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不怕事，是一种俯视姿态。而俯视姿态，一方面来自于对事本身的全局洞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可行性极强的计算模型。
对事本身的全局洞察，既是对彼此在事中处境的精准判断，更是以可能的方式，拉进更多的变量，从而架构出超出制造事端者所预设处境的反击型局势模型。第一、精准判断彼此的处境，往往是基于制造事端者的利害路径而得出的。也就是说，这种判断，是基于一种情景融入的手段，从对方的利害诉求出发，摸底其利，摸清其害，从而预判自身根据其诉求路径可能进入到的被动处境。所谓处境，即来自环境的压力指数。压力指数越高，处境往往就越糟，因为，需要花费越大的成本去消解压力。而所谓环境，即变量的关联模式，一是纳入范畴的变量的复杂程度，二是变量关联的复杂程度。第二、架构超出预设处境的模型，即变被动为主动。而支撑这个转变的，要么改变变量规模，要么改变变量的关联模型。也就是要给事端制造者制造更强大的变量关联模型，所谓围魏救赵，声东击西，本质就是改变变量模型。其核心关键，是要给事端制造者追加更大的成本，一种是显性的行动成本，一种是隐性的风险成本。因此，真正不怕事，其底层逻辑，始终是建立在成本模型之上的。一切造事者，只要是为利而来，那么，基本都不是事。因为，造事有成本。而其之所以造事，一定是基于利大于成本。但是，这种利大于成本的计算，往往是基于造事者所能观察到的变量关联处境而来。也就是说，这种计算逻辑，是受限于造事者的变量局限的。当其纳入的变量越狭隘，那么，这种计算的破绽就越多。而对于不怕事的个体而言，不过是洞察到了对方的破绽。对于怕事者而言，不过是被造事者所扔出的变量关联处境给捕获了。或者说，是此类个体其对处境的认知程度，不能超越造事者所预设的处境，因此，被动陷入到了造事者所预设的压力处境之中，不得不跟着对方的利害路径做出被动应对。所谓瓮中捉鳖，本质是鳖爬不出瓮，可能是瓮口太高，也可能是鳖脚不行。因此，事不是事，就在于看事的人的建构能力，已经超越了造事者的那点小心思，那点小格局。而这个“小”，归根结底是其看到的利害太小。于是，只要其以事求利，那么，必有行动。一有行动，必有成本。有成本，就有破绽。有破绽，事就大不了。任何行动，其成本都包含了显性的行动成本和隐性的风险成本。显性的行动成本，即造事的成本和让双方进入预定处境的行动成本。这里就包含两种行动成本：一种是调研对方所能容忍的成本的成本。任何造事，其求利部分如果超出了对方所能承受的范围，或者是其所能容忍的范畴，那么，其求利就会进入一场拉锯战，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两败俱伤。另一种是规约对方接受处境的成本，比如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施压等，都是需要成本的。因此，显性的行动成本，基本是双方都可以有基本的计算能力的。而隐性的风险成本，则是基于双方的认知格局而有差异的。那些不怕事的人，往往是洞察到了造事者未能触及，或者未给出有效风险预案的变量。于是，所谓的被动为主动，往往就是选择了最能追加造事者风成本的路径。一种是引入更多的变量，为其行动成本追加成本。成本过大，造事者往往陷入到进退两难之中，于是，一切可以商量。一种是构建另一种基于造事者本身存在的关键风险的处境模型，即制造一种让其损失更大的事端。这种手法，一般是作为高压谈判模型而存在的，即你搞事，我就搞你更大的事。基于江湖规则和自利效应，造事者基本就自动消失了。因此，如果一个个体，总是被人找事，那么，一般是找事的人认为该个体是可以被预设处境的，也即该个体缺乏构建更强大处境模型的能力。任何找事，或者造事，都是趋利的。而被找事者，往往就是被计算为可以承担这种成本，且又无力构建更大处境模型者。说到底，怕事，或者不怕事，都是一种认知碾压，一种拿捏规则后的居高临下。只是，怕事的，是被居高临下；不怕事的，是以更强大的处境模型，俯视造事者的蝇营狗苟，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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