯图加特，1962），第142页。〕

　　作家的热情的转移首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人声鼎沸的城市生活的态度方面。他们发现，在城市居住使他们很难保持团体特征；他们感到需要幽静的环境，需要某种程度的超脱，以便潜心思考。但重要的是，他们仍须接触到城市的骚动，因为完全抛弃城市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弥格尔湖畔的弗里德里希哈根似乎为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它座落在新扩展的城市运输体系附近，山清水秀，松林葱郁，环境幽静，一片农村风光。一八八八年，首先移居这里的是布鲁诺·威尔和威廉·博尔什。不久，哈特兄弟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随后，整个柏林的文学中心就转移到了这个郊区小镇。柏林依然近在眼前，尽管看上去只象夜空中的一片霞光。在经济生活方面，这里绝没有田园诗的色彩。作家的贫困是尽人皆知的，他们的物质生活往往仅能维持生存而已。此外，还有其他使人感到气馁的原因：尤其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曾希望同工人阶级运动结成联盟，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他们不得不感到自己是被遗弃的、甚至是遭蹂躏的人。有一个作家在描述这些年间的状况时写道：“政府、国家、甚至在旧的意义上所说的人民都不关心文学，关心文学的只有警察。”

　　有些人在弗里德里希哈根定居下来；有些人——包括霍尔茨、施拉夫、亨克尔、康拉迪和麦凯——是这里的常客；有些人，如魏德金德、保罗·恩斯特、德默尔、哈尔比和一些画家、演员、音乐家等也不时造访这个小镇。还有些外国人，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被命运带到了这里。这不仅因为弗里德里希哈根的作家十分友好，并善于接受新的思想；还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受到特别的尊重。易卜生（其次是比昂松）已给欧洲和德国的剧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那种使《教育者伦勃朗》这类作品成为畅销书的民意趋向中，斯堪的纳维亚由于种族情感也具有颇大的吸引力。（《伦勃朗》初版时，其匿名作者曾感谢一位斯堪的纳维亚批评家为该书写了恭维过份的评论；这个匿名作者认为，如果按照尼采的“超人”类推，他或许可将斯堪的纳维亚人称为“超德意志人”。）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寻求更加广阔的天地时发现他们自己在这个时期很自然地转向柏林，瑞典评论家奥拉·汉松是第一批在弗里德里希哈根定居的人们之一；他对本国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在九十年代初也曾在柏林短期或长期居住，其中包括挪威小说家阿恩·加尔博里和他的妻子，（现在年事已高的）丹麦诗人霍尔格·德拉克曼、画家爱德瓦德·蒙克、戏剧家冈那·海伯格、诗人西格比昂·奥布斯菲尔德（通常被认为是里尔克笔下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的原型）、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代表青年芬兰运动的作家阿克塞尔·加兰和让·西贝留斯。居住时间很短、但影响极大的则是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从时间上说，汉松是最先将激进的新思想带给弗里德里希哈根的人。他的有些论文发表在《自由舞台》杂志上。当时正是弗里德里希哈根的现代主义者们最能接受新思想的时期，尤其是霍尔茨极端的或“坚实的”自然主义正受到相当程度的怀疑。汉松从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讲的一八八八年在哥本哈根关于尼采的富有启发性座中得到暗示（勃兰兑斯的报告实际上为欧洲“发现”了尼采）。他对德国不理会自己身边的尼采那重要的、鼓舞人心的思想、而热衷于左拉、易卜生和托尔斯泰表示惊讶。他已经开始将德国的注意力引向一大批外国的新作家和新艺术家——其中有于斯曼、里希潘、布尔热——他认为这些作家比那些现已老态龙钟的欧洲自然主义维护者更值得一读，更令人振奋；他接着向人们推荐巴比·道里威利、斯特纳、勃克林和埃德加·爱伦·坡。他用德语发表了若干批评文章，研究当代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其中包括斯特林堡、汉姆生、加尔博里和雅各布森，他的这些文章对当前作品提出了与八十年代的易卜生和比昂松等人迥然不同的看法。

　　这些新的作家十分明显地从早先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心理的关注。作家仍然需要“诚实”，但现在“诚实”所表示的乃是愿意承认并记载深层的意识状况，而不是深层的社会状况。在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类靠面包和工作生活，而现在却靠神经生活。作家对思想丰富的头脑比对人群拥挤的街道更感兴趣；社会组织突然不象心理模式那样重要了。新的口号是：神经艺术。

　　主要由于汉松的倡议，另一个新来的外国客人斯坦尼斯罗·普日贝谢夫斯基也加入弗里德里希哈根的文化圈子。普日贝谢夫斯基是波兰流亡者，他那引人注意的思想和更加令人震惊的个性使他成为柏林文坛上富有影响的、大名鼎鼎的中心人物。他的两篇批评文章——一篇是《肖邦和尼采》，另一篇是《奥拉·汉松》——于一八九二年同时发表，总题目是《论个人心理》。书中，他阐述了“个性”和“性格”之间、“灵魂”和“大脑”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强调性的力量对人类行为的支配作用。他声称，他在肖邦音乐中找到了与尼采哲学相关的东西。他自己曾用钢琴疯狂地、热烈地、纵情地演奏过肖邦的作品，他的演奏成了一种传奇。尤利乌斯·巴勃后来写道，那些听过普日贝谢夫斯基演奏肖邦作品的人把它看成自己一生中最具魅力的艺术经历。它似乎象征着欧洲新波希米亚式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的混乱精神。马克斯·道滕代伊写道：“这……钢琴变成了他用乱摸的双手打开的地狱，琴声盲目地吞没了听众头脑中的一切思想、一切法则和秩序，声音、人和时间混做一团，生命不再具有任何形式或感觉。”〔注：马克斯·道滕代伊：《漫游生涯的思考》（慕尼黑，1925），第1卷，第646页。〕人们创造了“肖邦化”一词来描述这种对生命和艺术的特殊攻击形式的本质。它召唤文学去关注“赤裸的灵魂”，即内心的、尤其是人脑中性意识的活动，在必要时运用正统自然主义作家所赞许的那种谨慎细致地进行记录的技巧和秒录法，但绝对摒弃他们纯唯物主义的偏见。

　　在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的秋季和冬季短短的几个月里，斯特林堡不容置疑地成了柏林文学界注意的中心。他曾在弗里德里希哈根的汉松家里小住几周，埋头钻研化学、摄影和绘面，而不进行写作。这使他的朋友们大为惊讶。在这方面，他受到普日贝谢夫斯基的支持；普日贝谢夫斯基开始他的生涯时是一名医科学生、熟悉许多流行的科学理论。他们两人常常坐到深夜，讨论生物、化学、炼金术和魔术。可以预见，几周后斯特林堡就对汉松一家失去了耐心。他迁回大都市柏林，经常光顾一家小餐馆，并劝说其主人将餐馆名称“修道院”改为“黑野猪”。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柏林，于是小餐馆就成了新的文学活动中心。一个常客说，这家小店“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最出名的、或更确切地说最不名誉的豪放不羁的艺术家酒馆。他们激动地讨论新的神经艺术，主张以心理的自然主义取代坚实的自然主义，热烈争论性在生活和文学中的地位，要求绝对坦城地剖析个人动机，并孜孜不倦地探索诗歌、绘画和音乐之间的联系。但他们那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仍然是十分强烈的。他们用有意令人反感的行为来表示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鄙视。他们专爱魔鬼行为，无政府主义——还有酗酒。除斯特林堡和普日贝谢夫斯基外，这批人中还包括德国的德默尔、谢尔巴特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德拉克曼、克罗格、蒙克、里德福尔斯等。这个团体虽然为时不长，却也搞得轰轰烈烈；一八九三年春，斯特林堡离开了，尽管普日贝谢夫斯基竭力维持，但这个团体最终还是散伙。

　　对这个团体的解散以及对残余的集体自然主义运动的崩溃，霍尔茨做出了明显的反应，这就是把他的组剧的标题改为《柏林：戏剧时代的终结》。其中唯一完成的剧本《社会贵族》对九十年代初那种团体的努力作了极其辛辣的嘲讽。该剧以创办一个新的政治性杂志为中心而展开。明显地以布鲁诺·威尔为原型的哥赫尔克抛弃“进化和革命”，转而信奉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以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他的周围是同样可以辨认的人物：斯蒂辛斯基代表普日贝谢夫斯基，贝尔勒曼代表约翰·亨利·麦凯，而赫尔·哈恩则代表霍尔茨本人。全剧在隐含痛苦的欢快音调中结束，新的政治性杂志办成了，大家齐声欢呼：“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无论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坚实的自然主义”，还是“黑野猪”中波希米亚式豪放不羁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想象出比这更加伟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