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理论建构，一切求证，都是指向确定性的。或者说，一切趋向于模型闭环的论证逻辑，都是为了抵抗不确定性的。
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是笼罩式存在的，一如变化的偶然，如果不能找到计算这种偶然的路径，那么，不确定性的笼罩程度就会持续增强。越是处于不确定性中的个体，越容易滋生出宿命论，以及越可能产生对强者的依附属性。因此，历史的许多症结，就在于有人利用了这种不确定性，从而使某些建构有了诸多的意图和能量的放大效用。所谓宿命论，不过是个体对于确定性建构的匮乏，于是，只能屈服于他者的强大的确定性建构之中。越是信仰确定性，而确定性又始终处于某种强大却不可触摸的姿态，那么，宿命论就诞生了。只有当个体拥有了穿越这种确定性建构的能量，才能真正看到确定性，不过是基于有限变量的关联的叠加。而有限变量之外的天地，尽管不确定，却是真实的，本然的。一种是基于规律的科学知识，即以公式等方式固定下来的对世界的确定性观照。这种确定性，是基于尽可能的变量的数据和关联模式，并经过无数次推演论证成立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确定性是一种稳定态，是基于计算达成的。但是，也仍然会受到不可预测的变量的影响，而重新进入到不确定性。另一种是基于哲学的认识论建构，即以逻辑辩证的方式，试图到达认识的终点。比如宗教，也与哲学一样，是以另一种认识论路径，去建构出某种可以到达的确定性，比如哲学的“实有”和宗教的“实相”。对于人类历史而言，这两种确定性建构的路径，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是在寻找那最后的确定性的存在是什么。所不同的是，第一种路径，是基于观测、实验和实践的，指向的是要素的稳定关联态；而第二种路径，是基于要素秩序的，指向的是对或错，是可行或不可行，以及可行的程度等。因此，第二种路径，往往就有了无数的可解读性。而所谓的伪确定性，也就诞生于此。其“伪”，即在于其所阐述的“确定性”，往往是基于阉割了于它无益的变量。变量被阉割得越多，所建构的确定性，就越脆弱。任何建构的确定性，如果其中所能容纳的变量越少，那么，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可能的变量，都足以颠覆这种所谓的确定性。也因此，越是能容纳的变量越少的确定性建构，其呈现出来的姿态，往往就越强悍。越是孱弱的东西，往往越需要凶恶的形式来掩饰其内核的亏空。比如，越是以高亢的、肯定的姿态宣示某种确定性的，往往是其中容纳的变量太少了。只有基于越少量的变量，才能搭建起简单的关联态，变量可控，可能关联态路径可控，于是，就认为这种确定性是确凿无疑的了。而为了维护这种简单粗暴的确定性建构，于是，就滋生出了无数的所谓的路径管理范式，即，要获得这种确定性建构下的“可得”，就必须进入到此种建构所预设的路径之中。因此，所谓的管理范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与有限变量进行深度捆绑的游戏模式。于是，只要进入深度捆绑的参与者越多，那么，这种确定性建构就完成了某种秩序模型。即，在承认有限变量即可达到确定性的前提下，逻辑论证就是闭环的。于是，只要坚持并维护这种有限变量，就能持续进入到论证的闭环之中，也即能获得确定性之下的归属感、安全感、可得感。而所谓的“伪”，就在这种坚持和维护的策略之中，生根发芽了。因为，论证闭环越是基于少量的变量，就意味着必须阉割掉越多的变量，即必须排除掉尽可能多的“可能性”。于是，越是少变量的确定性建构，越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去抵御外在变量的挑战，于是，内耗与外耗必然是同步俱生的。这就是所谓的确定性建构，永远不可能避免的周期问题。就像急症用猛药，所谓猛药，就是不顾及并发问题了，于是，治好了头，可能整个身体却出了问题了。因此，所谓的周期，不过是有限变量之下的确定性建构，已经无法抵挡被排异的变量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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