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必然是有明确指向性的。问题，是否构成为问题，是按认知维度的级差而定的。
问题，是由要素的某种关联特性构成的。对于相同要素，不同的人对其关联的层次不同，因此，即使是绝然相同的要素，其呈现为问题的方式都将会参差不齐。往往，认知维度越高，问题构成为问题的难度就越高。也就是说，要减少问题，或者说要减少质量层次低的问题，就必须不断升维认知。因此，可以说，问题本身并不具有逻辑自洽的能力，而是面对所谓问题的个体，缺乏俯视问题的能力。这种俯视，即具备洞察所谓问题的建构逻辑的能力。问题的建构逻辑，看似是构成问题要素的关联逻辑，而实际上却是面临问题者的认知逻辑。因此，问题模式，实际上，就是个体的认知模式。于是，很多时候，并不是问题找上你，而是你的维度，决定了这些所谓问题的指向性。所谓挑软柿子捏，其底层逻辑就是，软柿子无法反抗这种飞来的“拿捏”。而“拿捏”，不过是一种认知欺凌，也可以称为是问题欺凌，即，把问题扔给那个无法反抗的个体，于是，问题就成为了弱者的问题。凡是构成问题的问题，都必须基于一定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初次选定，往往是基于给出问题者的路径偏好。所谓路径偏好，即通过给定要素的关联模式，达到预期的目的。比如裁员，作为一个问题，在问题给出者那里，是基于如何顺利裁员来设定问题的构成要素的。这些要素达成的关联模式，实际上就隐含着问题给出者的路径偏好，即以可能的逻辑关联，引导，或强制被问题者按照这种路径模式，去认知该问题。如果，其中的成员都进入到了这种路径模式，那么，问题就按照预设的路径解决了。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联逻辑，基本是与成员的认知逻辑齐平的，甚至是凌驾的。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双方而言，其实并没有构成为实质性的问题。所谓构成问题，就是存有认知差异和冲突，是尚未得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共识。因此，一旦有成员对问题给出者的路径偏好提出质疑，甚至是发生冲突时，也就意味着问题构成了，于是，需要进入到寻求他者路径的过程中。而提出质疑和进入冲突的成员，对于问题给出者而言，就是一种未被纳入计算的变量。因此，无论是建构问题逻辑，还是认知问题逻辑，说到底，都是一场关于变量计算的较量。谁能看到更多的能影响既定问题关联模式的变量的，谁就有更多可能给出俯视型的问题，谁也就可能有超越问题的能量。于是，当一个个体总是遭遇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了。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很多要素的关联，一旦构成为所谓的问题了，那么，一般就存在有两种隐晦的意味了。其一、是该个体已经陷入到了他者预设的问题路径之中了。而这些要素关联的模式，对于该个体而言，如果一直构成为其所谓的问题，那么，也就意味着，该个体的认知维度是低于这些问题的建构维度的。比如裁员，一般都有一份裁员名单，而这个名单，隐含的其实是一种对个体认知维度的深度计算。即，把问题给到谁，成本最低，变数越少。因此，一个问题，对谁构成为问题，都是基于问题给出者对解决问题成本的计算的。其二、既然问题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了，那么，一定意味着问题给出者，已经对问题指向的个体进行了深入地变量边界的计算。也就是说，个体面临问题后，所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基本是人家早已经计算过的了。即，个体能建构的破解路径偏好的能量，是处于可控范畴的。所谓的走投无路，从来只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个体自身认知维度的匮乏，一种是基于问题建构者对被问题者的路径凌驾。而路径凌驾，一方面是基于认知层面的，一方面是基于操作技术层面的。因此，两者皆俱的问题，基本就是死局。只有涉及此消彼长的要素关联模式，才可能构成为问题。而对于处于问题之中的个体而言，给出问题者，往往是趋利者；而被问题者，往往是基于计算后，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问题消解之地。因此，一个个体，如果发现很多问题飞过来了，那么，基本就两种解释：一种是在这个问题局中，该个体处于成本线以下，也就是说，让他消解问题，成本最低。一种是该个体聚集了大量的利，于是，无论怎样给他制造问题，都可以有不小的收获。利越聚者，害必自来。而与害纠缠，则害愈大，因此，不如快速给利，以给更多的止损争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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