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价值洁癖，即价值评价阈值的极度狭隘化，并把这种狭隘的评价阈值上升为一种凌驾型的评价选择。
也就是说，进入价值洁癖的个体，一旦遇到需要给出价值评价的时候，始终会以自身的那种价值评价阈值为参照，来做出凌驾式的评价行动。因此，此种所谓的凌驾，不过是展示自以为的控制感的路径而已。而其中关于被评价事物的价值到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评价事物恰巧提供了某种足以让其显示可以高度逻辑自洽的评价行为。而这种高度的逻辑自洽的评价行为，则构成了价值评价者的控制感和凌驾感。这种价值洁癖路径，之所以可以屡见不鲜，就在于其提供了某种强大的行动的参照逻辑，同时，这种参照逻辑还给予了个体一种门槛较低的自洽路径。因此，与其说价值洁癖是个体的一种傲慢，不如说是价值评价阈值的建构者，是如何地深谙对价值阈值的删减和自圆其说之法的。在这种建构路径中，实际上，就涉及了所谓的“窄门”和“宽门”的问题。这种建构的达成，其实是有愿者上钩的意味的，一方面来源于某种群体性的约定俗成的习性式的价值阈值输出模式，另一方面是基于个体处境的差异而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在约定俗成的习性式的价值阈值输出上，是一种基于长时间的文化、政治、经济、风俗、教化等的综合影响下而缓慢形成的价值评价阈值。这种价值评价阈值一旦形成，便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多时候，会以一种本能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当个体在评价选择上，如果总是陷入到某一种价值评价阈值中，那么，很有可能是个体已经被这种习性式的价值评价阈值所深深影响，甚至植入为一种基因模式了。基于此，在判断个体的文化属性上，很多时候，都是从个体的价值评价模式切入的。比如，养儿防老这种对养儿的价值评价模式，实际上就暴露出了个体的文化属性，以及这种文化属性所基于的是怎样的长期的习性建构。从个体而言，养儿是一种功利选择，隐含了知恩图报，以及可能的正当索取等；而从习性建构看，则是基于一种利益模型，即养老的事归儿子，背后隐含的是福利制度的匮乏，以及某种宏观制度的缺席。于是，当个体不能对这种狭隘的价值评价做出有效解构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对这种价值评价的不断强化和升级上。对各种狭隘的价值评价阈值，越是缺乏解构能力，就越需要强化和升级某种能够介入，或者已经被深深介入的价值评价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给自己一套足够强大的行动参照逻辑，于是，才能获得控制感。说到底，寻求控制感，往往是基于匮乏所带来的无措感和不安感。这就像寻求确定性，其底层逻辑是一样的，越是能确定的，越是要变量排他。控制感，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能够给个体行动提供确定参照系的路径设计。于是，基于约定俗成的习性式的价值评价模式，就成为了一种可供自选的强大而确定的参照系范本。而构成其强大而确定的基因的，始终是两个层面的：一是进入这种参照的群体规模总是足够大，于是，陆续进入这种参照系的个体，总是会心安理得，因为，大家都选择了它。所谓的群体心理，其本质仍然是基于控制感的获得的。因此，当基于某种考量，需要塑造某种价值评价阈值时，建构者往往就会选择利害与教化相结合的方式，达成对某些群体的参照系的植入。二是越是匮乏的群体，越容易，或者说是自愿，以及可能是别无选择地进入到这种确定性的参照逻辑之中的。越是好走的，简单的，有确定性收益的，又是自己能控制的价值评价阈值，就越是会聚集更大的群体，此之谓“宽门”。而所谓“窄门”，必定是不好走的，是荆棘遍地，迷障重重，其破门之法，往往是基于对一切相的深执，又要能锻造出破深执的心力和慧力。曾经有粪土万户侯，曾经有笑贫不笑娼，但无论哪种价值评价阈值，最终都逃不过时代处境的笼罩和个体基于处境的选择能量的差异。于是，每一种价值评价阈值背后，总是掺杂着解决时代困境和人心教化的宏观使命，也无可避免地裹挟着不同匮乏程度的个体。这种裹挟，一方面是时代处境的强大不可撼动，一方面是基于个体处境的控制感的获得。因此，当同一个事情，用不同的价值评价阈值去审视，就会发现，其实，评价路径不同，结果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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