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体系，表面看是给个体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某种确定的参照系，而深层看，则是一套隐匿分配路径的有效编码系统。
作为个体行动逻辑的参照系，评价体系总是能给出逻辑论证的闭环，即给出了一套确定的说服逻辑：第一、什么是对的，是好的；第二、为什么这是对的，是好的；第三、参照这种对和好的结果是什么，偏离这种对和好的结果又是什么。于是，为使这种因果论证获得足够的说服力，建构此体系者，就会进入到案例论证的范畴。当然，案例分为正反例证。正例证，形成奖赏逻辑；反例证，形成惩罚逻辑。使评价体系进入到一套逻辑严密的编码系统的，正是这种论证模型，也即所谓的二元模式。评价体系的编码机制，越是趋于二元模式，就越隐匿着某种建构的迫切需求，即迫切需要通过这种评价体系而达成某种秩序。所谓秩序，即趋于可控。而之所以需要可控，根本的是在于其中藏着极大的利害。而评价体系的建构，其目的就在于让其中的利害，似乎进入到了一种以“被认可”的方式进入到流通领域。到这里，评价体系的编码形式，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在宏观上的关于利害的冲突，而使之进入到了微观层面的，以被指定的方式进行冲突的范畴。也就是说，评价体系是根据群体属性而呈现出不同的。不同群体内的竞争，说到底，不过是基于评价体系的框架而展开的竞争。之所以要竞争，就在于评价体系的成立，是基于利害流通需求的。因此，任何评价体系的形成，都不可能绕开两个核心指标：一是宏观的分配格局，也即宏观分配的偏好，决定了群体的利害分配。谁能介入怎样的评价体系，往往取决于身处何种分配格局。也就是说，评价体系，从形成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分化属性。二是群体规模问题，一般群体规模越大，无论是否有宏观偏好，其都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匮乏问题。而群体规模越大，宏观偏好越低，那么，匮乏度就越深。越匮乏，群体则越顺从评价体系，因为，评价体系给出了一套貌似非常强势的确定性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越匮乏的个体，往往越渴望确定性的底层逻辑之所在，即，评价体系不过是以确定性路径圈养出了一种依附型习性。于是，大多数处于匮乏群体范畴的个体，以为是在竞争，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一种被预设的生存处境。而所谓的“水”，一方面是基于评价标的的“水”，另一方面是基于参与路径的“水”。所谓评价标的，即针对某个领域利害流通的需要，而进行设计的一种可操作的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往往是由各种限制条件堆砌出来的。一是标的的规模。规模越大，限制条件一般就越少，可参与的规模相对就可以越大。因此，在标的规模小的范畴，参与往往就会面临极其严苛的限制条件。同时，越匮乏之地，往往越容易滋长偏好。二是群体规模和群体认知。群体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参与限制条件的苛刻程度。而群体认知的基本量，则是影响条件设置偏好的核心变量。群体认知越高，对评价机制的辨识能力越高，同时，也越可能具备超越评价机制的能量。因此，任何对限制条件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对群体认知变量基本的预判上。否则，将面临不可预知的质疑与挑战。于是，关于普通人能介入的“评价体系”而言，就意味着双重的匮乏：二是群体认知的迭代滞后，将导致参与路径的匮乏。而参与路径的匮乏，一方面是基于认知俯视建构者所给出的条件叠加，另一方面是基于低群体认知下对路径观照能力的匮乏。从结构社会学的角度讲，不同的结构，承载的是不同的群体和群体认知。而初始分配的基因式迭代，则更加剧了这种结构的鲜明化和理所应当。也就是说，所谓的评价体系，不过是基于这种结构而伴生出来的另一种结构形式，是以编码形式，在传达了某种确定性的同时，又筛选了群体，达成了某种隐性的结构秩序。因此，对于个体而言，能够介入怎样的评价体系，本质上就是对个体结构位置的一种隐性确认。而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对那些很“水”的评价机制，能够有一种审视的姿态，就已经超越了很多普通个体了。只是，审视之姿态，何其难哉！否则，就不存在所谓的裹挟和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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